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的语境论形成的思想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根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0-0107-08
认识的语境论（epistemic contextualism，或者epistemological contextualism）是近十多年发展出的一种新的认识论。它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各种关于知识问题之理论，包括经验的实用自然主义、知识判断标准的多元主义、理解知识的相关选择理论（relevant alternatives）、格蒂尔问题（Gettier problem）引发的社会建构论和知识确证产生的社会认识论的重叠、竞争、合流与融合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理论是认识的语境论的思想根源，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将语境因素作为认识论问题的核心，主张知识是语境相关的、语境敏感的和语境依赖的，是语境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定命题知识的意义。这样一来，认识的语境论便成为当代认识论的核心，值得我们关注。
一、经验的实用自然主义
实用主义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一场哲学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皮尔斯、杜威、米德（G.H.Meda）和哈恩（L.E.Hahn）等。它之所以是语境论的早期根源之一，是因为它的某些思想与语境论很相似甚至一致，哈恩把实用主义的这些语境论观点称为实用的自然主义①。我将它的思想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詹姆斯以来的实用主义者，将时间看作通道、持续的过程，或者感知的期间（felt duration）。这与语境论是一致的，比如派普（S.Pepper）的语境论就主张在时间过程中行动，事件是语境中的发生物②。大多数实用主义者关注变化的实体、过程中的事物和模式化的事件；他们反把对实体看作是静止的、永恒的和不变的，主张关注生成过程中的事物，因为在他们看来，除了变化，没有具体的事物存在。一些具有实用主义特征的过程哲学家，寻求的不是所谓持久的实体和属性，而是过程中的事物、与其他历史关联的历史、变化的事件，并同时追求它们的新奇性、偶然性和稳定性。这些模式化的事件彼此之间相互运动，总是在语境中发生，并在这些语境中与其他事件关联。
第二，实用的自然主义的范畴特征主要有两点：（1）一套结构性状（textural traits），它们显示事件的性质；（2）一套语境或者环境性状，它们表示一个事件在与其他事件的关系中的位置；结构范畴包括结构、组分（strand）、性质、融合和指称（reference）③；语境性状主要包括环境、始点（initiation）、方式（means or instrument）、终点（termination）、完成（consummation）和中断（frustration or blocking）。这两个特征与派普的语境论范畴非常相似④。正如实用主义哲学家哈恩指出的那样：
语境论者开启的模式化事件不是一个具体的原子单元，而是一个具体个体特性、完全融入一个整合整体的所有倾向的复杂相互关系。术语“结构”借自编织艺术，它意指每个历史事件是诸多发生事件的一个网络，一个其他历史事件以某种发生进入的中心。结构可以分解为构成组分，而且结构、组分和语境相互关联。一个更大语境中的组分可以成为另一个小语境中的结构。组分作为结构的一个细节，它伸展并进入语境中。把语境的某些性质带入结构。由于结构的特点是它的组分性质的融合，而且组分是部分地来自语境，分解结构就会把我们带入其他事件的结构。
指称既是一个事件性质的一部分，又与它的语境相联结。组分伸出并指向其他结构。它们从始点运动，通过运用方式－目的或者工具，到达中断和完成。为了控制事件的方向，我们必须提醒我们重视方式。⑤
第三，每个事件有某种组织或者结构，这些结构可以通过分析知晓。这是实用主义者早已认识到的。比如，詹姆斯和杜威曾经认为，经验事件不必具有从其他领域附加给它们的关系。构成一个事件的不同因素和性质根据结构和组分这些术语共同形成一个相关的模式。这些术语能够清楚地说明，构成因素与模式或者整体相关，而不是与要素或者部分相关。独立的“实体”、“本质”、“实在”是在独立的关系中孤立地发生的。这里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新观念：分析不是把复杂的东西还原为不变的或者固定的元素的过程，而是通过追踪变化的模式展示一个事件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识别事件的组分，这些组分从事件的语境中获得它们的部分性质，并找到进入语境的途径。因此，分析就是跟随指称从一个结构到另一个结构的过程。不过，我们跟随指称多远，追踪哪些指称就依赖于我们探寻的问题了。这样，依赖那些我们跟随的指称的组分以及我们追踪并进入的那个环境的结构，我们可能有许多分析，每个可能或多或少适合它的目的。尽管我们做了许多分析，但我们从来不能达到终极元素，也没有这样的东西作为分析的要素，这是因为，事件的结构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得到显示，这取决于分析的目的，或者取决于产生它的问题的性质。
第四，实用主义演化出进化的语境论和生态的语境论。语境论的范畴对于分析以及感知性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语境”概念，它是语境论的核心，对于哲学思维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杜威曾经深有体会地说，“哲学思维最普遍的错误是忽视了语境”⑥。把结构置于一个不同的语境中，会改变它的感知性质，不论这种改变对一个给定目的重要与否，都依赖这个目的或者这个语境。如果使用一个合适的语境，任何事件都可能增强美的特性；通过运用适当的工具，建立可控制的结构，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对于任何事件，我们可以发问：它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生？从哪里开始？目的是什么？如何发生或者以什么方式走向终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运用语境论加以解决。为了指明一个事件的语境，我们需要弄清它的环境、它的始点、演化过程以及它的中断与终点。每个事件都与其他事件的环境相关，它们支持或者阻止它的性质，但它与这些事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密切地相互作用的。正如生物体的生存和进化与其环境不能分离一样，每个事件与其环境因素也同样不能分离。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动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这一观点必然导致文明生态观，也就是我称之为进化的和生态的语境论。
第五，实用的自然主义的反思探询方法为语境论提供了新的方法。实用主义奉行的经验方法，杜威将其称为科学方法，哈恩则称为反思探询方法。这一方法与语境分析极为相似，它不同于其他方法，如试错探询法和观察法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它由某些问题或者困难引起；二是它不仅导致问题的解决，而且形成它如何被解决的某些描述或者解释陈述。按照这一观点，反思探询从问题或者困难开始，当出现错误时，通过观察和分析予以澄清，并寻求假设来解决问题，推出这些可能解决方案的意义，最后用观察和实验加以证明。这一过程是科学中常见的，也是成功的，但是语境论者相信，将这一方法用于更复杂、更困难的问题比如价值问题，也许同样重要和有效。例如，在传统的内省心理学中，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早就将人类与其环境关系的解释与他们采用的心理学紧密地联系起来，而实验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则将这种解释与生物学联系起来，不论是传统心理学还是科学的心理学，都考虑到人类与环境关系解释的语境因素——心理的和生物的。后来发展的认知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还将智力、社会、文化因素作为语境条件。总之，对事件发生的相关语境条件的分析，是所有持语境论观点的人的共同特征。语境思维无疑是一种普遍思维方式。
二、判断知识标准的多元主义
在不同的语境中，认识的标准是不同的，有高的有低的，有强的有弱的。在关于知识标准的讨论中，当我们做出一般的认识评价时，怀疑主义者要求在高标准和低标准之间做出区别。语境论者则认为两个标准在各自适当的语境中都是合法的。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与使用的关系以及“语言游戏”的多样性的主张，设置了不同的标准，从而开创了关于观念或者术语的语义多元主义。在预示着语境方法论的案例研究中，也存在着多元主义。亚卡斯塔（Casta
eda）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例⑦，讨论什么才算作知道。人们是否知道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发现美洲，在不同的语境中，比如（1）电视问答比赛；（2）中学课本；（3）著名历史学家的考证（1492年10月11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判断知识正确性的标准在不同的语境中是不同的。这是理解知识本质的关键所在，也因此容易导致相对主义。
在多元主义知识标准问题上，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以其“怎么都行”而闻名，对认识的语境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表现在认识的、理论的和方法的三个方面。在认识方面，费耶阿本德认为是多元的，他反对科学是理性的传统观点，主张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在他看来，非理性保护新理论或为新理论辩护，传统、成见等非理性因素在理论的承认中起重要作用。比如，伽利略成功地为哥白尼理论辩护，他称之为“伽利略诡计”。科学并不是构成世界观必不可少的唯一条件，它只是人类用来应付环境的工具，目前已经成为“最新的、最富于侵略的‘最教条的宗教制度了’”。为此他提出了三种方法来消解科学知识的唯一性：一是解除一切强加给科学的所谓“普遍规则”，主张认识上的“无政府主义”；二是建立一个与现存社会不同的“自由社会”，主张科学与国家分离；三是科学家与教育分离，目的是防止科学家把绝对真理思想强行灌输给青少年。
在理论方面，费耶阿本德认为是多元的。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理论与经验事实可以不一致。逻辑经验主义强调理论与事实的一致，他反对事实对理论的判决作用，主张理论可以与事实不一致，这是因为科学研究中的“观察偏见”、“实验期望”、“背景渗透”这些语境因素起作用的结果；理论具有韧性，即理论并不因与经验事实不一致而被证伪；理论可以脱离经验而存在，经验不一定进入检验过程，或者说获得知识的过程不一定依赖经验，比如靠直觉，在理解过程中消除感知。二是理论之间不必一致。逻辑经验主义强调新理论与已经确认的理论之间的一致性，费耶阿本德认为二者不必一致。如果一致性的基础是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那么经验事实就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这与科学的实际不符。不同理论在不同证据误差范围内可能不一致，因为一致性条件隐含这样的假设：经验事实独立于理论而存在。这样就预设了经验事实先于理论存在。三是理论之间不可通约。费耶阿本德继承了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的观点，认为不一致的理论可以并存，它们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些并存的不一致的理论是不是可通约，也就是一个是否可以用另一个表征。费耶阿本德对此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由于理论的形成与文化背景有关，文化的差异将导致理论的差异，表现为不可通约，比如，不同民族的思想和语言；不同理论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如概念系统不同，不能相互翻译；还有本体论不同，不同理论的本体论假定不同，比如，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和相对论的相对时空观。
在方法方面，费耶阿本德也认为是多元的。费耶阿本德坚持了理论和认识上的多元主义，在方法上也必然是多元的。归纳法要求理论与事实一致。这正是费耶阿本德要反对的。在他看来，理论无需完全从归纳获得，他主张科学家要敢于提出与现存理论和经验事实不一致的新假设、新概念和新思想，敢于坚持新提出的理论，敢于引入一些新的观察术语，而不是当遭遇反驳时简单地抛弃它。因此他主张科学研究的无规则性，反对一切现成规则，认为规则即约束，与科学研究的“自由性原则”相悖。于是，“唯一的规则就是怎么都行”。
三、理解知识的相关选择理论
知识的相关选择理论是一种以确证为中心（justification-centered）的关于知识说明的选择理论。德雷特斯克（Fred Dretske）和古德曼（Alvin Goldman）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⑧。它的核心思想是：如果q是p的一个相关选择，那么知道p不要求你提供证据，证据能够使你排除q。也就是说，知道p与任何相关非p的选择不被排除是不一致的。这提供了限制怀疑主义者威胁的方式，因为怀疑的可能性是不相关的，至少是不常见的。比如，假如你在动物园的围栏中看到的一只斑马可能是一只被精心伪装的骡子，这是不相关选择，此时为了知道那是一只斑马你不需要提供证据反驳这个选择。
相关选择理论与语境论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作为相关的选择是语境的一个功能，在语境中产生并评价知识归因。早期相关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如德雷特斯克，否认知识封闭于已知的逻辑结论中⑨，但是现代语境论的相关选择理论的支持者主张，我们应该保留闭合原则（Closure Principle）⑩。闭合原则是说：假如q是某些你不能排除的选择，而且在一个给定的语境中q是不相关的，如果你知道p而且知道p包含非q，那么你就被认为也知道非q。语境论者主张，当你明确提出问题——不论你是否知道非q，并使q相关，由于你不能排除q，你就不能被认为知道非q，也不能被认为知道p。他们认为，不存在单一的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中，你知道p同时又不知道非q。在q是相关的诸多语境中，你被认为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在q是不相关的诸多语境中，你被认为是知道二者的(11)。
当然，相关选择理论与语境论也不是必然联系的。一些相关选择理论者相信(12)，选择所相关的东西完全是由认识者及其环境这些事实决定的，它不因知识归因的语境变化而变化，这被称作没有语境论的相关选择理论。
不同种类的相关选择理论是有差别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排除”意指什么，是不是行动者（agent）、他或者她的证据，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做排除的工作；另一方面，不同的相关选择理论者提出不同的相关性标准。比如德雷特斯克主张相关性标准与客观情形中实际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有关(13)，而古德曼则认为，是关于主体心理或者谈话环境的那些事实决定了哪些选择是相关的(14)。也就是说，当我们选择认为是相关的东西时，是心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这些事实起决定作用。这与语境决定意义的观点是一致的。
四、格蒂尔问题引发的社会建构论
格蒂尔问题也称格蒂尔悖论，它是格蒂尔1963年在《确证的信念是知识吗？》一文中提出的，目的是质疑知识的确定性问题。我们知道，自柏拉图以来，命题知识一直被定义为确证的真信念。这种传统的知识证明过程为：A知道P，当且仅当（1）P是真的；（2）A相信P；（3）A有充分的理由相信P。格蒂尔通过一个反例对此三重分析提出了质疑。这个反例是：史密斯与琼斯申请同一工作。史密斯相信琼斯将会得到这份工作，并知道琼斯口袋里有十枚硬币。他据此推出这样的信念——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口袋里有十枚硬币。最后的结果是史密斯本人得到了这份工作，碰巧他的口袋里也有十枚硬币。这个结果进一步强化了史密斯的信念：相信将得到这一工作的人口袋里有十枚硬币，就是真实的了。但是史密斯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一案例表明：传统对知识的分析是有问题的，因为A并不知道P，尽管所有三个条件都得到了满足。
格蒂尔问题引发了对命题知识性质的长期争论，有人认为传统的知识分析不充分，需要补充条件，有人认为格蒂尔反例并不可靠，应该放弃。虽然许多建议已经提出，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达成一致。正如达米特指出的那样：“我们从格蒂尔悖论中得知，没有一个合理的对真信念的确证足以使信念的持有者有权陈述知识；确证必须与使这个信念成真的东西有着适当的联系。”(15)
索萨（Sosa）(16)、哈曼（Harman）(17) 对格蒂尔问题做了深入讨论，波洛克（Pollock）后来做了进一步发展(18)。他们主张，某些东西是我们在社会上期望知道的，而且这些期望与我们是否知道有关。如果是这样，并且在这些期望中有某些变化性，那么，就会在知识标准中存在一个相似的、基于社会性的变化。格蒂尔问题表明：似乎没有证据能够克服你关于知识的主张，也即确证的真信念不是知识，就这类证据影响你的认识立场而言是随着语境变化的。
普莱尔（Pryor）提供了一个相关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9)。假设在白宫工作的一位朋友告诉你总统在墨西哥，进一步假设你的确相信这个陈述“总统在墨西哥”。同时也假设，你不知道《华盛顿邮报》错印成了总统不在墨西哥，而是在缅因州度假。在某些语境中，我们可能想把你的合理的真信念作为知识，而不考虑误导性报纸报道的存在事实。在其他语境中，我们承认报纸报道广泛地传播的事实阻止你把关于总统下落的信念当作知识。语境论者能够通过语境的变换说明这一事实。
格蒂尔问题直接导致了社会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形成。社会建构论假定：理论之外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理论是人为建构起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它强调实在的社会建构和个人意向性在建构社会实在中的作用，主张真理不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人们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行的、适当的工具，没有哪个理论比别的理论更能反映实在，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实在性。社会建构论者格拉瑟菲尔德（Glaserfeld）就声称：“我们的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可行的，然而，我们要求评价实证目标。如果知识支持经验，能够使我们做出预测，根据情况产生或避免某些现象。……如果知识不能够服务于这个目的，它将是有问题的、不可靠的、无用的，并最终被贬斥为迷信。”(20) 这种立场也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人类学走向密切相关。
语境论者基本赞成上述观点，只是在“社会实在是一个完全和充分的个人意向性的建构”这个主张的范围上有所不同。语境论者强调在创造知识过程中社会文化和背景信息的建构作用，主张人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的语境化关联，并不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实在性。他们强调“语境”不是被看作条件的外在环境，而是被看作社会行动本身的不可分割部分。而且强调，在一般和特殊的意义上，“语境”被规定为是从宏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到微观的人际间的交流层面不断变化的东西。日常生活事件和由它们创造的语境在它们被嵌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中显现。
为了防止回归到一元论立场（唯心的或唯物的），语境论者强调不同语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连续性的重要性。宏观层面的语境进入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的语境，并成为一体，而且日常生活实践可能以意向或非意向的方式在它们发生的更广阔语境中激起变化。也就是说，人们在论说、交流和通信中建构语境。从语境论的优势观点看，说这个建构总是反映人们的意向活动和这个建构采取的方向总是反映一个期望的结果的观点是过于简单化的。之所以说这个辩护过于简单化，是因为它否认社会结构（宏观层面的语境）的真实性和人类行为表现的实际的“约束”（constraint）和“给予”（affordance）的真实性(21)。总之，建构论倾向于忽视更广阔、宏观层面的语境和它们表现的实际约束，而语境论则集中于人际间的关系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多元建构方面。
五、知识确证产生的社会认识论
社会认识论是关于知识或者信息的社会维度的研究(22)。这一研究近年来受到一些哲学家比如罗蒂、安尼斯和古德曼的关注。而在此前，关于认识的社会性一直被忽视。罗蒂将这一理论称为“认识论的行为主义”(23)。而第一个明确表述语境论社会认识论的则是安尼斯(24)。在安尼斯看来，人是社会动物，当涉及信念的确证问题时，哲学家倾向于忽略社会因素，特别是忽略语境因素的存在对于知识确证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来，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仅仅把知识的确证描绘为关于主体的某些事实的功能，而忽视他或她的社会环境。安尼斯认为这对于知识确证的社会特征来说是不公平的。他举例说，假如琼斯没有受过医学训练，我们想知道他是否具有“小儿麻痹症是病毒引起的”常识知识。如果琼斯说他是看到医学专家的论文才知道的，那么这已经足够了，因为他已经履行了已有的问题语境（issue-context）。假如这个语境是硕士学位的考试，那么我们就会期待得更多。如果考试者仅仅像琼斯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缺乏医学知识的人。因此，相对于一个问题语境，一个人相信命题h可能是合理的，而相对于另一个语境可能就是不合理的。这表明：社会信息包括信念、知识、各种理论等，在知识确证方面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古德曼在《社会认识论》一文中对传统的认识论和反传统认识论作了总结。他认为，在如何理解“知识”、“社会”的范围是什么、社会认识论的研究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上，研究者并没有达成一致。在他看来，传统进路研究真理、确证与合理性问题；反传统进路主张放弃这些问题，侧重研究知识形成的社会因素、信念形成的社会实践，强调知识在共同体、文化或者语境中的“制度化”，寻求知识产生的社会力和影响力。因为“不存在无语境或者超文化规范的合理性”(25)。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这一进路的代表。这些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彻底或者部分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实在性、真理性和合理性，主张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26)，并由此引发了著名的“科学大战”，也导致了认识论的社会转向(27)。总之，社会认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重要是因为它把社会置于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中心位置，实践上重要是因为它在信息相关的社会机构的重新设计中起到可能的作用。
六、结束语
以上讨论的各种观点，虽然名称各异，但是都将“语境”作为认识论的核心概念，也就是语境关联或者基于语境的认识论。比如安尼斯把语境论看作基础主义和融贯主义的选择方案，以此来说明知识和确证本身；亚卡斯塔不是关注知识和确证，而是关注我们解释事件时使用的语言材料，阐明“知道”的语境的语义学。这是两条不同的认识论路线：一条是实在论的，探讨主体关于知识的实在性；另一条是语义学的，探讨知识内容的真实性。关于实在论路线，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的认识论的实在论(28) 最有代表性。这一理论认为，认识探询的对象具有某些根本的“结构统一体”，它使得它们成为一个特定类的实例，而不依赖于任何“情景的、规范的和其他语境地变化的因素”。相比之下，语境论者主张探询对象的“情景的、规范的和语境地变化的因素”，否认“结构统一体”的存在。其实，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只要将“结构统一体”看作语境即可，因为语境是具有结构的东西。关于语义学路线，柯恩（Stewart Cohen）、德罗斯（Keith DeRose）、赫勒（Mark Heller）、刘易斯（David Lewis）和内塔（Ram Neta）(29) 是代表。他们一致强调知识归因者（而非主体）这个事实的重要性，知识的归因者是说者说出的句子的目的、意图、期望和预设等。这两种认识论虽然立场和路线不同，但是对于探讨知识的本质都是重要的，特别是语义学进路最受关注。
点评意见：认识的语境论是当前认识论研究中很有争议的一种立场，也是国际学术界正在关注的热点，旨在为怀疑主义者在知识论证中产生的困惑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主要是对怀疑主义者提出的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一观点作出回应。目前其代表人之间的观点不完全统一，正处于对话与发展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对其形成的思想根源作出系统的追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推进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进程具有理论价值。
从总体上看，文章选题前沿，思路明确，资料翔实。其创新之处在于，把五种不同的视域结合起来，从不同的层面映射了认识的语境论观点的内在本质。但是，如果文章在追溯认识的语境论的思想根源时，能够更明确地阐述每一种思想根源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以及如何成为认识的语境论形成的思想根源，特别是揭示出观点之间承接的逻辑脉络以及叠加与融合线索等，而不只是笼统地陈述每种立场的基本观点，文章将会显得更加完美。比如，作者认为，经验的实用自然主义“之所以成为语境论的早期根源之一，是因为有些思想与语境论相似甚至一致”，类似的说法还有几处。我个人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因为相似甚至一致的观点之间，未必会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如果能作出进一步的阐明，会让读者更能明白文章的主旨。
点评专家：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0-06-01
注释：
① Hahn,Lewis E.,2001 ,“A Contextualistic Worldview:Essay”,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the Board of Trusteses:82.
② Pepper,S.,1942,World Hypotheses:A Study in Evidenc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232.
③ 是一个表示方向和距离值的概念，不是指一个名称或者概念。
④ 参见魏屹东《作为世界假设的语境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年第3期。
⑤ Lewis E,2001,“A Contextualistic Worldview:Essay”,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the Board of Trusteses:6-7.
⑥ 转引自Hahn,Lewis E,2001,“A Contextualistic Worldview:Essay”,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the Board of Trusteses:84。原文见John Dewey,1931,Context and Thought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Philosoph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2:203-224;reprinted in LW 6:5.
⑦ Castaeda,H.,1980,“The Theory of Questions,Epistemic Powers,and the Indexical Theory of Knowledge”,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Volume V:217.
⑧ Dretske,F.,1970,“Epistemic Operators”,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67(24):1007-1023;1981 ,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 1981,“The Pragmatic Dimension of Knowledge”,Philosophical Studies,40:363-378.Goldman,A.,1976,“Discrimination and Perceptual Knowledge”,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73:771-791.
⑨ Dretske,F.,1970,“Epistemic Operators”,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67(24):1007-1023 ;1981 ,“The Pragmatic Dimension of Knowledge”,Philosophical Studies,40:363-378.
⑩ Stine,Gall C.,1976,“Skepticism,Relevant Alternatives,and Deductive Closure”,Philosophical Studies 29:249-261 ; Cohen,S.,1998,“Coatextualist Solutions to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Skepticism,Gettier,and the Lottery”,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76(2):289-306 ; DeRose,K.,1995,“Solving the Skeptical Problem”,The Philosophical Review,104(1) ,1-52 ; Lewis,D.,1996,“Elusive Knowledge”,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74 (4):549-567.
(11) Pryor,J.,2001,“Highlights of Recent Epistemology”,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52:98.
(12) Dretske,F.,1991,“Knowledge:Sanford and Cohen”,In Dretske and His Critics,B.P.McLaughlin ed.,Cambridge,MA:Blackwell,pp.185-196 ; DeRose,K.,1992,“Contextualism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52(4):913-929.
(13) Dretske,F.,1981,Knowledge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31.
(14) Goldman,A.,1992,Liaisons:Philosophy Meets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47.
(15) 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余纪亮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16) Sosa,E.,1964,“The Analysis of ‘S knows that p’”,Analysis 25:1-8.
(17) Harman,G.,1968,“Knowledge,Inference,and Explanation”,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5:164-173 ; 1980,“Reasoning and Explanatory Coherence”,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7:151-158.
(18) Pollock,J.L.,1986,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Knowledge,Savage,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190-193.
(19) Pryor,J.,2001,“Highlights of Recent Epistemology”,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52:97.
(20) Glaserfeld,E.,1984,“An introduction to radical constructivism”,In P.Watzlawick (ed.),The Invented Reality:How Do We Know What We Believe We Know? Contributions to constructivism,New York:Norton.pp.23-24.
(21) Georgroudi,M.,1985,“A prospective look:The need for constructive integration”,Contemporary Social Psychology,11 (1),pp.19-21.
(22) Goldman,A.,2007,Social Epistemology: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pring 2007 Edition),Edward N.Zalta(ed.),URL=(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07/entries/epistemology-social/).
(23) Rorty,R.,1979,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4) Annis,D.B.,1978,“A Contextualist Theory of Epistemic Justification”,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5 (3):213-219.
(25) Barnes,Barry and Bloor,David,1982,“Relativism,Rationalism,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In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M.Hollis and S.Lukes,(eds.) Cambridge:MIT Press:27.
(26) Latour,Bruno and Woolgar,Steve,1979,Laboratory Life: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7) 魏屹东：《“科学论战”为哪般？》，《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1期。
(28) Williams,M.,1991,Unnatural Doubts:Epistemological Realism and the Basis of Skepticism,Cambridge,MA:Blackwell:108-119.
(29) Cohen,S.,1999,“Contextualism,Skepticism,and The Structure of Reason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Epistemology:57-89 ; DeRose,K.,1992,“Contextualism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52 (4):913-929 ; Heller,M.,1999b,“The Proper Role for Contextualism in an Anti-Luck Epistemology”,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3:Epistemology:115-129 ; Neta,R.,2003,“Skepticism,Contextualism,and Semantic Self-Knowledg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67 (2):3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