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个多元文化世界中的跨文化伦理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跨文化论文,走向论文,文化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历史始终是一系列敌对和冲突的历史。实际上，霍布斯的著名论断人类的本性只是从事“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真实。然而，尽管战事不断，但我们的历史也记录了对和平的痛苦渴望。我们发觉这种渴望甚至在最为狂妄好战的文化中表现出来。在每一时间，在每一地点，总是有各种声音——低沉的、压抑的、响亮的或柔和的、情绪的或理性的——在呼唤说，和平是对战争的替代，和平是可能存在的。许多人为了获得和平和安全而奋斗毕生，但是一旦二者得以实现，却是转瞬即逝，以至于一个未实现的和平梦想似乎就像人类好以暴力手段而不是和平手段解决冲突一样而成为人类状况的一部分。
人类可能在生物上和心理上就是为进行战争而构造的，这就是说，我们要跟随我们原始的恐惧感或贪婪感，要为保护我们的物品而猛烈地出击，或者用暴力去猎取任何垂涎的目标。然而，如果是这样，那么根据我们渴望和平的历史，我们还须假定，我们在生物上和心理上就是为想往和平、安全以及其他种种可以平静、安全和和平状态而不能以战斗状态显现的事情而构造的。进行战争的最残酷、最简单的手段有效地让人类遭受痛苦，要知道，这正是战争的目的所在。在另一方面，推进和平的手段则要求更复杂的人的能力，这些能力更难把握，甚至更难想像。即便如此，纵观我们的历史，我们既知道也想像得出和平必然是什么样子，我们也想像甚至尝试过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实现或维持和平。迄今为止，我们尚不成功，但是梦想依然如旧，随着我们的毁灭手段发展得更加彻底，我们的梦想发展得越发宏大。
尽管有渴望和平的历史，但是公允地讲，至于人类如何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并没有一套现成的观念。我们感觉，人类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已经不时地见到过。我们有足够多的例子，这让我们有理由去说，关于我们如何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智慧只能通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来获得。为了指导当今，我们当然可以求助于来自世界各地、从古到今的不胜枚举的明确教诲：这里仅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列举两例，即孔子关于“仁”的教诲和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哲学。诸如他们这样富于智慧的教诲证明了和平概念的普遍性，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人类学识的历史教导我们，对于共存所提出的无论什么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任何普遍有效的指导和绝对的道德自律。人类之间的冲突——我所说的冲突是简单的对抗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任何冲突的具体情况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共同体是紧密相关的。为了达到和谐与和平而采取的解决冲突的和平手段也与有关共同体的不同伦理道德不可分。如果我们努力去达到，比如说孔子的“仁”，也即源于仁慈增长过程的那种对我们同胞施以的治理行为状态，那么我们则需要通过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中进行互动参与到这个增长过程中。此外，对和平的治理，如同对战争的治理最终是由各种社会势力左右的。当然，这些社会势力就像人类本身那样你争我斗。
尽管人类在本性上就是你争我斗，但是我们应该些许满意地指出，为我们能够在一个自由公正的世界中和谐并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而致力于寻找各种办法的组织是存在的。在自由公正的世界里，全世界各地的每一位公民都可以享受每一项最充分地发展其潜能和实现其能力的权利。在历史的这个关头，这样的组织和运动现在把整个世界都包容进它们对和平与和谐的注重，不能不是人类的一个不同凡响的成就。这种包容的范围甚至在今天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不断地受到争议，但是这在早些时候却是想也不敢想的。这种扩展了的包容概念，尽管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新的，却不失为一种尺度，可以衡量我们在对人类冲突的性质加以概念化方面和想像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
被列为冲突的核心的，往往是这样或那样的天然或人为差异。尽管人类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并且因为差异而发生着冲突，但是各种各样的民族还是居住在同一个地球上。他们有时在提心吊胆中共存，有时在血腥的冲突中共存，有时在紧张的和平中共存。但事实上他们共存着。在人类的历史上，甚至在今天，一个群体企图消灭另一个群体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个群体成功地消灭另一个群体的情况是有案可稽的。但是，至少在近代史上，这些企图被大部分其余世界视为对人性的偏离，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无耻和十恶不赦。此外，我们还从近代史中了解到，每当一个群体采取行动要完全消灭另一个群体时，侵略群体的某些成员本身当时就会谴责这种行径，更多的成员肯定会在事后谴责。我所强调的是，有某些我们人人都知道但当我们谈到其他群体——指所有组成这些群体的人——如何思考或感觉时却忘记了的事情，在一个群体的内部，对于突显这些事情是存在分歧的。我们无论如何要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要想了解哪些差异如何和为何以毁灭性的方式把我们分离开来的话。
由于所有人无论个别地还是集体地都互不相同，所以我们必然要问哪类差异会唤起那种种族灭绝的疯狂。并且，由于我们关于差异的概念显然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所以我们如今必然感到疑惑，为什么任何差异都可以引起它们引起的那种毁灭。正如我们必然要问——即便在如今，为什么就是这些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人然后突然间在挑拨之下发现长久以来可以容忍的差异变得如此地不可容忍，以至于一个群体感觉非要结束另一个群体的存在不可，如何如此呢？
在近现代，我们从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视角探究了这些问题。在探究中，我们清除了一些曾被认为是似乎有理的概念。例如，认为每当在外貌上不同于我们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时，我们就会对未知事物产生返祖恐惧的说法，曾一度被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或许我们对那些具有不同信仰的人具有同样的返祖恐惧。某些最凶残冲突的施行者如今变幻出这样一种说法，即对于差异的原始恐惧突然间促成了这些冲突。但是，世界基本上否认这种推理，重要的是，如上所说的冲突施行者群体的绝大部分成员本身也极力否认这种推理。这个群体中有些人对于参与同样的压迫行动给出的是截然相反的理由，而其他人则拒绝参与，声称找不到于此事的正当理由。无论是冲突的哪一方，群体成员中间对于特定冲突的思想差异都是始终存在的。不言而喻，无论一个群体采取什么样的治理形式，无论他们实施行动的方式有多么统一，这个群体中仍存在着内部差异和分歧。
现代人之所以不能断言对于差异的原始恐惧是暴力和冲突可成立的原因，理由之一就是在社会中我们人类相互之间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很难找见任何不与其他群体或社会进行某种文化交流的群体或社会。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如果去假定对于差异的恐惧引起了群体冲突，未免有虚伪之嫌。对于权力和掌控地球的有限赏金的欲望更可能是不容忍差异的替补原因。霍布斯认为，人想享有地球的赏金，但是惧怕来自那些也想享有地球的有限赏金的人的残暴屠杀。贪婪和暴力产生于这两种人的习性。从这些习性还产生了各种种族，在各个种族中，复仇是光荣的，仇恨“他者”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尤其是在当今世界，通过贸易、移民及高科技通信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加速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互动，这些日益增长的文化互动毫不留情地揭穿了我们为证成对那些不同人的施暴而不肯割舍的某些自欺欺人的做法。不过，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还存在着冲突。另一方面，有些国家为了发展市场而试着将劳动力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事实上发现我们可以同那些崇拜不同的神的或者根本不崇拜神的人，同那些在家庭生活和目标概念上截然不同的人做生意、从事贸易、共事以及近距离相处。我们需要研究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实践，并且审慎地思考如何取得成功。有些人认为，只有慎重地招收流动工人和移民才能取得国内成功。还有些人认为，不同文化的人群移入一个自由社会往往会削弱福利国家，因而会在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中间引起冲突。这两种看法都可以为各自的情况找到证据。但是各自都针对我们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提出了难以解答的问题。如果仅接收来自非自由文化的专业移民，那么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移居国的生活方式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他们不会耗尽福利国家并且负担得起完全脱离一般民众生活的费用。不幸的是，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这样的“局外公民”成了嫌疑犯。至于福利国家的削弱，提出的问题更多，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认为，早在少数人工人的流入之前福利国家就已经因为其他原因被削弱了。
全球经济学开启了新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同时加剧了老问题，产生了新问题。反映我们想要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想要成为的人的那种国家和国际多元文化政策尚须制定。在这方面，我们只能依赖人的能动性以及我们为指导这种能动性而构建的伦理。
可否有一种跨文化的和平伦理？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朝着这样一种伦理迈进，它不是一只驱动我们的看不见的手，而是个人和集体能动性，我支持这个看法。不过，我们是负有义务的，因为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对我们所做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不负有责任，那么我们永远不需要负有义务。我们的义务包括考察各种社会的性质，也即它们的差异之处和相似之处，以及它们在互动中是如何变迁的。尤其是我们必须仔细地审视我们的过去以及过去如何影响我们的现在。并且，正如我们现在想像并经历着变化那样，我们必须记住现在的这些行动要成为未来。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当文化交流发生时(如果你愿意的话)发生在个人和文化生活世界的令人震惊的变化。这些文化交流是通过战争、占领、奴役及其他形式的压迫——其中包括公然地和暗中地歧视一个国家中的少数人文化群体——而发生的。我想在这里专门对生活世界中的变化过程进行考察，因为它可能发生在祥和的环境中，就像到国外旅行来开阔眼界，在那里生活和学习来了解这块异土。我始终喜欢阿尔弗雷德·许茨关于生活世界中的变化的沉思，我在下面论述的过程中主要依据他的思想。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所说的旅行者不复存在，而是因为以积极的方式体验异文化的机会现在更广了，并且通过媒体可以更加具有包容性。
当一个人汲取了某一当地特定文化的元素，他便体验了其本土世界的全世界化(wide-worldization)。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的视域的扩大。无论是视域扩大还是全世界化，二者均可称为“本土的世界化”(mundialization of home)。这里，世界化一词不可与全球化混淆。虽然在法语中“globalisation”和“mondialisation”可以互换使用，但是在英语中“globalization”和“mondialization”是指两个不同的含义。全球化一词来自拉丁文“globus”，是指地球的球体形状，因此意思是从一个方位向另一个方位移动最终跨越整个星球。从词源学上讲，由于地球仅指形状，所以它不具有文化、宗教、历史意义。因此，全球化是指观念、习惯、世界观从一种文化传到另一种文化并在其间得到改造所经由的过程或借助的载体。就目前的用法而言，全球化一般是指市场全球化。而世界化则衍生自拉丁文“mundus”，指的是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和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在英语中“world”一词的所指远远不止空间维度或地理范围。当我们说到“我们的世界”时，我们往往是指举止、习俗、观念、价值观、语言以及构成我们的特定共同体之类的东西。我们一般地说到“世界”时，我们是指全球的各个民族和文化。了解了这些含义，我们可以认识到，世界化，也即把外部纳入自己的生活世界，是通过全球化而发生的，后者是异文化的观念和习俗传入我们的本土世界所经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经是陌生和不熟悉的东西变成了某种舒适和熟悉的东西。这个过程一般称为文化同化，通过这种文化同化，我们个人本土世界的边界不断地被拓宽。这种现象被称为“本土的世界化”。对本土的世界化产生影响的是在本土世界的取向方案中和在陌生或异邦世界的取向方案中所发现的共同元素的调和。
当我们处于一个陌生世界中，在某一特定层面上考量了其基本差异之后，我们便能够使所遇到的不同文化模式适应我们的取向方案。这个过程指的是当我们处于新的环境中我们所做和所经历的适应。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终于能够以他者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就像曾是陌生的共同体的成员那样掌控环境的现实并与之互动。我们轻松地使用新的世界的方案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在自己的本土世界那样轻松地解决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尽管存在着差异但还存在着某些跨文化的共同元素。有了这些共同元素，我们便以如此的方式采用他人的方案，以至于它们可以适应我们自己的本土世界。这样，它们也成为我们本土世界的具体化。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这些方案并把它们同我们的周围世界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我们重构了这些方案，并在这个过程中还铸造了一种新的解释工具。随着不断的世界化过程，我们解释世界的方案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改造，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广泛地、更深入地、更智慧地理解我们的现实(许茨，1964)。
如今，媒体技术的迅速扩散加速了个人生活世界的世界化过程，使之成倍地扩展，而且还影响了当前的其他全球化载体。沟通的文化与亚文化的交互主体性基础已经或者至少有可能促进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的不宽容、仇视和冲突的解决。我们越是能够通过世界化把陌生世界的元素融入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越是能够与来自不同共同体的他者有一种亲如一家的感觉。但是，切记许茨的旅行者正在做的是力图理解异国文化，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其实，他是想扩大其视域。然而，正如我们大家从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所谓“文化战争”中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的，媒体可以用来满足非常不同的愿望：它可以用来促使视域缩小，可以用来制造分裂、仇恨和混乱。有些民主国家开放了它们的边界，但却未开放它们的思想和心灵，或者未向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人开放机会，我们在这些国家中看到了这后一种对媒体的利用，并且在某些国家报道关涉其他国家的新闻的方式中看到了这种利用。我们还在当前的市场全球化谋略中看到了这种利用，在这种市场全球化中，长期发达国家试图垄断不发达国家或新发达国家的媒体产业。这种产业的结果是欠发达国家的民众尤其要从不是他们自己的视角来看世界新闻，或者，特别是在新发达国家，所看的电影或电视内容反映的是一个大国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一个多元化世界的和平伦理必须能够为这些境况提供指南，因为这些境况加剧了一个国家中的公民之间以及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科技进步固然提供了对各个民族和其他国家实行“软”压迫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它也对多种不同的文化元素起到了传递者和催化剂的作用，这些文化元素有助于和平和社会正义的表达。如今，近乎所有的生活世界都充满了各种潜在的、可以藉以形成保证所有人类个体的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的实践的方案。人的尊严和社会公正这些概念捕捉到了全世界公民的道德想像，因为它们回荡在我们的全部历史、我们的全部过去中。外界表达的并传递到我们本土世界的观念，可能被视为与我们不同，被当做陌生的生活来分析，但是只要它们以某种方式与我们的价值和信念体系的深层结构和方案联结起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观念。当一种同感联结得以形成时，概念就被改造，从而汲取我们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个过程很少是单面的，因为当文化元素以这样的方式来联结，所关涉的一切都要改变，即便这种改变只是通过扩展而实现的。这种变化并非是只为少数人所知的一个秘密过程，它是不计其数的群体所追求的过程，这些群体的成员相信亚洲的和谐观念与西方的诸如关于和平的许多定义具有亲和性。这种以扩大和整合为目标而有意寻求相似性的做法，或许是这个时代的新生事物。人们不禁要说，这种对亲和性和联结的寻求是日趋壮大的走向和谐与和平的运动的组成部分。
还须指出的是(以一种更为实际的调子)，东亚新生工业化国家为了在当前全球经济中设法占有一席之地，目前正在它们的传统文化中那些可以用来为它们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理想基础的方面寻求现代性亲和性。在泰国，正在努力在佛教教诲中寻找一种对科技理性原则的亲和性，以供那些与其国家现代化过程有关的人来使用；而中国正在从儒家学说中汲取社群主义理想与其市场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以达到强化其国家整合的目的。这种在传统思想中寻找同感文化元素的做法是有计划的世界化的一个例子，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东亚的现代化已经被当做一种历史必然性，而不是西方强加的某种东西来接受。它是这一地区为了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但是目前在全球经济学中流行的特定市场推理并不是具有不同传统背景的地区进入现代性所需要或渴望的解决方法。而且这些地区在抵制市场逻辑并寻找替代方案方面并非孤立无援。它们得到了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其中有些知识分子一直与市场全球化组织有联系，而且依然在呼吁市场全球化实践的改革。它们还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日趋增长的公民社会成员的支持，而且这些成员中越来越多地是来自那些其管理机构根深蒂固地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所有这些群体正在以充分的理由试图将道德推理和社会伦理注入市场发展：各个国家的越来越大的贫富差别。在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原理下，这种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从根本上讲，这种原理不啻为看不见的手或力量概念的死灰复燃，后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引导着市场。市场尽管随着产品不同而千变万化，但终将占据上风。最高利润是根本所在，所有为获得最高利润的手段都被视为正当合理的。劳动者如果因为机器做他们的工作更快而必然被解雇的话，可以重新培训去做其他事情。(他们极少会被重新培训是另一回事，那些花言巧语从未发生变化。)市场将继续下去，利润也将继续下去。目的证成手段。无论历史上如何，手段总是成为目的。人们习惯了新的目的，旧的目的便被丢掉了，虽然旧的目的总是崇高的目的。这不是一个赞成还是反对市场全球化的问题，虽然问题往往被这样错误地表述。当然，没有任何伦理可以用来解决如此理解的冲突。市场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人的本性深处的你争我斗，这是我们构建任何伦理的主要根源。
勿庸置疑，人的本性是争斗和对抗。这确实是每一个社会都发现了的东西，正如每一个社会都发现，无论有多么高雅的东西，美和正义只是因为社会生活而存在。公民结合可以给人类带来最好的东西，也能够带来最糟糕的东西，但是没有公民结合便没有人类。康德称我们争斗的本性为“非社会的社会性”，他认为最好的社会秩序是我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强加于我们争斗本性的规束的结果。我们可能不会像康德在18世纪末那样切实地感到，最公正的社会秩序将占据上风，但是我们可以同意：和谐能够实现，公正能够存在，诸如所有人的人权、平等、公正分配以及正义这类概念的发展确实证实了它们在公民结合中的韧度和力度。遗憾的是，对于在变化的背景中支持这些概念的伦理的不断需要也证实了人类非社会的社会性的绵延性。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着我们以前面临过的问题。当然，世界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带着差异而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的问题确实也是始终存在的。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两个因素也变得越发恒定。在这个历史关头，许多国家都在重新思考文化多元主义，然而似乎并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法能让我们坚持认为我们将会是同一的，同样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同仅与我们自身相似的人不相往来居然是可能的。
如果市场是我们正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所在，那么我们可以从市场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一个类似的背景进行考察在这里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1859-1952)非常关注市场和公平，以及他称之为多元性的文化多元主义。他也非常关注一种时代伦理。
杜威并不相信市场的至高无上，也不相信引导市场的超自然之手。当然，他认为工业和市场是根本，但对市场绝不可自由放任。在杜威看来，不可能有单纯证成手段的目的。手段就是目的，社会必须考虑这种合并，不时地对手段和目的均做出评价。这种尝试的关键是教育，因为杜威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每一个人的任务和权利。杜威将目的称为“可见可即的目标”，它们不可毫无批判地被接受，或者就此而言，不可被当做仿佛是一成不变的来接受。未来在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未预见的问题，如未曾预料到的污染必须即刻加以解决。计划如果必要就要变化。杜威确实期望所有社会成员在计划中也都有发言权，他预见人们会从事关于制度和习俗的社会学或心理学研究。杜威的梦想是一个关于活的民主的梦想，一个切实实行民主的梦想。
然而，杜威确实没有谈及同质的乡村地区或小镇，他所知的世界是喧闹和高度工业化的，丝毫没有沿循他所建议的民主之路。杜威的梦想是改革的梦想。多元性无疑是存在的，但是在这种多元性中存在着种族和民族冲突。无论如何，杜威(1980a：93)倡导多样性，因为他认为我们的生活会因共同生活而更加丰富，当我们考虑他人的观点时，我们的决策和行动会更有意义。
这些数量更多、更加多变的接触点指的是个人不得不对之做出反应的更加多样化的刺激。这些刺激因而促进了个体行动的变化。
多元性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杜威(1980b：204)认为，同质性可能会有损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统一性不能是一个同质的东西……相反，统一性是通过勾画和组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创造出来的，这个和谐整体也即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种族和民族必须奉献的最优秀、最有特点的东西。
尽管杜威在大萧条期间在福利改革方案方面颇有影响，他的教育思想却并未得到充分和广泛地接受。但是这些思想如今读来仍可作为变革的指南。我应该指出的是，它们更多的是被相信，而不是被沿循。它们更像美国梦而不是美国现实，这是重读他的著述的关键所在。他曾经说过，民主必须被当做新的东西向每一代人教授。康德无疑会同意。我们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保证这种教授。伦理总是需要随着境况的变化而更新。那些治理世界的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促使我们锐意更新的是改革的呐喊和我们困境的可怕。我们的希望目前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绽放，这个公民社会为变革而工作，它现在所表述的恰恰是我们多元文化世界的和平所需要的伦理。
In-Suk CHA:TOWARDS A TRANSCULTURAL ETHICS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DIOGENES,No .219,2008)
注释：
①本文是提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3月5日至7日在北京召开的“秩序与失序”跨文化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的修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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