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的辩证法——“文革”时期对《红岩》的“协商式阅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辩证法论文,文革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09)01-0050-13
从《〈红岩〉评论文章目录》①中可以看出，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7年打倒“四人帮”后《红岩》和它的主要作者罗广斌被“平反”，这十多年当中，关于《红岩》的评论文章完全是一片空白。这可以解释一种说法，即《红岩》是五六十年代最没有争论和异议的小说。②这种说法显然没有考虑到“文革”期间关于《红岩》是“最红的小说”还是“最黑的小说”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小报”上所产生的巨大争议。当然，这些“文革小报”只是某种意义上的民间出版物，并不能代表官方的意见。但从中却可看出，即使是号称“最红的小说”的《红岩》也没有能够经受住“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革命不断“深入”，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分解，到了“文革”，“革命”和“反革命”的所指与《红岩》出版的时候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小说所维护的整体革命利益已经分化成更小的团体利益；二是因为政治运动历来是“上有所好，下有甚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历练”，群众的“政治觉悟”“提高”到了神经质的程度。由此产生了一种索隐式的文学解读方式。只要成为这种“阅读”的对象，没有什么文学作品能够逃脱被批判的命运，《红岩》自然也不例外。不过，在“文革”开始时，《红岩》的作者并不是被批判和被“阅读”的对象而是批判者和这种批评方式的实践者。
“文革”的开始和对文学作品的索隐式解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依照惯例，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又一次针对文人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因此，属于宣传文化系统的重庆市文联成为这次“大革命”的“重点单位”。《红岩》出版之后成为重庆市文联专业创作员的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自然也被卷入其中。不过，刚开始他们并不是被批判的对象，而是以党的干部和革命者的姿态“挺身而出，保卫党的事业”③的批判者。对“文革”开始时《红岩》作者的表现，作者甘犁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重庆市文联作家群中，恰好有两位特殊人物……在文联环境中，他们更表现出党务工作者的干练和政治警觉性。还在‘文革’酝酿之时，他们就得到江青的‘亲切接见’和关照，还曾在狠批‘文艺黑线’时被用作雹击夏衍等‘修正主义分子’的石头。他们回到重庆后，开口闭口‘江青同志’如何如何，‘文艺战线’怎样怎样。因为得风气之先，‘文革’一开始，他们就闻风而动，以‘左派作家’的姿态，在文联公开提出：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奔腾》上毒草占40%，存在‘黑线专政’问题，必须严加追查。”④显然，“革命小说”作者的身份使得罗广斌、杨益言获得了相对于文联的其他“黑帮”们更多的优越感和话语权，因此，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以居高临下的激进姿态进入“战斗”状态的第一批“闯将”，他们“最先揭发文联机关的问题，揭发刊物的路线问题，揭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⑤重庆市文联的机关刊物《奔腾》文学月刊创刊于1959年10月，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发现“问题不少，性质严重”的《奔腾》双周刊是1960年9月月刊因国家纸张供应紧张停刊后，从1961年11月19日起在《重庆日报》三版以双周刊形式出版的文学副刊，开办之初的《奔腾》双周刊显然受到了60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的影响。在第一期的《告读者》中说：“党和毛泽东同志给文学艺术所制定的方针，工农兵方向下的百花齐放，给我们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极其广阔的天地。在文学创作上提倡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对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在我们文学工作的经验中，已十分显明。”[1]这里对“百花齐放”的重提和对创作“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的提倡是和1961制定的《文艺八条》相一致的。⑥由此不难想象，以罗广斌、杨益言高度政治化的阅读框架和高度敏感的政治警觉来裁度政策宽松时期的文学副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果然，“战果”卓著，“据前30期的粗略统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约占40%”。⑦1966年6月，市委派出工作组到文联“领导”运动。“派来整文联的工作组，是从市文化局和当时的‘红旗单位’四川美协选调的。重庆文联和四川美协，是同一个党组领导。用一句俗话说，是同一根线上拴着的蚂蚱。但此时‘文革’舞台上要他们扮演的角色是蜥蜴，自然也就迅速变色。本诸上命，把文联作为一条尾巴抛将出来，让它在大张挞伐中去蹦跳。”⑧工作组的“工作”方法，是在几十年来的整风运动中被证明效果很好的“互查互揭”：“工作组来到文联，也要像农村‘四清’那样搞‘扎根串连’，寻访‘苦主’，然后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开‘见面会’，号召拿起笔做刀枪，锄毒草，挖黑帮。既然长期以来被‘黑线’专了政，文联中人除极个别外，几乎全都入了黑籍，负有原罪。所谓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形式的互查互揭，实际就是吠形吠影的互咬互噬。被指定入棚搞大批判的文联礼堂，天天腥气扑鼻，人人刺刀见红。角斗士们此时私心最为害怕的，是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混战中不要被圈定。”⑨不知道这里所说的没有“入了黑籍”的“极少数人”是否包括罗广斌和杨益言，但他们自己大概没有把自己列入到这个“负有原罪”的“大多数人”⑩当中去，因为在毛主席做出对文学艺术重要批示的1964年，罗广斌他们进入到这个“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的、“‘死人’统治”(11)着的文艺界才不过两年。自以为拥有这样的“原始资本”，罗广斌、杨益言他们在这场“互查互揭”、“互咬互噬”的“大战”中就比其他的人包袱轻、下手重。看看他们对1962年6月7日发表在《奔腾》双周刊第16期上的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邓均吾的一首小诗的解读方式，我们就可以大致理解他们何以能够从30期的《奔腾》周刊上“发现”百分之四十的“毒草”。
邓均吾(12)是重庆市文联的副主席，声名卓著的老诗人。被罗广斌、杨益言解读为“毒草”的诗歌题为《观人画柳》：
老干长条倚碧霄，
虬髯红拂入挥毫。
金城柳是英雄种，
岂向西风一折腰。(13)
就是这样一首本来有明确的语境和固定所指的、思想内容很是健康的诗歌，落到了罗广斌、杨益言他们手中，从1966年的“政治高度”来“审视”，竟从中看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骨”：
在他们看来，陈子庄的画和邓均吾的诗，出笼于1962年春，其中必有微言大义。用这种政治眼光作刀，他们一下子就从诗的第三句中解剖出了反骨。原来，“金城柳”出典于桓温，桓温是东晋时带兵之帅，他在西征北上途中看到当年种的柳树已经成围，而他统一中国的功业尚未实现，不禁泫然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将东晋时的桓大将军拿来和今天的现实一加比附，不是也有一个转战大西北的彭大将军吗？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被定成了“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头子，1962年，正是被伟大领袖认定有人大刮“翻案风”、“黑暗风”的时候，恰在这时，陈子庄画老干新枝，邓均吾的诗写“金城柳是英雄种”，不正是与彭德怀翻案之心暗通而遥作呼应吗？
这样的上纲批判，因符合运动的期求目标，工作组听来就有些味道了，稍加鼓励。“左派作家”又在邓诗的第二句上有了突破性发现：“虬髯红拂入挥毫”，所写何人何事？据唐人传奇，原来隋末大乱，在群雄中有位虬髯客，想与李世民争天下而没有得手，只好去海外称王，退出争夺前曾与李靖、红拂谈过：“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在1949年争天下失败而被赶下海的不是蒋介石吗？台湾正好距北京数千里，蒋介石正是在1961、1962年之交叫嚣反攻大陆，不正好与虬髯客所预言的“得事之秋”暗相契符吗？……这不是在公开为蒋介石反攻大陆作舆论准备吗？在“左派作家”的揭发中，还把蒋介石是在1962年某月某日叫嚣“反攻大陆”，邓均吾是在几天之后抛出“反诗”，详加对照，说得清楚而又具体。“黑画反诗”也就如此这般地“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了。(14)
通过这种歪曲性的上纲上线式的解读，邓均吾的诗歌就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革命”和“不许革命”
罗广斌和杨益言自以为身处负有原罪的“文艺黑线”之外，所以，在“文革”开始，他们显然以为这是又一次“为革命立新功”的好机会。虽然在运动的开始他们的确占有一定的上风，但他们也不是没有“问题”。在小说写作过程中起了指导、帮助作用的马识途、沙汀在“文革”刚开始就被打成了四川的“三家村”；在小说写作过程中起领导作用的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更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所以，运动一开始，罗广斌他们就贴出大字报，主动“揭露”马识途、沙汀、萧泽宽的“反动”言行，希望能够摆脱和这些反革命“黑帮”的干系。但是很快，革命就革到了罗广斌他们自己的头上，成了被“圈定”的“阅读”对象。市委工作组在“鼓励”罗广斌他们斗争了邓均吾之后，就转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罗广斌和杨益言。1966年7月22日，市委工作组找罗广斌谈话，指出他们对马识途、沙汀和萧泽宽的“揭发”材料与他们和这些人的接触“不相称”，并从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家中“接受”了“有关材料和笔记本”。这对罗广斌他们来说当然是很郁闷的事情，但实际上可能也就是像罗广斌他们所“怀疑”的，是想让他们“背上包袱，束缚住手脚，不敢再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作斗争”(15)，如果他们就此“偃旗息鼓”、采取略为低调的姿态，兴许也就会相安无事，因为市委工作组收走他们的材料后确实也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行动，所谓的“遭遇”也不过是“不让我们参加某些会议，甚至叫我们和脱帽右派等人在一起听政策传达。”(16)不幸的是罗广斌他们采取了比此前更为激进的行动。10月23日，认为“革命无罪”的罗广斌、杨益言贴出了《致文联机关全体同志的一封信》的大字报，遵照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成立了“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的造反组织，向市委工作组和市委领导公开叫板。在红卫兵运动起来后，罗广斌又成为重庆乃至全国各地激进学生的精神偶像，他也积极支持造反学生的“革命”行动：“在革命大串联的高潮中，六六年十月重庆文联机关造反组织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封锁，赶走了黑市委工作组，从走资派手中夺取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敞开机关大门，欢迎革命的大串联。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来到山城进行革命串联，每天都有上千的革命小将来到文联。这时，罗广斌同志担任接待工作，从早到晚都热情接待红卫兵小将。他总是对小将们说：‘我是向你们学习的，你们是先生，我们是学生。你们的包袱少，我们的包袱多，还有不少资产阶级的思想。’仅66年11月份，罗广斌同志就接待了红卫兵小将五万余人。”(17)
罗广斌的这些激进行动使得他反对的“当权派”相应地向他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因为罗广斌他们不是普通的青年学生，而是有影响有资历的党员干部，“这在党员干部中为数很少，是个危险人物。双方已是生死之战，必欲在政治上置对手于死地。这时‘费厄泼赖’自然是‘缓行’的了。于是旧话重提，1966年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市某强力部门一天连续提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之一、之二、之三），把以往的结论完全推翻，来一个180度大转弯。”[2]本来，罗广斌也是负有“原罪”的，他没有其他文联大多数人所背负的三十年“文艺黑线”的“原罪”，但他却有从敌人的监狱活着出来的“原罪”，(18)更有出身于大地主、大军阀家庭的“原罪”。当年从“中美合作所”活过来的人，解放后大多数都因为“叛徒”的嫌疑而受到怀疑和虐待，罗广斌同样是被怀疑和“控制使用”的对象。他能够获准写作《红岩》这样的革命小说，主要还是因为这样一部反映重庆地下党革命斗争事迹的小说的写作，是和权力集团尤其是重庆权力机构中原地下党领导人员的利益一致的。但是，到了“文革”这一“革命的新阶段”，既然重庆地下党甚至整个地下党都犯有“路线错误”，原来支持小说写作的原地下党干部萧泽宽、马识途、沙汀、参与小说改编的夏衍、水华等等都纷纷落马，成为“黑帮”，罗广斌怎么能够独免呢？这样，在罗广斌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战和“造反”的同时，重庆市委的“当权派”也在把罗广斌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组织材料，罗织罪名。
虽然具有背负双重“原罪”的“软肋”，虽然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包袱多，还有不少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罗广斌并没有“后退”或者“止步”，“革命”的步伐反而步步升级。在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中，红卫兵组织“重大八·一五”“单方面夺权”成功，并决定筹建全市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在权力再分配中被甩在一边的其他造反组织如“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等反对“重大八·一五”的“单方面夺权”，认为应该“联合夺权”，并且认定“重大八·一五”在夺权过程中和黑市委有“勾勾搭搭”的嫌疑，因为夺权后成立的新的政权机构中还是旧市委的一班人马在掌权。于是，“西师八·三一”和“工人造反军”等被“排斥”在夺权行动之外的造反组织成立了“联络站”，对抗“黑市委”和他们认为“犯了右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大八·一五”。这时候，罗广斌又站出来积极支持“真正的左派”“西师八·三一”。对这个过程，当年造反组织“西师八·三一”的组织者杨向东回忆说：“我在‘文革’中陷得比较深。我代表的是‘西师八·三一’，和我们对立的是‘重大八·一五’。我们当时认为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因为他们和黑市委拉关系，我们当时认为他们比较右。这时候罗广斌自己找上来，通过我到西师讲话，宣传他们的主张。罗广斌、杨益言他们把我们的观点加以发挥、扩大，认为‘重大八·一五’是执行了一条右派机会主义路线，投降了黑市委。罗广斌说，‘重大八·一五’它那个夺权是假的，和市委有君子协定，是市委把权交给你‘八·一五’。这样，我们和罗广斌他们认为造反派并没有把权真正夺到手。”(19)这样，罗广斌、杨益言就积极支持“联络站”的造反组织“重新夺权”。
虽然罗广斌和杨益言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的造反夺权活动，但是，学生们对这两个有影响但是面貌不清的人物的态度却是复杂的。造反派中的“重大八·一五”就接受了市委的观点，认为罗广斌有问题；而和罗广斌站在一起的更“革命”的“西师八·三一”的“小将”们也并非铁板一块。杨向东说：“当时我们年轻，觉得他们有威望。但下边的群众不赞成和他们沾边，主要是害怕，因为罗广斌的问题说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学生头头觉得上了贼船了，没办法摆脱关系了”，(20)最后，在“革命”和更“革命”的两派学生组织之间，罗广斌和《红岩》终于成为斗争的焦点，不把有影响和有力量的罗广斌和他的《红岩》打倒，夺权成功的“重大八·一五”的政权合法性就始终得不到保障。从1967年2月开始，“重大八·一五”发动了向罗广斌的进攻。杨向东说：“真正要批判《红岩》是在1967年，在这以前，罗广斌和《红岩》没怎么受到批判，1966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纪念日，罗广斌还在体育场讲话，讲完话以后还被人们簇拥着绕场一周。‘12·4’事件发生后，他还以革命作家、脱险志士的身份代表重庆造反派到北京开会……二月份发生了急转弯。刚开始还没有成篇的文章，就是一些大标语，就在你现在住的上清寺这一带，通街的大标语拉起，说‘罗广斌是叛徒’、‘《红岩》是叛徒写叛徒的大毒草’。”(21)2月5日，罗广斌被“八·一五”派从家中绑架，在禁闭他的地方，罗广斌“坚贞不屈，他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又给亲人留下了响当当的遗言：‘永远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22)2月10日，罗广斌在被禁闭的地方“坠楼”身亡，“八·一五”说罗广斌是“畏罪自杀”；而支持罗广斌的人们则认为罗广斌是被“李任死党所杀害的”，到底孰是孰非，至今也没有定论。
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平时的革命工作中，罗广斌都表现得很是积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者内部对革命纯正性的无限竞争中，历史问题成了罗广斌的沉重包袱，他遇到了想“革命”但“不许革命”的难题。和红卫兵小将相比，他有革命资历长的优势，但是也有出身不好和历史问题复杂的劣势。在“文化大革命”中，罗广斌认为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因而一直是冲锋在前，但他却被无情地剥夺了革命的资格，其中的“张力”之大可想而知。即使罗广斌真的是跳楼自杀，也是可以理解的。1946年和罗广斌一起到重庆郊县秀山教书的革命战友陈家俊说：“过去在斗争当中一切都可忍受，不管多苦，我后面有个强大的支持，有力量。文化大革命中，难支持了……那个时候，敌人是扣红帽子，他不怕，为此而牺牲是光荣的，他应付了。但现在是自己人，带着灵光的人，送来了黑帽子，又是无法抗拒的，他接受不了，他反感，但又说不出来，无法理喻，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3)
革命文学的内在矛盾和自我颠覆
在最初的标语攻势之后，“批判”罗广斌和《红岩》的大字报随之而来。看来罗广斌的对手在事前下了一定的“功夫”，他们从查获的罗广斌给马识途的通信中发现了不少罗广斌和《红岩》的“罪证”。但总的来看，在罗广斌自杀前后，对罗广斌和《红岩》的批判还只是在《红岩》作品的外围主要是和《红岩》写作有关联的人上做文章，而对《红岩》中的具体内容少有涉及。当年，罗广斌他们写作《红岩》时，参与该写作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写作辅导者、参加意见者以及后来小说出版后的电影改编者、宣传评论者对小说的成功是起了关键作用的，但如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成了“黑帮”、“反党分子”，因此，《红岩》的批判者认为只要查实了《红岩》和这些“黑帮”确有某种密切关系，《红岩》几乎就可以不批自倒、因株连而获罪。在一份罗广斌被绑架前一天抛出的叫做《撕开罗广斌的画皮》的“大字报”中，“作者”(24)“揭露”说：
《红岩》小说的作者到底是谁？
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有人会发笑：“书上不是明明白白写着罗广斌、杨××吗？”不，不止。这部小说是马识途、任白戈、萧泽宽、沙汀（按：以上均为黑帮分子）等人的共同产物。
一、看过稿子的编辑××说：“稿子有五分之三是杨本泉写的。”（按：杨本泉是极右分子。）据说还有×××。
二、任白戈、萧泽宽最关心这个题材，不惜“血本”，出主意、给时间、给地点、给资金，萧泽宽特地用两瓶茅台酒，叫罗广斌拿去送给沙汀，由沙汀逐字逐句逐章加工……
三、马识途在解放初期，就竭力要罗写地下党的书，并多次与罗一起研究，一起谋划。
……
任白戈亲自为罗广斌的小说命名《红岩》（按：原名《禁锢的世界》）。周扬一手提拔罗广斌，要罗出国到日修访问，后因市委有人不同意未去成。罗在很多场合吹捧周扬。罗在成都请沙汀加工《红岩》时，称沙汀为“老师”，并且到处说：“我们是小学生，规规矩矩的上课。”(25)
夏衍、水华、赵丹（按：均系黑帮）来渝期间，罗“大宴宾客”。土皇帝李井泉对罗特别器重，要提拔罗当文联主席。
够了，从以上简略情况，可以明显的看出：周扬——马识途——沙汀——任白戈——文艺黑线在重庆文联的粗尾巴是那一个了。(26)
对于和这些在“文革”初期就纷纷落马的“黑帮”之间难以摆脱的干系，罗广斌他们是知道的，所以，“文革”刚开始，他们就贴出了揭露这些人的大字报。在给市委书记处的报告中，他们对此也专门做了“澄清”：“我们认识的人中，确实有一些现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但是我们和这些反动分子根本没有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关系。我们写作《红岩》时，是组织部门管的干部，萧泽宽是当时市委组织部长，所以管我们的工作；找沙汀看稿子，是组织上叫去的；马识途曾是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所以找过他对小说提意见。在《红岩》的写作过程中，提过意见的人很多，我们对各种意见都是经过独立思考，努力按照毛主席思想来写的。”(27)罗广斌一方面尽量删减自己和这些落难“黑帮”的关系，另一方面把作品的源头归之于具有“超话语地位”的“毛主席思想”。但是，罗广斌的对手们并不认为罗广斌和“黑帮”只是“认识”的关系，从1962年4月16日罗广斌给马识途的一封信中，他们发现了罗广斌和马识途紧密的私人关系，也发现了马识途在作品的“设计和构思”中所发挥的作用(28)。
而且，他们没有满足于此，他们在小说和历史真实之间进行比较，发现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更“直接”的“证据”。原来，在罗广斌给马识途的信中有一段话是：“如果今天叫我写中美合作所题材的小说，我将走更艰苦、更困难的路，不会像写《红岩》这样：不写群众、不写社会各阶层的动向、不写党内斗争，甚至避开凡是涉及路线的问题。”从这一段话发难者提问说：“一、为什么不写工农兵及群众的革命斗争？二、为什么避开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得出了结论说：“原来，解放前四川地下党的某些领导人，曾经违背毛泽东思想，犯过路线性错误。当时，川康特委负责人就是马识途。川东特委负责人之一是萧泽宽。他们极力要罗广斌写反映地下党斗争的小说，而又避开党内路线斗争，歪曲历史，企图借写小说为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坚持错误路线的人翻案。用心何其毒也！”实际上，在“揭露”出来的罗广斌给马识途的信的这段“黑话”的前边还有话：“《红岩》有许多毛病，有缺乏经验的问题，有艺术表现能力的问题……前几天，《中国青年》杂志社宋文郁来，谈了你的意见，听了很高兴。因为我们现在认为不足的地方，正是你提到的问题。”原来，所谓“《红岩》的秘密”：“不写群众、不写社会各阶层的动向、不写党内斗争，甚至避开凡是涉及路线的问题”，正是罗广斌认为的“毛病”和“不足的地方”，而且这些“不足的地方”正是马识途曾经“提到的问题”，而并非是马识途“极力要罗广斌写反映地下党斗争的小说，而又避开党内路线斗争”。恰恰相反，从马识途在《红岩》写作过程中给作者所提建议的记载可以看出，马识途多次建议过作者们要写“党内的路线问题”和“工农兵群众”。如关于写“党内的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马识途就曾经在几次不同的时间强调过，在“广斌写小说”中说：“关于‘挺进报’的正确估计，即实不应那样冒险打阵地战，应打游击战。重庆组织的破坏原因很多，但是打阵地战而不善于迂回，是一个原因。”在“罗广斌写地下党小说中注意”中说：“要总结地下党活动中有冒险盲动（责任在领导，而领导者后来成叛徒了），引起惨重的损失，如在那种场合硬要发行挺进报，而且去解放碑去散发，是很大错误，为何不用游击形式出版呢？硬打阵地战是不量力的小资产阶级的疯狂主义。”如关于写“工农兵群众”，马识途在“广斌写小说的缺点”中说：“认真说没有写出一个真正的工人和农民来，写出的是共产党员，且是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员为多（虽然有出身工人的，仍是知识分子型的，士兵写出一个龙光华）”；在“广斌写作时注意”中说：“写群众活动，写普通的革命人民，不光写几个英雄在纵横，特殊的才智聪明，是群众中涌出的英雄，不是脱离群众的英雄人物，不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不是神，是人，普通的人。”(29)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对《红岩》的批判完全是粗暴的断章取义式的“诬蔑”。但是，如果罗广斌他们当时真的按照马识途的建议来写的话，不但不会安然无恙，反而会死得更早，也许用不着“文化大革命”，作品出来的时候就会成为批判的靶子。马识途的建议实际上是要以文学的超越功能写出革命斗争生活中的复杂性和真实性，而批判罗广斌的人则是从政治功利的角度考虑，认为《红岩》应该在小说中反映在“文革”中已经遭到批判的四川地下党在当年所犯的“王明机会主义左倾路线”。而这样的想法，在地下党还没有被从革命队伍中“分解”出去成为“敌人”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当时需要做的和能做的恰恰是要“歪曲历史”。《红岩》之所以能够在1962年红火一时，就是因为对解放前夕重庆地下革命斗争中的“左倾”路线错误和某些地区群众对革命的冷漠表示了沉默，如果罗广斌他们接受了马识途的“歪主意”，(30)《红岩》就会成为一部文学性更多一些的作品，当然，放在1962年的语境来看问题，没有接受马识途的建议，也许正是罗广斌他们的“精明”之处。但是，革命文学写作的部分困难就在于，革命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在解放过后，过去国共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很快就转换成了党内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对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把革命过程中的复杂性写出来，对权力机构来说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因此，对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就要进行某些装饰性的描写，但政治斗争或者说革命斗争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对革命的装饰随时有可能转变成为对某人的装饰，这就有为某人翻案的嫌疑，不管是作品中的人物原型，还是环绕在作品周围的写作团队，只要所涉及到的某个人物有了问题，作品就会受到牵连。因此，对革命文学的作者来说，谁都没有办法保证一部作品能够永远“政治上正确”，即使是像《红岩》这样“最红的小说”也是一样。
不过，对红岩的批判不期然地暴露了革命文学的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正如皮埃尔·马歇雷所说：“实际上，镜子和它所反映的事物（历史现实）之间的关系是局部的：镜子有所选择，它并不选择一切事物。选择本身并不是偶然的，它带有表征性；它能把镜子的性质告诉我们。”[3](599)红卫兵指责罗广斌在小说中没有写的“路线错误”和“群众斗争”，其实罗广斌是写过的，在重庆解放之初他给市委写的“内参”文本《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就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其中的“狱中意见”部分，主要就是谈的重庆地下党领导层的腐化和路线错误问题。可见，对于在小说中没有写出来的这部分“现实”，罗广斌有着清楚的认识。而在小说写作中对这个历史真实进行掩饰和扭曲并不是一种偶然，而是精心“设计、构思”的结果。把全国解放前夕重庆地下党高层领导在城市、农村工作中的“左倾”盲动情绪和由此而引发的大批革命者的被捕、牺牲归罪于一个级别很低的重庆市沙磁区委委员甫志高，并不只是罗广斌、杨益言的私人想法，也并不是为某个与罗广斌他们有私人关系的当年地下党的领导辩护，而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但是，即使如此设计，人们仍有“投鼠忌器”的担忧，因为甫志高毕竟曾经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弄得不好就会影响党的形象。1961年1月27日责任编辑张羽审读《红岩》三稿前八章后给作者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四、关于叛徒甫志高的嘴脸的勾画：1、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伏笔似乎还应点得重一些，给读者以预感；2、他的欺骗手法、两面作风、蒙蔽伎俩及其内心活动，应求更深刻些；3、应写到党是了解他的，并进行过教育，而未收到效果。稿中写许云峰说：因为初到一起工作，对他过去不了解。这样来写党的工作，对细心的读者来说，是不能满足的。”[4]1961年7月12日中青社文学编辑室给《红岩》作者写信，对如何把甫志高“替罪羊”的角色塑造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甫志高的发展，以及叛变，现在的处理还嫌太粗了一些……要让读者站在明处，清楚地看到他如何善于伪装自己，如何狡猾地欺骗党。使读者对他的堕落、被捕、叛变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甫志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欺骗了党，尽管党对他的个人主义有所觉察，但觉察的程度，并未超过信任的程度。正因为这样，许云峰才同意他作为联络站的负责人……问题是怎么写得既不有损党的威信，也不有损党的领导者的形象，这就是你们在艺术上所要解决的问题了。总之，要把甫志高的发展写得自然一些，把他的罪恶加重，把许云峰、江姐、成岗、小余、刘思杨等人的被捕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而不使读者对党产生任何误解。[5](96)
从中青社的这封信可以看出，即使是把革命者集体被捕的责任设计为“全部归咎于”一个虚构的小人物甫志高，人们还是担心读者会质疑为什么党不能明察秋毫、及时识破甫志高“假革命”的“嘴脸”，从而使党的事业免遭偌大的损失。所以，人们认为应该把甫志高写得尽可能的“狡猾”、“阴险”、“善于伪装”，当然，也要写党对这种阴险小人是有所觉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了“不写”某些事情而又能够把事情说圆，作者们是何等的“煞费苦心”。
但是，作者们“煞费苦心”建构起来的话语网络，仅仅过了五六年，就遭到革命阵营内部的自我拆解。在《评大毒草〈红岩〉》中，就“揭露”了《红岩》写作中极力想要掩饰的革命者被捕的“内幕”：
小说《红岩》又是一部为叛徒翻案的宣言书。
一九四八年重庆地下党遭到美蒋匪特的破坏，其重要原因是当时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先后叛变自首，交出地下党员名单，使重庆地下党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可是小说《红岩》歪曲历史事实，把已经叛党、在敌人面前卑躬屈膝、苟且偷生、出卖革命、出卖组织、出卖灵魂、成为可耻叛徒的地下党市委书记美化成党的化身。小说中出现的市委书记老石同志、副书记李敬原，他们完全代表党的正确领导，把重庆地下党的斗争描写成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作者如此吹捧叛徒，大造反革命复辟舆论，为叛徒翻案的狼子野心，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31)
为了把党没有能够及时识破叛徒真相且让叛徒负责一定工作的责任“归咎”于叛徒自己的“狡猾”和“善于伪装”，《红岩》对甫志高叛变之前的描写，就要把他写得酷似一个好人，比如他在地下工作中的“老练”、“敏感”，比如他对工人生活困难的“关切”、对下级的“关心”和“体贴”，以及他在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当前的任务》发表后的“激情”、“兴奋”。对甫志高身上的这些“优点”，作者是把它当做小资产阶级的“虚情假意”和“急功近利”的表现来批判的。但是，《红岩》的批判者却把这些表现甫志高“狡猾”的东西从上下文当中抽出来，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看吧，这就是作者笔下甫志高当叛徒的原因。小说《红岩》的作者在这里炮制了一部黑三部曲：‘好党员’——‘学毛著’——‘失败’。”(32)与此类似的是对敌人的描写。罗广斌和马识途都认为不能把敌人写得脸谱化、概念化、简单化、公式化，在马识途参加《红岩》讨论的发言中，差不多每次都强调这一点。如在“罗广斌描写地下党小说中注意”中说：“敌特不是在睡觉，不把敌人写得总是那么愚蠢无能，他们是有着荒淫无耻的一面，还有阴险毒辣的一面，（但）他们在办害人的事（时）还是十分积极而有效率的，为他们的反动作拼命的挣扎斗争，只是他扭不过历史所规定的灭亡的命运罢了。事实上地下党在这方面是吃了一些亏的。”(33)虽然从意图上讲，作者们是“故意”把反面人物写得很强大，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革命者的强大。但是，从实际效果看，《红岩》中对革命者的描写并没有对敌人的描写生动形象。(34)对这一点，沙汀是看得清楚的：“作者对敌人的刻画、描写，相当生动，对于共产党人的刻画、描写，则相当概念化，不怎么吸引人。”(35)这些对敌人的生动形象的描写被红卫兵说成是“为阶级敌人大唱颂歌”。
这种把某些细节和形象从文本的结构中分离出来进行断章取义式的解读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对知识分子革命者刘思扬的批判。对初稿中刘思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习性，许多把关者都做出过修改的建议，如马识途就说过：“刘思扬身上的情调还要改一下（小资产味是批判，不是歌颂，会做诗是没必要的）。”(34)即使是经过修改后的刘思扬，当革命“深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还是从《红岩》中读出了许多“小资产”情调：“‘细骨嫩肉的资产阶级出身的三少爷’刘思扬，有豪华的公馆、花圃、假山等供他游玩。作者笔下的这位共产党员，在深夜和他的未婚妻孙明霞‘收听来自解放区的广播’后，孙明霞就把钢精锅从电炉上拿下来，倒出两杯滚烫的牛奶，‘在寒星闪烁的窗前，俩人激动而兴奋地吃着夜餐，心里充满着温暖’。这就是刘思扬的革命斗争。看！这种舒舒服服的阶级斗争，多么像三十年代的‘芙蓉镇’。”(35)实际上，“细骨嫩肉”、“资产阶级出身的三少爷”在小说中是反面人物徐鹏飞对刘思扬的一种认识和说法。小说中固然有对刘思扬在刘家公馆豪华的物质享受和充满温情的生活方式的描写，但是作者要表达的恰恰是主人公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鄙弃。小说第11章确实描写了刘思扬和孙明霞很有“小资产”味道和浪漫情调的“夜餐”生活，但刘思扬他们真正进行的却是和物质享受毫无关系的革命工作。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俩同时被捕，离开了这个“舒舒服服”的“芙蓉镇”。在小说的第18章，写刘思扬被假释回到“有豪华的公馆、花圃、假山”的家，但小说真正要说的是“这一切，豪华的公馆，漂亮的设备，对刘思扬来说，仿佛都隔得很远很远，是那样的陌生。回到了家里，却丝毫没有‘家’的感觉，他的思绪还留在那遥远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渣滓洞楼七室”。[6](352)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在有关刘思扬的章节铺陈了大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所要表现的却是刘公馆物质生活的优越和刘思扬对这种生活的厌弃之间的张力，把这种“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描绘出来，就是为了让主人公去排斥它、祛除它。
在此，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文革”中《红岩》的批判者所采用的一种“故意”歪曲的解读方式。为什么这些解读者会把眼光集中在甫志高、徐鹏飞、刘思扬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方式这样一些形象上边？这些形象是和主导意识形态相背逆的“负形象”，作者把这些形象设置、包容在作品当中，本来是让“正形象”克服、排斥的，如果把这些形象安放在作品的上下文中进行连贯的阅读，自然会得出作者在文本中有意引导的“正面解读”，“《红岩》热”时期在专家引导下的“读后感”就是这样来阅读《红岩》的。但是如果把这些形象单独抽出来进行盯视，就会得出令作者始料不及的“似是而非”的阅读效果。和上面的“正向解读”相比较，这种解读方式就是一种“反向解读”。对这种媒体影响现象，道格拉斯·凯尔纳说：“偶尔，某一引起共鸣的形象的效果与记忆会从其叙述结构中分离出来，文本信息可能是‘犯罪得不偿失’，或者‘通奸导致不幸’，而恰恰是有关犯罪或通奸的记忆驻留在人们的心头，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这可能就是20世纪30年代犯罪剧的真实情况，其中有个叫卡格尼或博加特的人的能量与权势（而非其被捕或遭致谋杀）或许成了人们难忘的东西，从而导致叛逆或犯罪行为。”[7](183)当然，我们不能说对于《红岩》的批判者而言，这些被他们批判的形象正是和他们“引起共鸣”的形象。但是想想看，人们在60年代看电影，与观影者引起共鸣的形象就往往是那些被命名为“坏人”尤其是“坏女人”的人。史铁生回忆他们小时候看电影的生活说：“正在上演《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有几个《天鹅湖》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九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8](126)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红岩》的批判者对那些从小说叙述中抽出来的关于物质生活的描述的批判是真诚的，在物质贫乏的三年困难时期，起码这些“负形象”还是对人们构成了挑战和冲击，甚至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正是《红岩》小说中关于地下工作者的都市生活和对其中“坏人们”的饮食男女之事的描写成为阅读动力的一部分。这样，“文革”当中《红岩》的“民间”批判者断章取义式的解读虽然近乎“吹毛求疵”，但从特定年代人们的阅读习性来看也不乏一定的“道理”。
为《红岩》“翻案”和“翻案”活动的无效
虽然罗广斌和《红岩》在重庆“被群众推上了审判台”，虽然罗广斌在群众运动中死于非命，但这并不表示事情已经有了定性，因为所有的关于罗广斌和《红岩》的言论都还只是“社会上的议论”而非官方的定论。在罗广斌“坠楼身亡”后，杨益言、刘德彬以及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先后来到北京，寄希望于更高的当权者能够为罗广斌和《红岩》正名。2月23日，杨益言到中青社寻求支援。对于中青社的人们尤其是《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来说，罗广斌和自己可说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能否为《红岩》和罗广斌“翻案”，也关系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张羽等中青社的编辑们积极地介入了为《红岩》和罗广斌“翻案”的一系列活动。(38)
关于罗广斌的“在社会上议论”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是历史问题，一个是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一个是小说的是非。张羽的发言权主要在最后一个问题上，所要做的就是针对重庆反对派对罗广斌的各种“诬蔑”进行“辩诬”。“当时，重庆小报上提的问题，主要是说罗广斌是个大少爷，不会写东西，小说是右派分子杨本泉写的，我就说，这个问题容易回答，我们把知道的情况写个材料。”(39)“后来，对立面八·一五派公布了罗广斌和马识途的来往信件，提出了萧泽宽、沙汀等参与谋划的问题，这样问题就更多、更复杂了。”(40)张羽为《红岩》申冤的主要文章《不许诬蔑〈红岩〉》所要回答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所针对的就是“重大八·一五”在1967年2月4日编写的《撕开罗广斌的画皮》。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其实最不好回答，因为这些人参与《红岩》写作确有其事，而且对方又有确凿的证据在手。所以张羽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也只能是闪烁其词，其说法大致和罗广斌、杨益言在《向市委书记处的报告》中的解释类似。到了1971年，张羽就不得不在自己的“检查”中承认：“罗、杨等和萧泽宽、马识途、沙汀的关系，在炮制小说的过程中，是十分密切的，萧泽宽从始到终，出主意，订规划，看稿件，找材料，是主要的策划者；马识途的确给他们出过不少的黑主意，沙汀等专门请了假，腾出时间，和罗、杨等谈稿，提出修改的计划等。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因为当时这些人都被群众揪了出来，就力图和他们摆脱干系，说他们只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是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一般的朋友关系等，躲开他们策划、密谋、指挥炮制毒草的实质。”(41)为了给罗广斌和《红岩》翻案，中青社的张羽、吴小武、黄伊等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红岩》专案组”，也叫“红岩战斗队”，“战斗队”还编辑、印刷了16开的小报《红岩战报》，张羽为《红岩》辩护的文章《不许诬蔑〈红岩〉》就刊登在《红岩战报》的第一期上。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张羽在此前参加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及其直属单位联合召开的一个为罗广斌翻案的大会上的发言稿，刊登在《红岩战报》第1期上的文章都是根据这次大会的发言录音整理的。除了张羽的这篇文章以外，还有“首都大专院校赴渝战斗兵团代表”和杨益言、胡蜀兴等的三篇文章。在4月1日团中央的这次大会前后，杨益言和张羽还参加了一系列由支持罗广斌的首都红卫兵组织召开的群众集会。
从4月初开始到5月中旬，中央连续召开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几次接见四川和重庆的造反派组织代表。这次会议似乎给罗广斌以及和罗广斌问题难解难分的重庆激进造反派获得“平反”带来了机会。4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派人到北京地质学院接见了杨益言、胡蜀兴等人。(42)在“接见会”上，来人说了对小说《红岩》的看法，说“还是部革命小说”(43)。这增加了为罗广斌申冤的人们的信心，因为来接见他们的是来自“首长”身边的人。虽然《红岩》在重庆“议论纷纷”，受到“群众”的诬损，但是人们更看重的是来自中央高层的看法。江青在1965年1月曾“亲切”接见过《红岩》的两位作者，并赠送给他们两套精装本的《毛选》。从北京回到重庆后，他们就遵照江青的指示，改写《红岩》的电影文学剧本。“文革”旗手对《红岩》曾经的“垂青”是为《红岩》“翻案”的人们最大的“砝码”。另外，根据《红岩》改编的京剧《山城旭日》传说将在“五·一”上演，这也是对他们有利的信息。5月17日，中央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没有给正在掌权的造反派撑腰，而是宣布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一律释放”。(44)但是，这个“意见”却“回避了罗广斌的问题，连提都没提，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45)这种模糊不清的形势不能不让那些和罗广斌问题绑在一起的人们感到“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北京外来人员回本地闹革命。杨益言他们回到四川，住在支持他们的由“八·二六”掌权的四川大学，继续为罗广斌和《红岩》问题的解决做各种努力。1968年第1期的成都《军工井冈山》报发表了署名为“《军工井冈山》编辑部、《红岩战报》编辑部、《八·二六之声》编辑部”的《评山城罗广斌事件》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的系列长篇文章。(46)这四篇文章中的前两篇分别是《评山城罗广斌事件》、《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评述罗广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第三篇是《关于罗广斌同志的历史》，并附原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雷雨天的证明材料《罗广斌同志的历史审查情况》，讲罗广斌的历史问题；第四篇是《关于小说〈红岩〉》，这篇文章很明显是针对我们在前边分析过的《评大毒草〈红岩〉》而写的反驳文章。《评大毒草〈红岩〉》中关于刘思扬、甫志高的说法本来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评论方法，所以《关于小说〈红岩〉》的作者很简单地就能抓到要害的地方来反驳：“作者正是采用层层剥皮的办法，把一个浸透了资产阶级浓腥的甫志高，活活解剖在人们面前。自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打罗英雄’们一口咬定，说这些竟是作者在‘赞扬’甫志高，把作者从甫志高身上层层剥下的‘革命’外衣，一件件拣起来当‘证据’，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47)对于小说掩饰当年四川地下党的路线错误问题是相对来说难以反驳的问题。反驳者先是用毛主席在“讲话”中所说的“五个更”来说明对错误路线的掩饰是为了从“侧面反映在毛主席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夺取全国胜利、开辟世界新纪元的伟大斗争，它不但应当描写一个典型的狱中环境，还应当给它配上一个典型的合乎历史发展的狱外背景。”(48)接着，作者把这个问题归咎到此时已经被撤职的南下干部李井泉、廖志高和地下党干部之间的派系斗争上：“‘地下党除了叛徒和混蛋，没有一个好人’，这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口号！……李井泉王朝强调什么地上地下，是搞宗派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49)
就在这个颇有分量的“重磅炸弹”散发到成都街头的时候，3月15日，在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人的会议上，江青说了不多几句和《红岩》及其作者有关的话。话虽然不多，但对《红岩》来说却是“毁灭”性的：“1968年春，江青竟向敬爱的周总理突然猖狂进攻。她叫嚷：‘有一个剧叫我去调查，华蓥山我作了调查，碰见鬼啦！华蓥山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50)江青对四川地下党的判断和李井泉的“反动口号”何其相似，但是，因为是江青说的，就不但不是“反动口号”，而且等于是宣布了罗广斌和《红岩》的死刑。杨向东对当年发生的事情回顾说：“1968年，杨益言把我找去，在成都用《军工井冈山》给罗广斌翻案。杨益言提供的是江青对《红岩》的评价。另外一个人就是四川省文联搞评论的陈朝红，当时我们在一起研究，杨益言具体策划。这些文章刚刚发出去，在成都街上卖这个报纸，3月18号，成都就传达了江青的‘3·15’讲话。江青说‘有人为罗广斌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当天晚上12点，川大‘八·二六’就把杨益言‘驱逐’了，对外搞宣传表示他们和《红岩》作者没有关系了。”(51)对此，杨向东在当年曾埋怨“江青出尔反尔”，因为“她不是不理，她理了，1967年她还派了人去看我们……”(52)实际上，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出尔反尔”的何止是江青一人，只不过江青的“出尔反尔”所造成的振荡更为严重而已。
收稿日期：2008-10-23
注释：
①关于《红岩》评论文章的目录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两本不同的专集，一个是《〈红岩〉专集》，一个是《长篇小说专集》。
②如李杨就说：“50-6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都经历过读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无论是最早的‘革命通俗小说’《林海雪原》，还是‘成长小说’《红旗谱》与《青春之歌》，甚至是以刻画社会主义新农民为主题的、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创业史》，其价值、成就乃至‘真实性’都曾引起争论。《红岩》大约是唯一的例外。”（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③⑦罗广斌、杨益言：《向市委书记处的报告》，见1966年11月1日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编辑的材料。
④⑧甘犁：《“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文革博物馆通讯229期（华夏文摘增刊第393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2004年9月6日出版。
⑤罗广斌、杨益言：《致文联机关全体同志的一封信》，见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1966年11月编印的小报。
⑥《文艺八条》为：“(1)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努力提高创作质量；(3)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4)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5)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6)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7)加强团结，继续改造；(8)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89页。
⑨甘犁《“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二九期（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九三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二2004年9月6日出版。
⑩毛主席在1964年6月27日对文学艺术所做的“批示”中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大多数（据说有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转引自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3页。
(11)见毛泽东《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批示》（1963年12月12日），转引自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13页。
(12)邓均吾，又名邓成均，笔名默声、微中，1898年出生于四川古蔺，创造社和浅草社的老诗人，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一起编辑过《创造》杂志。抗战时期，协助车耀先编辑《大声》。50-60年代，历任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副主席并先后担任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红岩》和《奔腾》的主编。
(13)对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和该诗的本意，甘犁的文章是这样写的：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检查过去的政策措施，着手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等偏失，对“反右倾”等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一些干部、共产党员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从农业“十二条”开始，在文化和教育科技方面也拟制了一些纠偏规定，知识分子头上那顶戴了多年的“资产阶级”帽子也被周恩来和陈毅宣布摘掉，承认其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根据这样的精神，在这年春风骀荡的3月中，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在重庆开了个气氛宽松的座谈会，把一些知名画家请来雅聚。祝酒中，重庆市文联和四川美协领导人，对过去反“中、下游”，拔“灰、白旗”，伤害知识分子感情的作法，说了些宽慰的带甄别性的话。对国画这一画种受到冷落表示了歉意，并答应要为陈子庄、冯建吴这样的画家筹办画展。目的是为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大家心情舒畅地共度时艰。尽管过去几年中有过物资匮乏，也有过过火批判，但中国知识分子是很能顾全大局，很讲“忠恕”之道的。既然有文化方面的领导人主动致歉，那还不是在以国士待我，而由是感激吗？陈子庄先生就感动得流了热泪，并当场展纸挥毫，画了一幅“老干长条倚碧霄”的春柳图，借以表达他“律回岁转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的振奋心情。邓均吾作为重庆市文联负责人，这次雅集也是主宾，看到陈子庄先画柳树老干，桩头上残桠戟立，能使人意识到过去的严冬之冷和人为的芟伐太过；继而见画家挥笔画出了柔条，用似有若无的绿色点舒了柳眼，顿时就感到了瑞气葱茏，整个画面充盈着不可阻遏的勃勃生机；宣纸上的大片留白，也因此透出了天高云淡的亮色。邓老不由诗兴就来了。“虬髯红拂入挥毫”，就是借用文学形象表达画面黑白相生、刚柔相济给他的审美感受。更重要的寄兴是在思想层面上，邓均吾是老共产党人，看到在困难形势下，执政党和知识分子如此的肝胆相照，由衷地感到高兴。当时宣传中强调困难形势与“帝修反”的干扰破坏有关，号召中国人民在“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面前要自力更生、发愤图强。陈子庄的壬寅春柳，不正是形象地体现了这种骨气和志气吗？“金城柳是英雄种，岂向西风一折腰”，就是对这种风骨的肯定和赞扬。那些年人人皆知“东风压倒西风”这一口号，“东风”与“西风”是有其具体的不容混淆的指向性的。
(14)甘犁：《“焚琴煮鹤”诗案——老诗人邓均吾之死》，“文革”博物馆通讯229期（华夏文摘增刊第393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2004年9月6日出版。
(15)罗广斌、杨益言：《向市委书记处的报告》，见“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1966年11月编印的小报。
(16)这里的“脱帽右派”可能是指的刘德彬。见罗广斌、杨益言《向市委书记处的报告》，见“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1966年11月编印的小报。
(17)《军工井冈山》编辑部、《红岩战报》编辑部、《八·二六之声》编辑部《评山城罗广斌事件》，红岩村编辑部翻印《批红岩揪叛徒参考材料之五·罗广斌问题》。署名三个编辑部的这篇为罗广斌翻案的文章的作者实际上是四川省文联的陈朝红。
(18)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说过：“独裁者对幸存者普遍怀有反感，因为他们视幸存为自己的特权，那是他们固有的财富和最有价值的产业。如果谁胆敢在危险的，尤其是有众多遇难者的境况中引人注目地幸存下来，他就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从而遭到他们的仇视。”见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72页。
(19)(20)2005年7月28日下午3:00-5:00本论文作者在重庆上清寺皇侨大酒店对杨向东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
(21)2005年7月28日下午3:00-5:00本论文作者在重庆上清寺皇侨大酒店对杨向东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
(22)《军工井冈山》编辑部、《红岩战报》编辑部、《八·二六之声》编辑部《评山城罗广斌事件》，红岩村编辑部翻印《批红岩揪叛徒参考材料之五·罗广斌问题》。
(23)《罗广斌和〈红岩〉》，张羽1980年7月12日下午3:00-9:00对陈家俊的访谈笔录，原件存张羽家。
(24)这份大字报的落款是：“四川工农兵业余文艺革命造反兵团重庆团、重庆市曲艺团《轻骑兵》革命造反战斗队、重大‘八·一五’文艺造反纵队、西农‘八·二六’战斗团、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文革”时期的各种大字报的署名一概都是某团体，一大堆“战斗组织”的名字捆绑在一起署名的情况更为常见。
(25)罗广斌在写小说时说沙汀是老师，到了“文革”，红卫兵小将又成了他的老师，他在“文革”中说的：“我是向你们学习的，你们是先生，我们是学生”和他向沙汀说的话何其相似。这两种老师都使罗广斌成为风云人物，但也正是这些“老师”使得罗广斌失去了革命的资格和生命，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6)《撕开罗广斌的画皮》，文革小报。在这个“大字报”的末尾，有一个“附注”：“上面提到的周扬、林默涵、李井泉、马识途、任白戈、沙汀、李累、萧泽宽、水华、袁水拍、郭小川、赵丹、夏衍等都是黑帮。”
(27)罗广斌、杨益言：《向市委书记处的报告》，见“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1966年11月编印的小报。
(28)罗广斌的信中说：“五哥，应该这样说，这本书的写作中，不仅有你的心血，设计和构思，还有着你多年的关切、耽心、喜悦、焦虑……没有你的指点，我们不可能站在较高的角度来处理这个庞大的题材。这本书的成功或失败、高兴和失望，是和你共有的。”
(29)马识途对《红岩》写作的建议均见马识途1984年3月18日整理的一份材料的复印件。对这份材料，马识途说：“此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创作《红岩》过程中我参加讨论时写的发言要点以及出版后看戏时的评论，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抄去，1979年落实政策，清退给我的残稿。”
(30)张羽在为罗广斌翻案的文章《不许诬蔑〈红岩〉》中说：“马识途出过什么主意没有？就我们所知，他给作者出过一些‘歪主意’，譬如说，他曾建议作者，一部小说里，既要写渣滓洞集中营，又要写白公馆集中营，不好处理，最好只写一个。作者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见张羽《不许诬蔑〈红岩〉》，《红岩战报》第1期。）
(31)(32)《评大毒草〈红岩〉》，重庆建工学院八一八主办《八·一八战报》，1967年10月15日。
(33)马识途1984年3月18日整理的历次参加《红岩》讨论会的发言要点材料的复印件。
(34)这大概和罗广斌的出身有一定的关系。有材料说，《红岩》中的徐鹏飞就吸收了他哥哥罗广文的形象。
(35)沙汀手稿残稿《从〈禁锢的世界〉到〈红岩〉——有关〈红岩〉修改、加工琐记》，原件存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36)马识途1984年3月18日整理的历次参加《红岩》讨论会的发言要点材料的复印件。
(37)《评大毒草〈红岩〉》，重庆建工学院八一八主办《八·一八战报》，1967年10月15日。
(38)对于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和积极为罗广斌翻案的“政治的、思想的基础”，张羽在1971年所做的一份“检查”《我为什么积极为罗广斌翻案》中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接受群众性的大审查，自己写的、编的书以及未完成的未出笼的货色，受到批判，很多是毒草……只有一本《红岩》当时还被当作革命小说，没有对它进行批判。自己常想，如果能有一本自己编过的书，并且是花过点心血，有一定影响的书还是好的，也算对人民多少做了点好事。”对于当时的“形势”和认为《红岩》“可保”的“依据”，张羽“交待”说：“第一，中央负责同志赞扬过这本书，江青同志找罗、杨多次谈过小说，并认为‘写的是好的’，而且正在改编为京剧。姚文元同志撰文赞扬过这本书，而文元同志的论文站得高，看得深，是带有指导性的。这是对小说评价的依据。第二，从作者情况来说，过去他们来京，每次都带来组织介绍信，自己也曾听说，他们经过审查，都有肯定的结论……第三，从小说的影响，国内外一致叫好来看，它曾经起过‘教育作用’，即使有问题，有缺点，也不会全部抹杀书的‘积极’作用。为了革命利益，即使需要批判，也不一定会完全否定。”
(39)(40)(41)张羽：《我为什么积极为罗广斌翻案？》，张羽手稿。
(42)对这次接见的由来，刘德彬说：“我和杨益言上京告状，当时就是想找江青，最后还是重庆造反派代表在京开会，由罗光远写了个条子给江青，说明杨益言要见江青。结果，第二天，江青派了戚本禹来地院找了杨益言。”见刘德彬1993年9月25日给张羽的信。
(43)张羽：《我为什么积极为罗广斌翻案？》，张羽手稿。刘德彬在1993年9月25日给张羽的信中说：“罗广斌在他家里的客厅组织杨、刘参加，由我做记录，主要是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写电影文学剧本，写成后曾送交江青。”
(44)《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胜利！》，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中国青年出版社革命造反兵团合编《红岩战报》第2期。
(45)2005年7月28日下午3:00-5:00本论文作者在重庆上清寺皇侨大酒店对杨向东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
(46)这些文章的真实作者据何蜀先生所说，分别为“‘一评’由四川省文联陈朝红执笔，‘二评’、‘四评’由杨益言执笔，‘三评’由刘德彬执笔。”（见何蜀：《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刘德彬》，《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3期）。
(47)(48)(49)《关于小说〈红岩〉》，红岩村编辑部翻印《批红岩揪叛徒参考材料之五·罗广斌问题》，“文革”小报。
(50)杨益言：《叛徒江青为什么扼杀〈红岩〉》，《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9日，第3版。
(51)(52)2005年7月28日下午3:00-5:00本论文作者在重庆皇侨大酒店对杨向东先生采访的口述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