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关系论文,中国论文,国家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07）02—0041—（08）
俄罗斯既是世界大国，也是中国的最大邻国。300多年来，俄罗斯始终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中国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抚今追昔，中俄关系历经风雨沧桑，但无论是亲如手足还是反目成仇，中国始终未对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作出过十分明确的定位，这成为中国在中俄关系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原因。
未来5—10年，是中国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力振兴、重新崛起的重要阶段，中俄关系正面临全新调整，并将不断走向深化。在新形势下，明确定位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利益、主动引导中俄关系的发展走向，成为中国营造良好周边与国际环境、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90年代中期，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沃斯克列先斯基就曾说过，“随着在世界上的阵地逐渐巩固，新俄罗斯可以促成中国世界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反之，中国也可以在地区一级给俄罗斯以支持。这样，两国就可以沿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道路前进。”[1] 进入21世纪，中俄两国不仅需要睦邻友好、和平协作，更需要携手共进，共同发展。
一、中俄关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俄罗斯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外部因素，是关乎中国北部及西北边疆稳定乃至总体战略环境是否有利的关键变量。未来5—lO年，中国对俄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进一步巩固中俄两国的安全信任，拓展中俄两国的安全合作，确保中国北疆的长治久安。
中俄关系曾有过一段沉重的历史。自17世纪中俄开始交往以来，不断向东方扩张的俄罗斯是中国国家安全长期面临的重大威胁。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沙俄侵略的危险性，强调“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2] 他在比较英俄两国对中国侵略的不同特点后指出，“英夷何足深虑，其志不过鸦片及奇巧之物劫取中国钱帛而已！余观俄国势力强大，所规划布置，志实不小……俄夷则包我边疆，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将来必为大患”。[3] 历史证明，俄罗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疆土侵占者，大体应验了林则徐的判断。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在经历一段短暂的蜜月之后，很快陷入对抗和冲突。中苏关系的紧张以及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失误，使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从和平建设转向“备战备荒”，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随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以准备同苏联“打大仗”为目标的大小“三线”建设成为重中之重，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历经3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达2052亿元（占该期间全国投资总额的43.4％）。其最大特点是战备性，新建项目以钢铁工业、铁路和军事工业为主，根据靠山、分散和隐蔽的原则部署在西南、西北的三线地区。依大、小三线和“山、散、洞”的原则规划工业布局，违反了经济建设规律，造成了人、财、物的巨大浪费。仅大三线建设中因计划不周和上马仓促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数百亿元，并留下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的后遗症。中苏关系紧张还使全军在和平时期多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人民解放军员额进入70年代即突破600万，此后长期居高不下。1970—1973年，我国每年直接国防开支保持在140亿—16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0％左右。如加上其他与国防有关的项目及援外军事开支，这一比例接近30％（在国民收入中占10％以上），大大超过当时美国的比例而与苏联基本持平。[4]
60年代后期、70年代前期，正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兴起的重要阶段。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地区抓住这一时机发展新兴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我国在这一时期却因中苏对抗、全面备战及“文革”等原因，与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历史机遇失之交臂。
对俄罗斯来说，同中国的关系也是影响其东部边境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环境的关键因素。19世纪中叶，俄在克里木战争中败北，其最担心的是东部再发生事端。20世纪70年代，中苏对抗，也使苏联陷入了准备在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苏联为此耗资达2000亿卢布）。[5] 导弹部署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人数也不断增加，包括派到蒙古的军队，总数达到了100万人。对俄来说，如果不能同与其有着4300多公里共同边界的中国建立睦邻关系，就谈不上为国内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和平和稳定的周边环境。
300多年的中俄关系史表明，中俄只能友好、不能交恶，“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推进战略协作的深入发展，是两国维护各自国家安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未来一个时期，中俄安全合作的重点内容包括：
首先，进一步落实中俄边境地区军事信任措施，在巩固双边安全信任的基础上，强化非传统领域的合作。随着中俄边界走向的完全划定以及勘界工作接近尾声，曾经长期困扰中俄两国关系的边界问题已经彻底得到解决。而随着1996年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的落实，中俄之间的军事安全信任也进一步增强。但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中俄安全议事日程中的地位却日益上升。松花江污染事件突出显示出中俄两国生态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而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废弃核潜艇等核设施所隐藏的核污染风险也是中俄两国应该共同关注的生态安全问题。未来，中俄两国应在生态安全、打击非法移民、跨国犯罪等领域加强合作，使中俄边界真正成为一条和平、信任、合作的“桥梁”。
其次，强化上海合作组织建设，与俄一道团结中亚国家维护地区安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五年来，在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中亚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上合组织建设阶段已经初步完成，地区反恐中心业已建立。今后几年，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的主要任务应集中在提高打击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的行动能力，特别是在打击当前中亚地区日益突出的“伊扎布特”极端势力、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等问题方面。中国应与俄及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实质性安全合作。
第三，加强中俄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防止地区热点升级。当前，东北亚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一方面，东北亚地区的冷战体制迄今仍未结束，东北亚国家仍未完全走出冷战的阴影。另一方面，地区力量结构变化、地区能源安全、海洋权益以及核不扩散等新问题令地区安全形势更加扑朔迷离。朝核危机一波三折，不仅显示出冷战体制遗留所造成的矛盾，也预示着东北亚战略力量重组引发的变动。中俄应通过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来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首先，进一步深化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使其成为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稳定器”；其次，在“六方会谈”框架下推动朝核问题的妥善解决，避免因此引发大规模地区冲突；第三，倡导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通过对话、协商以及预防性外交等方式解决地区力量重组可能引发的震动。
第四，拓展中俄国际安全合作，促进公正、有效的国际安全机制的建立。未来5—10年，“一超多强”的国际战略局面不会改变，但伊拉克战争、中东危局、朝核危机、伊朗核危机等问题已显示出美国无法单独治理好全球化的世界。现实表明，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确立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适应新形势的国际安全机制的建立也非一日之功。当前，联合国改革已经提上日程，中俄应努力使联合国改革更加符合当前及未来的国际安全形势，更加有效。更为重要的是，中俄应与其他国家一起，思考如何构建欧亚大陆安全机制的问题。当前，欧洲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亚洲有美国主导的美日、美韩等双边军事同盟，但从科索沃、高加索、中东、中亚、南亚直到东北亚的欧亚大陆“弧形地带”却冲突不断、危机四伏，缺乏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随着印度、巴基斯坦、蒙古以及伊朗等国申请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上合组织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欧亚心脏地带的多边安全机制的问题值得思考。
二、中俄关系中的中国政治利益
20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的国家发展道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中国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到中俄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相互支持，从“十年论战”的唇枪舌剑到中俄两国的社会转型，两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和发展模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段时间里，中苏关系曾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俄罗斯外交中潜移默化的“第三罗马”思想与中国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绪使得中苏关系有过绚烂的昙花一现，但那毕竟只是短暂的辉煌。只有当中俄关系回归国家利益的基轴，只有当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成为两国外交决策的基调时，中俄关系才会顺利、平稳、健康地发展。
中俄面临类似的国家战略任务，都在致力于和睦、和解、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与俄在坚持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受外来干涉方面有共同需求。支持俄罗斯继续走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保持世界多样性，从根本上减轻中俄面临的战略压力的重要举措。当代中国选择的是一条“和平与发展”的道路。21世纪前期，中国国家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而“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关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6] 可以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重心是内向性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6]
而俄罗斯自普京主政以来，确立了“经济翻番、消除贫困、实现军队现代化”三大战略目标。2000年版《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明确规定，“俄罗斯在经济领域的国家利益是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只有在稳定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综合解决与实现俄罗斯国家利益有关的问题”。[7] 普京总统在2006年5月10日向联邦议会所作的国情咨文中也强调，“目前，我们正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直接决定公民生活质量的那些领域”。[8] 可以说，国家发展战略的内向性决定了中俄不谋求与外部世界对抗、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战略需求，也决定了中俄两国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政策底线。
近年来，俄罗斯积极发展“主权民主”，加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中俄两国的治国理念和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相互接近的迹象，这使中俄关系的战略基础更为坚实。
中俄发展模式的接近有利于全面推进中俄双边合作。普京治国思路的变化，表明俄罗斯在经历长期徘徊后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日益明晰，显示出中俄的发展观、价值观与战略观进一步接近，有助于增进双方相互沟通和理解。政治上，俄中“亲近感”增强，互信进一步提升。两国不仅克服阻力全面解决了边界问题，还共同签署了《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国家安全磋商机制的建立为深入讨论双方关系搭建了有效平台。经济上，俄中“体制摩擦”减少，经贸合作有望更加顺畅。随着俄政府加强对经济的调控力度，中俄大项目合作更具可操作性，俄对我“市场化”、“私营化”等限制正在减少，中石油与中石化分别与俄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把中俄能源合作推上了新台阶。普京加强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可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过去多头决策、相互推诿的弊端，我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合作将会迎来新机遇。
中俄发展模式的接近有利于缓解西方对华战略压力，有利于我进一步改善周边及国际环境。普京推行的政经改革是对西方搞“民主改造”的否定，美欧不得不重新加大对俄打压力度，近来俄美龃龉明显增多。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将普京改革联邦体制、打击寡头、推进政党建设等做法视为俄民主化进程的严重倒退，对俄式“主权民主”大肆攻击，指责俄“正在民主道路上倒退”、试图建立“专制帝国”。美外交关系委员会2006年3月发表的“对俄政策报告”称，俄背离民主准则，“使双方寻求共识与合作变得困难起来”。美副总统切尼公开警告：俄“要么回归民主，要么成为敌人”；在国家战略层面，美将俄近年来的国力复兴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不断在独联体策划“颜色革命”，企图把独联体各国逐步纳入美欧主导的体制中，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缩小其地缘政治影响。美俄战略分歧凸显和中俄治国方式接近，迫使美不得不同时面对两个“异类”大国，也增强了中俄之间的相互借重。
出于冷战思维，西方对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复兴表现出一种习惯性的不安，其中不仅包括对中俄实力增强的忧虑，更有对中俄两国发展模式的疑虑。但中俄两国的发展不可能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为此，中国可在国家的行政管理、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对经济的调控、社会政策的调整等领域与俄交流，取长补短。
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多次受到俄国经验的影响，目前，中俄同为转型国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教训需要我汲取、经验值得我借鉴。20世纪，是中俄两个国家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百年：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火种；中山先生的“联俄、俄共，扶助农工”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注入了新的内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加快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既给过中国巨大的帮助，也对中国造成过巨大的伤害。20世纪90年代，中俄都开始了重要的社会转型过程。尽管两国社会转型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再从高度集中的社会管理体制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两国都面临着诸多共同的问题，可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陷入了一片混乱，社会失序、民不聊生。但实际上，历经15年的社会变革，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已经渡过了诸多难关，走向了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安排和更加顺畅的经济秩序。15年经济转型的最大成果是宪法确立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理及制度，促成了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宪法框架下，俄罗斯政治日益成熟，出现巨大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政治斗争将在宪法的框架下，朝着文明、和平与合法的方向发展，这是比一时一地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财富。俄罗斯在经济制度方面已经抛弃了“玫瑰色的幻想”，基本扭转了苏联时期“高投入、低产出、无效益”的行政命令体制。而新型市场主体和增长机制的逐步形成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使绝大多数企业真正开始按照市场需求而不是国家指令来进行资源配置和安排生产，这些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明显提高，对增加就业、稳定市场经济基础、优化经济结构、增加社会产出、提高投资经营效率、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保障经济社会稳定等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高风险期”，俄罗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教训值得我们汲取，这要比单纯的“西方”药方更加“对症”，因为中俄两国曾有过一样的国家管理体制，中俄两国的文化传统也较之西方有更多的相似性。
加强中国儒家文明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之间的对话，促进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防止“文明冲突”是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内涵。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曾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但他的理论确实也印证了当前国际政治中的某些现实。冷战结束后的多次地区冲突，特别是从科索沃、高加索到中亚以及帕米尔“欧亚心脏”地带的热点冲突都无法去除文明冲突的影子，而“西方的傲慢”在这些冲突中又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9] 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是攸关中俄两国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的战略命脉，是任凭这一地区不同文明的相互敌视与争斗，是力图将某种特定的文明模式强加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还是积极倡导与推进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对话与相互融合，是摆在中俄两国面前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欧亚主义正日益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思想的主流。正如普京总统所说的那样，身为“草原文化”的继承国，俄罗斯有能力成为“欧亚两大文明之间的桥梁”。俄罗斯安全会议副秘书尼古拉’斯帕斯基也重申，“欧亚主义是国家复兴唯一可行的基础”。[10] 欧亚主义在俄罗斯的复兴为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中国的儒家文明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是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儒家文明“以集体主义为基础，崇尚群体利益，注重自身修养，主张秩序和服从，主张直观意象思维，处世中庸与天人和谐”。[11] 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在起源上“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但千年前的基督教分裂又使俄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分道扬镳。它批评唯理主义及其派生的单纯物质文明，倡导精神的整体性，认为人的内在自由优于外在的必要性，反对个人主义，宣扬民众的聚合性”。[11] 中俄两国文化既有独特的文化特质与价值观，也有诸多共同之处，“那就是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也反对文化孤立主义，在充分吸纳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继承和发扬自己丰富、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催发和培育新的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2]在21世纪，在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基础上倡导和推动儒家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以及欧亚大陆其他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以求共同进步，是维护欧亚大陆稳定、促进中俄国家利益实现的必由之路。
三、中俄关系中的中国经济利益
20世纪60、70年代中苏交恶使两国都丧失了搭乘世界经济增长快车、迅速实现现代化的机会。21世纪，中俄两国经济必须“紧紧地绑在一起”，实现战略互补，达到互利双赢。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的新著《中俄2050：共同发展战略》突出强调，中俄两国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各自的崛起与振兴。[15] 可以说，中俄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具有战略意义，是关乎中俄两国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未来，拓展中俄经济合作的重点路径在于：
首先，以全新思路推进中俄能源合作，实现我能源进口多元化，切实保障能源安全。目前，俄罗斯传统能源出口市场过于单一，对欧盟的出口约占到俄油气出口总量的85％。但这一局面正在悄悄变化。2006年2月，俄罗斯工业和能源部长赫里斯坚科以《奔向东方》为题撰文，强调俄应“把东方视为一个战略方向”，力争以开发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油气资源为突破口，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并搭乘“亚太经济快车”。这意味着“俄将出现一个新的盛产石油天然气的行政区，在这个地区将建立统一的油气开采、运输和供应系统，同时考虑到向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市场出口”。[14] 到2020年，亚洲国家在俄罗斯石油出口中所占比重将从目前的3％增长到30％（增至1亿吨），在俄天然气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增长到25％（增至650亿立方米）。[14]
目前，亚太在俄罗斯对外能源合作排序中的位置已明显前移。俄副总理茹科夫3月20在“后工业世界中的转型经济”会议上，首先将中国、日本、印度列为俄能源领域的主要出口伙伴，之后才提到与欧洲国家的一些合作项目及与美国的合作。
在与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中，与中国的合作被放在突出位置。俄罗斯政治行情中心主任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2006年3月中旬参加“2006年中国石油天然气峰会”后说：“今天中国的能源市场为世界所有大公司展开了广阔的前景，其中和俄罗斯的合作期望值最高”。[15] 他强调，由于欧洲最近正在讨论寻求其他天然气供应的可能性及开发替代燃料，俄应当积极发展向东方的天然气出口。俄罗斯《专家》周刊2006年3月27日发表题为《中国—这是长久之计》的文章，强调“能源合作是俄中关系中一个关键的课题，对两国都非常重要。而对俄来说，中国方面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增长将是长期的。如果俄真想成为世界能源大国，就必须进入这个市场。因此而获得的源源不断的资金将增强俄在新的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否则，俄将在能源领域失去主动性。”[16] 俄对外能源合作重心的东移不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有战略上的安排。美国传统基金会欧亚问题资深专家阿里尔·科恩的意见也许有些道理，他认为，“普京访华期间与中国达成的能源协议证明，普京本人和俄罗斯政治精英已经做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即通过与中国的联盟而不是与美国或欧盟的联盟来寻求俄罗斯的未来”，“这是欧亚权力平衡上的一次战略性转变”。[17]
未来20年，是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时期，能源短缺是困扰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瓶颈”。中国石油研究报告预测，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中国原油需求分别为2.7亿吨、3.1亿吨、3.5亿吨和4亿吨。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1O年中国石油消费的61％、2020年石油消费的76.9％要依靠进口。[18] 而通过10多年的摸索，中俄能源合作开始驶入“快车道”，俄罗斯可能成为中国能源供应的重要来源。在这方面，中国应加强工作，努力开创中俄能源合作的新局面。
其次，从功能合作与制度合作入手，创新经贸合作方式，实现研发、投资、生产、销售、服务全方位捆绑，以俄技术优势与我制造业优势实现利益共享。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俄经贸合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已由简单的、不规范的易货贸易为主开始向规范的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多种经贸合作方式转变，但仍然是一般贸易辅以边境贸易，贸易方式比较单一，不利于双边贸易持续稳定的发展。未来5—10年，是中俄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这将为拓展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更大的内在需求，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这迫切要求中俄两国不断拓展贸易方式，特别是要实现共同研发、相互投资、合资生产、建立营销与售后服务网络等整个产业链条的全方位合作。合作方式的深化与多样化将极大地激发出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潜力，促使两国的相互需求与共同利益不断衍生出来，并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的经济腾飞。
在制度合作方面，通过协调我国和俄罗斯两国间的贸易制度，健全涵盖海关程序、信贷、货物运输、贸易结算及经贸信息共享等多层面的贸易服务体系，将为双方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俄罗斯入世谈判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俄罗斯加入WTO意味着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中俄经贸关系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入世后，俄罗斯将降低进口商品的市场准入门槛，拆除投资壁垒，经济活动将纳入规范化轨道，商业环境将逐步改善，这些将为中俄企业间的合作创造一个更加良好、更加稳定的经济贸易环境，有助于两国经贸合作进入规范和健康发展轨道，有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公平竞争，从而吸引更多的我国企业到俄投资，扩大中俄经贸合作领域和规模，促使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再上新台阶。
第三，妥善解决好中俄劳务合作，建立规范的移民合作机制，既弥补俄罗斯的劳动力缺口，又缓解我的就业压力，实现两国的互利双赢。当前，俄罗斯人口形势严峻，劳动力极度匮乏。2007年，俄罗斯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将减少30万人。再过lO年，有劳动能力人口几乎每年都将减少100万人。普京在2006年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人口问题是俄罗斯面临的“关键问题”。尽管普京总统提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但人口周期的客观规律仍然使俄罗斯经济迅速增长时期的劳动力匮乏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俄罗斯许多专家认为，目前只能借助移民人口来补偿劳动力人口的减少。[19]
目前，俄罗斯领导层在移民问题上存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持自由主义的观点的人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看待移民问题：俄罗斯必须吸引劳动力资源，因此国家的移民法律应该宽松一些。持“爱国主义”观点的人对劳动力移民抱怀疑态度。他们希望借助本国资源，即用提高出生率和同胞回归的方法来解决劳动力问题。据统计，现在散居在俄罗斯邻国中的俄罗斯人有1600多万人。6月初，普京总统将会收到有关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同胞自愿移民俄罗斯的国家计划总体构想。这表明，普京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但境外俄罗斯人的回归面临着三个重要的难题，一是境外俄罗斯人是否会抛弃已有的家产、工作以及人际网络自愿重新回到“母国”？二是境外俄罗斯人回国后所要求的住房、就业及其他社会保障成本由谁负担？三是境外俄罗斯人的年龄及职业结构是否符合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如果这三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吸引境外俄罗斯人的政策对缓解俄罗斯劳动力匮乏的窘境也难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相形之下，中国却有着大量富余的劳动力，这不仅仅是指可以从事建筑、种菜和养殖业的农业工，还有近年来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这些大学毕业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专业技能，从客观上可以满足俄罗斯不同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中俄两国政府应及早制定双边经济移民方案，根据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确定相应的劳务合作人员总配额、不同行业需求员额、在俄居留期限及归国途径、在俄社会保障及安全保护条件等，中方可根据这一总体规划，有计划地对大学生进行俄语培训和技能培训。如果将中俄之间的经济移民进程纳入法制、有序的轨道，不仅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俄罗斯的劳动力需求，相应地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还将积极地促进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增进两国民间的理解与友好。
目前，在俄罗斯某些地区还存在“中国人口威胁论”。但清醒理性的俄罗斯学者都明白，“中国威胁是神话”。[20]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奥斯特洛夫斯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俄罗斯最近进行的人口普查表明，在俄罗斯境内居住的中国人有3.5万。加上临时居留人员，总共不超过20万。而1917年前，俄境内中国人所占比例要高得多。当时仅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地，中国人所占的比例就达20％。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发展迅速，有钱可赚。那个时候也有人提出质疑：远东的中国人是不是太多了？但沙皇当局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的劳动力，这一地区很难振兴，像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样的重要基础设施将难以建成。[21]
第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促进我“西部开发”。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中俄共同主导下，对维护成员国利益、巩固中亚安全、促进多边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合作领域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一度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不甚积极。然而，中亚国家对上合框架内的经济合作尤感兴趣，上合组织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功效。2006年以来，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态度有了积极变化。4月24日，俄罗斯总统助理维克托·伊万诺夫表示，“上海合作组织经济效率不足，而在该组织框架内实施的项目非常少，这说明俄罗斯和中国还未能吸引其它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入关系体系。”他强调，“为了提高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效率，所有成员国必须积极参与各个项目的实施”，“俄罗斯和中国应积极向这些项目投资”。[22] 5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一体化委员会秘书处签订谅解备忘录，商定在贸易、能源和交通领域加强协作，就“贸易、能源、环境保护、交通”等领域的合作交换信息，“包括发展欧亚交通走廊、信息技术和通讯、保障商品、服务、资金和劳动力流通的良好条件、鼓励和保护投资、旅游”，双方还同意在教育、卫生、体育、居民就业和劳动移民以及科学和文化领域进行合作。[23] 这表明，俄罗斯对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冲击独联体经济合作的担心已开始减弱，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密切上海合作组织与由俄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协作，已成为俄增强在中亚影响、维护地缘安全与地缘经济优势的可行性选择。
今后，我应努力发挥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中俄轴心”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发动机”作用，通过实施一些切实可行而又有长远前景的双边、多边经合项目让成员国看到现实好处，有力推动上合组织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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