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规划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知识经济时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被誉为世纪之交人类社会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继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发达的信息网络上迅速传播。它以一种历史性的力量使规定世界上的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突生变数，由有形的“资本”向无形的“知识”转变，势将前所未有地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社会整体结构。因此，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以未来导向性为重要特征的城市规划科学，需要探讨知识经济作用于城市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影响，及相应的城市发展与规划策略。
1 知识经济的发展现状与理论诠释
1998年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知识经济作为一个崭新概念，在现实基础和发展战略有很大差距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迅速得到了高度重视。
1.1 知识经济发展现状
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信息和通讯技术处于中心地位。 全球GDP中，有约70%的产值与信息产业有关。1982年， 全球信息产业销售额为2370亿美元，1985年为4000亿美元，1995年达6400亿美元，预计到2000将超过18000亿美元。在美国， 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产值已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使美国享受到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经济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据我国科技部技术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设计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流通等指标体系，若把美国现有发展标准用1来衡量，视为刚进入知识经济阶段， 则我国仅有0.26， 尚处于知识经济的萌芽期（注：据《湖南日报》， 1999年1月11日第5版，我国处在知识经济萌芽阶段）。但90年代以来，我国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同样呈迅猛之势，1990年我国计算机工业产值才50亿元，到1995年已增加到500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 50%。预计到2000年，我国计算机信息产业产值将达1700亿元。（注：据《城市发展研究》，1997[6]，张爱珠，中国城市现代化动力分析。）
为了迎接新的挑战，美国政府继90年代初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决策后，又提出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主线，实施包括“因特网Ⅱ计划”等多项跨世纪计划；欧盟提出了建设“知识欧洲”的计划，并在今后10年内投资900亿法郎建设“欧洲电子高速公路”； 日本明确了“科学创新立国”政策，韩国提出建设“头脑强国”，新加坡推进了“信息岛计划”，马来西来兴建“多媒体超级走廊”；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工商业研究与发展（R＆D）经费的近2／3用于高技术产业。对迅猛而来的全球性知识经济浪潮，中国政府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技术创新工程”、“211工程”、“信息产业工程”等政策和措施。
1.2 知识经济的理论诠释
OECD在1996年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OECD的另一份报告中把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大形态：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 ）和人力知识（Know-who），并用统计数字说明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经济的繁容不再直接受制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1983年保罗·罗默提出，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函数，知识首次被当作构成经济活动基础的生产要素。仅十余年后，经济学界认为知识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第一生产要素”，具有了第一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拥有知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权力，知识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要产业等等。
知识要素的特殊性在于，不受经济学传统的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影响，相反却能体现要素边际收益的递增。可以认为是以知识为内生变量的美国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使传统经济学的低失业＝高通胀、赤字不断下降＝经济增长放慢、货币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加剧、世界经济增长＝石油价格上涨、股票价格＝收益期望值等5 个经验法则都已失灵，而垄断现象既没有阻碍产品的持续升级，也不减少消费者的福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双赢（win-win）局面，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似乎也成为历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只能以“新经济（New Economy）”理论解释这种“非理性的繁荣”。 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底文章认为，美国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即“知识经济”。目前，尽管仍有不少争论纠缠于知识经济定义本身，但知识经济被用来作为描述世界未来经济形态的名词得到了各国经济界和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2 知识经济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1 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经济
2.1.1 经济增长
按传统发展经济学观点，计算城市经济增长忽略了数量有限、短时期内固定不变的城市土地要素投入影响，将不考虑外部市场的劳动力资源视为一个恒量，认为只有与资本运动有关的投资、储蓄、消费等资本要素直接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变化与发展。 40 年代英国人哈罗德（R.FHarrod）和美国人多马（E.D Domar ）提出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即国民收入增长率g是关于国民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率k 之间的线性函数关系：g＝s／k。
由于作为知识经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两种主要表现趋势的信息化和全球化，使劳动力资源可以不再受制于城市特定的时空限定，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必再拥挤于土地成本急剧上升而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城市特定地段，显然，不再是恒量的劳动力资源和已难忽略的土地成本将成为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新的因素。同时，知识要素作为知识经济的“第一生产要素”，它的运用可显著提高对现有物质资源的利用率，又可突破现有物质资源结构而创造一些新的物质，改变资本要素投入的报酬递减率而形成知识要素投入的报酬递增率，具有某种无限性。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经济增长不会遵循投资与收入间的简单线性函数关系。
知识经济的产生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结果，有雄厚科研优势，已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系统的发达国家的城市无疑拥有先发优势。工业化阶段尚未完成的现实则使中国城市在新世纪的发展命运变得形势严峻。但由于知识经济推进过程中携带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趋势，知识资本具有某种外溢性，相当一部分知识可以全球共享，这为中国城市直接运用高新技术和最新鲜的信息资源，在某些领域跨越式发展而实现城市经济加速增长提供了可能。
2.1.2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中最基本、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构关系。国际社会一直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第一、二、三产业分别指以农业、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活动。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波拉特1977年提出的“第四产业（即信息业）”理论，近几年随着信息产业发展的异军突起而产生了普遍影响。可以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代表生产力层次的产业结构，按一、二、三、四产业顺序比重不断升级的过程，某个城市、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乎捆绑于自身产业结构的科学程度上。一个很及时的例子是，正逢美国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之际，1997年亚洲地区却爆发了令人瞠目的经济危机。尽管危机来势迅猛的部分因素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流动的国际资本外逃和金融恐慌的恶性循环，但更本质的原因则正如1998年11月PECC（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在美国举行的亚太IT高级首脑年会上，有识之士们的总结性结论：亚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是这次危机的根本所在。70年代初全球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加速本国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剩余资金转移到需要经济增长速度的东南亚各国，东南亚国家经济获得了外延式迅速扩张发展的同时，却因技术水平低而削弱了出口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例过高，及房地产、股市等“泡沫”经济过热等经济结构失衡原因而滑向了经济危机的更大深渊。“危机的爆发与亚洲地区的普遍信息化程度不高有密切的关系”。 （注：参见《计算机世界》， 1999[4]D版，田溯宁，Internet经济扑面而来。）
因此，重新规定游戏规则的知识经济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重组适时而来。必然要求农业、劳动密集型工业和资本、资源密集型产业大幅度降低，而高科技产业以及以信息咨询业和管理为主的服务业（智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成为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撑城市经济新的支柱产业。实际上，对危机反思后的各国和地区都调整或重新成立了其通讯和信息产业部门，在危机中预算普减的情况下唯独信息产业投资“逆势飘红”，不减反升。处于知识经济中心地位的信息产业正被各级政府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将经济增长模式从工业经济的数量积累型恶疾医治成效益增长型的集约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剂猛药。
2.1.3 流通结构
从社会再生产发展的环节看，流通是连接生产、分配、消费三个环节之间的纽带。承担流通功能被认为是城市最基本的功能。在知识经济时代，流通结构中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和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发生交换的物质实体或非物质实体）的形态特征并未发生多少改变，而流通的中介——以商品交换为中心展开的各种经济事物活动：即商务活动的作运方式却处于突变之中。 一种以极快的速度在由Internet创造、超越时间和空间制约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实现电子式商品交换的“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 ）正在改造工业时代的人工商务活动。
在以往的商务活动中，从商品的需求咨询到计划购买、订货、付款、结算、配选、售后服务等整个活动过程及伴随活动发生的人员、纸单流动、货币流动与管理、实物商品流动等都需要交通工具支持、浪费各种资源，且可能因信息不及时、不准确等而贻误商机。这样的商务体制、劳动方式显然难以面对全球生产、市场一体化趋势的时代需要。而电子商务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如电子订货（EOS）、 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货币（EFT）、电子邮件（E-mail）、 电子公告系统（BBS）、条码（Barcode）、收款机（POS）等系列工具的应用，活动领域可以形成几乎同时从政府到市场，从市场到生产、到消费者的网络化联系。且不受地域限制，可以没有“有形市场”而将原有的商务活动分散，伸向商品生产企业的采购、销售等环节，伸向政府的贸易管理、调控、采购部门，伸向消费者的办公室、家庭等internet可及的任何地方。电子商务使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天条——“零库存”（Just- in-time）不再具有任何的理想色彩。显然， 电子商务能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远非手工商务能够比拟。（注：参见《商业周刊》（中文版），1998年[2]，约翰·布莱恩（John A.Byrne），未来的公司：西斯科（CISCO）公司作为全球因特网商业的佼佼者，1998 年网上销售额达50亿美元，公司市场价值接近1000亿美元。据《南方周末》，1999 年2月5日第12版， 张卫红译自《经济学人》资料：第一家网上书店亚马逊（Amazon.com），1996年营业额尚不足1600万美元，而至1998年底， 它每周都能产生这样的业绩，“它在美国股市的表现简直可以用“疯狂”一词来形容：到12月23日收盘时，它的股价已涨到一股325美元， 比它一年半前上市时几乎涨了20倍；这家公司总市值如今已超过170 亿美元，凌驾西尔斯（Sears，Roebuck ＆ Co）而成为全世界最有价值的零售企业”。）。
因此，从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流通结构等方面分析，知识经济都迥异于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城市正在或即将遭遇的某些普遍性经济问题都能给出较好的答案，为实现城市高速发展的可持续经济提供了新机遇。
2.2 城市生态：与经济发展出现“双赢”局面成为可能
70年代以来，各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地荒漠化、绿色屏障锐减、生物多样性下降、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增多等现象接踵出现，迫使人们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刻反思。由于本世纪世界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对能源和各类自然资源的消耗需求无节制地增长，对生态系统自然复合协调能力几乎产生了永久性的伤害。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最初形成起源于生态环境问题，要求经济与社会发展与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保证代际之间的公平。由于传统经济发展采取的“三高”模式对生态环境破坏的不可避免，近年内我国城市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城市生态环境几乎在以更高的速度恶化——世界卫生组织通过1998年对53个国家272 个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SO[,2]，CO[,2]3种完全污染物的浓度进行测定后， 重新确定的全球10大污染城市中，中国竟赫然有贵阳、重庆、太原、兰州、淄博、北京、广州、济南等8个城市位列其中。（注：据《南方周末》， 1999年4月9日第13版时事评点：“全球50个空气污染最重的城市中我国有31个”。）当前，我国的城市发展状况似乎表明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已成为相互对立的两难选择。
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具有某种无限性的知识要素，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密集、清洁型的工业逐渐取代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高污染的工业，更有效地使用能源，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代替矿物燃料，研究开发效率更高的材料，实行封闭的工业生态循环，把污染控制在第一发生现场成为必然趋势。更为重要的是，知识经济对生态可持续的意义并非停留于对污染的有限控制层面，而是通过转变发展模式，在能源、运输、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技术等方面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从生产、服务、流通等各个环节省略许多无谓的损耗，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需要以相应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为代价。因此，知识经济可谓向人们暗示了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难题，使城市生态与经济发展出现“双赢”局面成为可能。
2.3 城市社会：广泛失业成为中心问题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是基础，生态可持续是条件，而社会可持续才是目的。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和具体目标各不相同，至今，尚未有一个国家能建立有效的测量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的指标体系，但发展的本质部分都是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人类共同追求的是经济、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高品质生活。如果说知识经济对城市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是一种积极的支持力量，那么，它对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则提出了属于挑战性质的课题。
处于知识经济革命中心的是先进的计算机、电信设备及其他尖端技术设备，它们将在广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里取代人的位置，这将是一场由新技术引发的人类工作性质的根本变革。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在迅速调整它们的基础结构，使生产过程更加自动化，几乎全无工人的工厂和虚拟公司将成为将时代的宠儿，工厂或公司的利润可能保持高速增长，而员工却在迅速减少。美国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认为，到2020年，仍在工厂中劳动的人将仅占全球总劳力的2%以内， 在下一个前1／4世纪中，蓝领、即装配线的普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似乎会全部消失。这意味着一直困扰工业社会的失业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变得空前激化。尽管“知识部门”可创造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它只需要极为有限的高素质劳动“精英”，难以吸收被新技术排斥的千万普通工人。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对劳动需求的大幅度减少的前提下，口号“提高劳动者素质”与“上岗”似乎成为一个悖论——即便民众素质普遍提得很高，也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上岗。民众广泛失业问题的背后是贫富分化严重、犯罪率上升、社会动荡加剧等深层次问题，而民众普遍购买力的下降，又反过来殃及宏观经济的长远走势。可以预见，生产率提高、大量就业机会消失将使人类未来出现与以往社会完全不同的情形，成为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难题之一。
3 面向知识经济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规划策略
3.1 符合知识经济一般规律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策略
3.1.1 实施科教强市战略，增加企业研究与开发（R＆D）费用。回顾现代经济发展的历程，科技的力量几乎一直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到日、德战后的经济的迅速腾飞，再到美国90年代的“新经济”奇迹，都应归功于这些国家对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重视。在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焦点无疑将更加集中于科技和教育上。1996年，OECD成员国平均研究与开发（R＆D）费用占其GDP的2.3%，美国、日本R＆D费用分别高达2.77%和2.88%。我国科技投入长期偏低，1997年，我国用于R＆D费用368亿元，仅相当于GDP的0.5%。 且在经费来源和分配上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分别由政府和政府科研机构唱主角，科研成果转化率（不到3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1998年3月， 朱镕基总理在答中外记者问的“施政演说”中即指出：“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因此，在我国自上而下的各城市发展策略中，坚持科教强市，加大各企业R＆D经费投入已是首要选择。
3.1.2 建立城市知识园区和风险投资机制， 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正如工厂是工业经济社会的细胞一样，知识园区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细胞。堪称成功典范的美国旧金山湾（San Francisco Real）畔的硅谷知识园区，又被作为一个发展知识产业的梦想迅速克隆成纽约州的硅地、俄勒冈州波特兰的硅林、苏格兰的硅峡、英格兰的硅沼、以色列的硅溪等等，而北京市的中关村则被称为中国的“硅谷”。硅谷成功的诀窍显然不在硅片之中，而在它将科研、开发与生产相结合的运作方式，培育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组织方式。我国大城市的科研力量普遍有一定基础，结合高校等主要科研机构建设知识园区无疑是实现知识产业化的重要战略举措，在未来的城市经济活动中将起着先导甚至支配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建设城市知识园区的同时，要建立一套被西方称为知识产业发展“推进器”的风险投资机制。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所长米勒认为，由于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有风险投资的参与，使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已由20年缩短至10年以下。
3.1.3 建立合理的知识利润分配制度，缓解社会矛盾。 杰里米·里夫金预言，由于“智能”机器将使劳动被排除在经济生产过程之外，信息时代将结束普遍的劳动工资制度。这引发了一种巨大的危险，如果，公司的生产、金融效益只是用来增加企业利润和股东们的财富，提高领导人和高技术劳动精英阶层的薪水，这对不可避免的广泛失业者或整个城市来说都不啻是一场恶梦。因此，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分配机制或福利政策，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使这种由高新技术带来的利润得到合理分配，已成为保证城市未来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3.2 可持续的城市物质空间支持环境规划
3.2.1 城市物质空间规划内容的扩展
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信息产业处于中心位置，任何以发展信息社会为目标的城市规划首先必须考虑电信业发展。参与信息社会的城市电信发展规划成为规划师的当然职业内容，包括城市基础网络和电信基础设施（如电话网、移动网、综合业务数字网）、电信应用（如电子商务、远程工作、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管理）、普遍性服务（如数据库、电子邮件、互联网服务和数据网络）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并将其作为政府承担的城市规划责任的组成部分，以增强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内聚力及进行更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等。
3.2.2 城市空间结构规划
对工业化教育尚未成熟的国内城市而言，走向知识经济远非一蹴而就之举，在准备接纳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知识经济革命的同时，仍将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体现在城市空间结构上将呈现出下述新特点：
（1）由于有发达的信息业支持， 现代城市将逐渐以远程社会经济活动、远程工作方式为生产组织形式，部分工业生产对资源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规模的依赖性降低，生产的集聚动力减弱，而更考虑土地等原始成本因素，使得城市建设模式由高密度向适当的松散布局或更广泛的集聚转变。这给城市外围的开发区和卫星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上，首先有必要将规划区范围进行较大幅度的扩展。在最近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我国一些城市有意无意地已做了这种努力，如长沙市将规划区范围由966km[2]扩大至1784km[2]， 深圳市则将规划区范围由原特区扩大至全市2020km[2]行政辖区。其次， 要建立城市长远的生态体系框架。由于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仍在加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松散布局模式可能导致城市生长呈无节制的低密度扩张状态，使城市形态结构失控，进而在更广泛的区域内破坏住区环境。因此，在对城市建设用地进行规划时，对非城市建设用地进行远景规划显得同样重要，以利于对城市形态和生态框架的宏观调控和长远保护。
（2 ）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经济活动横向联系将呈现出网络化特点，全球范围的市场一体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其运行机制需要拥有发达信息支持系统的强有力中心来实施控制和管理，少数高度聚集的信息网络节点将成为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实际上，信息化使城市一般经济活动、空间结构呈分散趋势的同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最高层管理与控制将表现出更加集聚的特征。因此，作为城市经济活动与空间意义上的双重核心区域——中心商务区（CBD）， 在当年国际性城市中的地位与作用已愈显重要和不可或缺。近年来，国内有影响的中心城市由于自身参与全球市场作用的意识和能力增强，相继确立了城市CBD发展战略。 如北京市的建国门至朝阳门、东二环至东三环之间地段和上海市的浦东陆家嘴、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等都是城市未来的CBD主体， 在知识经济时代将承担一定区域经济发展，或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某些专业服务领域的控制管理中心功能。虽然CBD战略应视城市区位、 职能地位及经济发展特征而定，但将大城市CBD研究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课题已不容迟疑。
3.2.3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的高度信息化和全面网络化，尤其是电信应用领域的电子商务、远程工作、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的普及，使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和居民日常行为逐渐表现为远距离相互作用。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居住用地与各类生产、生活服务用地之间的距离及相互纠缠的复杂影响关系不再成为规划技术上的难题，规划师可以转而在城市结构上追求更加纯粹的生态性、艺术性要求。同时，远程活动的普及将打破当前沿用的城市各类用地结构平衡经验关系：电子货币、电子商务使大城市里重复建设的银行、证券、大型商场、连锁超市、仓库等“有形市场”显得更加过剩，数字图书馆、虚拟万能百科全书将取代大型图书馆建筑，电视机“机顶盒”使人们对影剧院的兴趣降低，家庭办公系统在逐渐取代庞大的厂房和公司，远程服务使医院、学校等用地需求减少等。而由于居家网上工作、学习、娱乐时间增多，人们将前所未有地注重家庭环境的营造，对居住用地的需求要明显增多。面向知识经济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再难以简单套用当前使用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而必然采用一套新的更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指标体系。
3.2.4 城市交通发展规划
近几年，国家和各城市政府对汽车工业投入了很大热情，但由于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偏高，道路等基础设施容量指标严重偏低，而我国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等现实条件都难以满足汽车化需要的大量道路、停车场建设需求，也几乎无法应付无节制的汽车化对城市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我国照搬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成功且前景黯然的“汽车化”道路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质疑。由于信息时代远程活动的普及使上下班、购物等日常出行人数与次数大为减少，相比较之下在目前城市交通量的预测模型中，对机动车出行生成量、发生集中量的预测似乎普遍显得激进，轻视了远程活动普及之后对于城市交通的影响。因此，不仅要调整多数城市以汽车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还要调整城市长远的交通发展战略，适当降低为肩负“汽车化”理想而超重负荷的城市道路基础设施投资，以更多满足于需求更紧迫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4 结语
本文以城市经济、生态、社会作为考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是从学者们据《21世纪议程》内容进行的总结出发的。应该指出的是，在当前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讨论中，学术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城市规划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观，不仅要求体现在常被提及的以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为主的环境生活领域，更要体现到作为城市发展源头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及折射这一切城市行为的城市空间系统结构形态中去。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因素始终是社会动力的轴心，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我国城市发展来说尤其如此。（注：参见《社会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与现代化》，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9月，P132。）因此，当知识经济以一种历史性的产业革命姿态出现时，它必将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然，关于知识经济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方式，及如何确定面向知识经济的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规划问题，本文仅是一个粗浅的开头。
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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