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精神与诺贝尔奖——剑桥、哈佛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奖论文,剑桥论文,哈佛论文,启示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一流的大学无一例外地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而获得诺贝尔奖则是一所大学水平高低的标志，我国的一流大学要想挤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就必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而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以来，我国学者至今尚无一人问鼎。因此，超然于我们自己的学校教育之外，探究世界一流的大学，尤其是探究分别有63人和35人获得诺贝尔奖而位居全球高校榜首的、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成功之处，对于渴望冲击诺贝尔奖的我国一流大学来说，也许不无启示。
一
作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剑桥和哈佛具有：经费充足、师资优秀、设备精良、藏书丰富、生源优异、管理高效、科研水平，特别是基础研究水平高、学科门类全的特点。但这些也是其它世界一流的大学，至少是“世界教师协会”评出的世界十佳大学共同具有的特点。显然，这些还不能成为剑桥、哈佛获奖多的全部理由。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英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前剑桥大学副校长（校长为荣誉职位）阿什比曾说：“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这句话极其精辟地道出了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为我们思考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获诺贝尔奖者众提供了思路。剑桥大学（注：牛津是英国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其获诺贝尔奖者21人，牛津与剑桥的这种差异盖因于二校专业设置的差异，牛津文理学生之比为2∶1，剑桥1∶1。牛津出了英国40位首相中的29位，而剑桥仅3位。 ）作为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其遗传就是渊源于古希腊的强调理性训练和人格塑造的自由教育思想。
自由教育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自由教育都有论述，其核心内容是：强调获取知识和发展智慧是教育的唯一和最高目的，反对教育有其它的功利主义目的和为某种职业作准备。中世纪时，在神学的统治下，自由教育思想与基督教结合，把趋向理性生活、克服无知、追求真理、运用智慧、最终皈依神性作为最高目的。后来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又吸取了人文主义精神。18、19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主张，如唯物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为自由教育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也动摇了自由教育思想固有的支配地位。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教育思想、流派纷呈使自由教育思想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影响日渐式微。然而，与欧洲大陆和美国相反，由于地理环境、社会发展、文化价值观与哲学传统等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英国较少吸收外来的思想，也较少受到外来思想的冲击，使自由教育思想的基本原则从历史上被继承下来，“在英国的教育思想界，基本上占据着支配的地位，英国的教育实践也主要是受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注：李玢：《论当代英国的自由教育思想》，《西欧研究》1992年第4期， 第26页。）这在古老的牛津和剑桥更为明显。具体表现为：在教学目标上，强调智力的发展重于知识的获得；在课程和专业设置上，强调教育目的的内在性，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反对教育外在的功利目的，重视学术性的专业与课程。剑桥有20多个系大多远离工业生产第一线的直接需要即是此因；在教育学内容上，以培养知识面宽的博学家而不是某一领域的专门人才作为确定内容的标准；在教育目的上，强调理性原则，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重视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能力培养等。这些不仅使剑桥大学形成了注重学识深博与学术自由、重视知识的内在价值，强调发挥个人才智和潜力的传统，长期以来也成了剑桥的办学理念。70年代以后，即使在剑桥涉足于科研开发，出现“剑桥奇迹”时，剑桥也没有因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就丢弃自己的传统，而是融应用和开发研究与已有的学术传统之中。对于学校的发展，剑桥副校长约翰·巴特菲尔德确立的指导思想仍强调：“我们需要经常提高警觉，以保证大学与工商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致损害我们的学术水平，或者导致我们不去认真研究问题。大学必须培养学术自由，这是大学实力的源泉。”可见，是自由教育思想以及因此而在剑桥形成的博大深厚的知识体系、独立自由的学术传统薰陶了一代代剑桥学子，使他们不仅学术功底深厚，各方面的能力，尤其是质疑创新力也出类拔萃。这是剑桥成为诺贝尔奖摇篮的主要原因。
二
哈佛大学仿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而建，因剑桥的毕业生哈佛的捐助而得名。作为美国的“剑桥学院”，其遗传因子中不仅保留了剑桥自由教育思想的传统，而且美国自由、宽松与务实的环境使其教育更具融通性。这充分体现在哈佛大学几个关键阶段校长的治校思想中。南北战争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教育之争。是坚持“理性”传统，还是趋向于“功利主义”教育？不同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学校的发展。1869年，埃利奥特出任哈佛校长，他果敢地提出：“关于语言、哲学、数学或科学是否能提供最好的精华训练，普通教育应该主要是文学还是科学这类无休止的争论，在今天对我们没有实际效益。本大学认识到在文学与科学之间并不形成真正的对抗，并且赞成不应该在数学或经典、科学或形而上学之间作眼光短浅的取舍。这些我们全都要，而且都要最好的。”（注：（美）欧内斯特·博耶：《美国大学教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埃利奥特的办学思想确立了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在哈佛大学融合的基础，这对哈佛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专业教育至上论的观点，哈佛大学发展再次面临选择。1945年7月哈佛发表了由校长康南特组织撰写的、著名的“哈佛报告”， 提出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领域广泛而深入的知识。这个报告，诚如60年代的哈佛校长帕西所说：“如果不是强调一种全新的概念，也必然意味着强调一种新重点。至少可以说它是指一种以不同于本身具有特殊目的的专门教育为界限的教育”。（注：（美）奈什·帕西《美国的高等教育》，杭州大学高教研究丛刊十一、第92页。）哈佛仍延续着博雅教育。
80年代，哈佛大学面临着更加强大的外部压力。校长博克肯定了大学的职责是报效养育自己的社会，但他同时也指出，外部环境不应“迫使大学牺牲自己的独立性而参与政治斗争，或者要求大学作一些有损于学术公开性和自由的事情，公开性和自由是一个健康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必不可少的特性。”
博克之后，陆登庭于1991年就任哈佛校长。面对日渐增加的、要求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必须证明其直接的、实质的经济效益的压力，陆登庭指出，“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大学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于一种最好的教育来说，还存在着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索。”（注：《哈佛校长坦言挑战》、《中国教育报》，1998年5月4日，第4版。）
由此可见，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诺贝尔奖的摇篮，其根源就在于它们一代一代不为外部环境左右，不以功利心态取舍知识，始终如一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自由教育的传统，从而使不同的学科能够按照内在的逻辑发展，能够相互会通、结合、渗透，逐渐在校内形成了博大恢宏、兼容并蓄、视野广阔、富于综合创新的科学精神或品格，这使得它们的教师的学术造诣、学术素养、学术意识，它们的学生的理论基础、知识体系、思维模式等都超乎于其它学校之上。如果我们对此给以一般意义的阐释，那就是任何一所大学要想获得真正重大辉煌的成就，产生自己杰出的大师，就必须具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具有一种只追求真理和科学而不问其实际功利的氛围与品格；具有多种学科广泛会通与交叉的知识底蕴。而这却是我国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弱点。
三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于内忧外患之际，这使中国的大学从一开始就因肩负着“强国”的使命而具有工具理性色彩，在“博学穷理”与“学以致用”之间只能选择后者。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再次要求高等学校担负起建设国家的使命，院校调整、建立单科院校，其目的都在于迅速培养能够直接参与国家建设的实用人才。这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功利性色彩，使高等教育近乎专业训练。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教育科研的关系出发，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氛围。80年代以后，高校的科研水平较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经济重建的压力，使我国高等学校只能将更多的力量放在专业教育和应用与开发研究上。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我们在强调高等学校为社会服务时，忽视了对市场经济进行理性思考，出现了急功近利、实用性凌驾于学术性，学术目标不高等不良倾向。表现为：政府对待科研项目的态度是功利的，更多地资助有实用效益的科研项目；学校对待学科发展与教育的态度是功利的，热衷于创办短平快的热门专业，而全然不顾自己的学术传统与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学生的选择也是功利的，报考的热点从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转向挣钱多的热门专业……这种日胜一日的对待教育与学术的功利性态度，不仅造成了我国高校综合不综合、理工难有理、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少、科研储备和科研人员后备力量减弱、科研水平滑坡等泡沫现象，更为严重地是，它彻底地侵蚀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那种“学术自由”的品格与精神。而剑桥和哈佛大学的发展说明，这恰恰是一流大学必备的内在属性与本质特征。因此，我国的一流大学要想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首先必须从铸造全新的大学精神和品格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