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缺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主义论文,列宁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建党70周年庆祝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依据实践的发展而进行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列宁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其中的有些结论和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有所相悖，需要进行总结和完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资本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发展——资本跨国公司的迅猛增长，以及随着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而来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地区经济集团的出现，地区自由贸易区和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普遍建立，使人们发现，列宁所论的那种民族国家层次上的资本垄断或国家资本垄断，并不是资本集中的最高阶段。资本积累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超越民族国家层次，而不断在全球层面上获得拓展。资本垄断也随之不断从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
“最高阶段”理论判断的逻辑失误
列宁提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论断，主要根据来自于他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质的分析。为了精确地从列宁原意出发研究问题，我们在这里把列宁对帝国主义基本经济性质的总结性表述加以引用。他说，“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变成自己的对立物，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经济方面，这一过程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物，但是我们看到，自由竞争开始变成垄断，……。同时，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注：《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7—808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一方面不难看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性质的考察，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单元而展开的对世界上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历史现状考察。民族国家主体范围成为划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垄断的基本考察系。这样，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转变即是民族国家主体层次上的转变，资本垄断阶段即是民族国家层次上的资本垄断阶段。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这里，成为“最高阶段”理论判断主要根据的，既在于自由竞争作为“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垄断；又在于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关于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作了精辟论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这种论述表明，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竞争和垄断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垄断作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竞争主体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层次上对资本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独占，既是对竞争的对抗和排斥，又是资本竞争在更大范围或较高层次上赖以展开的前提；竞争作为资本积累的途径和杠杆，不仅与垄断相对立，而且以资本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层次上对生产条件及交换条件的垄断为前提。竞争的展开不断产生着新的垄断。垄断范围的扩大，垄断层次的上升，又不断产生着更大规模的资本竞争。资本竞争的最终扬弃，即是资本垄断的最终扬弃。垄断不能投入(产生)竞争也即是垄断本身存在根据的丧失。因此，设想不存在垄断的资本竞争时期，同设想资本只有在民族国家层次上才出现垄断一样，是不符合资本运动的客观逻辑的。同时，只看到竞争产生垄断，而未看到垄断也产生着更大规模的资本竞争，也是不完全的。
马克思的论述又表明，竞争和垄断作为资本的基本属性，是资本本身与生俱来的内在规定。无限度追求价值增值的惟一动机，不但驱使资本无限度地从事优胜劣汰的生存斗争，使竞争规律成为资本增值的基本规律，成为推动资本无限积累的杠杆，而且不断驱使资本对生产条件及市场条件的独占即垄断，使垄断的规律成为资本积累的又一基本规律，成为资本增值借以实现的基本条件及前提。随着资本积累规模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扩大，竞争和垄断的规模也不断地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无限积累的规律，也是竞争和垄断规模无限扩大的规律。资本积累规模扩大的不同历史时期，即是垄断和竞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一过程同样说明，“对垄断的最初扬弃总使垄断普遍化，也就是使它的存在范围扩大。扬弃了具有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垄断，才算完全消灭了垄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而存在于电力工业生产方式中的那种国家层次上的资本垄断，既不是垄断和竞争规模扩大的极限，也不是资本积累的最高阶段。因此，不把垄断同竞争一样，看做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特性是不符合资本本身的内在规定的。而且把民族国家层次上的资本垄断看做资本积累的最高阶段，也同样是不符合资本运动的客观逻辑的。
“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是“最高阶段”理论判断的又一根据。列宁认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我们认为，在马克思所建立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是必要的。
马克思对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流通之间相互关系的大量科学考察成果及论述表明，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与资本流通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取得物的使用价值，后者则是为了取得作为资本的价值。这种区别来自于不同的生产方式及生产条件本身。简单商品生产的商品流通，反映着资本生产方式产生以前的、不同生产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而资本主义商品流通，则是资本生产条件下的资本交换关系，这种商品流通当然是商品资本流通。这即是说，判断商品流通属性的依据，来自于社会生产方式或社会生产条件本身。在民族国家垄断资本形成之前——即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和蒸汽工业阶段——商品输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输出；二是资本主义国家与非资本生产国家之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与它的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相互输出；三是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输出。在第一种输出中，交换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交换主体的生产条件均属资本的生产条件，这种商品输出是商品资本输出；在第二种输出中，对于资本生产条件的商品输出国来说，商品输出是资本价值借以实现的流通环节，是总体资本运动的内在环节。对于商品输入的非资本生产条件国来说，交换本身在于取得物的使用价值，因而这种商品流通属一般商品流通。相反地，就商品输出的非资本生产方式国家而论，商品流通属于一般流通(为买而卖)，而就资本生产方式国家的商品输入来看，这种商品流通包含着商品输出国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国际转移，从而构成输入国资本价值增值环节，成为输入国资本积累的来源之一(为卖而买)；在第三种输出中，由于交换所在国双方的生产条件均不是资本的生产条件，因此商品输入输出的双向流通，都属于一般商品流通。然而，就列宁所考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各国来看，无论是第一种商品输出，还是第二种商品输出，都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是与简单商品生产的一般商品流通不同的资本流通。因而这种商品输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输出，即商品资本输出。它是一般总体资本流动的内在环节。
就列宁所考察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输出来看，电力工业时期的资本输出不仅存在较前更大规模的商品资本输出；而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大量相对过剩资本，也以一般资本形式即货币资本形式而大量输出，以致货币资本的输出在整个资本输出中不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输出成为输出国食利者阶层增长的直接原因。同时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生产资本也有较小规模的输出。在信息工业时代，不仅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输出规模越来越大，尤其跨国公司的迅猛增长，使生产资本的输出规模，在整个资本输出中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这表明，资本生产方式的演进历程，是一个在全球层面上不断由外延统一到内涵统一的发展过程。因此，以电力工业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货币资本输出占统治地位为根据，来证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不充分的。
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溶合形成“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发展形成了“金融寡头”的垄断统治；“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这些也是“最高阶段”理论判断的根据。
我们认为，金融资本的产生和金融寡头的形成，是资本积累规模在电力工业阶段扩大的必然结果。各种形式的资本在资本竞争中集中所形成的国家资本垄断，是资本生产方式及资本经济关系在民族国家层次上必然达到的内涵统一。同时，我们不仅认为，列宁所考察的资本家国际同盟的形成，是资本生产方式及资本经济关系在全球层面上外延统一的高度发展；而且认为，资本主义列强对世界领土的瓜分完毕，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作为人格化资本的代表，以暴力方式竞争的必然表现。资本生产方式及资本经济关系把自身不断推向全球，资本积累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的不断扩张，这种扩张因不断打破历史的种种限制，而为资本生产方式全球一体化开辟道路。同时资本本身的运动逻辑，也在这种野蛮扩张中不断表现出来，即是靠摧残人类来发展人类。因此，在我们看来，列宁的这些论据作为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考察的科学成果，对于揭示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政治关系的性质，及经济政治之间内在矛盾的发展，从而揭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反动本质，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把这些论据作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判断依据，却是不适宜的。
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缺环
“最高阶段”理论判断的逻辑失误，来自于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缺环，是这种理论缺环的必然表现。为了客观地阐明这种理论缺环，我们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同列宁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在几个相关的方面加以对比分析：
从研究的逻辑思路上看，马克思把资本生产方式看做同人类史上其他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一样，既以自身的特殊规定性构成整个生产方式逻辑演进的必然环节，又在自身的存在即发展界限内形成一系列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同时，马克思把资本生产力关系，看作是决定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关系，把资本生产力关系对资本生产关系乃至整个资本经济关系的制约，看做是资本经济关系发展中最根本的制约。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首先着眼于资本生产力关系变化规律的考察，并在资本生产力关系与资本生产关系相互制约的探究中，揭示资本生产方式及资本经济关系的发展规律。进而以资本生产方式的演进为主线，并在此基础上考察资本经济关系与资本上层建筑关系之间相互制约所形成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资本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矛盾运动的分析，对这一逻辑系列发展机理的揭示，尤其对资本生产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考察，对资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进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清楚地表明了以资本生产力关系发展为着眼点，以资本生产方式逻辑演进为主线的科学研究思路。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来看，列宁研究资本主义的逻辑思路，在于以资本生产关系的考察为出发点，用资本生产关系的变化去说明资本上层建筑关系的变化，并在资本生产关系与资本上层建筑关系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中，既揭示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又揭示出帝国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的经济本质，以及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必然性。
从研究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标志的确认、以及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划分来看，由于马克思把资本生产力关系看做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原始最基本关系，因而他不仅表明，作为资本生产资料的固定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且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中资本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实际变化状况，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工场手工业阶段和机器大工业(即蒸汽工业)阶段。然而，由于列宁把资本生产关系看做是决定其余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因此他既把资本集中的程度当做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又根据资本集中程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水平，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中又分为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从研究结果上看，与列宁不同的是，马克思在研究中不仅一方面得出了资本生产方式存在及发展的历史前提，得出了生产剩余价值这一资本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从而科学地找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逻辑起点，并科学地推论出资本主义生产灭亡的历史逻辑终点。另一方面，马克思既揭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规律与资本生产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的内在联系，又揭示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规律与资本劳动时间节约规律之间变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从而表明了资本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矛盾发展，资本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无限缩短，最终导致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这一资本存在根据丧失的发展规律。表明了资本生产条件下的自由时间与共产主义自由时间的区别，以及由前者必然转变为后者的历史规律。而且，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分工规律与必要劳动时间无限缩短规律相联系加以考察，得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人的全面发展与资本生产力和资本交往关系普遍全面发展互为历史前提的科学规定，从而揭示了私有制灭亡的前提及条件。
从以上对比中我们看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缺环在于：首先，列宁未能像马克思那样，把资本生产力的关系看作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原始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即资本社会的社会自然关系)，他把资本生产关系当做基本的原始的社会关系。因而没有把作为资本生产力发展的固定资本的发展水平，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标志，并把此作为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据。而是把资本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资本集中的发展程度，作为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据。其次，列宁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以资本生产方式的逻辑演进为主线，从资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中，探求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关系的辩证进展规律。而是从资本生产关系出发，研究资本生产关系与资本上层建筑关系的相互作用规律。因而未能从资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考察资本存在及发展的内在根据的逻辑演化趋势，从而在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上，找到资本主义灭亡的条件，以及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逻辑历史关节点。最后，列宁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从作为历史个人的人的发展与生产力及交往关系发展的相互制约互为历史前提条件下，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未能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生产力的普遍高度发展，以及交往关系的普遍高度发展为前提，揭示私有制灭亡和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过渡。而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状况为前提，来说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把垄断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些经济现象，当做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以及资本主义从它的最高阶段向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过渡的表现。
问题在于，究竟怎样看待帝国主义论的这种理论缺环?在这里，考察产生这种理论缺环的主客观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从主观条件即主观原因上看，一方面，这种理论缺环的产生，来自于列宁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方法的特定理解。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中，列宁讲到，“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来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功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资本论》的骨胳就是如此。可是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胳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胳有血有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引文表明，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不仅把生产关系当做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而且“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因此，他虽然认为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但他把这种归结理解为并不是要用生产关系以外的 什么因素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包括“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一次也没有用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引文也表明，列宁对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方法的这种特定理解，是同帝国主义论对资本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相一致的。
另一方面，这种理论缺环的产生，也来自于列宁对马克思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方法的理解。从引文及列宁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列宁从未将生产力看作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即把生产力看作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最基本最原始的社会关系。没有考察这种关系何以在人类生产实践中不断辩证进展，并怎样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乃至一切社会关系的辩证进展，因而由这种关系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怎样的特殊表现方式，以及这种特殊表现方式怎样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逻辑主线。因此，虽然列宁表明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高度，“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生产力为转移”。但由于他认为马克思把生产关系看做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这样产生理论缺环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看到，列宁对马克思研究方法及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与他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的理解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列宁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出，他没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从社会物质本体层面上加以理解，即没有把实践范畴也当做历史观范畴去研究。而是在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上，把实践范畴仅仅当做认识论范畴加以研究和理解。因此，他没有科学考察劳动实践中，作为实践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中介即生产力关系的辩证进展。或考察凝结这一关系的生产工具不断变革在一切社会关系发展中的决定机制，以及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本身发展与一切社会关系发展之间互为前提的历史一致性。这样，产生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缺环就成为自然的事情。
从客观条件即客观原因上看，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种种历史原因，列宁生前未能看到马克思早期研究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科学著作及文稿，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这种状况无疑增强了他对马克思实践范畴、生产力范畴，以及马克思研究方法和马克思所建立的科学体系的理解难度。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实践条件的有限性，诸如资本生产方式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迅猛增长，以及地区经济一体化集团的出现，信息工业的飞速发展等历史现象，在列宁所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还未产生。这种状况又造成了列宁对资本主义研究资料的历史局限。
综上所论，虽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存在着历史的理论缺环，“最高阶段”理论判断存在一些逻辑失误，但是，帝国主义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文献，它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容怀疑的。同样，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容否定的。我们考察它的理论缺环，阐明它的逻辑失误，也正是为了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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