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研究重心的演进逻辑与形而上学之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重心论文,逻辑论文,命运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0-0036-05
西方哲学的发展与演变有着其自身的规律性，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视域理解或解释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就是以形而上学的生成与内蕴为观察对象，通过对这一对象的内容及其演进逻辑来阐述西方哲学演变过程中相对稳定性的因素，从而说明西方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性因素，揭示两者关联的空间与方向转型的变化特点，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西方形而上学与其关注重心的勾连。这里所面对的问题是：一种以“知识”形态所出现的哲学存在方式其研究对象与研究重心有何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的形式是否有着变化？它是沿着什么样的变化方向进行的？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哲学即形而上学。”①哲学的延续与变化总是同形而上学的本性与命运紧密相联的，形而上学的不同存在方式恰好是哲学内在规定所呈现的不同理论类型；按照艾耶尔的解释，哲学家们对“它所要研究的课题根本不是明确划定范围的”，表明关于哲学范围与领域的理解是有分歧的，而且这一分歧是变化的，哲学的分歧“乃是由对世界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的”。②海德格尔与艾耶尔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前者是从哲学的同一性向度理解哲学，而后者则是从哲学的分歧性向度分析哲学。这也就意味着，哲学所把握的对象既有“凝聚”性的方面，也有“分离”性的方面。就“凝聚”性的哲学规定而言，哲学总要对自身提出定义，指出何为“哲学”，哲学对自身的定义既是对其一般性的述说，又是对自身规定的限制；就其“分离”性的哲学规定而言，哲学又总是体现为某种迁移式的活动，既逃逸于“命名”，又超越于“限定”，即总是将“定义”的哲学本身视为是不可定义的。这就是说，没有任何话语能够穷尽哲学的“这种意义”③。倘若以此为分析的切入点加以辨明的话，上述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一方面，可以在理论样式的渐进与重塑中理解形而上学的演变路线与旨趣，由此也可以管窥到形而上学的命运是何以展开、何以绽放、何以衰落的历程；另一方面，可以细微地观察到在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其哲学研究的关注重心是如何显现为变化的展现趋向的。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从外在的直观的形状看，形而上学乃是“高耸入云”的精神形态；形而上学尽管追求的是“学”，但总是要通过与“形”的关系说明“学”的性质与旨趣。这就意味着，在形而上学那里，“形而上”是超“形”的，因而是对“形而下”之物的掌控。形而上学作为“最高”层次上的学问，是关于“存在的存在”的知识。只有在这样最高的端点上，哲学才能成为“meta”，成为超物理学(meta-physics)的学问。从内在的逻辑角度看，形而上学既然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其关注的重心就与哲学层面上的“本体”连接在一起；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塑造具有“中心”内蕴的“本体”，这一“中心”与哲学的研究“重心”是同一的，只有两者是一体的，哲学的形而上本性才能保全，才能使形而上学的主旨具有“元”的性质，才能使形而上学成为所有知识的基础。这表明，就形而上学的外在的直观的形状来说，它显现为立意高、重心高的特点。这一基本特点的形成，既是由形而上学的自身性质所规定的，又是由形而上学的对象规定所要求的。
然而进一步的观察会发现，有关形而上学的上述性质与规定并不是亘古不变的。形而上学的这一特质，在其与“现实”的相互关照中，在其与“历史”的相互关系中，在其与现象的相互关联中，日益呈现出变化的“动荡”性特点，即体现为哲学研究的关注重心在诸种因素的规约下逐渐下移的走向和趋势。如果说，形而上学就自身而言，倘如有着自己弹性的展开空间的话，有着自身形状上的由“下”到“上”的构建逻辑的话，那么它自身又必然存在着由“上”至“下”的滑落过程。在这一逻辑与滑落的反向形成的变化中，哲学的对象不仅在发生着变化，而且其研究重心也在随之产生着变化。所谓“变化”表明，哲学不是铁板一块，它有其自身的“历史”，这一“历史”在展开的过程中是有差异的，正因为是有差异的，才以不同的特有的存在方式印证着哲学的变化走向。所谓“下移”则表明，哲学的存在特定方式和具体样态都与其“对象”的关联有关。形而上学研究重心的下移，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意味着哲学有其自身的从“点”到“面”的变化；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哲学体现为由排斥“时间”到逐渐地容纳了“历史”的过程；从外观的形状角度来看，哲学体现为由“垂直”的深度追问到“呈现”的平行把握的过程。进一步地说，哲学最初所关心的是哲学的“神圣性”特点，这个时期的哲学家都“居留在理念之中”④，因此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历史性”特质区分了不同时期与不同阶段的哲学是互有差异的。在他看来，“近代哲学的出发点，是古代哲学最后所达到的那个原则，即现实自我意识的立场”，这一立场与古典时期哲学关注的重点相分别，近代哲学将“有限的东西，内在的和外部的现实被人们用眼睛加以把握，并且通过理智提升到了普遍性”。⑤与其对“对象”的把握形式相关，在这一时期里的哲学将自身停留在“纯粹思维”的领域之中，而究其本质上而言，近代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形式。所以，用海德格尔的语言表述，形而上学的实质在于将世界的理解二重化，将对象分为理念的实在领域和现象的日常领域，现象作为实在的归宿与目的决定着流变的现象世界。形而上学关注于理念，执著于本质，强调合目的性，这些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论”，构成了以形而上学“存在之为存在”的哲学层面上的知识论体系。形而上学的主意与主旨使其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成为高不可攀的思想范本。尽管其内在结构有其知识内容的层次性和结构性的划分，但从其根基上看，形而上学的“本体”始终是其研究的重心所在，因而具有至高、至上、至极的基本特征。形而上学的“本体”构成一切知识体系研究的最高精神支点，对这一最高精神支撑点的深层论证乃是亚里士多德哲学。
从哲学的历史过程考察，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哲学研究重心的确立是通过巴门尼德对“存在”逻辑性规定的诠释，依赖于苏格拉底对“概念”定义的问答，借助于柏拉图对“世界的二重化”的理解，而实现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的形而上学的学说之中。在这一逻辑与历史的展开过程中，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得到了极致式的高扬，哲学的形而上维度被推崇至“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实现，是通过“实体”的形而上学框架，通过知识分类层次的固化，最主要是通过形而上学与物理学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式的勾连完成的。事实上，这一工作奠基性的努力是由亚里士多德作出的。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的目标、哲学的普遍本性、哲学的终极价值都提升到“天上”，哲学只有在“天上”方能实现自身的规定。哲学既然是“天上”的学问，这种学问只能是关于“神”的知识。
无论从何种境遇或视域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都会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哲学本身蕴涵着复合性的多样性规定。哲学具有某种复合性的这一规定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个前提性问题。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是以知识的分类理论为建构形而上学的基本尺度，据此得出了其关于形而上学的主要指向、基本内涵与内容的判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而上学主要是体现为具有“内聚”功能。形而上学“内聚”功能的指向是向上的、超越的、终极的，因此，形而上学的这一功能是形而上学本性的集中汇聚。然而，形而上学不仅仅具有“内聚”的功能，而且它还必然指涉到其他的知识。这就意味着，形而上学还涉猎着“外化”的功能，还要处理“形而上”或“形而下”的知识，尽管这种知识不是“形而下”的。形而上学这一“外化”的功能表明，形而上学要完成着一次对它来说是至关紧要的“对接”，即要完成涉猎“形而上”的因素与“形而下”的因素的“对接”。就这一“对接”的方式来说，这一“对接”是在变化的可能的空间中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的。形而上学这一复合性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定，蕴涵着哲学研究重心更易的诸多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本质上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学”，是致力于研究“第一”原因、“第一”存在的致高的知识。这是因为，知识是有等级的，是分层次的，只有最高层次的知识才是普遍性的知识；“实体”也是有等级的，只有最高等级的“实体”才能称之为“终极”的“实体”；学问及其品性也是有差异的，只有那种叫做是研究世界上一切运动和形式的原因的学问才能叫做最全面的学问。最普遍的知识就是智慧，智慧作为最高的知识本质上是以内在目的为价值，而不以其他目的为转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sophia’，即智慧，一种是‘pronimos’，即实践智慧。”⑥这样，知识也就有了进一步的分别，理论的领域与实践的领域有了互不相通的分属，至于技艺的领域则被排挤到底层，成为与哲学的形而上学根本分离的底层。在具有精神奠基意义的工作中终于告一段落了。“之上”的与“之下”的结构业已形成，知识的大厦的整个轮廓业已显现出来，世界的“形上”与“形下”的因素业已连接起来，哲学的对象方位也就决定了哲学研究重心的位置。可以说，西方哲学的整个哲学(精神)的本质性理论骨架业已确立。
从实质上观察，形而上学理念的实体化进程与哲学研究重心的确定是同步的。形而上学的理念乃是实体，以实体为中心的科学体系构成了本体论的基本内容。这一理念既然是实在的，又是完满的、自足的。这一理念的实在性自然构成了哲学所研究的“本体”。既然本体是不动的、预成的、绝对的、先定的，也就本然地排除历史与现实的因素。尽管形而上学的“本体”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却在形而上学的建设框架中，将人的本性所孕育的精神规定抽象化，进而成为外在于人的精神的实体，成为制约人的发展、规定人的成长的目的论框架。形而上学的本质决定着所有事物的发展，提供事物演变的动力，规定着所有事物的目的，是所有学科基础性存在的“根据”，对“存在之存在”的本体研究勾勒出精神的追求不断超出和凝固的论证轨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中哲学所居的至高至上性地位了；也就不难理解，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是具有“第一哲学”或“第一原理”的内在缘由了。
形而上学的建构就内在角度考察，乃是指精神活动的“攀升”，也是指对人性规定的“提拔”。“攀升”表明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因为形而上学乃是对自然(physics)的超越，即“meta”；对自然(物理学)的超越也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内容及位置。这表明，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内在规定决定了其所处的研究重心的定位，也决定了形而上学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定位而言都是有“神(超越)”的特性。形而上学的神学指向面对着的是永恒事物的实是，考察“它们之所以依赖于别的事物以成其实是，反之，它们都是别的事物所由成为实是的原因”。事实上，对形而上学的对象论证、重心定位、规定确认，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具有里程碑的示范意义。尽管在他之前，巴门尼德从“存在”的动静的比较性视域起步，以力图澄清“存在”与“存在者”的不同，为形而上学的产生打下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伏笔；苏格拉底从归纳思辨和普遍定义的角度出发，提供了进入“存在之为存在”基础性定义的路向；尽管柏拉图从世界的二重化的性质开始，着重强调理念之于现象的重要意义。但是，只有在亚里士多德哲学那里，他完成了对最初形态形而上学构建的框架，实现了对最初形态形而上学的明确定位，确认了最初形态形而上学的致思理路。概括起来说，亚里士多德完成了对形而上学建立的各项条件性与致命性论证，这就将形而上学赋予了神学的性质，充填了神学的内容，固定了神学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的内容与神学的内容相通，形而上学的任务与神学的位置同一。
对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式论证具有十分鲜明的，而且对形而上学的后续演进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但归结起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体现在，形而上学的对象乃是真实的、完满的、自足的；实体作为真实的、完美的实体，是对存在的存在的追问。这一追问的结果是要求或把握最高智慧的对象，这一形而上学的实体唯有是真实的、完满的，才能称之为最高智慧所确立的对象。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将“真实”与“完满”两个不同向度加以统一，而这种统一恰好是神学所必须具备的品质。这样，形而上学的对象乃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是质料的终极形式、是“形式的形式”，也是“纯形式”的存在。就事物的普遍性质而言，任何事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但质料与形式的功能在构成事物中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就表明，“形式的形式”既是可以指向可能性的，又是可以体现为现实性的。形而上学对象的“存在之为存在”的特性就必然表现为对“形式之为形式的”的本体式诉求，说明形而上学内在包容着神学的旨趣。形而上学的对象乃是目的与动力的结合，既然形而上学的对象是目的，就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对象有着“规范”“制约”与“决定”其他对象性的功能。
进一步地考察会看到，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论证是依据其哲学的偏好显示加以实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更倾向于对哲学的神学性质的“提升”，这种形而上学既具有包罗万象的内容，也包含了哲学在进一步演进过程中加以分裂的可能。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中，哲学被推及到最高的位置，哲学的神学本性有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哲学自身内部包括了繁多的并非完全同质性的知识内容。在这一阶段里，人的本性在被推向对象化的同时，也使这一精神的规定神圣化了。
从哲学形而上学命运的展开方面考察，就会看到，形而上学的至上性地位始终没有受到根本性的颠覆。与之相关的是，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松动，两者的内在一体性表明其研究重心始终承载着论证哲学形而上学的最高使命。哲学形而上学的地位尽管“高高在上”，但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其自身理论所蕴涵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因素的内在矛盾，其自身知识体系所蕴涵的知识等级的内在分裂，其自身内容所蕴涵的同质性与异质性因素的背反，这些理论内部所存在的相互拆解性因素在现实的历史条件激发下、在变化的历史的精神境遇中，就会以演进的方式呈现出对形而上学本身的震荡图景。如黑格尔所说，形而上学的这些性质都是在哲学的“史(时间)”中加以实现的，“史(时间)”使得哲学的内容与关注重心有了不同。事实上，在现实的与历史因素的促逼下，西方哲学总体进展的向度是由“神圣性”向“世俗性”的层面演进，这就意味着形而上学本身在不断地检省甚至在质疑中不断地要完成“复兴”的使命，而在每一次“复兴”之中又不得不面对新的“颠覆”的可能性。对人文主义运动的把握，对知识论崛起的说明，对感性的直观理解，对人的能力的“有限性”的现实构建，对“历史”因素的经验重视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明，形而上学需要重新定位、重新论证、重新启步；这也表明西方哲学的研究重心将伴随着形而上学内在地所存在的诸种消解性因素的扩展，呈现出其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向，或者说逐渐有了自己的活动的新的范围。从本来的规定来看，形而上学是“至上”的、“绝对”的，是以最高的“本体”的方式存在的；而从与知识的关联角度来看，形而上学即占据了哲学形而上学的若干层面，又以“控制”的方式操纵着其他的知识，并通过制约形而上学框架内的那些与先验对立的经验异质性因素，使自身的“神圣”形象得以持存。而从另一方面分析就会看到，形而上学不仅要维护自己的“崇高”地位，而且还要接受现实与历史的因素的挑战，因为哲学(包括各类形而上学的存在方式)本质上都是具有“时间性”规定的学问，只要有“时间性”的因素参与，就必然地或多或少地涉及对“形而上学”的新的诠释、新的阐发、新的构建。这一方面体现在形而上学在推论“存在之为存在”的普遍原理时，不能极端地拒绝经验性的知识因素，彻底排斥历史性的现实条件，尽管这些经验性的知识因素在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内部最初起着无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些历史性的现实条件在形而上学的硬核中没有任何地位；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形而上学在论证其知识内容的“必然性”时，还要求诸于意识结构的本身，它要完成在非同质性的知识层面上通过逻辑的跳跃实现某种思想层次的迁移。上述的这一矛盾可以集中概括为形而上学的先验性内容与经验性内容的裂纹。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从最初开始上路的时候起，也可以说，即使是在它功成名就的时候，就蕴涵着某种思想的困境。这一困境必然体现为，其研究重心在一定因素的制约下或在一定维度的显现中呈现出下移的内在趋向。
概括起来说，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体系从奠基的起点分析，是从“地下”通过精神性“理念”的建构而提升到“天上”，进而成为哲学意义上的“本体”的过程。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其建立的“本体”的确立是共同的，又是一体的。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即具有“高度”又具有“深度”。就形而上学的“高度”而言，形而上学是所有对象的普遍的“本质”，因而可以俯视自然与人间的一切经验的“对象”，构成哲学最抽象的“本体”；就形而上学的“深度”而言，形而上学乃是终极意义上的“知识”，是借助“逻辑”的推论而形成的“理念”。形而上学的“高度”与“深度”的合一标志着哲学至上性地位的建立，印证着哲学的精神大厦业已形成，同时也内在的象征着哲学研究重心至上性的理论架构。
形而上学在其后展开的命运中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实质性挑战。形而上学从本质上而言必然体现为对现实生活的“关照”，对人生意义的“范导”，对理想信念的“塑造”；但是，形而上学的这些功能由于其超越性特征，必然使这些功能趋向于“永恒”，达成于“普遍”，归结于“一般”。哲学的形而上学功能并不是恒定的、预成的、不变的，而是受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精神迁移。文化价值的流转以及知识类型的性质的诸多因素所影响，客观上必然引发形而上学这些功能的变化，由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限制性或条件性的回答，产生了关于对形而上学问题回答的诸种答案。可以说，这些分歧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因为“天上”的形而上学地位不是绝对超然的，而是或多或少受“地下”现实的各种因素所限制。形而上学的这一宿命意味着，形而上学始终存在着重新“奠基”的可能。这一可能性还表明，形而上学的基本结论与其前提基础的关系，形而上学的至上地位与其研究重心的关系，形而上学的内在蕴涵与其历史建构的关系，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内在紧张的张力。而从哲学的形而上学地位与其关照的重心迁移方面研究入手，可以比较清晰地勾画出形而上学与研究重心演变的交叉曲线。在此前提下，可以进一步理解形而上学演变历史的基本框架，可以进一步把握形而上学在不同时期存在方式的内在依据，可以进一步说明形而上学“离离合合”的现实特征，也可以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性质了。
注释：
①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264页，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②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第3页，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③雅斯贝斯；《雅斯贝斯文集》，第5页，朱更生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④⑤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13、5页，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⑥赵敦华：《西方哲学经典演讲录》，第7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