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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1)05-0022-0017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反思
王海晨
（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70周年，但国际上至今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能正视历史，千方百计地编造谎言，歪曲历史，否认侵略，以此欺骗年轻一代，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感情。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悲剧重演的立场上反思这段历史的必要性。
落后就要挨打，国家强大才能免受霸权欺凌
以强凌弱，以富压穷，欺软怕硬，这是所有霸权主义者对外扩张的本质特征。日本自从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之后，日本政府即把“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和“远交近攻”、交强攻弱定为国策，九一八事变即是这种政策推行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的人口相当于中国的1/7，本土仅相当于中国的1/30，如此小国怎敢对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发动战争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泱泱大国实际上是恹恹病弱之国。病弱之一，小生产一片汪洋，工业化程度低得可怜；病弱之二，兵员虽多，但装备落后，数百万军队分属于不同的各自独立的武装集团，且混战连年，长期的战争内耗使本来就不健壮的国家肌体更加病弱；病弱之三，人口虽众，但国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不仅民穷财尽，而且民心不知所向，几近一盘散沙。与此相反，日本国通过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明治维新”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开始启动，国力日益增强。到九一八事变前夜，工业经济已占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8.2%，钢的年产量是中国的152.6倍；兵员数量虽略逊中国，但装备水平却占绝对优势；人口虽少，但整个国家都在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操纵之下，日本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向日本人民灌输民族危机意识。由此看来，中国与日本在经济上的一穷一富，军事上的一弱一强，民族意识上的一散一聚，构成了两个国家实力上的落后与先进，这就是日本敢于以小凌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夺之于弱，以补强之所夺，是日本的一贯国策。它一方面忍受着强者的欺压，一方面又学着列强的殖民手段，去欺压比它软弱的邻国。日本面对欧美列强的侵掠，奉行“俄美讲和一定，吾方决不毁约……其间培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东北）、支那（中国），即从朝鲜、中国夺取土地，来补偿从欧美所受到的贸易损失”[1](P193)，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提出一套向邻国扩张的理论。他把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然后把“与我国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称做“利益线”。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2(P196)。如何保卫利益线，外相青木在《东亚列国之权衡》中做出了露骨的阐述，主张抢先占领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并把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的版图[3](P190-191)。日本天皇提出“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必先强兵，“国防一事，苟延一日，将遗恨万年，”这就是用武力分期霸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战领中国东北、灭亡全中国，“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的“大陆政策”[4](P33-34)。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一场侵华战争，它既是日本欲保“主权线”必“开辟利益线”强盗理论的实行，又是分期占领中国，争做“东洋之盟主”的开始；既是“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双轨经济国策的实行，又是对西方列强“靠强兵掠夺，靠掠夺富国”及“谋富要领”领会的结果[5](P112-113)。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中说：在世界近代历史上，像日本“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除日本外找不到第二国。”而且“战争之间很短促的间歇主要是为了消除上一次战争的后果和准备下一次战争。”反思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和九一八事变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霸权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以强凌弱，欺软怕硬。近代以来，日本一方面用浸泡过武士道精神毒液的“军刀”和比它落后的邻居对话；一方面用特有的“哈伊”向比它更强大的国家步步退让。对话的最后手段就是对弱国不断地发动战争，退让的最终结局就是与强者合流，这就是日本“固邦兴国”的逻辑定式。它的终极目的就是“横行世界”、“君临四方”，争当世界盟主。弱国若想打破弱肉强食的逻辑，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境遇，别无选择，只有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强国才能抵御强敌，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一直发展到与富国并驾，壮大到与强敌齐驱，才能有效地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才能防止战争的再次降临。避免挨打的途径是摆脱经济落后，摆脱凌辱的道路是政治自强。
分裂就要遭殃，团结统一才能抵御外敌入侵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处于内部统一、政局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之时，就较少受到外敌的侵略，即使遭到侵略，也很快就会组织起强大的力量将侵略者赶出家园。反之，当国家处于政治动荡、山河破碎、四分五裂之时，也就是外敌入侵之时。因为，分裂就会使社会和谐的天平倾斜，造成政局的动荡、力量的分散、生产力的萎缩，经济的落后，从而导致社会动员能力和抵御外敌入侵能力的降低。一切霸权主义者的惯用手段都是乘虚而入，落井下石。
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灾难之一，随后的一切历史，包括后来日本全面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过是九一八战争的继续和延伸。九一八事变，实在是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整个20世纪的重大事件。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选择九一八这一天武装进攻中国？是偶然？还是有许多必然深藏其间？固然，必然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中国正处于四分五裂之时。自1840年之后，英踞香港，葡侵澳门，日占台湾，俄夺东北，清政府治下，领土被瓜分得七零八落。1911年辛亥革命后，赶跑了一个皇帝，冒出来数个皇帝，华北是直系军阀的领地，华东是皖系的势力，华南是滇桂系的地盘，东北是奉系军阀的山头……，山头林立，互相攻伐，中央政权成了军阀手中的篮球倒来倒去。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中央政权虽然趋于稳定，但中央军的势力不出五省，东北有东北军，山西有晋军，西北有西北军，广西有桂军，湖南有湘军，广东有粤军，江西有红军……，军军都彼此独立，互不统属，而且除东北军外，哪个军都和中央军交过手。在蒋介石看来“宁夏孙（孙殿英）匪，新疆盛（盛世才）阀，必为国家大患”[6]。“广西李（李宗仁）、白（白崇禧）、粤陈（陈济棠）、鲁韩（韩复榘）、晋阎（阎锡山）、陕杨（杨虎城）诸人，亦为边藩之第二，可不慎乎？”[7]1931年，四分五裂的局面混乱到极点，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个互相对立的中央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广东革命政府和瑞金苏维埃人民政府。正是这种局面，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以可乘之机；正是这种社会状态，为日本发动九一八战争铺平了道路。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是没有先兆。日本炸死北洋军阀时期末代元首张作霖之后，日本武装侵略东北的嘴脸已经暴露。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日本悄悄向东北南部大举增兵，日本军官“巧装华商韩农，游历各地，测绘地形”，刺探情报，日本军队变本加厉地在长春、沈阳作长期围城战演习，实际上，“这种肆无忌惮的横行，不啻就是武力侵略的先声”[8]。当年，明眼的中国人已经看出，并公开发表文章，告诫全国，日本武装入侵，“以祸不远，预料三年之后，即有爆发之可能”[9]。一介平民都已看透战争在即，蒋介石作为国家首脑自然明了。既然明了，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战争的一步步逼近而不做任何准备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分裂为多元的各政治集团，各政治集团的冲突又集中表现为运用军事斗争的手段征服和兼并与自己对立的集团，各政治集团包括蒋介石虽然都认识到帝国主义对民族生存威胁的严重性，但除了共产党以外，各政治集团首先考虑的不是民族的长远的整体利益，而是本集团的眼前利益。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文告称：“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0](P15)。既然当时中国最大的武装政治集团蒋介石认为“外寇不足虑，而内匪实为心腹大患”[11](P35)。自然他的兴奋中心是以武力消灭中共，削平令他悬心吊胆、寝食难安的地方实力派。最大的武装集团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专注于内战，被剿杀的对象纵使有心抗日，也只能首先应对被剿杀的危险，以求自保，这就削弱了民族整体对各政治集团的吸引力，消减了各政治集团对民族整体利益的关切度，瓦解了民族成员之间在外敌入侵之时所应有的民族亲和力，从而降低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心理威慑力量和实际抵抗能力。
如果蒋介石集团不是将“安内”放在“攘外”之先，不是一次次地兴师动众、调动大军“围剿”红军、穷追猛打各派异己力量，当时的中国就不会分裂到那种程度。如果当时中国的第二大武装集团——东北军，不是因为1930年的中原大战和1931年的石友三叛乱将主要精锐部队调入关内，日本帝国主义就不会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即使发动，也不会那样轻易得手。如果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是继续坚持“安内”第一，“攘外”第二的反动政策，使本来十分虚弱的国力更加虚弱，东北人民就不会饱尝14年辛酸血泪之苦，中国就不会“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直接和间接损失达5620多亿美元”[12]。分裂给九一八事变发生提供了契机，侵略者得以落井下石；继续分裂，使苦难的中国人民更加遭殃，雪上加霜。家和不受外人欺，内部失和，外力易人，分裂必然挨打。这是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本应响应中国共产党对日宣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号召，团结御侮，抗日救亡，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小集团的利益，一致对外，结束分裂局面。而蒋介石仍然认为：“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外患，而在内忧，不在步步侵入的日本帝国主义，而在盘踞国内为国家心腹之祸的土匪，目前我们只要安内，则攘外就不成问题，把匪剿清以后，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13](P293)。国民政府的首脑不去整合失衡的社会，不去挽救分裂的危局，自然，分裂继续，裂度日深。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军分裂，一分为三：一部分从民族的利益出发，组成抗日义勇军；一部分从本集团利益着想，追随蒋介石继续内战；一部分卖国求生，成了侵略者的帮凶。于是，破碎的山河之上，出现了一幕可悲的景象：强盗肆虐，无人抵抗；大多数民族成员想抵抗没有武器，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少数有武器要抵抗的被装备精良的、力量强大的剿杀。这种可悲的景象一直持续到西安事变。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才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从而使分散的各政治集团统一在抗日的旗帜下，中华民族从此由分裂内战开始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分裂一经结束，中华民族的复兴即已起步，日本帝国主义的厄运即已开始。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一直作为一个统一、团结的大家庭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经历了五千多年腥风血雨而生生不息，经历过无数次的外敌入侵而不散不灭，就因为中华民族具有一种与时俱进、强劲坚韧的凝聚力，这是令任何一个企图染指和破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敌人心底生寒的客观存在。然而，在中华民族演进的历史长河中，仍时隐时现、时强时弱的出现过与民族凝聚力相悖的分裂势力，这是令所有炎黄子孙想起来就扼腕长叹的残酷现实。抚史追思，值得注意的是，分裂势力一经出现，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族遭殃。分裂程度愈重，灾难愈深。分裂一经终止，侵略者就到处碰壁，随之而来的就是民族复兴。团结愈坚，统一愈固，复兴愈速。
依附没有出路，独立自主才能赢得民族尊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乘中国内部分裂之时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结果不仅打破了亚洲的格局，也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当时的南京政府根据世界格局的变动运用外交手段以图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以阻止日本的侵略，这种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外交努力是无可厚非的，但它采取依附列强、放弃对外抵抗、专注于“安内”的政策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日本帝国主义既然敢于蔑视国际公约，那它也就看透了国际公约没有人去认真维护，再说，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界格局都是强国用“拳头”打出来的，是以国与国之间的实力为基础，按照少数强国的意志形成的，在这种世界格局下眼泪换来的最大值也就是同情，不会有人牺牲本国的利益去维护别国的利益。依附就会丧失民族的尊严，没有尊严的国家不可能独立自主。
任何一个霸权主义者的野心膨胀到极点时都想主宰整个世界。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是为“吞并满蒙”，然后“再利用中国的资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小亚细亚以及欧洲。”日本当时的直接对手是英美等世界大国，日本武装侵略东北，标志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对于这样一个不仅关系到中国命运，实际上也关系到世界各国尤其是美英法德等大国利益的重大事件，这些大国理应采取实际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以防止祸水蔓延。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南京政府一方面发表告世界各国民众书，“以唤起世界民众之同情，求人道公理之裁判。”“使日本退出占领区域”[14](P321)。一方面，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依赖国联公理处断”[14](P281-286)。坚持“武力可退让，交涉决不放松”，对内强硬，对外软弱的方针[15]。为贯彻这一外交方针，以镇压全国军民的抗日行动，国民党中央还制定了《学生义勇军教育纲领》，强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纲领”，“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努力学业，不能罢课”[16](P1200-1202)。
南京政府之所以坚持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对内对外方针，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国力缺乏自信，畏日如虎，认为国家实力不如日本，立战必亡，遂采取“卧心尝胆”，忍辱徐图之策，以“和平”对战争。当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对日“约交宣战”，斥责大难当头，政府却“托词镇静，欺驱国人，断送国权”时[17]，南京政府辩解：“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不周而轻敌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18]。“绝交者绝路也，以中国今日之现状与国力，如果与日绝交，则必出于军事战争。无备而战，必至战败，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失权者也”[14](P315)。鼓吹忍辱10年，坚忍备战，“然后耻乃得雪，国乃得救”[19]。
二是依赖国联，依附欧美，企图运用外交手段，以“国际公约”的力量和平迫使日本退兵或不使事态扩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南京政府即向国联求救，当获悉国联通过解决“中日争端”的第一个决议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20](P291)。延至10月，外交之转机并未出现，日本非但拒不撤兵，反而进一步扩大侵略，并声明决不接受第三国干涉。蒋介石虽有犹豫，但并未心灰意冷，仍致电张学良：“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日本一面声明不接受第三者干涉，而一面仍不敢不接受国联之决定。”直到日本宣布退出国联，“依赖梦”也没有因此而“惊醒”，但东北版图已然变色。
三是企盼苏日开战，企图运用“以夷制夷”之陈方，重演“三国干涉还辽”的旧梦。南京政府刚成立时，外交重心在英美，以苏俄为敌。中东路事件后，与苏联断交，依赖国联的外交手段失败后，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蒋介石以为“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而于我雪耻复国之基，更增强一层矣”[13](P245)。蒋介石还幻想日军“北进攻苏”，如果“海孙威与伯力先为倭寇轰炸毁灭，乃俄寇东方根据地全失”，“俄必先取攻势，以空军作战”，决不肯坐以待毙[6]。伪满洲国成立，蒋介石判断“大战将起”，决定对日实行缓和，“对俄则联络其感情”，“以促进倭俄之冲突”[6]，他认为，苏联对日宣战，无异于“围魏救赵”，“三国干涉还辽”旧梦之重演。对此，日本看透了蒋介石的思路，所以声明：“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21](P157)。并向中国驻日大使提出，中国必须放弃“以夷制夷”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倾其全力，开展外交斗争，是十分必要的，的确也收到了一些效果，日本退出国联，一方面说明日本对国际组织的蔑视，同时也说明日本在国际上遭到了孤立。但应该看到，国际联盟是列强为缓和国际冲突、相互妥协的产物，它通过的决议不具有强制性，日本武装侵略我国东北本身就是对国际公约的践踏，国联的决议对它还有什么约束力呢？运用外交手段解决战争问题是必要的，但它必须以武力对抗为前提，武力的失败不可能导致外交的最终胜利，以对侵略者不抵抗，妥协退让为代价以换取其他国家的“抵抗”和“不妥协”而达到“完璧归赵”的目的，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以自己力量不足需要准备为理由告诉国民需要忍耐，连组织动员社会的最初手段“舆论抵抗”、游行示威都予以镇压，这不是太可笑，太可悲了吗？自己不抵抗，等待着侵略者再去侵略比它强大的国家，由那个国家防止对自己的侵略，这样的国家还有不败之理？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面对侵略，自己不首先奋起反抗，自己不首先“玉碎”，一味地依附强国，自己一味地“潜心备战”而指望别人来战，能一雪国耻者古今鲜有。当时就有人尖刻地指出：“此种‘老成谋国’之言，用于前此弱而未亡之中国则可，用于目前危而就灭之中国则不可。”“自甲午一役，我国对日，无时不以‘不抵抗主义’为外交政策，……我当局每次受挫于日，辄言忍辱图强，誓雪国耻，而其结果，则积耻如山”[19]。
在中外历史上，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不乏成功的先例，但南京政府在解决九一八事变问题上为什么最后失败了呢？现在总结起来，有如下教训值得吸取：
外交不能搞依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不同的国际事务中都有自己的外交重点，但明显地依附于某些综合力量强大的国家，必在大多数弱小国家面前失去威信。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以强凌弱，中国外交的初衷是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南京政府在遭到强国之欺的情况下，又去依附于其他强国，其结果不仅没有得到大国的支持，还助长了几个大国操纵国际社会的霸气，不仅次强国家袖手旁观，甚至本应得到的弱小国家的一致同情也丢失了许多。一个国家在遭到威胁时，需要国际的援助，但不能跪下双膝，外交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此其教训之一。
外交不能软弱。日本已经动武，南京政府还主张“坚忍镇静”，“以文明对野蛮”，担心对日强硬导致事态扩大，这种思维逻辑成了南京政府掩饰外交弱智无能的借口，典型的“友邦惊诧论”。其直接后果解除了日本政府“吞并东省，无异吞一炸弹”的顾虑，促进了日本各种侵华势力的统一，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得陇望蜀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严重挫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外交上的软弱退让，不会熄灭已经燃烧起来的战火，只会令世界在火光中看到中华民族尊严的失落。在任何侵略者面前表现出的任何软弱，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只能招来更加的野蛮和放肆，侵略者的胃口是随着被侵略者的软弱程度而膨胀的，而且是无止境的，是喂不饱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想以牺牲东北领土主权来充填日本的欲壑，以此阻止日本进一步进攻，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如同自断手臂喂狼以求狼饱止步。侵略者只能在遭到迎头痛击时收敛自己的狂妄。示敌以强，则敌畏；示敌以弱，则为敌所轻。此其教训之二。
外交只是处理国际争端的手段之一，决不是惟一。南京政府片面强调“武力可退让，外交不放松”，实际上是政治外交片面论。武力是外交的基础和解决国际争端的终极手段，过分强调“外交解决”的惟一性，实际上是自缚手脚，画地为牢，限制了问题解决的可选范围。这一外交战略一旦被敌国洞悉，必然使我陷于被动。外交的追求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外交战略是一个整体，它应该包括经济外交、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三个方面，三者协调配合，才可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预期。此其教训之三。
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自信自主。外交斗争如“博弈”，手段的高低是输赢的关键。“弱国无外交”只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如果清晰地了解国际行为的特点和规律、各国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制订出一个正确的战略，克服弱国的自卑心理，利用国际间的矛盾进行大胆“博弈”，不是赌博，尤其不像南京政府将赌注压在几个大国身上，弱国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是能够创造奇迹的。外交的艺术在于知己知彼，知己知彼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争，找到机会，才能克服自卑和盲目，僵硬地强调遵循国际惯例和消极地强调弱国无外交，最容易被诱入强国的陷阱。此其教训之四。
腐败必失民心，万众一心才能完成复兴伟业
中国近代史是由一个个屈辱事件构成的屈辱史，在这众多事件中，九一八事变是最为屈辱的一个。不仅仅是因为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最大的灾难，还因为九一八事变是未经任何抵抗即丧失大片领土主权的事件。鸦片战争是屈辱的，但有林则徐、邓廷祯、关天培、裕谦、葛云飞、陈化成等人的浴血奋战；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虽全军覆没，但有邓世昌、左宝贵、林永升、沈寿昌等将士战死海疆；九一八事变因中国军队放弃抵抗而使敌人轻易得手，不仅因此导致山河破碎，还令天下笑我无能。经死战而败，最起码战死的英雄虽死犹荣，英雄死后而国耻，虽败不耻。但像九一八事变这样自断手臂喂狼，狼饱之后继续横行中国腹地，撕腹碎身，岂不是耻辱之最？！人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何以落到这步田地？落后就要挨打，何以不强？分裂就要挨打，为何而分？软弱就要挨打，因何不硬？细推之，腐败是也。但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腐败现象，只是表现各异，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腐败滋生，但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那么，是怎样的腐败导致九一八事变这样的奇耻？昏愦无能是腐败，奢侈浪费是腐败，贪图享乐是腐败，那又是怎样的无能、浪费、享乐铸成如此大辱呢？
昏愦无能是腐败，在四面楚歌之际，危害最大的无能莫过于执政党的蜕化变质，敌友错位，即畏强敌，又惧弱民；即不敢对敌人抵抗，又不敢对人民放手。国民党真正成为执政党是1927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执政时间只有4年的党怎么能腐败呢？事实上，国民党在执政的那天开始就已经由一个因信仰一致而结合的革命党蜕变成一个追名逐利的利益集团。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将共产党人和大批国民党左派人士清除除党，使清党前70%的工农党员下降到10%，这一比例一直持续到国民党离开大陆。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了急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将旧式军阀的军队整团、整师地拉入党内，并将旧式军阀和地方实力派拉入政府委以高官，“到了1929年，10名部长中至少有4名是由这些新的皈依者担任。”这“一进一出”，使新政府一成立就弥漫着“旧军阀统治时期的价值观念、态度以及风俗”[22](P137)。这样的执政党自然是丧失了原来的信仰、革命活力和战斗力，自然是官僚恶习蔓延，贪污腐化、裙带之气盛行，“革命力量和革命精神骤然而逝”[23](P15)。国民党性质的改变，组织成分的改变，不仅是其腐败产生的主要根源，更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无法根治腐败。南京政府成立的第二年，蒋介石就失望地说：“现在，党员既不为原则也不为民众奋斗，许多官员对党和党的主义首鼠两端，有不少冒牌军官和投机政客只关心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只追求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的贪欲得到满足。这样的人为数甚多”[23](P11)。“1930年人们就感觉到，贪污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程度，已经超过了北洋政府时期。许多观察家认为，“贪污是南京统治的最卑劣的特征”[23](P28)。文官爱财，武官惜命，是执政党溃烂的表现，溃烂的执政党，鱼肉百姓的执政党，与人民对立的执政党，腐败程度已经超过刚被人民推翻的执政者，它怎敢在四面楚歌之际，放手发动群众，将国家的命运交给人民呢？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能向强敌妥协，对硬的软，对软的硬。
奢侈浪费是腐败，在强敌入侵之际，危害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当政者对国家有限资源的配置失当，使国防空虚，抵御侵略的力量得不到武装。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可利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关键是资源怎样合理的配置。腐败政府有一个共同特点，战争没有来临时，总是嚷嚷没钱买枪，没钱造船，致使军备落后，战争一旦打响，又嚷嚷国防空虚，兵不如人，武器不如人，战必亡，可用于奢侈浪费、大兴土木的钱财却远远超过国防开支。清朝末年，中国耗银400万两订造定远、镇远、经远三大主力舰，耗资不可谓不巨，但西太后修三海工程、颐和园和六十大寿就浪费了1900万两，如果用此款再建造5倍于当时北洋舰队的主力舰，甲午战争大概就不是那个结果。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人民立即组织成抗日义勇军，不到一年发展到40万，他们穿林海，跨雪原，吃野菜，睡山洞，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艰难环境中为民族救亡而战，却得不到政府一枪一弹的资源配置。沈阳沦陷，东北军武器装备尽失，退到锦州后，没有重武器，轻武器又缺少子弹，东北军一日三次催政府调拨军需，政府无任何回应。长城抗战前，东北军因政府不拨饷，被迫在大战前裁饷裁员，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军队是国家的，国家不能正税养军，军队就要就地搜刮自筹，国家冷漠，军队就不热心于为国家而战，这就为缺少革命意志的军队埋下了国家意识淡漠的祸根。资源的配置是政府政策的导向，它应以国家利益为配置取向。资源的丰寡是相对的，最重要的是如何配置，如果说中国缺少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资源，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是南京政府将有限的资源都用在了所谓“安内”上。
贪图享乐是腐败，在战争降临之际，危害最大的贪图享乐莫过于前线将士在侵略者的炮声中沉缅于歌舞升平、豪华挥霍之中。九一八事变前，战争一触即发，东北军将领几乎无人不晓，但我们看一看九一八之夜枪声响起时这些将领都在干什么就知道这支军队能不能抵御侵略了。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在北平剧院看戏；留在沈阳主政的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公馆里为其父做寿庆，北大营炮声隆隆，寿堂之内却“香烟缭绕，灯烛光辉，……满屋大员，吸鸦片，打麻将，……热闹非常”[24](P24)；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张作相，正在辽西的锦州老家为其父治丧；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远在北平，军政大权由他儿子代理；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不在东省，而在沈阳私宅；北大营的最高指挥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正在市内俱乐部观看晚会，下属三个团长有两个不在北大营。强敌压境，军备松弛，守土有责的军人寻欢作乐，这样的军队，纵使没有不抵抗命令，也难有作为。
九一八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但最大的落后是当国者的思想落后；分裂就要挨打，但最严重的分裂莫过于民族的心裂；依附就要挨打，但最危险的依附是依附潜在的对手。腐败就要挨打，但危害最重的腐败是执政党政治的腐败。
长期以来，人们总结这段历史包括全部近代史的经验教训时，往往只注重经济落后就要挨打，较少注意落后是由什么引起的，而这引起落后的根源恰恰是最为紧要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在总结历史时，一定要防止把经济实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经济是基础，一切侵略者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不仅最主要的目的是掠夺经济，它所依赖的也是经济实力的优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落后，就很难抵抗侵略。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但如果我们只看到经济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不去深挖导致落后的原因，停留在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摆脱落后，经济实力强大了就以为可以避免遭受侵略了，而看不到政治上的落后、执政者的腐败可以导致社会的分裂、民族精神的失落，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鹅行鸭步，甚至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经济再倒退回落后，再重复挨打的规律，就不是科学的历史总结。
经济的落后，民族的分裂，外交的软弱和政治上的腐败是挨打的原因，而政治腐败又是经济落后、民族分裂和外交软弱的根源。如果官场弥漫腐败之风，社会风气必然贪图安乐奢华；如果执政党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必然是一盘散沙，甚至是四分五裂。所谓敌我力量大小强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力量的对比，“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25](P437)。力量之中包括主观因素、制度因素和精神因素。一个经济上暂时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只要有一个坚强有力，廉洁公正，享有威望的领导集团，就能够将四分五裂的民族凝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战争的伟力深藏在民众之中，整个中华民族都以血战到底的气概和坚持抵抗到底的决心，就一定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变被动为主动，就一定会创造出弱国战胜强国的奇迹，就一定会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九一八以后的历史已经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九一八为起点的侵略狂潮终于在中华民族用自己的血肉筑成的铜墙铁壁面前退却了，但这股狂潮退得太慢了，整整肆虐了14年，阻止这股狂潮的代价也太大了，3500多万中华儿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间的痛苦与教训实在太深太多。总结是为了勿忘，为了给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一个真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在别有用心地歪曲这段历史。忘记历史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歪曲历史是重演历史的征兆，否认战争罪责是重新发动战争的开始。对这种歪曲和否认视而不见就是对战争的一种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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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06-10
〔作者简介〕王海晨(1995-)，男，辽宁法库人，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现代史及东北地方史研究。
九一八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
马尚斌
（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崛起的世纪，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实为引人瞩目。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既不是偶发的事件，也不是“地方”事件，更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日本发动14年侵华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史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九一八事变与20世纪中国变化与发展的关系入手，探讨中华民族之觉醒及奋进。
一、中国人民遭受14年侵略战争之苦渊源于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犯下了无数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追本溯源，中国人民遭受14年侵略战争之苦渊源于九一八事变。
1.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从明治维新初期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统治集团一面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思想，一面推行大陆政策，从入侵台湾、朝鲜着手，逐步染指中国大陆。在此期间，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特别是由于不断地对外侵略扩张，日本的经济力、军事力迅速增长，最终跻身于世界帝国主义强国的行列。
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决心进一步推行其大陆政策，并首先从夺取东北地区开始，进而逐步达到以武力独占中国的目的。1927年6月底至7月初，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专门研究对“满蒙”政策的“东方会议”，策划先把东北地区从中国的领土中分割出去，以建立全面侵华的战略基地。会议拟订的《对华政策纲要》，即为全面推行其大陆政策的一个具体战略计划。会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1]。奏折在充分地表达对“满蒙”地区广袤土地和丰富物产的贪婪欲望后，露骨地提出了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狂妄计划：“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则根据“东方会议”拟订的侵略计划从舆论宣传、扩充军备及军事部署等方面加紧对华战争的准备和行动。1929年，日本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到1931年达到顶点。为转嫁及摆脱危机便加快了实施侵占“满蒙”的计划。1931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以武力侵占东北地区的《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7月，关东军完成了独立作战体制。9月18日，关东军制造借口，挑起事端，发动了侵华战争。到1932年侵占了全东北，并成立了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
2.九一八事变是日本14年侵华战争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未停止侵略中国的行动，直至宣布投降。其侵占东北只是侵华战争的第一个战略步骤。对此，《田中奏折》早已说得十分清楚。奏折中说：“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并初步巩固其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后，即着手蚕食华北和内蒙，加紧扩大战争，实施其侵华战争的第二大战略步骤。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侵占热河，并向长城沿线各军事要地进犯；尔后，又深入冀东，包围平津；《塘沽协定》的签订，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及热河，并划了一个“非武装区”，整个华北被置于日本侵略者的监视之下。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东北看成是它的“生命线”，而把华北视为侵占全中国和征服世界的“圣战基地”。只是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日本决定在华北首先采取以政治经济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加强对华北的经济掠夺及推行华北五省“自治”，以使华北从中国政府的管辖下分离出来，成为受其控制的第二个“满洲国”。
1934年4月，为了进一步制造扩大侵华战争的舆论，日本政府外务省以情报部长天羽英二答记者问和外务省大臣广田弘毅发表声明等形式，宣称日本负有“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使命”，不准中国同其他国家联系，也不准别国扩张在华势力。“其他外国或国际联盟对于中国实行利己本位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P284-285)。这等于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12月7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3省联合制定《对华政策》，提出对华北政权的具体方案。1935年初，关东军召开两次大连会议，进一步予以落实。是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采取的一系列侵略行动都是在上述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在策划华北“自治”的同时，日本还把手伸向内蒙古地区策划“独立”运动。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着手加紧实施其侵略中国的第三大战略步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6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的确立，加速了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2月26日，日本皇道派军人为夺取政权而发动了流血政变，以此为契机，日本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日本的军国主义形成较早，其实质是军事立国，实行对外扩张。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产生较晚，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完成“昭和维新”。新的法西斯主义与传统的军国主义相混合，便形成了更为好战和更富于冒险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作了一系列精心准备。一是修改《国防方针》，制定《国策大纲》，加紧扩军备战。1936年8月5相会议制定的《国策大纲》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在于国防与外交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海洋方面发展”[2](P344)。这实际上是一个吞并东半球的大规模扩张计划。为适应这一方针的需要，新修改的《国防方针》提出了昭和新军制计划，同时，大力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二是制定《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并决定增兵华北，强化对华战争准备。三是在外交上寻找国际盟友，同德国法西斯达成反共协定，初步形成国际法西斯主义联盟。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便于1937年7月7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制造了上海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都远远超过了近代以来列强发动的任何一场战争。
二、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团结渊源于九一八事变
20世纪30至40年代中期，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和团结的年代，追本溯源，同样是渊源于九一八事变。
1.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是如何使中国近代化。可见，所谓近代民族觉醒，其内涵就是对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近代化道路的认识，尤其是对应当首先争取民族独立的认识。认识的不断提高，自觉性不断增强，就是觉醒。而全民族取得共识，并团结一致为之奋斗，就是空前的觉醒。
①民族危机感的加深。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越来越成为华夏儿女的共识。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及时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3](P396)。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4省之后又入侵华北各省，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在实行着，长此下去，中国这个5000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4万万同胞将会变成亡国奴[4](P483)。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5](P274)。
在中国共产党的及时提醒下，各界民众的民族危机感不断加深。1931年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代电：“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原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6](P3)。王造时在九一八事变立即指出：此次事件，“日本的目的，不仅在吞并满蒙，而且在灭亡我整个中国”，“先吞满蒙，次及本部，然后再逐鹿世界，这是田中预定的步骤”[7](P3)。《申报》评论也断定“日人此次暴行，实为我国家之生死关头”[8]。1932年2月1日，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国难发生，迄今4月，国联失其效用，公约等于废纸。强寇得寸进尺，鲸吞蚕食，祸不转瞬，我数千年伟大之民族行将沦于异族而不复矣。言念及此，惨痛何极”[9]。此后，各界认识更加深刻。
国民党内最先觉悟的是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爱国将士。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何香凝正客居巴黎，闻讯后悲愤填膺，立即决定回国。蒋光鼐、蔡廷锴等沉痛地指出：“回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5000年余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10](P142)。冯玉祥得知九一八消息后肝胆欲裂。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目击时艰，如芒刺背”[11](P863)。蒋介石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对日本的侵华野心认为“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中华民族”[12](P20)，这是蒋介石后来着手进行抗战准备的思想基础。
②民族责任感的提高。在民族危机感逐步加深的过程中，民族责任感也迅速提高，并付诸实践。
一是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痛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政见和主张，呼吁全国人民“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人人应视为与己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13]。一二八事变后，第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通电誓死抵抗：“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14]。张学良更是多次阐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说：“欲言拯救国难，复兴民族，须个个有自信力，有责任心，有牺牲精神，切不可自暴自弃，以为谋国有人，即可袖手旁观，而存偷安苟活之心，须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5]。他希望国民“团结，牺牲，复兴中国”，“下最大决心为民族争生存”[16](P80)。
二是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抨击时政，提出各自的抗日主张。王造时提出：现在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找出根本有效的政策，来反对狼心狗胆的日本。“内战不如外战，同室操戈不如一致御侮”。他告诫国民党当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如果压迫救国运动，“国民党终必被人打倒无疑”[17](P20)。冯玉祥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武装抗日，反对依靠国联，认为惟有团结民众，督促全国军队，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雪无上之奇耻。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总编兼总经理张季鸾立即召开会议确定了“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他多次撰写时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斥责国民党当局的误国政策，其猛烈程度为该报前所未有[18]。
三是广大民众和各界人士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持续不断的武装抵抗开始，中经一二八上海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5年一二九运动，再到1936年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多次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其间，参加群众之广泛性，斗争形式之多样性，对敌作战之顽强性，以及民族意识之鲜明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系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
③民族使命感的增强。国共两党是当时中国的两大政党，两党民族使命感的增强，对于促进两党再次合作，实现民族大团结，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最集中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成为炎黄子孙的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即号召全国民众“必须每一个人迅速地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察队，举行兵士与民众的大联合”[19](P98)。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进一步提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卫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3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193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强调：“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惟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20](P682)。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获得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一致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适应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通过发表《八一宣言》，召开瓦窑堡会议等，及时地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正确地制定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
国民党当时掌握着全国政权，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其民族使命感的意识也在逐渐增强，这样对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由于受剥削阶级阶级局限性的限制，国民党统治集团民族使命感的增强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趋势是明显的。其一，蒋介石“攘外”的心理准备。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更显迫切，蒋介石对立即奋起“攘外”却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在“安内”上，但从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他说：“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21](P282)。这说明，即使在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蒋介石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其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是有限度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22](P614)。这无疑表达出他内心对政权存废、民族兴亡乃至自身千秋毁誉的忧思。他回顾说：“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23](P653)。总之，由于蒋日矛盾不可调和，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以及国内形势的演变，其政策重心或迟或早要转向“攘外”方面。1934年2月，蒋发表《民族复兴之要道》演讲，指出：“现在我们国家和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同胞……必须个个要效法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生聚教训’的方法来救国，然后国家才能救转，民族才可复兴！”[24](P24)同月，蒋指示有关军事部门拟订东南国防计划。此后，则在外交、经济、军事等方面着手抗战的准备。
2.中华民族的空前团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阶级纷争、集团纷争及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国家不统一，民族不团结，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民族团结也日益增强。由于民族斗争发展的不平衡，民族团结则由东北地区首先实现，接着民展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的新局面。
①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始于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顺理成章的。是东北地区的爱国军民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并最早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首先在东北地区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抗争、民族团结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共产党根据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实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不断调整统一战线政策，实现了东北抗日武装的大团结、大联合。
②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局面的形成。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为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上至下，从下至上，多层面、多渠道开展了争取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第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工作。这两支军队受到全国抗日形势的影响，厌恶内战，要求抗日，觉得“剿共”没有出路，特别是对有失地亡家之苦和妻离子散之痛的东北军来说，这种情绪尤为强烈，九一八事变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经过几个月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北地区便逐渐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局面。
西北大联合的实现，使西北地区成为当时全国坚强的抗日阵地，成为民族团结御侮的榜样，并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做了思想、组织和舆论准备，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打开了一条成功的通道。
③全民族团结御侮局面的形成。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相继建立东北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和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的基础上，加速了全民族团结御侮局面的形成。
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主动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而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却仍然坚持推行“剿共”内战政策，或者把“剿共”与“抗日”并重，终于逼出了西安事变。由于中共和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实际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开始实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则使全国统一有了理论依据。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更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在全国迅速出现了一个团结御侮、生气蓬勃的新局面。全国各党各派迅速地团结起来；各成体系，矛盾重重，积怨极深的中国各派军队，同仇敌忾，共同参加了对日作战；长期被压抑的民众抗日热情猛烈地迸发出来，“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迅速地觉醒起来和组织起来，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战争。
三、中华民族复兴必要前提的创造渊源于九一八事变
“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率先喊出来的，它体现了当时无数爱国者的共同心声，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顽强追求的奋斗目标。然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强大敌人的重重压迫下，要使中华民族从这种近乎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实在太艰难了。正是九一八事变开始的14年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1.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前提。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时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近代化这两大任务，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25]。以首先实现近代化任务为突破口来解决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这当然是很多人设想过并曾经为之付出过艰辛的努力。但结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当国家的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的时候，在统治中国的反动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的社会改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近代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虽然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回避不了的。要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观念落后的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居于支配地位的封建主义势力，当然不可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无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才能着手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尤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九一八事变开始的14年抗日战争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全民族团结御侮、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胜利。就14年抗日战争来说，尽管在前6年局部抗战中国民党政策重心仍放在内战上，在后8年全国抗战中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直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去分析比较，中国人民在这样深广的范围内动员和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艰苦抗战，夺取胜利，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反侵略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表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在实现全国团结抗日方面，国民党当局作出了努力，有一份功绩。它的领导集团从实行不抵抗主义转而实行抗战，从实行内战政策转而实行国共合作，是受到人民欢迎的。全国抗战中，国民党主要领导者一直没有放下抗战的旗帜。但是更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唤起民族觉醒和促成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全民族的利益，并用爱国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去教育广大民众，提高他们的民族觉醒和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从而使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把日本侵略者全部赶出了中国国土。这一胜利彻底扭转了100多年来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洗刷了100多年来中国蒙受的难堪和屈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这一胜利也是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它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彻底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体系。
14年抗日战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施展政治智慧，发挥“三大优势”，壮大人民力量等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广阔的社会舞台，从而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充足的条件。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完全的成熟。其一，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关门主义，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使自己从狭隘的小圈子中走了出来，密切了广大人民和各方面的联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其二，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三，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并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四，中国共产党党内不但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坚强领导核心，并且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政、治军的干部。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坚决为维护全国团结抗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进行了斗争，从而赢得了广大民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普遍信赖、拥护和支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把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结合起来，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大发展，成为由劣势到优势的一个转折点。到抗战胜利时，中共党员发展到130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7万，根据地发展到19块，人口达1亿以上。经过14年抗日战争，大大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关系，改变了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情况，也改变了战后中国的情况。它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准备了条件，更为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仅从政治层面就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对20世纪中国的变化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且除了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之外，许多影响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所始料未及的，或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的。如果进一步从多重的研究视角和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考察九一八事变与20世纪中国的变化与发展的关系，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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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06-10
〔作者简介〕马尚斌(1945-)，男，辽宁开原人，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从事中国现代史及东北地方史研究。
中国现代化与九一八事变后的迟滞
胡玉海
（辽宁大学 历史系，辽宁 沈阳 110036）
今天，当我们回首省视20世纪中国的时候，发现在痛苦转型过程中，中国现代化是伴随着列强的入侵而发生发展，同时出因受外力的干扰和破坏，而不能正常发展。九一八中日战争，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极为深重。一方面它激发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凝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
一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帝制走向急剧衰败的阶段，也是中国人探求新的生存发展模式的急迫时期，更是世界列强疯狂刮分中国的危险期。以1839-1842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肇端，接连有1855-1860年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1885年中法之战、1894—1895年中日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一系列以彻底征服大清帝国为目的的侵华战争，虽然都以获胜而告终，并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但处于急剧衰败过程中的清朝政权仍能“残存”下来。
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发动侵略战争的侵略者也包括一些西方学者，总是简单地把它定性为先进与落后、开放与闭守之争。玛丽·B·兰在中国现代史透视中说：“满清政权之下的中国古老秩序是如何的坚固，又如何善于自我保存，它竟在多次的人民起义及外部打击下又残存了一世纪之久。然而也正是这种力量败坏了自己，它如此缓慢地主动接受现代工业化运动以及民族主义、科学和民主，以致注定了自己的最终灭亡”[1](P3)。从一般意义上讲这种结论是对的。然而，不揭示殖民主义者掠夺本质和破坏性的一面，就无法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从1840年以来迟滞与顿挫的原因。中国现代化迟滞与顿挫，既有自身各种反现代化与非现代化势力的顽固抗拒[2](P7)，也遭到了外部势力的干扰与破坏。因为，现代化“后发式”和“新发式”的国家，既需要有外力冲击和引导，更需要和平的发展环境。列强入侵既刺激了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同时也阻碍和破坏了它的正常发展。
考察所有国家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演进方式，都是沿着器物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及思想观念行为层面的现代化这样三个层次来展开。无论哪一层面的推进，它都需要和平环境和制度推动。没有和平环境和制度推动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无序和缓慢的。
在列强不断入侵形势下，中国全面的社会危机随着甲午战败而凸显出来，这种由列强“瓜分狂潮”引发的民族生存危机和国家发展危机，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危机。当时“从何处获得可以与列强抗衡的能量和意识形态，便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家最关注的问题”[3]。因此，中央政府不可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建立一个包含法律、商业和教育制度的新社会体制，以适应现代化顺利快速发展。因此，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只依靠一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的个人力量推动，通过各通商口岸中的洋务派官员、中外企业家的努力缓慢开展。这种现代化的进程，既不同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原发式”现代化进程，一切都凭社会自然地演进，人们并不清楚演进的最终结局。也不同于那些不受外力干扰并有强有力政府行为的“后发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他们既看到了样板，也看到了结局，又能吸取“原发式”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通过政府以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制度体制，包括思想、法律、教育制度等来推进。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看到了现代化是必由之路，但没有“原发式”国家的环境，更没有像日本那样“后发式”国家的条件。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只能在外力刺激和干扰下缓慢、畸形地发展。
二
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缓慢和畸形，但直到九一八中日战争之前，它都一直坚忍不拔地向前发展。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物质器物层面上的现代化进程，已完全不可能应付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戊戌变法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动的，它的重要意义是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开始突破物质与精神分离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提出既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又要学习民主制度。应当说，这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和坚持现代化进程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损害和屈辱，它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环境、制度逐步完善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但它也使清朝统治者们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醒来，清朝统治者为挽救中华民族，确切地说是为了挽救他们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统治，而开始主动改革。1901年4月21日，“督办政务处”这一推行“新政”的中枢机构的设立，标志清末“新政”的正式开始，也是中国现代化由政府行为推进的开始。因此，它是20世纪中国的一次全方位、多层面的社会变革，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其广泛性与深刻性都是空前的。如在教育上废止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在政治上预备立宪运动的推进等等。这是清王朝以其传统的政治权威发动的一场运动，它具有改革的性质。试图在保存现有秩序的基础上，渐进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它最终不能全部实施“新政”目标而被辛亥革命所打断，其原因：一是从时间上讲，已经失去发动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时机（第一次机会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第二次是洋务运动兴起时；第三次是戊戌维新时）；二是从空间上讲，内忧外患的现实没有发动这样一场改革的环境；三是从社会基础上讲，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各阶层人民对清政权的信任度已降到极点；四是从统治者自身的条件上讲，与要达到的目标应具备的眼光、素质、能力相差甚远。因此，在不能对现实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情势下，发动全面社会变革，最终被一场社会革命所打断是必然的。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的两大任务，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进行过程中，是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直接目标，也由于他们的活动始终处在一个“有纲领而无计划、有组织而无调度、有目标而无角色分工、有理想而无现实感”的层次上进行的。因此出现“建设不足”的严重缺陷[4](P22-25)。尽管如此，辛亥革命两大任务的完成，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由被动型转为主动型的意义是巨大的。特别是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它既是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蓝图，它对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辛亥革命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革命党人没能将其绘制的蓝图和全新的制度付诸实施和不断完善，既有自身局限的原因，也有社会制约问题。
1919年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革命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是对辛亥革命的延伸和补课。科学与民主两大命题的提出，表明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寻求现代化发展范式。这种深层次的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而开始广泛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准备。此后，科学，民主这两面旗帜在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直至今天，这两面旗帜仍是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深刻命题。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为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虽然出现1916年至1928年的军阀混战时期，但现代化进程却呈快速发展态势。1911年末，中国本国银行只有16家，资本总额共约2155万元。1912年至1927年，新创办银行达311家，资本总额2亿元。本国银行在与外资和中外合办银行竞争中，1925年占到40.8%的份额[5]。改变了中国金融业“完全操于外国银行及钱庄手中”的局面[6](P56)。在这期间，中国的棉纺业、面粉业以及制造、化工、电力、矿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以棉纺和面粉业发展最快。1912年，本国仅有纱厂22家，纱绽51万枚，1927年增为72家，纱绽202万多枚[7](P182-187)。这一时期，促成中国现代化出现较快发展势头，除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推动作用外，还有国际市场竞争需求因素和国内社会权威真空后自由度提高等诸因素。
从1927年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10年间，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整合中国社会，并还最终走向反面演化成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因素而被抛弃。但主观上推动现代化的意愿是明显的，以强力推进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应后发展国家的中国国情，客观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在这10年里，国民党在经济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潜伏着发展的危机，但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以1928-1931年和1914-1919年两个时间段的民间工业发展相比较，后4年平均每年新设企业165家，新投资本6360万元，而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前6年中，平均每年只设63家，新投资本1430万元[8](P435)。这期间公路通车里程从3.2万公里增长到11.6万公里，新建成铁路7895公里[9](P172.207)。1933到1935年的币制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使1935至1937年的国内工商业增长高达20%左右[10](P60)。扬格评论说：“现代化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都取得向前推动的巨大势头”[11](P269)。这说明在现代化各阶段特别是启动阶段，在各种非经济因素中，政治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12](P146)。
1927到1937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国民党的强力推动下是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过于依赖权力，缺乏创新和活力，特别是“政府不与人民打成一片，而是宁愿站在人民之上”[13](P182)。所以，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很深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危机。
与国民党依赖强力、放弃广大乡村、站在人民之上不同的另一现代化模式，在这一时期正在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确定了新的奋斗方向，从而整合了全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的奋斗目标，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希望。但由于共产党只在根据地或解放区里实行，还不能影响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
三
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艰难曲折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虽然也受到影响，但还不是整体的。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使中国现代化进程趋于停滞。在考察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当然要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但工业文明是核心因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文明的打击是深重的。
当时中国极其薄弱的工业，主要是集中在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地区。全面战争爆发后，只有少数工厂仓促内迁，上海5000多家工厂只有152家内迁。到1940年，各地共内迁工厂才448家[14](P87-88)。在搬迁过程中由于运输困难和敌机的轰炸，很多机器沉没失落。这是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工业的有形破坏。当时蒋介石明确指示，在“平汉、粤汉线以西的地带建立新的工业中心，以中国西部作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8](P540)。内迁工厂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等地为主。全面战争前，西部川、湘、桂、陕、甘、滇、黔七省的近代工业只占全国工厂数的6.02%，资本数的4.21%，工人数的0.79%[15](P165)，而到抗战后期的1944年底，上述七省工业已占国统区工厂数的88.63%，资本数的93.52%，工人数的85.61%[14](P102)。表面上看，东部工厂内迁给上述七省的工业发展带来机会。但我们换位思考，恰恰是这七省的显著变化说明对我们工业的破坏是深重的。因为七省工业指数的变化并没有带动全国的发展，相反却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停滞。战时“主要工业品的产出从未超过战前水平的12%。棉纱、棉布和面粉的产量分别仅占战前的5.3%、8.8%和5.3%”[16](P647-648)。日本侵华对中国工业的有形破坏，还体现在它迫使中国工业丧失了通商口岸这赖以发展的基地，使其中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这对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工业影响是深重的。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对已形成的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社会环境的破坏。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给国民党集权带来了客观需要和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在“国家至上”、“军事第一”、“力量集中”的口号下，使军事组织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由此“巩固了国家政权机构中的官僚主义结构，使它能够利用政治强制，超经济干预的方法，加强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超经济干预的方法集中体现是利用权力资本干预经济活动[8](P529-530)。这种战时统制经济体制对于调动人力资源、经济资源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作用。但它是以迟滞中国现代化进程为代价的。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在14年战争中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在人类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据韩启桐对抗战6年来（1937-1943年）损失的调研，“六年来，敌军陷我城市总达751座。陷区战前原辖户口4499万户，政区面积578.1万平方市里，耕地面积388847万公亩。陷区半数以上地域作过战场，受灾面积约在上述面积的70%以上。敌机空袭省区达23省区。在上述灾区，我国所受损失，总计国币44967571000元，约合美金13359416000元。”对上述统计结果，韩启桐认为是“最低的数学，因为其中有许多有意无意的缺漏，致有多项损失都未计入”[17](P31)。这组统计数学深刻地说明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掠夺、破坏、杀戮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和屈辱史。这段历史对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现代化进程体现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利益，它具有强大的生机与活力，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扼杀的，更不能将其长期迟滞。相反却激发了中国人现代化进程的强烈渴望和创造性潜力，促使人们对现有现代化模式的怀疑和否定。这种心理机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胜利，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范式转换，造成了关键性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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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06-10
〔作者简介〕胡玉海(1949-)，男，辽宁义县人，辽宁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从事中国现代史及东北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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