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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08)02-0009-05
1 出版评论的提出及研究现状
“出版评论”应该是出版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就像文艺学，“一般认为，文艺学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①。而在文艺学中，作为学科术语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是同义词。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中的“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也完全是一回事。高等学校中新闻系普遍开设有新闻评论课程，编写出版的新闻评论教材也有多种，但只有极少数学校开设了专门的出版评论课，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编辑出版专业就有“出版评论”这门课程。笔者认为，作为学科层面的出版学研究也应该是由出版理论、出版史和出版评论组成，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三个部分：出版理论、出版实务和出版史。把“出版实务”作为出版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科学的，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出版评论”。
国内学者较早提出并进行初步探讨“出版评论”的是李频先生。他在1995年2月出版的《编辑家茅盾评传》一书中，专设《出版评论》一编②。这一编包括三章：由读者联系市场的出版现象解析；张扬个性的期刊文化评价；多元综合的出版评论方法。他在论及作为出版评论家的茅盾时这样说：“纵观茅盾从五四到抗战到新中国成立的编辑生涯，明显地贯穿着一条由隐而显、由俭而丰的出版评论红线，其出版评论与期刊编辑实践同时起步。……茅盾在五四时期撰写的出版评论文章数量有限，但出手不凡；这都坚实地奠定了他出版评论家的文化地位。在三、四十年代，茅盾主编《文学》、《文艺阵地》时，更高地举起了出版评论的大旗。……在精心评骘出版物的同时，茅盾悉心研讨出版现象，撰写了以《从百分之四十五说起》和《如何击退颓风》等为代表的大量出版评论文章，不仅出版评论的思维空间大大拓宽，出版评论的内容与形式也更为丰富多彩，矗立起深刻而博大的出版评论家形象，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清醒的出版评论家自觉而执著的文化追求。”③作者从“回溯茅盾出版评论之路，借鉴茅盾出版评论的可贵经验，有助于当前编辑出版评论的健康发展”这一目标出发，努力探究、总结茅盾的文化出版思想与出版评论的内涵、个性、方法等，从新的视角进行了耐人寻味的评述。其中一些论述是很有见地的，例如对出版评论文化功能的认识，指出“出版评论是加强作者、编辑出版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传播，改善出版文化生态环境，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有力手段”；其“显著的功能表现在沟通传播和文化检测”。此外，作者还认为“出版评论的对象是以出版物为核心的出版现象”。书中对茅盾提出的“出版现象”这一概念的分析也是很有理论价值的。但整个看来，由于作者的主旨在于探讨作为编辑家的茅盾的出版评论实践，因而不可能对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一个出版学理论概念的“出版评论”展开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梳理。
罗维扬先生的《出版评论与出版诊断》一文，比较明确地作了“出版评论”的内涵界定与外延分析。他认为：“出版评论，是指对书籍、报纸、期刊等出版物的评论。这种评论可以包括对书、报、刊所刊载文稿的评论，更多的是把书、报、刊作为一个整体，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进行评论。也就是说，不仅把著作家的著作作为评论对象，更把编者、出版者的‘作品’作为评论对象；不仅评论所承载的内容，更要评论载体本身。”“出版评论分为书籍评论、报纸评论、期刊评论和宏观出版评论。”④作者这里的论述把书评等直接包括在出版评论之中，事实上有些混杂和矛盾。他对所谓“宏观出版评论”的说明倒是更具有新意和启发性：“这种出版评论，主要是分析出版态势，研究出版现象，探讨出版问题，预测出版走向，以及进行横向或纵向的出版比较。”⑤这里对出版评论的界说带有明显的描述性质，但对其主要内容和特点的把握还是相当准确的，富有参考价值。
把“出版评论”作为一个学科概念重新提出并进行新的比较系统论述的是孙利军先生。他在《出版评论与图书评论之比较》一文中指出：“以技术为先导的现代出版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应的则是人们关于‘出版’观念和‘出版评论’观念的变革。传统的印刷出版物受到音像、电子乃至网络出版的冲击，传统的图书评论、文艺评论、影视剧乐评论，新兴的音像、电子、网络等出版物内容评论（间或艺术形式评论）终将成为新的以出版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出版评论的一部分。”他认为，出版评论是传统书评向全方位“大出版”评论转型的产物。它与图书评论有着内涵上的本质区别。对于出版评论及其特点，作者作了如下界定：“是现代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出版信息，对出版业各方面各环节种种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并加以评判的一种行为，目的在于揭示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规律，指导现代出版业的实践。出版评论文章是评论工作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这个定义兼顾作为评论活动和评论文章的两层意思。至于出版评论的外延与特点，作者也进行了论述：“出版评论包括出版物评论、出版事件评论、出版政策评论、出版人评论及其他出版现象评论等。它同现代出版业息息相关，既是现代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环节，也作为一种外在的制约、监督力量，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出版评论具有时代性、大众性、动态性、倾向性等特点。”⑥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出版评论与传统的图书评论从产生的背景、评论和服务的对象、各自的特点几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作者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如：与传统的图书业相对应的是今天所谓的现代书评，与现代出版业、“大出版”观念相匹配的只能是包容量更大、囊括面更广的出版评论。书评的评论对象限于传统意义的出版物——图书，出版评论的评论对象范围更广，它还包括出版物评论以外的出版事件评论、出版政策评论、出版人评论及其他出版现象评论等。出版评论作为现代出版实践与现代出版理论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像架设在二者之间的桥梁，对两者都产生极大的影响，是传统的现代书评所无法比拟的，等等。这样一些看法中不乏真知灼见，当然也还有值得斟酌的地方。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早已存在的理论现象，出版评论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很可喜的。宋原放先生的《出版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将文章分成几个板块，其中之一就是“出版评论”。虽说近些年关于出版评论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如何更切近出版评论的实际，如何更科学地界定出版评论，并探讨其特点和规律，用以服务于当今的出版实践，仍然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下面，笔者就出版评论的定义、特点等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2 出版评论的界定
出版评论作为一个词语或术语，在专业研究者和非专业人士的使用中，内涵、外延都应有很大的区别。本文所要探讨的出版评论，主要是严格意义上的出版评论，虽然也会提及宽泛意义上的出版评论，但重点不在那里。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出版评论与广义的宽泛意义的出版评论有着多方面的本质上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广义的出版评论几乎是随着出版的产生而产生的，其历史和出版本身一样久远，但早期人们对于出版的反应和议论，只能说是出版评论的萌芽形态。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图书的“写本”时期，还是“印本”时期，一些著作的编纂凡例、序言、跋语、校勘记、批语、点评等，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出版评论的因子。但出版评论往往被包罗在哲学的、道德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学的话语之中，自身未能获得充分的发育。公元11世纪，我国北宋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印刷术革命性的变革，使印刷速度提高、书籍品种和数量急增成为可能。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一直是雕版印刷术占据统治地位。15世纪50年代，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以机械方法印制图书。这为出版业朝着工业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的范围，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同时，工业的发展又影响印刷，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工艺应用于印刷，又使出版业自身发生重大变化，出版的规模日益扩大，出版物的生产速度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物进入文化市场得以及时地、迅速地、广泛地传播。到了这个阶段，出版的生产与接受和消费之间就产生了对具有可信度的社会中介的需求，而各种社会力量又急欲对出版现象做出反应、评价以施加各自的影响。出版评论也就应运而生了。关于西方发达国家出版评论的资料我们所见不多，而中国比较成型的出版评论当是近代出现的。这里有一点是要指出的，出版评论的形成与成熟，还有赖于出版理论提供足够的思维框架和思维工具；但由于整个出版理论的滞后和不成熟、不完善，自然也大大影响了出版评论的成长和发展。
其次，从评论主体的角度来说，狭义的出版评论以专家为主力。这有点类似严格意义的文学评论⑦。出版物、出版现象等在受众那里引起反应，形形色色的受众对其表示各自好恶褒贬的感触，都可以说是出版评论，但那往往是片断的，零星的，感性的，多半还是肤浅且不确定的，是个人的随意行为，而不具有社会意识的生产的性质。严格意义上的出版评论是在社会分工细密化，对于出版的观察与研究成为精神文化生产的专门领域的时候，具体来说，就是在有专门的职业的评论家群体出现之后。这不是说，出版评论的写作者全都是学有专长的出版评论家，但专门的出版评论家担当着支撑的角色。狭义的出版评论是理性的而非限于感性的，是参照历史形成的规范有意识地撰写的。
再次，从评论对象的角度说，出版评论面对的是变化中的当前出版。它力图对评论家身居其间的出版业的走向、出版家的走向、阅读界的走向，乃至出版政策的走向等施加影响。出版评论家是当前出版活动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往昔出版的欣赏者。出版评论和出版理论是有一定区别的。后者是从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出版整体中抽象出来的出版的共同规律，前者则是对具体的出版现象所作的具体分析、判断。出版评论家始终关注当前的出版问题，虽然它有时也探讨过去时代的出版现象，但落脚点一定是当下。研究者对前人出版的评述，如果是给予历史的定位，那是出版史范围的工作；如果是探索、分析阐释出版的新路径、新视角、新方法，则属于出版评论。出版评论的当下性与新闻评论有相似之处，有学者对新闻评论这样界定：“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认真探讨、研究新闻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对出版评论的建设应该有所帮助⑧。
最后，从主体动机的角度来说，严格意义上的出版评论是为社会的，不同于仅仅为着自己留下的阅读随感，或一二知己之间的闲谈。有学者严格区别“文学谈论”与“文学批评”时说：“早先书房、沙龙里的文学谈论是‘为己’，现代杂志、报纸上的文学批评是‘为人’。几个人在一起交流文学欣赏中的体会，可能彼此得到极大的愉悦，但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评论的可能只是一件作品，他的话则是说给一群甚或所有作家和读者听的，期望这些话产生实际的、长久的、广泛的社会效果。现代的文学批评，为着发表而撰写，有着明确的社会目的。”⑨我们所说的出版评论，与严格意义的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有某种相似之处，也是有明确的社会目的的行为。出版评论显然不是评论家的自言自语，也不是三两个朋友的随意闲聊；它必定要借助报刊等现代传媒这一评论家（其中包括部分职业出版家）进行自我反思和进行社会批评的“公共空间”与“公共舆论”，从而被赋予重要的社会内涵和历史使命。评论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拿着自己的成果（文章）进入“公共”的广场，参与讨论和批评，干预、监督、推进并影响整个出版业的发展及进程。
综上所述，所谓出版评论似可如此界定：它是以一定的出版观念、出版理论为指导，以评论家所面对的当代各种具体的出版现象（包括出版政策制定与执行、出版物的生产与消费、出版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等）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活动。它的目的和任务是对出版现象做出判断、评价，指出其得失和其所以得失的原因，探寻促进出版业健康发展的路径，以此来对出版管理、出版生产、出版消费等出版业的整体发展施加影响。
出版评论以当前的出版现象和出版事实为对象，具有当下性。此前已述及。此外，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活动，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出版评论又是以概括一般规律、进入到本质为目的的，因此它又具有思辨性。同时，出版现象和出版事实是出版评论的依据，它所依据的事实应该是确凿无误的，因此它还具有实证性。对于出版评论的这样一些特征，我们将专文讨论。
3 如何加强出版评论
出版评论对于促进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提升和完善出版理论的学术建构，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的出版评论是不够繁荣的，出版评论家是少之又少。出版评论不能适应出版实践发展的需要；加强出版评论成为当务之急。而要真正有效地推进出版评论，笔者以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出版理论的研究。
出版评论是以出版理论为指导的，出版理论研究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出版评论的水平。“批判的武器”解决不好，出版评论就难以有大的发展。以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为标志的出版学的建立和发展仍处于较幼稚的阶段。“国外学者研究出版学，至今不过40余年的历史。”“中国则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有组织地开展出版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⑩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主要围绕出版学基础理论的几个方面展开探讨，在出版概念、出版活动的功能、出版研究的对象、学科体系、学科性质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到目前为止，以“出版学”命名的专著和教材也出版了多种，它们是：《编辑出版学概论》（叶再生著，1988）、《出版学概论》（彭建炎著，1992）、《出版学概论》（袁亮主编，1996）、《出版学》（余敏主编，2000）、《编辑出版学》（张天定、郭奇著，2003）、《现代出版学》（张志强主编，2003）、《现代出版学》（师曾志著，2005）。其中，余敏主编的《出版学》和张志强主编的《现代出版学》都对国内外的出版学研究进行了评述，反映了国内外出版学研究的历史和新动态。前者还专门介绍了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国外出版学研究的情况，对国内的出版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肯定出版理论研究获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出版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亟待加强。专有术语、概念、范畴的形成，出版规律的总结提炼，出版理论原理的概括升华，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学术范式的确立等，对于出版学研究来说都还任重道远。而比较成熟、科学、完善且符合出版实践需要的出版理论，又是出版评论所热切期待的。
其次，要认真清理和总结出版评论既有的成果。
出版评论并不是等待出版学理论研究成熟以后才开始起步的。现代出版评论是伴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而逐步展开的；在没有成熟的出版理论指导之时，它往往借助其他学科诸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出版评论的摸索。翻检一下宋原放先生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我国近现代的出版家、理论家很早就自觉地在进行着出版评论工作。除了李频专论过的茅盾，下列人物及其出版评论作品都是可以一提的：胡汉民《近年中国革命报之发达》(1909)，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1919)，郑振铎《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1920)，戈公振《留学界之出版物》(1927)，霆声《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1929、1930)，君素《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1930)，陆费逵《六十年采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1932)，平心《出版界往哪里走？》(1935)，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1937)，夏丏尊《中国书业的新途径》(1945)，郑振铎《文化正被扼杀着》(1946)。这些文章有些出自业内行家之手，有些则由业外专家学者撰写，皆能密切关注现实，视野开阔宏大，问题针对性强，对出版业的发展富有建设性。
我认为，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近代、现代出版评论，撰写一部中国20世纪出版评论史都是可行的。我们既有必要总结其成功的经验、取得的积极成果，也必须总结其不足，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今天的出版评论提供参照。此外，还有必要有组织、成系统地多翻译介绍一些国外有关出版评论方面的优秀成果，以供学习和借鉴。
再次，要加强出版评论队伍的建设。
最近这几年，出版评论有所发展和进步。翻阅新闻出版类的报刊，检索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文摘类刊物报纸，浏览一些大型的出版门户网站，我们也时常能看到比较有分量的出版评论文章。关于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论述，关于科学出版观的倡导，关于深度出版的探讨，关于专业出版、学术出版现状的分析及对未来的预测，关于辞书准入制度建立的提议，关于翻译及翻译出版问题的忧思，关于教材教辅出版的规范，关于书业滞胀现象的解剖，关于平庸书、“伪书”现象的辨析，等等，都曾引起出版评论家们的高度关注，出现了不少既有理论深度又紧密结合实际，既有分析又有对策的优秀出版评论文章。
应该说，随着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和出版理论研究的进步，出版评论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国内也陆续涌现出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出版评论家。但从出版业发展对出版评论的需求看，从出版评论与其他领域如文艺评论的比较看，从出版评论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看，我们的出版评论又还感到不尽如人意。从事出版评论者，往往是业内人士居多，或者是担任过或正在担任出版单位领导的业界专家，或者是担任过或正在出版管理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这些身在一线或对出版实际有深切了解的专家、行家热心出版评论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出版评论的队伍中，高等学校的专家学者、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还显得有些分量不够。在文学评论中，虽说有作家操刀从事评论工作的，也有少数从事文学管理的干部加盟其中，但文学评论家的主体是高等学校和专门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士。出版评论队伍中，如果业内与业外结合，行业派与学院派携手，专业与兼职互补，老专家与中青年形成梯队，那么我们的出版评论就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时代尤其呼唤职业化的专门的出版评论家。
（收稿日期：2008-01-30）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5080-5081
②③李频.编辑家茅盾评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239-240
④⑤罗维扬.编辑大手笔[M].武汉：崇文书局，2005:307,308
⑥孙利军.出版评论与图书评论之比较[J].中国图书评论，2005(11):26-28
⑦⑨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
⑧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43
⑩罗紫初.出版学理论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002(B03):4-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