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文稿历险『越狱』
郑学富
被捕后的方志敏
方志敏，江西上饶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闽浙赣省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
当我们抛开“权能”客观方面的含义，仅把“权能”看成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精神时，我们发现增能理论的核心观念“权能”与陆九渊心学的核心观念“本心”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1934年12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遭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伏击，他令军团参谋长粟裕率主力突围，自己断后，苦战13天后弹尽粮绝，不幸被俘，囚禁在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看守所，1935年8月6日就义，时年36岁。
许钧是我国翻译界领航的翻译家、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家。他做了许多翻译实践，“在翻译的同时，还关注相关的理论问题，提出问题，也自己解决问题，从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两个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1]他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出发，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进行深人的思考，为推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开拓了翻译研究新的视野。
方志敏身陷囹圄，斗志不减。在被监禁南昌的日子，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病痛折磨，写出《可爱的中国》《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狱中纪实》等16篇文章，共436页、13万余字。方志敏在险恶的环境中写作、积藏，这些文稿被秘密带出牢房，最终回归共产党人手中，屡遭不测、历经周折、充满传奇。
胡逸民和向影心满口答应，没几天，向影心果然捎来黄韵波的回信。原来，“聚贤斋”是地下党联络站，方志敏给负责人黄韵波的信中，讲了文稿情况和越狱打算。
险写险藏
方志敏被押到南昌没几天，就要求狱方提供清静房舍和纸笔，自己要写些东西。看守所所长凌凤梧喜出望外，以为这个共产党重犯要交代“罪行”，马上安排他住进“优待号”。所谓“优待号”不过是十几间不上锁的囚室，监押的多是“违法犯罪”的国民党军政官员。
方志敏的监室四壁糊着草纸，靠墙有床铺、马桶，一张旧书桌摆着纸笔。没过几天，他果然写完几十张纸笺。凌凤梧进来细看，似乎写打仗经过，又像记述什么事情，无始无终、互不接续、不知所云。问他写的什么？方志敏道：“情绪紧张，记忆不好，想起一段写一段，要全写完再整理。”
原来，方志敏被捕后就做好打算，要把十几年斗争经历，经验教训和对党的忠诚、热爱全都写出来。放风时，他把想法讲给同时被捕的军团长刘畴西、师长王如痴，两位战友虽称赞，却又担心：我们处境险恶，随时会牺牲，写出来固然好，但要保证送出去，否则是白费精力。
《方志敏自述》手迹
方志敏深感战友意见重要，他坚持写作的同时，用更多精力物色送出文稿的人选。第一个争取对象是23岁的看守高家骏，他参加过学生运动，曾到过苏区，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他值班时，常听方志敏讲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方志敏的学识才华，坚强意志由钦佩变成敬重，常给他带些笔墨纸笺，生活用品等，还暗暗与他策划择机越狱，并给关押在普通牢房里的刘畴西、王如痴等人传递纸条，联系共同行动。方志敏提到有文稿需要送出，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
两次送出文稿都未得回音，方志敏苦闷至极，也预感敌人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1935年7月28日，他把《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3万余字文稿和宋庆龄、鲁迅在上海的地址交给了胡逸民，说：“敌人随时可能枪毙我，文稿托付给你了，无论如何要带出去。”
方志敏刚搬来，胡逸民对这个共产党高官很好奇，常来海侃神聊。为争取他，方志敏就有意与他攀谈有关人生、时局、救国救民的话题。胡逸民听了讲述，觉得既翔实透彻、通俗易懂，又理据分明、发人深省，对方志敏的学识才华渐渐佩服起来。
一天，他忧心忡忡地对方志敏说：“先生的韬略，做个政府部长都绰绰有余，如今身陷牢狱，恐难保命，他们总劝你投降，不知你做何打算？”
思维品质是指个体在思维活动中智力特征的表现，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思维活动上表现的差异。培养学生用英语思维是英语教学重要目标，在教学的同时优化思维品质也是教学任务之一，但思维品质的培养不能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创造性的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开放性问题、智力游戏问题、探索性问题是别出心裁、创意新、情景实、思维价值高的一类新题型，它们具有开发智力、激活思维、增加创新能力的潜在功能。这类问题的出现，为学生创设了一个崭新的英语情景。给学生以再发现、再创造的思维空间。为此，课堂教学中，教师的提问，学生的练习，都要设计编拟一些思维活、立意新、探索性强的问题，促使学生思维开放。
方志敏淡定地说：“投降是大笑话，准备牺牲就是了，真正革命者只有被敌人残杀，没有投降的！”
胡逸民曾在监狱目睹许多人面对死亡的神态，但这样的大义凛然却从未得见。他为其胆识气魄彻底折服，表示有事一定尽力。方志敏提到送出文稿，他信誓旦旦地应承。
外送文稿有望，方志敏信心倍增，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写作，时时隐伏着凶险。他刚住进“优待号”，狱警总长桂永清就令隔壁的反共分子徐葵监视他。徐葵原任国民政府航空署长，因南京机场失火入狱，他多次密报方志敏深夜写作，桂永清率众突然夜查，好在方志敏早有防备，被搜去的都是些胡编乱造的文字。
为应付敌人，方志敏在许多张稿纸上写一段无关紧要的话，暗暗编号，白日构思文章，这页写几句，换一页再写几句，即使被搜去，也看不出首尾，待到夜静更深，再按编号连续抄下来。
盛夏酷热，牢里潮闷，蚊虫肆虐，方志敏不顾叮咬，挥汗如雨，依不停笔。他入狱倍受折磨，极为虚弱，写作时间稍长，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但他咬紧牙关，或靠桌站一会儿，或闭目躺一阵，略有好转再接着写。后来，高家骏偷偷带来些药物，才缓解病痛，保证持续写作。
日复一日，文稿越积越多，方志敏让高家骏找来油纸包好藏进枕头，但因屋顶漏雨，铺盖要常拿出去晾晒，很容易暴露。
一天午夜，方志敏刚把写完的文稿摞起包好，外面突然脚步纷沓，桂永清带领看守来搜查。把油纸包装进枕头已来不及，方志敏急中生智，把纸包扔进马桶，文稿才躲过一劫。
为藏匿文稿，方志敏仔细查寻牢房每个角落，揭开一块糊墙的草纸，发现里面是青砖，顿时来了主意。他让高家骏找来半截钢锯条，夜深时掀开床头的墙纸，一点点划掉砖缝的膏泥。不久，松动的砖就被拔出一块，垫在枕头下，墙洞刚好藏入文稿，再用草纸糊住，挡在床板后，极难发现。他把这秘密告知了高家骏，倘若自己突遭不测，让他一定取出文稿，想办法交给党组织。
1940年，叶剑英在方志敏照片题诗
有个雨天，屋顶漏水，床铺上方墙壁的草纸全被淋湿坠落，方志敏还未及转藏文稿，桂永清就召集全体“人犯”训话，狱警也趁机搜查监舍。方志敏心如火焚，暗想文稿难保！待回到监房，发现砖块被重新插回墙洞，油纸包却不见踪影。他拉开门向外张望，见远处巡视的高家骏冲他点点头，方志敏顿时明白：文稿已被转移。
文稿多次险遭不测，方志敏倍觉将其送出迫在眉睫。一天，向影心又送来酒肉，胡逸民请方志敏一起吃喝。为考验他们是否言行必果，方志敏说：“我想劳请小嫂子去一趟城里‘聚贤斋’茶楼，给黄韵波老板送封信。”
加强东、中西部旅游协作，促进旅游者和市场要素流动，形成互为客源、互为市场、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加强乡村旅游产品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对接，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大城市人才、智力资源对乡村旅游的支持，促进城乡间人员往来、信息沟通、资本流动，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注重旅游资源开发的整体性，鼓励相邻地区打破行政壁垒，统筹规划，协同发展。依托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传统村落，探索名胜名城名镇名村“四名一体”全域旅游发展模式。
回信说：“文稿可随时捎来。经党组织商议，目前越狱条件不成熟，要尽量与敌人周旋，为外界营救争取时间。”信中还附来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在上海的地址，让方志敏写信请求他们协助营救。
险送险取
与外界党组织取得联系，方志敏欣喜万分，他又把一个方方正正的油纸包交给了向影心，叮嘱她一定要亲手交给黄老板。纸包里是他写完的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6万多字，近200页。
向影心走后，方志敏日思夜盼回音，却杳无音讯，过去1个多月，不见人至也没信来。胡逸民委托几个狱警打听消息，都说向影心已搬离原住所，去向不明。
南昌的方志敏和高家骏朝思夜盼，等了1个多月，也没有程全昭的回音，他们判定出了意外。1935年6月10日，高家骏带着与程全昭同样的名片、信件来到上海，把李公朴的信送到后，就发现有特务跟踪。他不敢再送余下的3封信，便漫无目的地转悠到天黑，才把特务甩掉，急忙赶到车站，登车前往杭州打探程全昭的消息，不料当夜住宿的旅店失火，未送出的信件全被烧毁。
正当一筹莫展之时，高家骏的女友程全昭从杭州来南昌，她是一位进步青年，与男友志同道合。她看望高家骏时，与方志敏见过几次面，方志敏觉得这个女孩子热情爽快，诚实可靠，就与高家骏商量，能不能让她去一趟上海，送文稿和信件。
程全昭听说要她去上海与陌生人接头、送信，觉得有些像侦探小说的情节，既新鲜又好奇，慨然应允。方志敏交给她4张名片，上写：上海宝隆医院内科208室：李贞。4封信分别写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方志敏说：“你去上海化名‘李贞’，到宝隆医院找一位叫林疏俞的女医生，她会安排你暂住。文稿交给信上4人任何一位都可，但必须交给本人，见不到本人留下信和名片，他们会到医院找你。”
方志敏又把从胡逸民处借来的20块银圆给她做路费。2天后，程全昭顺利抵达上海，住进宝隆医院。她按地址找到宋庆龄家，恰宋庆龄外出，程全昭只好留下信和名片。接着她又去内山书店找鲁迅，到生活书店找邹韬奋，去中华职业学校找李公朴，结果都没见到本人，也留了信和名片。
胡逸民刚出狱就带着文稿赶往上海，找到宋庆龄家，但主人已搬迁，打听左邻右舍都不知新住址。他又赶去找鲁迅，但鲁迅去了北平讲学，归期不定。
对方接过文稿，面色严肃起来，说：“你已被密探盯梢，处境危险，必须马上离开。”
例子1：2011年3月15日，1∶36∶00～1∶38∶00（两个小地震）。根据检测到P波之后21s估计出日本气象厅震级为5.9而向公众发布了预警（见数据与来源一节）。然而观测的最大地震烈度只为日本气象厅地震烈度表的2度。如表1所示，在15s以内至少发生了2个相距200km左右、震级分别为2.5和3.3的地震事件。由于第二个地震开始的时间与第一个地震波至的时间非常接近，地震预警系统将这两个独立的事件当成了一个地震事件，从而导致高估了震级。
她满腹疑惑地来到洗手间，见是一位穿着华丽的贵妇，没待细问，贵妇拿出“李贞”的名片，自称姓宋，看过方志敏的信，说有一包文稿要交给我，特意来取。程全昭见她拿得正是自己送出的名片，说得也丝毫不错，便毫不怀疑地回屋取来文稿交给了她。
原来，收信的4位民主进步人士常与共产党联系，反动政府已秘派特务蹲守他们的住所，发现陌生人往来就跟踪、监视。毫无对敌斗争经验的程全昭，根本没察觉自己已被监视，更不知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来人说着摘下礼帽，脱掉旗袍，露出散乱的假发，破旧的外衣，她又换上布鞋，扎起腿带，从胭脂盒蘸些褐黑的粉末在脸上胡乱揉搓几下，再把文稿纸包塞进后背，瞬时变成个弓腰驼背的乡下老妪。
程全昭则按对方吩咐，穿戴上她的衣帽和高跟鞋，大摇大摆地走出医院，坐黄包车赶到码头，不料买船票时却傻眼了：方志敏给她的银圆花去不到一半，余下的全都被偷。她急忙翻出其它衣袋的零钱，好在还够买一张去杭州的船票，便准备先回家取钱再去南昌。哪曾想到，她这次出走被父母认定是“私奔”，到家就被严加看管，再难脱身了。
让法比感到安全的是，叫赵玉墨的女人，永远不会爱上他。她那含意万千的凝视是她的技巧，是她用来为自己换便利的，由此他更加恨她。他糊涂了，若是她死心塌地真心诚意地爱他，他不就完结了吗?难道他不该感激她只和他玩技巧?
薄水插秧，活蔸露田，浅水勤灌，干湿交替。当母本苗数达到300万／hm2时晒田，复水后要浅灌勤灌。注意抽穗扬花期遇高温要灌深水，降温增湿。灌浆到成熟阶段应浅水间歇灌溉，切忌断水过早。
饱浸心血的文稿如泥牛入海，却未动摇方志敏的初心，依然坚持在逆境中写作。2个多月后，方志敏又写完《在狱致全体同胞书》《我们临死以前的话》等3万多字文稿，让高家骏带出去交给黄老板。不料高家骏又揣了回来，说：“聚贤斋”关张歇业，黄老板不知去向。方志敏知道，交通站已遭敌人破坏。
另一位是住在对门监舍的胡逸民，他曾任国民党中央审判委员会主席，南京监狱长等职，因涉嫌泄露“围剿”计划，私放共产党等罪名被监押。看守所大小狱吏都知其身份和背景，对他十分优待，不但可以随便走动，还允许他年轻的姨太太向影心来牢房送食品、衣物等。
胡逸民握着方志敏的手，严肃而凝重地点点头。1935年8月6日，他目睹了敌人把方志敏带出牢房，押去刑场。时隔2个多月后，他在于右任担保下被释放。
信全都送出，书稿却无从交付，她只好回到住处，进门不一会儿，值班护士来告：有人在洗手间等你。
So the gingerbread man jumped up on the fox’s back and the fox swam off.
胡逸民心情异常沉重，正茫然无绪时，他在报上看到一篇章乃器的文章，顿时想到，这位“上海救国会”主席与共产党往来密切，找他也许会有办法。
胡逸民找到“上海救国会”，章乃器听说有方志敏文稿，将信将疑，不知是不是特务的圈套，便说：“我不认识共产党、方志敏，但可以帮你打听一下。”他拿出自己的名片，一撕为二，递给胡逸民一半，说：“把你住址留下，如果晚上有人拿另一半名片来找你，对上碴口，就把文稿交给她。”
傍晚，果然有位衣着华丽的贵妇来找胡逸民，递过半截名片，他接过与自己手中对接，撕碴丝毫不差，便拿出文稿交给了她。
胡逸民顿感如释重负、异常轻松，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来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婴，数月前从程全昭手中取走文稿的也是她。
两组患者治疗前均接受相关检测，给予生命提升监测，并记录相关数据；对照组接受还原型谷胱甘肽（0.3 g/支，国药准字：H19991067，重庆药友制药有限公司出品）治疗方式，执行静脉滴注，2.4 mg/次，1次/d。观察组接受甲基强的松龙（国药准字：H20130303）治疗方式，执行静脉滴注，100 mg/次，1次/d，7 d后调整剂量为20 mg/次，1次/d，20 d为1疗程[5]。若出现感染则加用二代头孢，根据患者具体症状选择剂量[6]。
原来，程全昭去生活书店给邹韬奋送信时，恰好章乃器夫妇也在场。以店员做掩护的党组织负责人毕云程看过信，得知有一包方志敏文稿在宝隆医院，在白色恐怖下，无法证实信的真伪，贸然前去，风险极大，正在为难，胡子婴自告奋勇去取。众人商议一番，觉得她多年帮助丈夫传递信函，经验丰富，可以胜任。大家谋划出接头、化妆，掩护程全昭撤离的办法。胡子婴为不暴露身份，用了母亲的“宋”姓，让程全昭误认为是宋庆龄。
国有企业要以风险为核心、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以内部控制管理为主导，不断深化企业资金链。根据国家主导方针或市场需求，不断调整符合企业发展方向的国有企业资本运营方案。
当时，取回程全昭手中的文稿，毕云程送交中共中央特科，特科负责人王世英电传到吴玉章在法国主办的《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文稿中《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这是方志敏历险“越狱”的文稿最早公开发表。
事情万分巧合，第二次取方志敏文稿的又是胡子婴，她拿到后立即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党员章秋阳，他转送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编辑出版了《可爱的中国》等手稿影印本。
险失险得
方志敏在狱中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精神写出的16篇文稿以及信件，先后3次被带出牢房，多经转手，险失险得。
（3）pH值对大豆提油量的影响。在响应曲面实验过程中发现菌种所产生的蛋白酶对大豆粉的酶解效果明显，而且与大豆初始pH值密切相关，pH值会影响到菌种的产酶量，直接影响大豆的提油量。如果其pH值为1～4，那么提油量就会随着pH值的升高而逐渐升高；当pH值达到5以后，提油量升高趋势会逐渐放缓，此时提油量也会随之减少。因此选择pH值为5进行发酵可获得初始pH值，此时说明该菌种所产生的蛋白酶其pH值是偏酸性的[13-15]。
方志敏写出的信件并不是没有回音。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冯雪峰回忆：1935年，我在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时，收到鲁迅先生转来方志敏同志从狱中捎出的信件，内容是越狱打算和希望得到外界营救，信中还说捎来了文稿。鲁迅先生也附来信，他说没见到送信人，也未收到文稿。对于营救或越狱，他考虑暂时不妥，那只能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执行期，应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劝降方志敏同志的时间，请他在狱中赶快为党、为后代人写一些珍贵的文章，时机成熟再实施营救或越狱。”
虽这些信件在“办事处”多次迁移中散失，方志敏也没看到回信，但鲁迅的意见和地下党的做法，以及方志敏在狱中所为却惊人的一致，被后人誉为革命者心照不宣的灵犀互通。
(1)磨损为纯变形磨损(图6曲线Ⅰ)：砂粒冲磨动能的垂直分量决定材料的磨损量.在小角度范围内(α=0°～α0°)砂粒垂直分量不足以使材料产生变形磨损.随α增大，其垂直动能分量增加，磨损强度增加.在α=90°时产生的磨损量最大.
1939年6月的一天，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薛凯、刘雨昕闲览旧书市，在一摊位前发现一包手稿，打开细看，竟是方志敏的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摊主要价500银圆。
原来，旧书市临近重庆虎头桥监狱，常有狱警把监押人的遗信、文稿拿来变卖，也常有监押人的属眷来此寻找亲人的信函、绝笔。商贩知道，这些信稿在不相干的人眼中不过是废纸，而对其亲属却价值连城，问价的人大多与其相关，摊主就大开狮口。
历史学家把田野作业当作收集各种历史资料的过程，除了地方文献方面的资料，也有选择地收集当地人口述的资料，将这两种资料互相对照或糅合，写出某些具有新史学性质的研究著作，这样的过程被称之为口述史研究。
两位记者深知遗稿的重要与珍贵，薛凯留在摊前守护，刘雨昕回去把消息报告给了报社总经理熊瑾玎。熊瑾玎马上电话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
熊瑾玎急忙赶到旧书市，一番讨价还价，以370大洋买下，时刻有流失之危的珍贵遗作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多年后，胡逸民证实，这确是当年向影心带出的文稿。原来，向影心常来监狱探望胡逸民时，就已和国民党军官桂永清混在一起，后来通过桂永清结识了戴笠，当起军统女特务，再后来又做上了毛人凤的姨太太。4年前她带出文稿交给了谁？怎样从南昌流落到重庆……是永难解开的谜团了。
熊瑾玎把文稿略加整理，连同一张方志敏就义前的照片送到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看后，被烈士的高风亮节、浩然正气深深感动，凝思良久，在照片上题道：“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
新中国成立后，《可爱的中国》被连续多年收入中小学课本，仅单行本就陆续出版20多种。1985年，方志敏在狱中写作的全部文稿被收录《方志敏文集》，由邓小平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说：“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么活着才最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可爱的中国》手稿第一页
（责任编辑：时攀）
标签：方志敏论文; 宝隆医院论文;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论文; 胡逸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