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国际政治学：论争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坦里·霍夫曼在谈到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沿革时曾说：“这门学科既年轻又古老。”（注：斯坦里·霍夫曼，1990，《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 页。）说它年轻，是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至多不过80年左右的历史：说它古老，是说它的理论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如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的战争历史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和以后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国家学说等，他们的思想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注：对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思想传统，一般认为有三种：格老秀斯的理想主义、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的革命主义。见Williams,Phil,Goldstein,R Donald,M.,Shafritz ,Jay M.,1994,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pp.9—14.）
然而，西方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初，其后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和客观政治现实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从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和思想潮流的角度来看，西方国际政治学是经过三次大辩论发展起来的：（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50年代初， 表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2）60年代初到70年代， 是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3）80年代初至今， 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国际政治现实的发展使国际政治理论不断受到挑战，受挑战的理论再激起生命的活力，并迎接新的挑战。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就是在这种挑战—反应的循环中不断实现着“范式”（paradigm）的转换和自身的超越，逐步从分散的、不系统的论述，发展成了系统的独立学科。
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使国际政治学成了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这场论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因大国均势政策而维持的所谓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战争的惨烈后果使国际政治学家们把目光转向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和19世纪的理性主义。他们提倡道德准则，强调伦理作用，主张国际规范，要求建立国联等跨国家机构和组织，以形成稳定的国际社会，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在此背景下，作为国际政治理论的理想主义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标志着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基本矛盾和运作规律的国际政治学的诞生。理想主义认为国家本质是变化的，国家利益是可以调和达到一致的，道德和法律可以改变国际社会的本质，国际社会可以变成一个道德共同体，永久和平是可能实现的。理想主义的基本假说如下：首先，人类对一般的道德准则可以达成共识；其次，人类本性是善的，人类有能力使政治变得符合道德标准；再次，通过法律和制度（国际法、国际组织）可以改变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准则以规范国家行为；第四，思想和意识形态是变化的，它们的变化会带来行为的变化。（注：Doyle,Michael W.,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Revisited,in Kegley,Charles W.Jr.(ed.),World Politics:Power,Interdependence and Dependence,Toront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5,pp. 83—106.）
可是，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酷事实和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宣告了理想主义的破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国际事务中，道德伦理说教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权和利的诱惑，人类应当面对争斗的事实，而不应陷入和谐的空想。在此背景下，以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为代表的欧洲现实主义哲学再次兴起，对理想主义进行了批判。（注：Caar,E.H.,1964,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New York:Haper & Row.Morgenthau,H.J.,1948,Politics among Nations,New York:Knof.）产生了两位回归现实的思想家：卡尔和摩根索。英国历史学家、外交官卡尔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1939年发表的巨著《二十年危机》中，对理想主义的哲学与政治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批判。他指出，理想主义注重观念、原则，忽视现实，忽视国际关系中权力的因素和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这是该理论的致命弱点。在道德、伦理标准与权力政治、价值中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上，现实主义绝不能脱离事实，却除权力因素的标准。道德只是相对的，只能依政治来解释，否则就会像一战以后20年间理想主义的各项计划那样一事无成。现实主义学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首推原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他于1948年发表的《国际政治》成了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里，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被后来的现实主义者奉为圭臬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摩根索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难怪霍夫曼说：“如果我们这一学科有奠基之父的话，他就是汉斯·摩根索。”（注：Hoffman,Stanley,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Der
Berian( ed.),1995,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p.216.）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点都是人性论。不同的是，理想主义认为人性是善的，和谐、平等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自相残杀与相互竞争，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权力是由人性之“恶”所决定的。理想主义认为国际社会中有共同利益，可以由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来改造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达到利益的和谐。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的，“道义原则仅仅是反映了用于适应不同局势的国家的不同政策罢了”。理想主义者强调现状应该如何的理性原则，现实主义者则强调应以研究社会和世界的现状如何的实证原则为出发点。
通过这次论战，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暴露出了自身的缺陷，“理想主义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的看法则往往过于悲观。理想主义夸大了选择的自由，而现实主义则夸大一成不变的因果关系，以致滑向宿命论。理想主义可能把民族利益与一般道德原则混为一谈，但现实主义者可能变得愤世嫉俗，‘不给有目的的、有意义的行动提出任何启示’。卡尔认为，既有理想主义因素，又有现实主义考虑，既有权力，又有道德准则，才是健全的政治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注：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格茨拉夫，1985，《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3—14页。）就是在有当代马基雅维利者之称的摩根索那里，也不排除道德原则。摩根索甚至认为，现实主义同理想主义之争不是道德与不道德的矛盾。理想主义者提倡的是用抽象的、恒定的道义原则去指导行动；而现实主义者要求政治家审时度势，慎重地估量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后果。因此，二者之争是与政治现实脱节的道德原则同立足于现实的道德原则之争。在摩根索设计的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上，在恢复外交传统——国际和解——国际共同体——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世界和平中，也可看到理想主义的影子。（注：王缉思，《摩根索理论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载于摩根索，1990，《国际政治》中译本前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以卡尔和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派引起了人们对权力政治思想的关注，他们在权力和利益观念基础上建立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其完整性和严密性都大大超过了前人。这是国际政治学家第一次使研究过程规范化、并且成功地融入历史和经验研究，这使国际政治学成了一门研究国际关系现状和运行规律的独立学科。
二、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之争，使国际政治学成了真正系统性的学科
50年代末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崛起，进入了所谓“行为主义方法论革命时期”，引发了一场与传统学派的方法论之争，60年代这种争论达到了高潮。
所谓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规范性研究方法，即以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等传统科学的概念和范畴，以历史经验为资料来建立理论体系。这在60年代受到了“行为主义”的强烈质疑。所谓“行为主义”（behaviorism）， 是从现代心理学中借用过来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指一种观察人或动物等有机体在外界刺激下或既定的环境下的表现和反应的学说，这种学说强调有机体或其他各种组织的有规律的、可计量的甚至能够重复操作的各种证据的重要性。（注：王逸舟，1998，《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96页。）行为主义者批评传统的研究方法不科学，他们把自然科学（如所谓的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如所谓DIM的研究方法，（Dicision-making Approach,Information Approach and Motivation Approach）引入国际关系研究，试图设计出“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和戴维·辛格等人。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观点的对立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 ）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最终可能成为对政治现象加以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应注重可以加以实际观察的政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探索政治行为的规律及相关变量，进行严格的分析性研究（而不是纯粹的描述性研究），以揭示政治以及国际政治实质的基础。
传统主义坚持认为，政治学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政治行为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个人和团体都是在某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中活动的，这是有效解释其活动的基础。政治现象中各种变数和历史的偶然性太多，政治学无法进行实验研究，因而达不到科学的严谨分析。
（2）行为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的可定量性。它认为， 国际政治的事件、状况或关系尽管千差万别，但也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为了理论的需要，可以把国际政治现象看作是各种参数和变量的关系。通过数学命题的提出，按照相应的数学运算方法，进行比较，就可探索出它的确切意义。
传统主义强调国际关系的质的变化，强调国际关系的量化需要有精确的概念和可靠的计量，而政治科学不具备这些条件。如果把国际政治归结为各种数学公式，就必然肢解和脱离现实。
（3）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中应超越价值评估，既去除价值观。 它声称价值观是否正确，无法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应进行纯粹的学术分析，研究的目标是发展抽象的、普遍的理论，应使每个理论假说都可用实验资料加以检验。
传统主义认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必然要涉及伦理和道德，政治学必须关心是非，否则便失去继续存在的正当理由。从哲学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应注重应用研究和对公共政策的研究。超越实际可用资料的范围，发展理论只能是空谈。
（4）行为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应从其他学科中吸收研究方法和理论概念，在规划开展研究工作时应力求减少自己的价值偏爱。
传统主义强调必须保持政治学科的特点和完整性。不加区分地从其他学科借用不适合政治研究的概念和方法，无助于政治学的发展。历史和哲学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础，行为主义的“科学客观性”是本末倒置，过多地考虑方法和技巧，却忽视了内容实质。
在科学行为主义的冲击下，自然科学中的系统论方法被介绍到国际政治研究中。它冲破了将国家作为国际政治中唯一行为主体，孤立地分析各国的国家政策，并将国际关系仅看成各国政策总和的传统观点，促进了用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原则、结构层次性原则、动态平衡性原则进行国际政治理论的建构。
行为主义扩大了国际政治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推进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开拓了研究新领域，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生态、资源、人口等方面，强调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作用。但是行为主义企图完全排除价值观和传统观念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过于强调方法论，忽视了社会科学的特点，会使国际政治研究变成经院式的空谈。而且，建立行为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体系的努力也最终落了空。
70年代初，行为主义者承认，“有必要使用两种技术与方法，如果忽视经验与历史所提供的有意义的东西是不明智的”。事实上，传统主义也吸收了行为主义许多有用的东西，两大学派互相补充与调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取折衷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政策定向与理论定向、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结合起来，注意从方法论向实质性问题转移。其主要动向是现实主义卷土重来，新现实主义崛起。
新现实主义通过对现实主义传统理论的修正和发展，以及对各派精髓的借鉴，力求反映变化了的国际政治。其基本特征是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战略，以防止大规模动乱和核战争。其代表人物有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等人。新现实主义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设：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国家追求权力并使之最大化。但它将关注点从古典现实主义的人类自私本性转移到通过国家互动关系形成的国际结构上，进而提出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有三个基本点：（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的，而不是一种等级制；（2）各行为体以同样的功能相互作用；（3）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变化， 促成体系结构不断变化。（注：肯尼斯·沃尔兹，1992，《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罗伯特·吉尔平，1989，《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罗伯特·吉尔平，1994，《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拓宽了国际政治学的理论视野
到70年代末期，一些学者开始对现实主义命题进行系统的批评性反思。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理查德·阿斯利、罗伯特·考克斯等学者都是从国际关系的制度角度研究特定条件下国家的行为，即从自由制度主义的角度提出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这一派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他们认为，现实主义对权力、理性和利益的关切仍是重要的，但它的几个前提假定都已不能适应国际政治发展的需要。现实主义注重经验，机械地应用黑格尔式的历史法则，只关注冲突而忽略了变革，不能动态地解释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质变和量变。新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国际政治中有高级和低级之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阻碍国际合作。新自由主义对这些论点都提出了异议，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新现实主义也进行了有力的学术自卫，双方讨论的问题，包括行为体的属性、前提假定的验证、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相互依存与战争、民主与和平问题也日渐深入。继基欧汉1986年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对它的批评》一书之后，另一位著名学者戴·鲍德温1993年又主编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当代的辩论》，使这场争论延伸到90年代而势头依旧不衰。
首先，新自由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体的强调固然重要，但除了国家之外，也要看到其他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犯罪集团乃至关键人物的作用。理查德·阿斯利批评新现实主义将国家视为“完美的行为体”，会导致不加区分地把统治精英所表达的利益视为国家合法利益的结果。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虽然战后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化，但国家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并没有改变，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中最有行为能力的单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虽然客观上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许多界线，但相互依赖本身就包含了权力均衡的意义。“不仅仅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求摆脱凌驾于本国之上的任何政治权威，而且因为每一国都必须承认所有其他国家也有理由提出同样的要求。”（注：转引自刘靖华，《霸权的兴衰》，1996，中国经济出版社，第14页。）
其次，新自由主义对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追求权力并使之最大化的命题提出了挑战。新自由主义并不反对现实主义关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命题，但它认为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发展，使得国际体系已不再是霍布斯眼里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而是类似于洛克那种无政府但相对有秩序的自然状态。新自由主义以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切入点，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帮助它们克服了现实主义者眼里的“囚徒的困境”。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大大提高合作的益处，增加不合作的成本，提供达成合作的尽可能多的信息，使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的成本。 国与国之间“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形成，可以使国际政治中行为者的目标、国家的政策工具、各种问题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组织的作用都与现实主义发生质的区别，从而使国际政治有可能摆脱霸权体制，进入“后霸权时代”。新现实主义也注意到了相互依赖的事实，但并不认为国际政治的性质会因之而改变。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里，追求生存和安全依然是一国的根本利益，相互依赖的增加没有减少战争的危险性。另外，一国参与合作的目的，看重的不是“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而是“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馅饼做得再大， 也满足不了孩子们分多分少的问题”。
第三，新自由主义对新现实主义的“国家的理性命题”提出了挑战。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无政府状态对一国行为的影响，认为国际体系中的“结构决定功能”，国家间的权力分配状况决定了其行为方式，有着类似权力地位的国家其功能是一样的。国家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争斗的理性行为者，在摩根索眼里是为了争夺权力，在沃尔兹眼里是追求安全。新自由主义批评了这种由外及内的观点（out-in），认为无政府状态只是国际社会的性质，而非模式，例如，两极体系与多极体系结构上不同，但性质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因而决定一国行为方式的不是外部因素，而是一国国内的因素（in-out），尤其是国家体制、决策者的价值观及决策过程（policymaking process）。新自由主义者继承了康德和威尔逊的遗产，认为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真正的世界和平只有等民主“全球化”之后才能实现。决策者价值观对一国行为的影响则以戈尔巴乔夫在冷战结束中的作用为最佳实例。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争论引发了一场国际政治学领域内彻底的观念更新。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来审视各种新现象，并从各个角度对以往的命题、方法论展开了大辩论。其中包括70年代出现的“全球主义与现实主义”就有关世界进程和格局的分歧，80年代中期以来“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间的方法论论战，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论等。总之，这次争论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理论、思想的多元化，即引发了几乎所有学派；方法角度的立体化，即引发各式各样的方法论的融会贯通；国别、区域的全方位，即引发了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流派的复苏和新锐思想家的崛起。 （注： Keohane,Robert, ed. 1986,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布尔说得好：“没有一个理论能证明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只有辩论才是通往正确的唯一途径。真理永远不会在于一方之垄断，而在于各方间的交流”。（注：Smith,S.The Self-image of a Discipline:aGene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K.Booth and S.Smith( eds.) 1995,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oday,Cambridge,p.13.）西方国际政治学在本世纪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个思想流派通过相互间的理论交锋，不断获得发展，实现着自身的超越，国际政治学之树就是在这样的不断超越中茁壮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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