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撒拉族近现代新式教育及其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撒拉族论文,回族论文,经验教训论文,近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式教育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经堂教育在传承伊斯兰文化、培养宗教人才、维系穆斯林社会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经堂教育毕竟是在明清统治者“汉化”、“儒化”政策的压力下，是在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由穆斯林群众自发地办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也是挽救伊斯兰文化的一种应急措施。因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一些先天性的不足。比如它为了抵制统治者的民族同化政策，只是本能地消极地关注对人的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灌输，而根本忽略或者无暇顾及伊斯兰教育理论中的智育内容，这个世界的“代治者”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培养，久而久之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它的局限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中国现代穆斯林教育家马松亭先生早在民国时期就在《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中指出：“这种保守式的教育， 中国回教也凭着它延续千余年的生命。不过课程方面以文法课居多，于义理典籍比较少。至于社会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民意识，无形地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明显的。”中国现代著名伊斯兰学者马坚教授在其所译《回教教育史》后记中针对经堂教育只重培养宗教人才，忽略培养其他人才的弊端指出：“回教社会不但需要宗教师，同时还需要教员、医生、法官、律师、裁缝、木匠、石匠、泥水匠、铜匠、铁匠、银匠……。文明愈进步，分工愈细密，则社会需要的人才愈多。凡是回教社会所需要的技术和工艺，必须有一部分人去专攻，才能满足回教社会的需要。某种专门人才缺乏时，回教社会有培养这种人才的义务；各种人才都齐备时，回教社会有督促人才各尽其能的义务。”
先天不足而保守的经堂教育在封闭的社会尚能以不变应万变，依然故我地维持下来。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了，中国社会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外国的科学文化技术逐渐走入国门，各种社会思潮也纷踊而至。其中“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被一些知识分子所推崇，并将它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穆斯林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目睹国弱民贫，穆斯林大众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感到痛心疾首，觉得靠单一的经堂教育不能满足穆斯林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要，认为应该打破经堂教育数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转变观念，另辟蹊径，办起了一种独立于经堂教育，涵盖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内容的新型教育，史称“新式教育”。新式教育的发端虽不在西北，但对西北回族、撒拉族教育有较大影响，因此有探讨的必要。
二、新式教育的推广和发展
新式教育的推广是伴随着回族等族穆斯林近代文化复兴运动而进行的。清末民初，随着帝制的推翻、共和的建立，在文化上沉寂数百年的中国穆斯林一改过去消极保守的传统，掀起了文化复兴的高潮。二十世纪初，几十名穆斯林青年学生负笈东渡，留学日本，并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出版了属于自己的刊物《醒回篇》。宗教学者王宽阿訇赴中东各穆斯林国家考察教育。回国后，兴办现代教育，在北平创办回文师范学堂。“改良教法、增订课本、经学中兼习汉文及科学”，培养现代师资，被著名汉族学者誉为“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1〕与此同时，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安铭在北平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1912年，王宽阿訇在北平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促进会”，提出“兴教育、固国体、回汉亲睦”的宗旨，各地也先后成立了分会。1921年，马麟在西宁成立了“宁海回教促进会”，并在西宁、大通、碾伯、 巴燕戎格等地设立了七所清真小学。 1925年由哈德成等在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1933年，马邻翼、唐柯三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以“促进回民教育之普及与健全”为宗旨的“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1934年，马天英、傅统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协会”、其宗旨为“欲以真、善、美三方面发扬中国回教文化思想”。此外，各地成立的与宗教和教育相关的社团还很多，此不一一列举。上述社团的成立，促进了新式教育的发展。1925年，马松亭阿訇等创办成达师范学校，此后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宁夏云亭师范相继成立。尚有山西晋城崇实中学、杭州穆兴中学、北平西北公学、昆明明德中学、西宁昆仑中学、北平新月女子中学等等。为了给新式教育创造适宜的社会舆论环境，各地还纷纷办起了学术文化杂志，先后有《清真月报》、《回教学会月刊》、《清真锋报》、《天方学理》、《震宗报》、《伊光》、《月华》、《回教青年月报》、《突崛》、《边疆》、《天山》、《成师校刊》、《伊期兰学生杂志》、《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会报》等。这些杂志内容各异、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但也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弘扬伊斯兰文化，振兴穆斯林教育，维护祖国尊严为宗旨。当时，它对引导舆论、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尤其对提高穆斯林大众办教育的积极性，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新式教育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师范），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遍布全国各地，不胜枚举。现在我们以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下辖的各县小学和昆仑中学及北平成达师范为典型加以介绍。
1921年，在各地穆斯林文化复兴运动的影响下，甘边宁镇守使马麟发起成立“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提出其宗旨为“促进回教青年学生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并着手“筹备设立宁海清真学校”，规定在所办学校除设立一般课程外，“加授回教经文”，以星期五（穆斯林的聚众礼拜日）为休息日，以方便回族、撒拉族穆斯林师生去清真寺参加聚礼。后来“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先后改名“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青海省回教促进会”。1931年马步芳任会长后，扩大了该会的分支机构。在贵德、湟中、化隆、大通、门源、民和、循化、互助、湟源、乐都、同仁、共和等地，分别成立了该会分会，以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随即，马步芳拨专款在省会西宁划出地皮，修建促进会第一附属中学。各县、镇分会在原“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所设清真小学的基础上，重新设立初级和两级小学（即初、 高级兼有的完全小学）。 其中大通14所、门源7所、化隆6所、民和10所、湟源、乐都、同仁各1所， 西宁、贵德各2所，鲁沙尔、 上五庄和共和等凡已成立促进会分会的地方也均设了学校，共约54所，学生约7819名，教员160余人。到1945年， “青海省回教促进会”15个分会所设完全小学达85所，初小245所， 在校学生总数1.1万余名，其中各地分会所设学校，学生人数依次为：
上五庄分会设完校4处，学生94名；初小12处，学生330名。
鲁沙尔分会设完小5处，学生370名；初小23处，学生692名。
门源县分会设完校5处，学生370名；初小26处，学生498名。
大通县分会设完小14处，学生687名；初小21处，学生524名。
民和县分会设完校6处，学生390名；初小25处，学生480名。
化隆县分会设完小11处，学生390名；初小26处，学生812名。
循化县分会设完校10处，学生445名；初小19处，学生600名。
贵德县分会设完小4处，学生290名；初小19处，学生420名。
互助县分会设完校8处，学生692名；初小30处，学生924名。
湟源县分会设完小3处，学生270名；初小13处，学生417名。
都兰县分会设完校1处，学生34名；初小7处，学生180名。
乐都县分会设完小9处，学生718名；初小19处，学生493名。
同仁县分会设完校2处，学生95名；初小2处，学生75名。
共和县分会设完小2处，学生72名；初小3处，学生77名。
祁连县分会设完校1处，学生30名。
会立各小学校课程设置与当时一般学校大致相同。有国语（汉语）、算术、党义、历史、地理、卫生、美术、劳动、体育、音乐等。与此同时，为了突出回族、撒拉族的民族文化特点，另加15%的伊斯兰文化课。
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中学教育也有所发展。1936年，“青海回教促进会”会立高级中学更名为会立西宁中学，设初中班14个，高中3 个班，另附设简易师范1个班，学生人数达1200余名。
1940年，“青海回教促进会”会立西宁中学正式改为会立昆仑中学，并扩大了学校规模。此时的昆仑中学已有初中班15个，高中4 个班，师范6个班，附设小学16个班，幼稚园6个班，在校学生人数计达2000多人。1945年又分别办起了昆仑中学第一、第二、第三分校。市内另设阿文女子小学5处，幼稚园2处。共计117个班次，学生计8516名，教职员646人。学生既有回族、撒拉族，也有汉族、藏族、土族、蒙古等民族；教师也是如此，来自五湖四海。昆中校长除首任校长为李德渊（汉族）外，继任者为马霄石（甘肃徽县人）。马氏离职后，校长始由马步芳兼任，另设副校长主其事。依次为邵鸿恩（汉族）、马寿昌、马振武、高文远、马玉龙、马瑛富。教员先后有姚均（汉族）、马师融、马师孔、石殿峰（汉族）、葛钺（汉族）、刘希古、马乐天、冶存礼、邵士琦（汉族）、戴旭初（汉族）、国益三（汉族）、马儒珍、马福林、熊亦愚（汉族）、吴垠（汉族）等，多系本省及外地绩学之士。抗战期间由内地前来昆中执教的又有刘瀚非（汉族、教数学）、马文（教理化）、程棠（汉族、教英语）、刘恩（汉族、教物理）、胡翼成（汉族、教地理）、王云阶（汉族、教音乐）等，都对昆中教学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校友段生珍（汉族）、李希涛（汉族）、公叔礼（汉族）、罗麟（汉族）、马海佐、桑森（汉族）、马鸣狮、逯登泰（汉族）、汪沛、吴谦（汉族）、吴建业（汉族）、王正科（汉族）、陈德昌、冯文魁（汉族）、马叔彦、拜少天、拜少先、董珩、黎善镇（汉族）、范如云（汉族）等，在大学毕业后都先后在母校任教，使教育水平迅速提高，所以昆中教师阵容在当时仅略次于湟川中学，而规模则远远超过了湟川、国师等国立学校。
昆中的课程，完全依照当时教育部规定的要求开设，通常有史地、国文、数理化、音体美、党义等课程。教材也采用商务，经中华教育部审定的课本，学制也同于国内一般六年制普通中学。不过，学校为了突出民族教育特点，为回族、撒拉族等穆斯林民族开设适量的阿文及伊斯兰文化课程。
昆中经费，最初由募集捐赠和中央与地方政府补助，后来大多由马步芳所经营的企业逐年拨付的基金内支给。中小学生，不论来自哪个民族，一律享受公费待遇，每月给每人发白面45斤，菜金1元，煤渣若干。 另每年发棉布单、棉衣各一套，有时也发胶底布鞋。课本一律免费，并发给一定的文具纸张。这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对各少数民族特别是向来不重视汉文、汉文化教育的回族、撒拉族子弟，无疑有较大的吸引力。回族、撒拉族百姓对这种不同于经堂教育的新式学校教育，由起初的冷淡而终于变为积极、热心了。回族、撒拉族子弟上学读书的风气便由此而开。
昆仑中学校部（原址即今西宁七一路青海省军区所在地）占地数百亩，校门坐西朝东，正面有前后两大院落。建有中山堂、礼拜堂、图书馆、仪器室、教室及教职员室、学生宿舍和自修室，共约数百间，其余空地为操场，供师生锻炼身体之用。外省来此参观访问的人士每当看到学校的面貌，无不流露出钦羡之情。当时，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马鹤天先生赞誉该校“建筑壮伟、设备完全、为各省立中学所不及。”
昆中在各界人士、各族师生的努力下，为社会造就了不少有用之材。昆中校友中有很多人后来上了国内有名的农科、工科、医科、文科等大学，一些人成了上述各科专家、学者，另一些人解放后则成为党政干部。比如，章勉现已成为台湾大学医学教授，马福林由于其教育方面的才华成为当时甘肃省回教教育促进会教育长，解放后任甘肃省政协委员。逯登泰因其文学功底而成为解放后《青海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沈鸿仪由于教育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在改革开放后成为西宁市政协副主席。马乐天曾任青海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韩有文因其率部起义之功，现任新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昆中前校长李德渊解放后曾任西宁市副市长，为本省著名书法家。马霄石毕生致力于回族文化的研究，著作宏富。马文鼎现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青海省委名誉主任。高文远在台湾成为研究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宦爵才郎、韩应选、多杰坚参等一大批昆中学生则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宦爵才郎现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韩应选现任青海省政协主席，多杰坚参曾任青海民院党委书记、院长。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附属昆仑中学的几个阿文女校。1945年2月， 促进会对西宁东关地区上北关街阿文女校（今北关街粮店）、东关大街阿文女校（今新生巷）及南关、北关、白玉巷、玉带桥、小城门、路口子（今路林巷）等各清真寺念阿文的女生进行一次登记造册，发给她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印的“国民教育”初小一册国语课本，人手一册。暂由教员和阿訇配合施教，使之养成学汉文、读汉书的习惯。不久，将3所女校合并到昆仑中学本部附设小学部，学生近千人， 命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会立昆仑中学附设第一、二、三女子小学”。
女校课程主要有：国语、算术、常识、阿文、珠算、图画、劳作、体育、音乐，除此之外，还让学生学习缝纫、纺织等。
类似青海昆仑中学的还有宁夏蒙回师范学校， 该校由马福祥于1918年创立。校舍有60余间，附设高级小学一所，教职员工19人。办学经费由马福祥提供，1919年秋正式开学。先收高小3个班，初小4个班，学生既有回族子弟，也有汉族、蒙族和满族子弟。1921年，又招收回、汉、蒙、满子弟64名，成立师范班，学制2年。 开设课程与青海昆仑中学大同小异。有修身、历史、国语、算术、地理、经学、理科、体操、手工、图画、音乐、英语等，同时为了突出民族特色，每周分别给回族学生和蒙古族学生上2节阿文课和蒙文课； 回族学生可以上清真寺参加聚礼。学校不向学生收学费，学生入学时还可领到一身服装，食宿和课本费之类由学校包下来。
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原在济南，马松亭与唐柯三等人创办于1925 年4月。校名成达，有“成德达材”之意。1928年“济南惨案”后迁至北平，以马福祥在东四清真寺后院数十间房作校舍。隔年招生一个班，到抗战前共招生6批。成达师范以培养“三长”（教长、校长、 会长）人才为目标。高年级开设的课程有：《古兰经注》、《圣训》、阿拉伯文学、文法、理学、语理、教法、教史、伦理学、社会学、法学通论、国文、历史、地理、哲学、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学法、学校管理法、教授实习等。“七·七”事变后成达师范师生分两路南迁，1938年在广西桂林复校，1941年7月改为国立。后迁至重庆，抗战结束后， 迁回北平。成达师范在抗战前曾向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派遣9名留学生。
同类学校还有：1928年由达浦生、哈德成创办的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1929年由云南回教促进会创办的云南明德中学，1928年由周级三创办的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和1938年在宁夏吴忠建成的中阿师范学校。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和云南明德中学先后向艾资哈尔大学派遣过3批13 名留学生。其中马坚在留学期间，将《论语》翻译成阿文，并用阿文著《中国伊斯兰教概况》一书，使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初步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的情况。解放后，马坚先生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授，成为国内外有名的伊斯兰学者，他还时常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纳忠先生是中国留学生中在艾资哈尔大学第一个获得“学者”称号的人。解放后长期担任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系主任兼教授，是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纳训先生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翻译大部头的世界名著《一千零一夜》而享誉海内外。其他留学生，也都活跃在教学、科研、新闻、民族统战部门，成为这方面的骨干。
三、新式教育的经验教训
近现代新式教育在回族、撒拉族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回族、撒拉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新式教育认真加以总结，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对推动当代民族教育的发展仍有现实意义。
（一）新式教育的经验
1、注重科学文化知识是新式教育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 新式学校教育相对于旧式经堂教育而言，其突出特点在于教学内容的“新”上，后者是对前者的改革和完善。前者只注重教义、教规和阿拉伯文及波斯文的传授，属道德型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数也属于道德型人物，知识结构不尽合理，扮演的社会角色也比较单一，多数人成了宗教职业者，成了社会道德的卫士。而后者除德育外，兼顾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课程设置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方面。关注了对一个人在人格、智慧、审美、体能方面的全面开发和培养。因而造就出来的学生的综合素质相对较高，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强。新式教育除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外，还造就了一批民族的精英，他们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发挥着应有的作用，不少人活跃在党政、经济、文教、科研、外交、民族统战、新闻、宣传等工作部门，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2、突出民族文化特点是新式教育成功的内在动力。 新式教育适应时代需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大胆创新，加大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量的同时，并没有脱离实际，没有忽略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因为，新式教育的创办者们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及其文化心理，它一经形成，就会在该民族中代代相传，不断延续。任何民族的文化都需要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然而文化的更新发展也是继承关系上的扬弃。因此，教育既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社会变迁的需求，又不能割断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认识来自于当时的教育实践。新式教育开办之初，由于创办者深感民族文化素质的低下，深感民族教育发展缓慢，于是，在求新求快心理的驱使下，学校教学内容上只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一时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内容，从而导致了回族、撒拉族子弟抵制新式教育的情况。他们顾虑重重，深怕进了新式学校，学习了科学文化知识以后，会丢掉自己原先的信仰、礼俗，丢掉自己的文化传统，宁愿雇人代为上学，而不愿踏学校的门坎儿。新式教育的创办者发现了他们抵制的原因后，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迅速调整，无论在小学或中学，在原有的课程基础上，适当增设了伊斯兰文化和阿文课，突出了民族文化的特点，消除了回、撒拉子弟的顾虑，从而使回、撒拉百姓对新式教育的态度由消极抵制而变为积极接受。从此以后，回族、撒拉族群众一改过去不读汉书、不学汉文化的传统，对上学读书倍加重视了。究其原因，是新式教育突出了民族文化特点，把民族文化作为了其教育现代化的一个背景、一个参数，从而成为新式教育成功的内在动力。
3、尊师重教，是新式教育成功的社会保证。 教育是培养人的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社会工程。教育的成功，不能单纯依靠一些“先知先觉”来完成，它需要家庭、村落、社区、政府等社会的每个成员每个阶层的共同努力、协同作战。新式教育的成功，正是当时的全社会努力的结果。首先，清末民初，回族、撒拉族中的一些宗教学者、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目睹穆斯林文化素质的低下，掀起了穆斯林文化的复兴运动（或曰新文化运动），他们在全国各地设社团、办刊物、建学校、宣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和教育的重要性。王宽阿訇在北平发起成立“中国回教促进会”，提出“兴教育、固国体、回汉亲睦”的宗旨，马邻翼、唐柯三等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以“促进回民教育之普及与健全”为宗旨，马麟在西宁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以此将“促进回教青年学子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为己任。各种提倡改革与创新、振兴穆斯林文化的刊物也不断涌现。这些社团和刊物针对当时穆斯林不重视科学文化知识、不重视教育的状况，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从不同角度阐明教育的重要性，促导全社会重视教育、关心教育、参与教育。这些舆论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和力量，影响和改变了普通人的观念意识，对发展教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学者和社会贤达的奔走呼号，多方宣传，也影响了当时西北地方军阀的观念，他们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从自身需要出发，在关注政治、经济之余，也开始重视教育。西北三马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起了带有普及性的中小学教育。虽说当时西北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但在兴建校舍、购置教学设备、发放教师工资等方面投入了一定的财力。教师的生活有了保障，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不但本地知识分子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内地的学有专长的学者来西北任教。学者的呼吁，官方的重视也带动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向来不上学不读书的回族、撒拉族群众也纷纷送子女上学，对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怀有敬意，望子成龙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了。尊师重教，在全社会，虽谈不上蔚然成风，但也不是象从前那样轻视了。
4、提倡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各族师生互相学习， 是新式教育取得成功的有利因素。古今中外的无数历史事实表明，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走向繁荣还是枯萎，除了要看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个民族对别的民族文化的吸收力和消化力。文化的发展繁荣正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充实、相互继承的结果，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必然规律。有鉴于此，新式教育的创办者们，一改过去经堂教育排斥异族学者，拒绝异族文化的做法，高瞻远瞩，胸襟开阔，打破族教界限，大胆地聘请有真才实学的非穆斯林学者担任教师，也录取非穆斯林学生入校学习。各民族文化平等交流，各民族师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成达师范当时时常聘请一些著名的汉族学者和文化人，搞有关中国汉文化的讲座。20年代著名学者顾颉刚和陈垣先生分别作了《回族的文化运动》和《回回教入中国史略》的讲演，热情赞扬了近代穆斯林文化运动的发展。此时出版的汉族学者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和其后姬觉弥与李虞宸阿訇合译的《汉译古兰经》，都是这一时期回汉学者团结合作的结晶。当时穆斯林主办的《禹贡》、《月华》等杂志也常常刊登汉族学者的有关文章。这对于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增强相互信任、相互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昆仑中学的教师既有回族、也有汉族。抗战爆发后，来此执教的汉族教师更多，他们在讲授史地、国文等课程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汉文化，使各族学生对汉文化有了较多了解和较深的理解。此时西部歌王王洛宾来到青海、来到昆中，搞音乐讲座，使学生对各民族的民歌特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各民族音乐得到了一次很好的交流。昆中的学生，既有回族、撒拉族、还有汉族、藏族和土族。各族学生同窗共读、朝夕相处，从文化心理到生活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吸取、相互了解，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促进了学习。这一点是经堂教育的学生无法与之比拟的。
（二）新式教育的教训
新式教育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培养各类有用人才，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然而，某些教训也是应该吸取的。
1.动荡不安的政局严重影响了新式教育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政局稳定、社会安定，是教育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新式教育从产生到发展，始终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的制约。也就是说，当新式教育克服民族内部旧观念的束缚和经济条件的制约脱胎而出时，当时的社会也并非风和日丽，政治气候时晴时阴，有时甚至乌云滚滚，大有把新式教育这个新生命摧垮之势。比如，从清末到辛亥革命，全国各地兴办了一些新式学校，新式教育正处于草创阶段，急需发展，却被当时的军阀混战所破坏。30年代初，新式教育的创办者们呕心沥血，重振旗鼓，新式教育在全国各地再度兴起，可是不久发生了日寇大举侵华事件，国难当头，生存尚感困难，办教育谈何容易。山西崇实中学、万县伊斯兰师范及许多小学被日寇毁坏。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成达师范和西北公学等被迫向西北和西南迁移，成为流亡学校。西宁的昆仑中学也设立了大队部（后改为总队部），按时进行军事训练，以适应全民抗战体制。动荡不安的政局，影响了新式教育健康持久的发展。
2.薄弱的经济基础制约了新式教育的长足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具备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的好坏都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的。回族居住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少，在西北经济落后地区的多。西北回族在清代历次起义被镇压后，被强制迁徙到一些穷乡僻壤，严酷的自然条件和严峻的社会环境阻碍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多数人为温饱奔波，撒拉族更是如此。社会经济发展相当缓慢。对整个民族来说，首要的是生存问题，发展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失去经济的支撑，也就步履维艰了。笔者无意强调先发展经济，后发展教育，但是起码教育与经济需要同步发展。
3.由于政局的动荡、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当时的社会不能给新式学校提供一支稳定而合格的师资队伍。当时的一些位于城市的学校，虽说荟萃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师甚至著名学者，但广大农村地区的学校教师素质低下，不合格的教员为数不少。总之，当时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而成为一个新式教育发展的制约因素。
（本文系“国家教委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经“青海民族地区教育与宗教关系研究”课题组集体讨论定稿。另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原昆仑中学国文教师，现青海民院中文系教授李文实先生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注释：
〔1〕《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下册第9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