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涛[1]2003年在《农产品市场风险规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风险自古有之，农产品市场风险却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农产品普遍过剩、入世已成现实，农产品市场风险已经成为农业的主要风险。从理论上来说，规避农产品市场风险的手段多种多样，譬如开展农业保险、发展农产品期货交易等，但是结合中国目前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展流通领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才是目前抵御农产品市场风险的现实途径。 本文开篇对农产品市场风险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详细论述了农产品市场风险产生的前提条件、形成的原因及其基本特征；然后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目前面临的农产品市场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农产品市场风险是现阶段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紧接着在阐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发起方式、经营管理等的基础上分析说明流通领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切实有效地规避农产品市场风险；最后阐明流通领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对策性建议，另外还附上一个实例说明流通领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规避农产品市场风险方面的作用。
张益丰[2]2011年在《叁农问题视阈中企业领办农业综合性合作社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叁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阻碍着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研究“叁农”问题,寻找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就成为众多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反哺”农业、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农村劳动力安置转移与农业增收等专题展开讨论。割裂地从局部去研究“叁农问题”,难免以偏盖全。本文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组织架构研究入手,验证以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为主导,发展企业领办型农业综合性合作社,实现农村微观组织架构跃迁,从而完成农业适度规模化发展与资本有效深化的可行性；并以农业组织创新为突破口,以统筹“叁农”为基调,形成以“企业+综合性合作社”组织框架来完成对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社区综合治理与土地合理流转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实现由农业生产组织结构创新来驱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借助构建农村“超市场契约”履约环境,在综合性农业合作社范畴内形成“叁农”问题统筹解决,其首要问题是确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导力量。农业龙头企业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应对市场风险与农业经营风险的规避能力,把握商机和构建市场能力方面均具有小农难以比拟的组织优势；强化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主导地位,以企业家精神来经营农业是农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基础；然而企业经营的“逐利性”与农业长期发展目标不一致,导致了单纯依托农业龙头企业完成产业规模化建设难以实现兼顾农民利益与农村社区的同步发展。研究提出以企业领办型农业综合性合作社为框架,将“企业+合作社”作为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以企业领办形式,赋予“企业+合作社”组织模式以“企业家精神”,通过企业引领综合性合作社实现高效农业,组织农户统一规模化生产形成“范围经济”(合作经济模式),实现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经营；研究以典型案例为基础,通过文献梳理与数理模型构建,为研究勾勒出了发展企业领办型农业综合性合作社来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轮廓。而农业龙头企业、综合性合作社与农户之间构建的“企业+合作社+农户”叁位一体农业生产微观组织架构实现叁方利益共赢,达到组织架构稳定的机理研究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部分。在这部分的研究中,研究以案例为引,通过数理模型论证了企业主导的农业综合性合作社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内生性强可置信承诺；企业通过参与农业综合性合作社建设,以合作社为途径实施向农村基层提供准公共产品服务、资金与技术投入、劳动力就业,用长期投资农业的战略意图,来换取农户的积极参与；而合作社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基地与集结小农户形成适度规模化经营来保障农业企业原材料供应,合作社则将部分利润用以扩大再生产,剩余作为分红形式返还农户等形式进一步增强了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可置信承诺,确保了农业企业与农户能在综合性合作社发展框架下实现利益共赢。理清农业龙头企业与农业合作社之间、农业合作社与社员之间、以及农业合作组织内部如何解决集体行动逻辑问题将成为企业领办型“企业+农业综合性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良性发展的关键环节。本文借助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将农业合作社既作为与企业产业化农业的代理方,同时又成为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结合型农业生产过程中委托方,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来确定企业与合作社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顺畅取决于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相互信任；同样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农业合作社组织农户,有效降低组织成本的能力紧密结合。接下来,文章就“企业+综合性合作社”框架下实现企业为农业社区提供准公共产品可行性展开研究。本研究以山东烟台荣昌制药领办,成立综合性合作社,以合作社为基础向农村社区提供准公共产品来长期投资农业作为典型案例,利用在该合作社所处村庄完成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研究证实农村准公共产品建设及其资金保障,与企业家导航的农村综合型合作社产业规模化经营大小、农户进入合作社后获得增收程度与劳动力就地转移情况成正比；合作社主动提供准公共产品服务与农户参与合作社经营成正相关；最关键的是,企业家缔造的“叁联动”统筹农村资源的发展模式,确实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规模、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以及为农村提供准公共产品建设资金。研究同样以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为开端,通过对“田娘农业”将反哺投入转化为生产动力与发展优势,通过积极倡导企业领办,以合作社经营为主体,实施高端农业发展战略,在完成“企业+合作社”产值和经营效益攀升的同时,积极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于新农村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证实由企业领办,形成的“龙头企业+农业综合性合作社”组织框架能够成为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受体,实现政府与社会的资金、技术与制度扶植向“龙头企业+农业综合性合作社”微观农业生产组织的针对性反哺,有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集团(企业+合作社)能通过接受反哺所赋予的资金、技术与人才实现跨越式发展；并且研究阐述了农业合作社作为反哺合理投向、农户与企业间“超市场契约”有效沟通与农户福利保障的重要途径与平台；能够实现农民利益的保障与劳动力有效就业,形成农民生产、企业发展与农村现代化建设均衡发展。中国式的农业创新与产业化发展应该形成兼顾资本深化与劳动密集型的适度规模化农业；而这种生产模式的形成是以家庭农场为基本单元,通过技术、资本与劳动力的叁重投入,实现高端精细化农业(高效农业),通过这种农业产业化发展,既承担农业劳动力的就地吸纳,又实现农业产能的提高；研究基于江苏常熟、福建莆田以及山东蓬莱叁地的成功案例,论证了“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能够担负起农民就业、农业振兴与农民增收的叁重职责；企业领办,通过加大农业龙头企业向农村的有效投资的同时,加强农业合作社的建设,实现企业为产业龙头,合作社为经营骨干,家庭农业生产为基础的“企业主导的农业合作经营模式”是适度规模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必然选择。既然企业领办型综合性农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在有效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完成科技创新型农业资本深化的同时,通过机制设计来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拓展、农村劳动就地吸纳,提高反哺绩效；那么综合服务功能的实现就与农村基层社区组织职能相重迭。研究依然以案例为突破口,分析实现农村综合性合作组织(合作社)经济运营与乡村长期发展目标“激励相容”的可行性。将农村合作社建设为农村覆盖产业发展,兼顾农村准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使其充分发挥农村经济腾飞的新动力源泉作用的同时,对实现合作组织管理层与基层行政组织、党的基层派出组织在农村经济建设、社区管理与党政建设方面的管理契合进行路径研究；并且提出了实现合作社管理层兼任村委会成员,在管理精英中发展共产党党员,以党的先进性来约束管理精英的行为,来实现农村自治管理的有序发展的动态规划。
肖艳丽[3]2012年在《中国油菜产品流通中的利益与效率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流通的重要程度日益上升,是促进农业生产持续进行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不可或缺的纽带。油菜产业对于提高国产食用植物油份额、保护国家油料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油菜播种面积和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是世界油菜生产大国,居民有食用菜籽油的传统习惯,随着人们对健康和营养要求的提高,菜籽油消费量大幅增长,在2010年已接近600万吨。油菜生产和消费的突出地位客观上要求油菜产品在生产、收购、加工和销售等环节的高效畅通流动。在生鲜农产品流通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油菜这类加工型大宗农产品流通中出现的诸如产销衔接不紧密、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也不容忽视。虽然油菜产品在流通中的技术标准并不像生鲜农产品那样严格,但提高流通领域的市场化、集约化、产业化程度,达到利益实现与效率提高的统一是农产品流通的共同目标。对油菜产品流通利益与效率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油菜产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的实现,油菜产品流通利益与效率机制的有效运行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产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本文从中国油菜产品流通概况、流通体制和流通模式出发,以农户、油菜籽收购商、油菜产品加工商和菜籽油销售商为对象,研究油菜产品流通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益联结程度、利益传导关系,判断利益机制的作用规律与运行状况,并通过分析4个流通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寻找油菜产品流通的利益均衡点,促进各主体、各环节的协调发展。同时,分析了不同主体和不同环节下的油菜产品流通效率影响因素,以及竞争机制和协调机制对油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提出应通过建立稳定持久的合作关系,实现成本的节约和效率的增长。本文共分为9章。第1章是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对油菜产品流通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畴进行了界定,提出了研究思路、论文框架和技术路线,分析了论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通过对农产品流通体制、渠道、组织等一般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流通中利益机制与效率机制的研究的回顾,分析了利益机制与效率机制的作用机理。对油菜产品流通利益机制与效率机制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商品流通理论、价值链理论、供应链理论、利益理论与效率理论进行了梳理,构建了油菜产品流通利益与效率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第3章分析了油菜产品流通概况、流通体制、流通模式和相关利益主体。现阶段油菜产品流通较为活跃,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如信息不对称、各环节利润偏低等,将阻碍流通作用的有效发挥。油菜产品流通管理体制放开放活、经营体制不断完善,为油菜产品流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着农业产业化和零售业态多元化发展,油菜产品流通将形成以加工企业和零售终端为中心的模式。油菜产品流通相关利益主体在经营规模上参差不齐,整体实力不强,优势不突出,但油菜产品在各自的经营中所占比例较高,对油菜产品流通价值链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第4章通过对农户、油菜籽收购商、油菜产品加工商和菜籽油销售商共359份调查数据,分别分析了油菜产品流通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利益联结程度。利益分配格局由油菜生产、收购、加工和销售环节利润在整个利润池中的比例表示,得出生产和加工环节整体利益偏低,销售环节在利益分配上具有较大的优势,收购环节则为低水平运行。4类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程度并不高,销售环节对整个油菜产品流通利益的影响较大,加工环节没有较好地发挥核心与带动作用。此外,运用VAR模型分析了油菜生产环节、产地加工环节和销地加工环节之间的利益传导关系,得出油菜产品流通的横纵向利益传导存在一定的时滞性,生产环节对下游环节的制约作用明显,且下游环节利益的变动对生产环节的影响较大,产销地之间的利益传导不如上下游环节间的传导明显,客观上要求合理的利益传导关系的建立。第5章从不同主体和不同环节出发,分别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分析法对影响油菜产品流通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为流通主体经营状况的改善包括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盈利水平的提高等对油菜产品流通效率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流通环节来说,信息传递环节在油菜产品流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流通环节对流通效率的影响反而退居其次。油菜产品流通中的竞争,无论是横向主体间的竞争还是纵向环节间的竞争,多通过价格竞争实现,制约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不利于流通过程中的价值实现和增值。油菜产品流通中的协调,需要市场和政府共同完成,通过协调促进分工与合作的深化,促进资源最优配置和流通效率的提高。第6章从利益机制与效率机制的关系出发,对国外农产品流通中的利益与效率机制经验进行了总结,利益机制实际上是要促进油菜产品流通利益分配格局的优化、利益联结的紧密,效率机制实际上是要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外农产品流通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油菜产品流通中应实现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并重,促进流通法制化和现代化,并不断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第7章从合理利益机制的构建基础入手,利益分配不仅受到流通系统的制约,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合理利益机制的构建必须优化利益分配格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而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由油菜产品流通主体的博弈形成,博弈个体的有限理性限制了博弈均衡的实现,应在农户、收购商、加工商和销售商之间形成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促使利益博弈结果走向互惠共赢。通过建立油菜籽和菜籽油流通利益分配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得出了均衡价格、均衡数量和均衡收益,同时,利用Shapley值得出了横纵向联盟时各自的利益份额,为促进油菜产品流通利益机制的改善提供了参考。第8章从合作关系与效率机制的关系出发,提出合作关系在油菜产品流通效率机制的改进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分析油菜产品流通主体行为偏好与合作倾向的基础上,对油菜产品流通中现有的合作关系进行了聚类分析,得出的结论为目前尚处于低水平合作阶段,但合作关系的潜力和空间巨大。并且,大多数受访主体的合作意愿较为强烈,流通主体参与横向与纵向合作主要受到主体经营规模和现有合作关系的影响,其次为经营类型、对产业链流通主体的评价,以及油菜产品流通重要性认知,得出应通过流通主体的培育与合作关系的改善促进油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高。第9章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油菜产品流通的政策建议。应强化油菜产品流通的制度安排,并注重油菜产品流通外部环境的优化,共同促进油菜产品流通利益机制与效率机制的不断完善和高效运行。油菜产品流通利益与效率机制的研究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特征,因此,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更加系统化和细致化,如增加样本量,比较不同区域、不同时间、不同品种、不同流通模式下的利益机制与效率机制,对利益博弈进行案例分析,扩展效率机制的研究范畴等。
朱述斌[4]2009年在《“共生型”中国农产品价值链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和经营组织的一次创新,是一场“真正的农村产业革命”。本文希望通过对这场农村产业革命的实现路径探索,为我国传统农村产业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农业产业化经营在中国迅速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也在中国不同地区实践,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研究方面已有了较好的积累。同时,理论界正在探索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如:食品安全问题、农户利益与龙头企业利益冲突、小规模经营与规模经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等。近年来,理论界开始把现代供应链管理理论引入农业产业经营管理中,在农业产业链、农产品供应链等领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成果。但对于中国农产品价值链上微观主体的改造,各主体的要素、利益和信息联结机制的具体构造理论与方法研究不多,特别是在农产品销售市场组织结构发生或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实施农产品价值链管理来促使整个农产品价值链的一体化,实施价值链上的价值协调与价值优化分配,创造消费者的价值,以构造农产品“供给链”的竞争优势,实现整个价值链的共同价值最大化或交易成本最小化,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这是当前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未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内容。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以“共生型”中国农产品价值链为研究对象,以整合农产品供给链各主体利益,实现农业产业组织现代化为目标。立足于现在或未来农产品价值链“购买者驱动”的竞争环境,探索了农产品价值链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为了使研究内容更加清晰,本研究以农产品价值链上“企业、专业化生产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市场、政府、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协调与价值优化分配为重点研究对象,而农产品价值链上各利益主体内部生产经营环节(企业内部)的价值链管理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通过文献研究,根据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本研究对“产业链与农业产业链、供给链与农产品供应链、价值链与共生型农产品价值链”的内涵、结构与管理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比较研究。利用产业分工与协作理论、共生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和交易费用等理论,总结归纳了农产品价值链的一般特点与治理模式,提出了“共生型”农产品价值链的组织构建理论和链上企业成长模型与合作伙伴的选择原则。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以农产品加工企业为核心、以农产品超市为核心、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核心的叁种“共生型”农产品价值链管理模型及其价值链的协同管理问题;在探讨“共生型”农产品价值链上不同企业角色的同时,通过实证方法对链上主体企业绩效评价来寻求理想的农产品价值链连接模式,并对不同连接模式的实践进行了分析;以共生理论为指导,设计了“共生型”农产品价值链的价值分享与激励机制以及信息共享机制,试图创建一个能够整合农产品价值链上有效资源的农产品供给链,以提高中国农产品竞争力。本研究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和世界农产品市场发展趋势,在本文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在农产品价值链管理领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企业实证分析和案例解剖,并借鉴国外利用农产品价值链管理控制农产品质量的经验,初步构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共生型”农产品价值链研究的分析构架。
蔡立雄[5]2008年在《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文中提出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变迁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包含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所有领域深刻变化,各种制度变迁是市场化动态演进的具体体现。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市场化水平不同,人的行为模式也不同,制度的形成来自于利益最大化的人的行为选择。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市场化发展与制度变迁的中介。本文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等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绩效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索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所带来各利益相关方行为的变化以及由此所诱发的农村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总结农村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1978年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表面上是饥荒引起,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差异的存在,市场交易使这种差异显性化,为获取这种差异带来的潜在收益使制度变迁得以扩大和维持,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个人需求因素。与此同时,集体化监督成本的高昂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下的低效率也使集体和国家有参与获取公共领域价格差的需求,这是农地制度变迁的组织和国家需求因素。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在于市场化条件使个人和组织的选择集合扩大、知识的增长、技术进步、组织成本改变与政治支持的变化使制度供给成本下降或收益增加。需求和供给的合力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起相对价格差异进而导致制度变迁,反过来制度变迁使生产要素从低收入领域转入高收入领域,形成正反馈促进了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从而推动中国农村市场经济进一步高级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不仅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而且由于各地区改革进程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市场化水平是不平衡的,农村经济各部门、各方面的市场化进程也是不均衡的。市场化的演进不是单调递增或平滑演进,在某些时间会出现跳跃,如1998年与1997年相比,市场化指数净提高3.76%,在某些年份也可能出现指数下滑现象,如1999-2000年市场化下降了0.68%;各指标的市场化演进速度也是不同的,表现为非平衡性特征,农村经济的货币化水平较高,表现为高水平均衡;而农村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换和市场环境建设是农村市场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对2002-2004年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横向测度中发现: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普遍偏低,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乡镇企业发展不足、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不高、农村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有限、农村市场环境建设水平较低等;政府多予少取政策对农村市场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为此政府在推进农村市场化过程中应建立相应的支持机制。根据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理论,制度变迁表现为制度失衡与制度均衡交替出现的过程,当制度变迁发生时,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断,新制度的代替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秩序,因而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表现为阶段性的跃进过程;由于路径依赖和知识积累、集体学习的渐进性与持续性,制度变迁条件的积累与局部的小规模的制度变迁可能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同时并存的过程。农业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它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气候等自然环境,具有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空间内分散分布和多变性的特征,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必须适应自然力作用过程,农业的产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的制度或组织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家庭、合作经济组织和非合作性经济组织,家庭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组织形式;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兴起是农户为应对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一种制度创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生产物;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户基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为削弱工业对农村的产品垄断而产生的又一种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市场化与制度变迁绩效的基本衡量标准是帕累托标准,它更强调是农户在市场化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绝对收益地位的改善,可以分成两个维度进行测量,一个效率维度,二是公平维度。在利用前沿生产函数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衡量中,本文发现,市场化对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起主要作用,而教育因素与技术效率的改进无明显相关。在对公平的测算中,从绝对收益的改善上看,农户的收入水平提高与市场化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农村市场化的发展还大量减少了农村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从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看,农村市场化的发展在初期缩小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而在市场化发展的中后期,扩大了农村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教育性因素与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有正相关关系,越是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工资与教育的相互诱致机制越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经济市场化发展到较高级阶段所进行的又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发展使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发生变化、各经济主体对风险的防范要求更强烈、对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有更高的期待,由此诱致相对价格变化,使制度变迁成为多方一致的意愿,而经济的发展、知识的积累、加入WTO所产生的倒逼机制使这种变迁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多方利益一致的结果,在实施过程中特别要尊重农民的意愿,按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办事,顺势而为,防止这场变迁落入高成本、低收益的强制性变迁陷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关键在于培育更高级的市场经济主体——新农民和农村新型经济组织。
刘立勇[6]2005年在《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代中国,解决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问题,必须走农业现代化道路。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的基本要求,是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农业走向新的发展里程的标记。中国是一个从旧的农业大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现代化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真实进程。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而又适合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应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进步的目标相一致,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关系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国现代化基本目标的大局。因此,理清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中提出的基本问题,认识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和发展趋势,在实践中选择“叁农”问题的解决路线,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中国现代化和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来探讨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联系国内外农业现代化历程和作者二十多年的农村工作亲身经历,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新视角上,深入探讨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阔的大课题。本文的工作则在于总结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明确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性,在农业现代化的创新中寻找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在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制度变革、农业政策调整和外向型农业模式建设方面,形成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的认识,为当前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实践服务。这些探索可能是初步的、宏观的,但都是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并将在今后现代化推进中表现出长久价值。 全文分绪论和六个部分,绪论在总结、评鉴国内外农业现代化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阐述了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概括了本文的主线、内容结构及研究方法。然后,分六个部分,将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展开对其主要方面的研究。 第一部分“农业现代化基础论”,研究我国农业的生产关系问题。我国农业生产关系的两次历史性重大变革,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力,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全
邵平[7]2016年在《论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文中研究说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善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经过38年的发展,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逐渐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农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农业产业比较效益低,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城乡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大,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突出表现为“农业副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迫在眉睫。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业发展越来越滞后,“叁农”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当前我国发展的最大短板,不仅制约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的进程,直接影响到7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指数,更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和全国13亿人口的食品安全问题。针对农村和农业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形势,我国提出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完善农业生产关系以更好地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不断发展的新要求,国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的农业发展方式,努力构建切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2014年农业部出台《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明确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各项政策；2015年财政部专门出台了《关于支持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意见》等。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各地掀起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热潮,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政府对各新型经营主体间的比较优势认识还不够清晰,更偏向龙头企业为代表的大资本,这不利于农业的发展。二、关于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往往设定规模下限,热衷大规模,而不是适度规模,这有悖于客观实际和经济规律。叁、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忽略了农民是土地流转的主体,政府往往越俎代庖,自身角色出现了越位、错位现象。四、在支农资金的使用上效率较低,亟需转变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针对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理论联系实际,主要以个案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陈述利弊,通过比较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传统农户以及适度规模家庭农场间的效率,分析得出龙头企业在销售环节、产品深加工环节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农民合作社可以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提供服务,通过农户间的联合,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传统农户需要实现小规模向适度规模转变,传统农户向高素质农场主转变,经营方式从自给自足向商品化经营模式转变,进而提出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载体,是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在土地流转问题上,政府应明确土地的规模化不是目的,要恰当处理好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职能重点放在完善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设上,提高土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在家庭农场主的人选问题上,当代农场主必须从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中选拔培养,那些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历过洗礼的敢于冒险的,具有非农务工经历并具备企业家精神的青年农民是当代农场主的最佳人选。适宜家庭农场的农业技术,应该满足以下六个标准：土地规模要求不大、资金投入要求不高、技术难度不高、风险可控、劳动时间合理分布、增收效果明显。在支农资金的使用上,应改变将资金直接补贴给龙头企业的倾向,将有限的资金重点投入到加强农场主的能力培训,应将研发和推广适宜的农业技术,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建设示范性家庭农场上来。
张静[8]2009年在《交易费用与农户契约选择—来自梨农调查的经验证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农业和食品体系经历着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包括从自给自足到商品化生产,从沿街为市到现代零售业态,从食物短缺到饮食多样化,从食不裹腹到注重营养健康等诸多方面。然而与新兴的零售业态以及人们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日益走高的诉求不相匹配的是分散高耗的农产品生产体系与繁杂低效的农产品流通体系。高质量需求与低质量供给造成了部分农产品的数量型结构性过剩。从生产率低下、半自给自足向生产率提高、商品化生产为主的转变,正是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农业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可谓“农业的转型”。我国叁十年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市场体制改革成效显着,但不容争辩的事实是我国的小农户仍然面临低端农产品的卖难问题。农产品生产者进入市场时面临的诸多难题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便是高昂的交易费用,这是一组伴随着交易的产生而发生的部分可观测和部分不可观测的费用。理论界对于交易费用的测量历来存在争议,微观领域市场交易的交易费用抑或是宏观领域体制运行的交易费用都存在不同的衡量方法。庆幸的是,国际国内学界对农业和食品供应链的发展给予了热切的关注。新制度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就交易费用与契约的关系做出了创造性且影响深远的阐释。理论上的突破也为经验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据。就研究定位而言:首先,本文定位于经验研究,立足于细致访谈基础上构建的详实的数据库,运用经典数量模型的研究结论和计量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其次,本文聚焦于一种产品,即以河北省和浙江省的小农户梨果产销为例进行研究;再次,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梨果行业市场流通渠道如何?有哪些可供农户选择的契约模式?选择不同契约模式的农户生产和销售两个阶段的效率如何?假定交易费用的存在影响了不同契约模式的效率,如何构建指标体系考察小农户销售农产品时的市场型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影响农户选择不同契约模式的重要因素这一假说是否成立?特定的契约安排是否能起到节省交易费用的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采用调研数据对理论界关于交易费用与农户契约选择关系的观点在中国的环境下进行经验论证,并指导我国转型经济中分散的小农户连接大市场的实践工作。本文共8章,章节的安排概述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任务在于交待本研究开展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并引申出研究问题,阐述本研究的目的,界定本研究的基本概念,确立本研究的思路,陈述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等。第二章为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主要回顾交易费用经济学和契约选择理论的经典学说,并分析已有的研究框架可供改进之处。第叁章为经验研究的文献综述。包括国内外关于交易费用测量的研究评述,重点概括了国内外农业经济领域关于交易费用与契约选择方面的经验研究成果。第四章为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框架和研究设计的介绍。包括实证框架的构建,以及本研究数据收集的详细过程,包括样本区域的确定、抽样方法、问卷结构和数据采集过程的描述。第五章为梨果流通渠道与契约模式研究。包括我国及发达国家和地区水果流通体制改革的回顾,全国及样本省区梨果产业的概况,重点运用价值链分析工具对河北省和浙江省的梨果产业的价值链进行了系统的剖析,详细分析梨果生产和销售相关阶段的成本构成、增值比例和利润分配。在此基础上,总结可供梨农选择的契约模式的类型,并构建了两阶段梨果价值链模型以及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评价了不同契约模式的技术效率。第六章为理论假说的检验。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说是交易费用是影响农户选择不同契约模式的重要因素,本部分将对此假说进行验证。本部分首先引入了本领域截止目前最为成熟的一个数理模型,其次详细地总结了已有研究在测度交易费用时采用的各类指标,在分析其利弊之后,提出了适合本研究所考察的梨果销售的交易费用衡量指标体系。计量检验方面本研究总结了本领域研究中前人使用过的计量模型,并尝试使用以往研究尚未采用的Multinomial Logit模型进行估计,验证交易费用是影响农户选择不同契约模式的重要因素这一基本假说是否成立。第七章为交易费用与契约选择的案例研究。在验证了交易费用是否是影响农户选择不同契约模式的重要因素后,本部分转而分析特定的契约安排能否起到节省交易费用的作用。本部分运用案例分析方法,解剖浙江省杭州市余杭镇蜜梨专业合作社实施合同农业的案例,探讨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特定的制度安排所采用的正式契约模式对于交易费用的节省作用。第八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含义及研究展望。本部分将对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高度凝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的最后部分阐述了本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和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研究发现:第一,梨作为一种传统的大路水果,其价值链的构成表现出差异化趋势,传统与现代的契约模式并存于该产业。第二,处于梨果产业价值链源头的小农户从增值中获益不多,流通环节攫取了大量利润。第叁,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所测量的两阶段技术效率表明:不同契约模式的交易效率并不相同,效率由高到低的契约模式分别是集团购买模式、合作社销售模式、消费者购买模式、零售商购买模式和批发商购买模式。第四,交易费用是影响农户契约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一假说得到了初步的验证。第五,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案例研究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的合同农业对交易费用的节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施威[9]2007年在《制度变迁与传统农业改造》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建国以来苏南地区农业与农村变迁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探索经济转型过程中苏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目标、动力、途径与变迁模型，意在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然而，“就农业论农业”不可能认清传统农业转型的内在机理，我们所关注的范围理应包括资源、技术、文化与制度等诸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而“速水-拉坦”诱致变迁模式恰好为本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分析框架。苏南传统农业具备中国近代农业的绝大部分特征，这使我们的研究更具学术性、现实性和普遍意义。进入20世纪尤其是建国以来，苏南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过程连续而完整，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了制度创新的范例。在分析制度变迁之前，界定苏南传统农业的性质是必要的：对江南地区来说，在其封闭和半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制度制约、技术水平的长期僵化停滞导致资源增长呈递减趋势，农业发展仅能维持同时期人口增长的需要而无法突破固有均衡。直至建国时期，江南地区传统小农经济结构依然十分牢固，工商业的发展不但没有使之摆脱旧有的传统特征，反而形成了人口过剩和技术停滞下的过密型发展。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是建国初期传统农业制度变迁的主要线索，后两者直接导致了土地私有制的消灭和国家主导集体产权的形成。集体耕作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其“产权残缺性”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和集体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不仅恶化了制度供给主体即政府的预期净收益，并最终导致制度创新的生成。于是，70年代末正式形成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瓦解了集体耕作制，并以其独有的产权优势促进了中国农业的高速发展。然而，单纯的产权框架并不足以说明问题，技术进步才是传统农业改造的内生动力，但近代以来，因农业科研和教育水平落后，中国一直缺乏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现代要素的能力。建国特别是改革以后，农业科研和教育发展为中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可以断言，中国农业增长的过程，就是现代生产要素替代传统生产要素的过程。现代生产要素，涵盖化肥、农药、良种、农业机械等物质投入，也包括金融支持、技术和信息服务、人力资源开发等。以上分析并非苏南独有的路径和特征，虽然在人民公社时期，苏南已经在社队工业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并无制度创新的重大举措，真正令人瞩目的制度创新在改革开放后方才出现，它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专业化、多元化和商业化实现农业增长。多样化通常包含农场层次上的专业化生产与地区层次上的多样化生产及加工，商业化则导致国家层面上的多样化，同时也将加强地区分工并通过直接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农民受益；(2)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转换、积极发展乡镇工业以转移剩余劳动力，促使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地位不断下降与非农产业地位的不断上升，即“苏南模式”；(3)稳步推进城镇化，引导大量农民退出农业生产领域，人口结构变为以城镇人口为主，新兴城市大量涌现，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现在看来，80年代的中国农业增长是“单一”的，在其“高效率”掩盖之下，农村社会发展绩效不佳，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匮乏、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徘徊不前、农民素质提高缓慢等。实际上，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90年代以后“叁农”问题的日益严重。而苏南则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发展问题，在科学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叁者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制度建设，苏南在农村教育、医疗、公共设施供给，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民素质建设以及降低农民负担等方面的成效显着，基本满足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从体制上消除了“叁农”问题存在的根源。苏南传统农业改造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从目前的进程来看，农业生产总值占苏南GDP的份额已经低于3％，其他各项指标也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苏南农业现代化正处于中级阶段。推动苏南农业制度创新的动因包括四个方面：(1)市场化理论创新与改革的自我强化，正是这种创新的统一，推动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2)创新利益集团的产权改革行动，这实际上是农民个人、农村社区组织以及支持改革的务实派追逐利润的必然结果，是面对其时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必然选择的发展途径；(3)地方政府的推动力成为推动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各种改革的潜在动力。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4)苏南地域文化的底蕴功不可没，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思维方式、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的内在嬗变，激活了苏南人民的勇气和活力。从模式上看，苏南农业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诱致性变迁，即在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中，农业技术演变保持变迁动力上的内源性，一个地区的农业技术类型会被市场需求自发地诱导为与农业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农业增长道路。只是在中国特色的国情下，这种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国家推行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的“义理性”和追求租金最大化。而最终改革局面的形成也非任何单方面的努力使然，而是多方长达十多年的博奕结果，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可以认为是一种政府、公众等行为主体不断重复的社会博奕的过程。在对苏南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引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以适应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充分认识农业资源的稀缺性，这决定农业技术发展和选择的方向；提高地区适应性农业技术水平，引入更多的现代生产要素；完善市场制度和市场建设；推进工业化水平，转移剩余劳动力；提高城市化水平，破除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向农民投资。此外，本文总结了建国以来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教训，笔者认为，实行集体化耕作制和彻底消灭小农经济并不利于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非均衡发展战略延误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过分依赖计划经济、忽视市场化调节则导致了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经济结构失衡。基于此，文章提出了深化农业制度改革的具体目标、方向和原则，以及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建议。
王耀华[10]2019年在《临潭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对策》文中研究表明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当前农牧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临潭县农业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阐述了临潭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现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对策。
参考文献：
[1]. 农产品市场风险规避问题研究[D]. 王明涛. 华中农业大学. 2003
[2]. 叁农问题视阈中企业领办农业综合性合作社研究[D]. 张益丰. 南京大学. 2011
[3]. 中国油菜产品流通中的利益与效率机制研究[D]. 肖艳丽. 华中农业大学. 2012
[4]. “共生型”中国农产品价值链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D]. 朱述斌.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5]. 经济市场化与中国农村制度变迁[D]. 蔡立雄. 西北大学. 2008
[6]. 当代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研究[D]. 刘立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7]. 论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D]. 邵平. 安徽大学. 2016
[8]. 交易费用与农户契约选择—来自梨农调查的经验证据[D]. 张静. 浙江大学. 2009
[9]. 制度变迁与传统农业改造[D]. 施威.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10]. 临潭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现状及对策[J]. 王耀华. 农业科技与信息.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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