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江泽民总书记的忧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书记论文,试论论文,忧患意识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时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是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集中体现。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代表，在带领中国人民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征程中，面对世纪的更替，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深刻忧患意识，并使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江泽民忧患意识的成因
江泽民忧患意识的生成，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传统，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忧患意识；既建立在对国内形势客观分析基础上，又建立在对国际形势客观分析基础上；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忧患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在浩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国千百年来决定爱国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常以“忧患”的形式来倾吐自己的爱国之情。《周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一部《易经》就是因为忧患而作，就是为了抒发作者的忧患之情。《诗经》同样创生于忧患。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先秦诸子无不是充满忧患的思想家。孔子忧“文王既没，天之将丧斯文”，慨然以“复周礼”为己任。孟子认为，君子应有“终身之忧”，并提出了“忧民之忧”的民本主义忧患观，和“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忧患哲学。庄子虽然采取消极退让避世逃遁的人生态度，但忧社会、忧人生却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是寄忧患于隐退。墨子不仅有忧世之胸怀，而且有济世之行动。庄子学派评论墨家忧患意识为“使人忧，使己患，其行难为也。”荀子谈王制，讲富国，议王霸，论君道，忧国忧民忧君至为深切。先秦时期形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汉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忧患意识又有了新的发展，明清之际至于高峰。在民族危难国家危亡之际，忧患意识在我国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许多有识之士为国家的振兴奔走疾呼，或唤民众，或献良策，忧国之前途，忧民之幸福，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爱国诗人屈原面对楚国的政治腐败和国家的衰亡，力主改革楚国弊政，自强抗秦。后来，他遭谗言而被流放，仍未敢忘忧国，心系楚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郁郁而投泪罗，以死许国。宋朝爱国诗人范仲淹为我们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江泽民不仅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忧患传统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和行为。他正是在汲取中华民族传统忧患意识的思想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基础上，将它与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赋有崭新时代内涵的忧患意识。
2、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多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传统，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为我们树立了爱国忧患的光辉典范。毛泽东一生忧国忧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国家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青年毛泽东为国家、民族的现状及未来担忧。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就常引用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坚持“以天下为己任”。就是到了晚年，毛泽东一直为国家的安全与独立而忧患，他担心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很快发动世界大战，他担心“党变修”和“国变色”。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爱国忧患意识。改革开放后，他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面对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机构臃肿的国家政治体制，他忧虑地指出，如不进行改革，势必葬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面对落后的生产力，邓小平深感忧虑地指出，中国经济科技等的严重落后意味着作为世界公民，中国是不够的。面对“文化大革命”血的教训，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面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他对国家的稳定深感忧虑，每到关键时刻，他总是提醒和告诫全党注意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江泽民成长于毛泽东时代，亲耳聆听过邓小平的教诲，自然深受其忧患意识的影响。
3、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来自于对中华民族历史深刻的反思。
江泽民指出：“历史上，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导致国家和民族衰亡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清朝从1644年到1911年共延续了268年。从1661年至1796年史称的‘康乾盛世’。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在短短的100多年的时间里，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历史教训刻骨铭心啊！”[1]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正是来自于中华民族近百年“落后挨打”历史的深刻反思。
4、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来自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客观分析。
江泽民指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一个复杂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我们既面临着良好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西方大国经济科技领先，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在国内，我们又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在前进中面临许多复杂的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正确处理。我们要继续开拓前进，取得新的胜利，必须进一步提高全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定性。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有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能够驾驭全局，掌握改革和建设的主动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才能够在变幻的国际形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任何风浪中站稳脚跟。”[2]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以对国际国内形势理性认识为前提，经过深沉思考后所产生的。
二、江泽民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
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既包括对国家、民众的忧患，又包括对党和军队的忧患。是忧国、忧民、忧党、忧军的统一。
1、忧国
忧国即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忧患。江泽民的忧国意识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忧我国生产力不发达。江泽民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3]正是因为对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忧患，江泽民将“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三个代表”的首要内容。第二，忧我国再一次丧失发展机遇。江泽民指出：“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4]因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增强振兴中华的使命感，增强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5]第三，忧我国科技落后，创新能力不强，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不断加速。今天称得上先进的技术，不久就有可能变为落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6]“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创新，只是步人后尘，势必受制于人。”[7]第四，忧国家的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造成我国局势不稳定的因素更复杂。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机构改革和其它领域里的改革所产生的冲击波，各种腐朽没落思想的泛起等等，都可能对我国稳定的局面带来危害。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不断强调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力图创造一种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顺利发展。“八九”动乱不久，江泽民同志就指出：“大家都希望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但怎么搞？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出现社会动乱，一切都无从谈起。”[8]近年来，“法轮功”邪教组织在一些地方发展和蔓延，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局面。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洞察一切，于1999年果断地取缔了这一邪教组织，维护了社会稳定。第五，忧国家的统一。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归，但台湾还未回到祖国的怀抱。国际上仍有一些敌对势力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分裂中国。这不能不使江泽民心存忧患。江泽民指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绝不允许改变。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有最大的诚意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我们完全有能力制止任何‘台独’分裂图谋。结束祖国大陆台湾分离的局面，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使命。”[9]
2、忧民
国是由民组成的，对国家的忧患，最终归结为对国民的忧患。江泽民的忧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有一部分群众生活还有困难。江泽民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贫困人口、下岗职工等相当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相当困难，人民对改善生活的期望很强烈。要使十二亿多人都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过上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任务十分艰巨。”[10]正是对人民群众的忧患，江泽民将“我们党要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大内容之一。第二，忧国民素质较低。我国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四分之一，国民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再加上一个时期内我们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一部分人产生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针对国民素质的这种状况，江泽民一针见血地指出：“空想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个民族如果不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就难以在世界竞争中立足。”[11]第三，忧农民负担较重。他反复强调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在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尤其要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12]第四，忧精神垃圾毒害人民。一忧网上垃圾毒害人民。二忧“法轮功”邪教毒害人民，残害生命。
3、忧党
江泽民的忧党意识在江泽民忧患意识中是最强烈的。江泽民的忧党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忧党内发生倾向性错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实践证明，思想路线上“左”或“右”的东西都会葬送社会主义。因此，江泽民特别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反对教条主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现实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大家必须牢牢记取。”[13]第二，忧党内腐败现象。江泽民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旗帜必须鲜明，态度必须坚决，工作必须锲而不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14]第三，忧党脱离群众，失去人心。江泽民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15]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以及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的下台、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失败，秘鲁形势的突变和前总统藤森逗留日本不归，菲律宾当前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16]
4、忧军
江泽民的忧军意识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忧军队“变质”。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军的“和平演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论调，试图动摇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针对这些错误论调，江泽民指出：“现在，国内外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所谓‘军队国家化’，其实质就是要我们军队摆脱党的领导”，“针对这种论调，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和批判”。“对军队而言，讲政治是最重要的一条，过去一直是做得好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一大优势。军队要永远听党的话，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人的手里。”[17]第二，忧我军科技落后，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江泽民指出：“我军在武器装备、情报侦察、通讯联络、指挥控制、联合作战、后勤保障等一些基本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军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不紧紧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潮流，不下大力气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就会落后。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18]第三，忧我军军事人才素质不高。江泽民指出：“高技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当前我军人才素质的差距是带根本性的差距。”“迎接新的军事发展的挑战关键在人才。没有一大批高素质人才，就无法掌握新的武器装备，无法创造和运用新的战法，也就不可能赢得战争胜利。”[19]
三、江泽民忧患意识的特征
综观江泽民的忧患意识，具有以下特征。
1、时代性
忧患意识是同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相联系的，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征。江泽民处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经济上，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政治文化上，矛盾与碰撞也日益激烈，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在新世纪会长期存在，而且有时会相当复杂和尖锐。国内社会的转型，建立并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世纪交替，世界风云瞬息万变，中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江泽民的忧患意识是这一时代特征的反映。江泽民忧患意识中无论是忧国忧民，还是忧党忧军，都是站在时代高度，洞察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并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得出的。
2、科学性
江泽民同志的忧患意识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对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经过深沉思考后所产生的，具有极强的科学性。江泽民忧国忧民是因为他认识到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按人口平均资源贫乏，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还需要不断改革和继续完善的基本国情，也认识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比较困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比较严重等问题。江泽民的忧党忧军意识，是因为党内有腐败现象存在，有作风不正，脱离群众的现象存在，军队内有人才素质不高、军事技术落后等情况存在。江泽民对国家稳定的忧患，对国家统一问题的忧患，是因为现实中有诸多影响国家稳定的因素存在，有诸多影响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的因素存在。
3、实践性
江泽民的忧患意识产生于以他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且随着这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此同时，江泽民的忧患意识不是停留在思想上，理论上，而是把忧患意识转化为治国、治党、治军的具体行动之中，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在新世纪，为了完成我们党肩负的“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了抓住机遇，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中，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不遗余力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反复强调要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针对党内一度出现的“三不讲”现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三讲”教育活动。面对“法轮功”邪教组织毒害人民，残害生命的非法行为，断然采取有力措施，取缔了这一邪教组织。
4、社会性
江泽民的忧患意识，不是以个体的利益得失和自身的安危，始终关注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注的是中华民族的兴衰强盛，关注的是人民的幸福，具有十分强的社会性。譬如，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完整，实现台湾的回归，同西方敌对势力和台独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面对教育方面的诸多问题，面对“重智轻德”导致的一幕幕血淋淋的悲剧，江泽民十分痛心和忧虑，并适时发表了《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要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
5、具有忧患与乐观相统一的特征
江泽民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乐观的情怀。江泽民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坚信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一方面忧国、忧民、忧党、忧军；另一方面对国家、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充满了信心。他忧我国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但又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一定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他忧国家的统一问题，但坚信台湾一定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忧党内腐败现象，但又坚信反腐败斗争只要长期坚持下去，一定能抓出成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他忧我军军事科技落后，军事人才素质不高，又坚信能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