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格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82(2003)04-0074-06
毛泽东通晓中国历史文化，深谙中国社会状况：他青年时接触西方文化，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同中国革命实际灵活地结合起来，并能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化成连村野百姓都喜闻乐见的、民族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这是那些言必称共产国际、照搬苏俄教条的“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们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他上承程、朱理学，下继他最崇敬的伦理学、修身课的老师杨昌济，津津乐道于贯通宇宙的大本大源和“心力”之学，并以为“探讨所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及西方文化的审慎选择，恋农情节及文化大众化的执着追求，还有大本大源的穷究及个人意志的极力张扬，就构成了毛泽东文化性格的三个最主导的方面。
一 传统与西学的审慎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形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读书很广，经常是手不释卷。有两类书是他最为偏爱的，一类是西方的马列主义著作，一类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典籍，这二者构成了他文化选择的两大源头。进一层地说，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能不说深厚，但相形之下，他对中国文化似乎更为熟稔。因此在制定政策方面，在表达社会发展方面提出的文化依据，他很少用抽象的马列主义理论，更少有西方文化思路，常见的是中国历史所提供的种种思想和事实。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从实践探索战争规律，主要是以传统的军事文化为依据和参照，因此为当时一些教条主义者所嘲讽。说他在军事指挥上“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说他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治兵格言》作为兵法之宝”。他们甚至武断地认为：“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1]。
解放战争初期，在谈到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我们所应采取的立场、态度时，毛泽东说：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了，我让一下。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可见民族传统的政治艺术和道德智慧，是多么深深地沉淀在他的思维方式之中，以至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旨趣盎然。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与“新学”的接触中，他的思想有过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第二次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严复和梁启超作为两位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不单是物质成果方面（即洋务派所说的“船坚炮利”），而且还表现在产生这些物质成果的生气勃勃的思想价值观念方面，诸如竞争进步、个性解放、征服自然、注重科学等等。恰恰这些正是造成了中国经济贫困和政治落后的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东西，所以传统的中国信仰和价值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必须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新的救国之道。正是这种信息影响了整整下一代知识分子，并使他们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毛泽东在1912年秋至1913年春，寄居长沙新安巷的湘乡试馆期间，每天坚持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读书。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穆勒的《名学》等等，他都一一认真读过。正如他后来同斯诺谈话时所说的：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五四”运动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达四百多种，大多宣称以介绍新思潮，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办刊旨趣，其中自然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最。青年毛泽东特别推崇陈独秀，直至1942年3月30日在为中央学习组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仍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改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没有新文化的传播，就没有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与传统相似相通的思想。诸如儒家“入世”与实践的观点，传统的“大同”、“均贫富”理想与共产主义思想，始于《周易》的阴阳二元论与唯物辩证法，“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观点，还有“逼上梁山”与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等。
在文化渊源上，毛泽东是一位既具有深厚传统又颇为开放的人物。我们既不能因为在他的言行、思想中充斥着大量的传统思想、情感、智慧，而认为他无条件地接受了中国文化遗产；又不能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终身信仰（晚年甚至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而认为他是一个背弃或轻视传统的人物。在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因素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基本上是位二元并行论者。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正是这一看法，决定了青年毛泽东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妄自菲薄的抛弃的态度[2]。所以他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之本。则二者各有所偏矣”。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而又经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他认为要真正吸取到可资借鉴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西方文化精华，就必须在了解中国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
很明显，青年毛泽东这种先中后西、先内而外、先实践再理论的文化创造观念，为他日后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为他日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上的基础。上述认识，一直到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后也没有改变，并提炼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实践—理论—实践”的经典方式。他40年代的《反对党八股》、《新民主主义论》，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莫不如此。但同时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毕竟没有出洋留学，他毕竟最精通的是中国文化，毕竟最熟悉并难摆脱的是产生在小农经济社会土壤上的中国文化传统，他个人的兴趣和他时时批判又常常留恋的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和体会，从而多少成为他晚年陷入悲剧冲突的不可忽视的根源。
二 恋农情节与大众文化的追寻
毛泽东是位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有着割舍不断的恋农情节，其文化性格也无疑与之息息相关，并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性。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力求创造崭新文化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竭力要用无产阶级的现代思想去影响、教育和改造农民，让他们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但在感情上、气质上，他与中国农民又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2]。
他理解农民，了解农民，甚至将之理想化，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并开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时候，他几乎是无条件地全面肯定农民的一切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方式，无论这些方式是否夹杂着一些传统的消极因素。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中国农民革命，不仅不能一下子断然否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传统，以其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赞赏彭湃同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后来在农村环境的长期武装割据斗争中，也多少熔铸了他那农民本色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心理。而这一特性，又恰恰是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土壤上从事革命斗争所需要的。
重农抑商一直是传统经济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基本政策，先秦的韩非子甚至把商、工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这是小农自然经济结构在观念上的反映。毛泽东对传统“农本工商末”的概念，“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做法，不管是否在理论上承认，但在实践上多少有所继承。尽管毛泽东对商品经济问题也做过不少探索，但总体上说来，他的晚年毕竟几度设想消灭或限制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在农业生产中一味强调粮食自给自足，几乎将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建国后，他读了不少马列著作，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却很少，在潜意识中，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例如他根据古籍和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并以此建构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早在“五四”新文化滥殇时期，新村主义就对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这种思潮倡导一种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生活。青年毛泽东的这一选择，实质上是庄子的小国寡民与西方思潮交合影响的结果，与毛泽东自幼接受的小农经济社会悠长久远的“大同”、“均贫富”的社会愿望不谋而合。所以在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土地改革后急于实行合作化，接着又不断革命，建立“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人民公社。
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以后，要考虑取消薪水制、取消商品、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1927年—1949）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人民公社一办起来，人们不约而同地追求供给制，即平均分配制。”在他视察过的河北徐水县随即进行“共产主义试点”，成立“县人民总公社”。社员取消了按劳取酬的工分，干部、职工取消薪金，全县实行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十五包”。主观上他是企望当时的五亿农民迅速摆脱贫困，过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生活，客观上却使广大农民更加陷入物质极度匮乏的缺食少穿的严重灾难。
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现状出发，毛泽东极力主张新文化的大众化，以为只有大众化，新文化才能得以广泛传播。1920年7月31日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他指出：“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这是因为这些新文化大都是文人知识分子们创造的，反映他们的生活体验、社会认识及其理想愿望，并只能为他们所欣赏和了解，与广大农民毫无关系。只有为大多数工农大众所接受、理解，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愿望的文艺和文化，才算是“新”的。
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他曾一度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在这年4月发表在《政治周报》上的宣传工作报告中，他特别提出“图画宣传的重要”。认为中国人不识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能接受国民党的文字宣传，因此“图画完全乃特别重要”。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他又进一步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入手，提出当时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结论。
文化的大众化，说到底，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农民化。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人数量很少，且农民是他们的前身，兵的来源也主要是农民。现代文化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注意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继彭湃之后较早着手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在文化建设中，他一直在努力寻找和建立属于工农大众的新文化。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为何那样煞费苦心地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强调文艺的普及，强调通俗、生动、活泼的文化风格。
三 文人的情趣、大本源的追寻与意志的张扬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融合了农民的自然朴实和知识分子的深邃敏感，这些就构成了他为人处世及其生活作风的两个方面性格特征。他的一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在情感表达方式、日常生活小节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他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绝少掩饰。他吃饭很不讲究，时常只拈就近的菜碟，高兴了，想吃肉了，便来一碗红烧肉。建国后有一年夏天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时，他劝客人脱掉汗衫，而他自己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脚踏一双布制拖鞋，终于胡志明也“袒露着上身。两国领导人于是分坐两张沙发上，开怀畅谈。”这些不拘小节的本色，或许正是毛泽东那亲切真实、平易近人的方面，人们不会在伟人面前感到有压力，这种性格不仅使人感到容易接近，而且使人难于在他面前作假，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他的情绪风格感染。
在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富有文人情趣的了。他交了很多党外民主人士的朋友，有的还是“右派”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史素养，不少还是有名的专家学者，多少有点传统的士大夫气。他和这些“旧式”朋友“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却不多。他和他们一道纵谈古今，吟诗唱和，一派文人墨客气象。就是信物往返，也是高深典雅，智慧含蓄。1958年炮击金门时，章士钊曾给蒋介石写过一信。毛泽东对这位右倾朋友信中的话十分欣赏，如“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诸希珍重。”还有“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在与章士钊谈到大陆和台湾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就如《长恨歌》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3]
青年毛泽东曾潜心探求宇宙间的大本大源，企望以此正“人心”、救世界，这一思想或强或弱、或显或隐地影响着他的一生。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中写道：“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这里的大本大源究竟为何物？如果仅将本源解释成“宇宙真理”，毕竟有些云遮雾障。其实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大本大源就是“人心”，就是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等等，我们统称之为人格。的确，在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大多数有志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并探讨过这一问题。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不见成效，政治体制的维新运动血洒刑场，人们不约而同地把“国民性”的改造当作振兴中华的良方。在青年毛泽东一系列政治和文化主张中，他那种从“变化民质”，改造“人心道德”（《致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入手的救国图存的观点，一直表现得显明而强烈。
从救“心”、救“世”的大本大源观点出发，青年毛泽东将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人物分成为“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他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写道：“宋韩（愈）、范（仲淹）并称，清曾（国藩）、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传教之人也。”
范仲淹，北宋仁宗的一位副宰相。他是一位政治家，“庆历新政”改革派的领袖，又是一位地位显赫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为人敬仰的人格道德楷模。他写《岳阳楼记》时对于他当时被罢相不置一句怨言，相反认为个人的进也好，退也好，个人利益得失不值得喜悲，而应该学习古之圣贤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远志向。史载“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从而矫正了一时的奢糜时尚风气，“中外想望其功业”。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谈到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世人才“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终于改变了五代以来纲维横决的不良的风俗习气。为此，青年毛泽东才将他列为一心向往传教而兼办事的圣贤人格。
青年毛泽东对于曾国藩更是敬服，曾云：“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青年求学时，他就自觉不自觉地以曾氏言论为治学、穷理、修养的依据，膜拜之情，跃然纸上。在《讲堂录》中，他记下了曾国藩提出的修身、治学、治军、从政的“八本”。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熟读并记下的曾国藩格言中，便有“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等。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就是按照范仲淹、曾国藩这种“传教”之人的言行行事的。他淡泊明志，简朴过人，力求以最简单的办法解决生活问题，以腾出精力求索其理想。他不带盘缠，与同学外出乞讨游学，体察社会民情。他磨练身心，劳其筋骨，砥砺气节，强固意志。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不狎妓”等，赫然写进必须遵守的会章。出身农家的他深深懂得“成事”与艰苦辛劳是密不可分的，“不问耕耘，哪有收获”。这种带有禁欲色彩的自觉行为，目标是远大的、宏伟的、浪漫的，但实行起来却要付出十倍的勤劳，忍受百倍的苦痛。在这个意义上，青年毛泽东主张道德自律，同时也实践道德自律。正是在奋斗不息的劳苦实践中，理想与现实方达到合二为一，理想具有了可行性、操作性。
大本大源的探索，完美人格的追求，使毛泽东信奉精神力量的无以穷尽。作为一个时刻关注自己生命力量，凭借坚强意志向旧制度挑战的人，他以为首先必需立“人”，处理好“人格”与“事业”的关系。
在1921年1月给彭璜信中，他认为“救世”先要“救己“，二者关系犹如根本与枝叶、工具与事业的关系。“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与“功业”的关系，也就是早年毛泽东津津乐道的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从人格向政治转化的逻辑。他公开自我解剖云：“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于人总是龂龂，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他认为“意弱”之人不仅要善于坦诚解剖别人，也要善于坦诚解剖自己，如此人格上才会不断完善，这就是儒家的“慎独”精神。
毛泽东继承了湖湘学所倡导的修身养性，有着极大的忍耐力、抑制力的精神，似乎有着曾国藩“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毅力。1945年他赴重庆谈判，住了44天，与蒋介石会谈10次。他本来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见蒋时，他绝不抽一支。这一细节引起了蒋介石的深深感慨，他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他每天要抽一听烟（五十支装），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竟一支不抽，对他的决心和毅力不可小视啊！”他就是以这种铁的毅力在艰难险阻中奋战了一生。
1927年大革命失败，1935年苏区丢失殆尽，但作为彻底的反抗者和挑战者的毛泽东并没有气馁，而是以更顽强的意志，更坚韧的精神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完成了旷古未有的壮举。关于毛泽东的心理意志，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曾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分析。他说：至少就毛泽东而言，长征的经验强化了他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这就是，人只要有高度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觉悟，就能够克服所有的物质障碍并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铸造历史现实。对那些受过严峻考验的幸存者和那些为长征精神所鼓舞的人来说，长征的经验使他们恢复了对革命的希望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念，而不管这种经验在当时有多么痛苦。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上，再没有任何事件，可以像长征——以及长征所产生的传奇故事——那样将这种希望和信心提供给革命者，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意志坚定的人也能够取得胜利。也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将这种对外来的信念灌输进人们的心灵中，从而鼓舞起人们的斗志。那些我们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情操，如不断斗争、英勇献身、自我批评、勤劳勇敢和大公无私等，不仅是毛泽东自己信奉的价值观，而且也是所有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所实行和信奉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他们所实践的价值观念是他们得以幸存、也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革命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似乎总有一股“偏偏对着干”的心理态势，其自信，其顽强，透露出近乎执拗和任性。在他的斗争哲学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奇妙的逻辑：在他看来越是顽强、艰难的人和事，他越有兴趣，越是要对着干。但是物极必反，由一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有时也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如越穷越好，就会越革命，越乱越好，从而达到大治。由于他反复强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鼓作气，以为只要充分发挥个人意志，就可以打破经济、自然的常规，达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可以无往而不胜，从而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的大灾难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
在生命的最后10年，毛泽东尽管有过从大乱到大治的设想，但不停歇的政治运动注定了天下不可能大治。历史的运行最大的一次逾越出了他设定的轨道，一般悲凉，千般遗憾，开始在他暮年的心里涌现，动摇了他的自信心和意志论，使他深深地陷入了困惑。迟暮之年，毛泽东似乎看到了人的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域终究是有限的，单凭哲学思考和热情想象要达到那个“彼岸世界”，毕竟太迷茫、太遥远了。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生命的界限，进入70年代，他多次谈到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1975年4月18日会见金日成时说得最具体，也最伤感。他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周恩来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这个时候，他甚至对与之半个世纪以来兵戎相见、战场厮杀的国民战犯也宽容大度了。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了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听了，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点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由此，原先花了很大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和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居住，非常复杂的事情竟然忽然变得如此简单。一代伟人的悲苍心境、彻悟胸怀，溢于言表，他的思想又复归于大本大源的天性。
1988年前后，社会上出现了“毛泽东热”，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天。吸引世人研究毛泽东的，不仅是他伟大的政治事业，更在于他那独特、深厚、纷繁的文化性格。那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恋农情节与文人情趣，大本大源的追寻与个人意态的张扬，还有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等等，就构成了毛泽东文化性格中对立与统一的诸多方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深探讨、研究的。
收稿日期：200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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