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1）02—0120—06
濒危语言研究近年来在我国语言学界已引起了重视。随着西部大开发以及环保、生态、可持续发展等话题的深入，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和保护已成为一个逐渐升温的话题。在国外，一些语言学家在大声呼吁，必须重视保护、抢救濒危语言，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濒危语言的新兴研究机构。但当前关于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定性定位问题，诸如濒危语言研究在语言学学科中的地位，濒危语言研究中的术语、概念应如何确定等问题都急需探讨，这是做好濒危语言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学者共同商讨。
一、濒危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语言的特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自身的结构特点，即语音、语法、语义、词汇等方面的特点。这是构成一种语言的“物质”基础，是语言能成为客观事物的依据。认识语言必须从分析、研究语言的结构特点入手。对语言结构特点的研究，属于共时描写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任务。但是语言还有另一个特点——功能特点，即具体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特点。不同的语言由于制约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不同，在社会交际中的功能也不相同。语言结构和语言功能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上各不相同，二者属于不同的范畴。语言使用功能的研究，主要是社会语言学的任务。
语言是人类用于表达思想、协调行动、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其主要的功能是社会交际。但由于语言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得每种语言在族际交流中，其功能呈现出不一致的差异。从静态上看，语言功能的差异表现为使用人口的多少和使用范围的大小。有的语言使用人口多些，有的少些；有的语言使用范围宽些，有的窄些；有的有书面语，有的没有。在族际关系上，有的语言为别的民族所兼用，成为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共通语；而有的语言只在本族内使用，是单一民族的族内交际语言。从动态上来看，每个语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存在着功能消长、升降的变化。有的语言的功能，在总体上或局部上或则扩大、增强，或则缩小、削弱。在功能缩小、削弱的语言中，最甚者会丧失交际功能，成为濒危语言。濒危语言的再衰退，则可能导致语言完全失去交际的作用，不再为人们所使用，最终成为一种消亡的语言。所以说，濒危语言是语言功能变化过程中的一种变异现象，是一种语言走向消亡前的临界状态。
一种语言从濒危走向消亡，在世界语言演变发展过程中已有不少先例。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语言曾经被广泛使用过，但后来由于社会变化的原因而逐渐衰退，最后走向消亡。如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西夏语，在西夏王朝（公元1038年—1227年）期间，曾使用于今天的宁夏、甘肃、陕西及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等地，与其他地方政权的书面来往也多使用西夏文；曾用西夏文翻译出版了一批汉文典籍，出版了大批文学、法律、军事、历法、医药等图书。公元1227年西夏王朝为蒙古所灭，此后党项人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其语言也逐渐由濒危而走向消亡。又如属于印欧语系的焉耆—龟兹语（又称吐火罗语），也是一种已经消亡的语言，曾经在我国新疆地区使用过。除了这两种语言之外，现在还能知道的已经消亡的语言有粟特语、于阗语等。至于无文献可考的消亡语言肯定还会有一些。
目前在中国，某些语言其功能逐渐衰退的趋势仍在持续，处于语言濒危的状态。如土家语。土家族分布在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武陵山区，共有570多万人口（1990年人口统计）， 但目前仍会土家语的大约只有30万人，仅占土家族总人口的6%。 在我们所调查的湖南省永顺县双凤村，在建国前，这个村除少数几位在外的读书人会说汉语外，基本上还是全民使用土家语的单语社会。如今以土家族为主体的聚居村落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土家族仍占该村总人口的86%，但这个村40岁以下的土家族基本上没有会说土家语的。一些现在仍保留说土家语的地区，如龙山县的坡脚乡、靛房乡、他砂乡，土家语的使用功能也处于衰退之中。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的巨大变化，中国境内的语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语言的变化中既有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结构方面的变化（如旧词的消失，新词的不断产生等），又有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在语言功能的变化中，随着现代传媒的普及，有的语言在现代化建设中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使用功能有所加强，但也有一些语言，其功能有所衰退，语言转用的现象有所增多，甚至出现濒危的趋势。但不管是功能的增强还是衰退，都是语言随着民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民族、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
语言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认识语言的构造、功能及其演变规律，因此濒危语言研究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濒危语言，在理论上有助于认识人类语言演变的规律，特别是语言功能变化的规律。更重要的是，濒危语言的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由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研究濒危语言对解决语言功能衰退的民族如何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如何开展语文教育、如何保存和传承民族文化等，都能提供必要的依据。
既然语言濒危状态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语言演变中的一种客观的现象，语言学工作者就要研究它，理智地认识其性质及其演变的规律，并根据理性认识确定既符合语言演变规律，又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对策。濒危语言研究当前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原因主要是认识问题。因为有的人把语言濒危与民族消亡联系在一起，以为语言濒危就意味着民族消亡，因此认为，濒危语言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不宜公开讨论，以免伤害民族感情。实际上，语言濒危与民族消亡是既有联系，又不能等同的。历史上有些民族的语言消亡了，但民族仍然存在；有些少数民族虽不使用自己的语言，但仍保持民族的独特性。如中国的回族，虽然他们都转用汉语，但仍然作为一个特色鲜明的民族存在。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民族消亡了，民族的语言也随之消亡。如西夏王朝的党项族等。我们认为，对语言濒危的现象应该正视它，研究它，并理智地对待它，这才是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
二、濒危语言的概念和界定的标准
汉语“濒危语言”一词，是近十年来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概念。“濒”为“临近”之义，“濒危语言”即指“临近消亡的语言”。英语的濒危语言为“endangered language”，日语为“濒死の言语”， 其涵义均指“面临危险（死亡）的语言”。汉语的“濒危语言”一词，大约是从英语翻译而来的，其构词方式及意义与英语相同。“濒危”一词过去多用来指动植物物种即将消亡，因而有人据此认为语言与动植物不同，用“濒危”一词来描述语言似有不妥。其实，在本质特征上，语言虽与动植物不同，但二者都有产生、演变、消亡的共同规律，因而，可以使用“濒危”一词来描述语言消亡前的临界状态。何况一些语言学家左思右想，至今还未找到一个更为合适、可以替代“濒危”一词的其他术语。简而言之，所谓濒危语言，实际上就是指在交际过程中使用功能或活性趋于衰退并面临消亡的语言。当然，这只是对濒危语言概念从定性研究角度所作的界定。
关于界定濒危语言的标准问题，目前中国语言学界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如有人提出，可以根据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把使用人口不超过一万的语言界定为濒危语言；有的提出，可以根据母语使用者的年龄，把只有40岁以上的人还使用的语言定为濒危语言；还有人根据母语使用者的不同年龄特征把语言濒危分为三个层级等等。这些看法，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濒危语言现象的认识。但仅凭任何一个单项的标准都难以确认语言濒危的状态，而必须依照多项综合的指标体系，才能全面客观地判断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语言濒危的程度如何等。因为客观事实存在某种语言虽然使用人口很少，但从发展趋势上并没有出现语言使用年龄断代的现象，所以也就不能判定这种语言是已临近濒危状态的语言。
我们主张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语言现象纷繁复杂，语言的使用人口、分布地区、使用范围、使用功能、演变规律等千差万别，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可操作的指标，仅仅依据对濒危语言的定性界定或某一单项指标，就很难断定哪些语言的使用功能在逐渐衰退，哪些语言已经临近消亡，哪些语言的生命力还十分旺盛等。只有以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才能对濒危语言现象作出客观的判断。
综合指标体系应包括哪些内容呢？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用来交际的，都离不开使用语言的人。因此，在考察一种语言的功能时，应该特别注重其交际功能和语言使用群体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状况，即要考察语言外部的社会相关变量。而语言交际功能的大小或强弱，仍离不开语言使用的人口、范围、频率等，也离不开这一语言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状况。
语言功能的大小、强弱还会影响语言结构的特点，因而，衡量语言是否濒危的综合指标体系还要考虑语言结构变化的特点。总体来说，要依据语言的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情况来建构衡量濒危语言的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包括的内容有主有次，其核心指标是主要的，是决定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的主要依据。
1.衡量濒危语言的核心指标
[指标1]丧失母语人口的数量。如果一个民族中80 %以上的人已转用了第二语言（汉语或其他民族的语言），并呈增长趋势，那么，该民族语言可视为已走向濒危状态的语言。这是衡量语言是否濒危的最重要的指标。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符合这一指标的有：土家语（92.95 %）、畲语（99.74%）、仡佬语（87.64%）、赫哲语（85.22%）、 满语（99.99%）等。
[指标2]母语使用者的年龄。 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中年人或年纪较大的人使用，具体地说只在4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中使用，这种语言可视为已走向濒危状态的语言。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满语、赫哲语等就符合这一指标。
[指标3]母语使用能力。这里我们所说的语言能力， 包括母语听、说、读、写方面的综合能力。如果母语使用者大多数只具有母语听的能力，而没有说的能力，说明该语言的交际功能已严重衰退。
以上三个指标是核心指标，是估量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的主要标准。这三个指标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要综合这三个指标才能对一种语言作出科学的判断。如对土家语的考察，如果只依据指标2和指标3，则土家语不能归入濒危语言之列，因为土家语还有40岁以下的使用者，同时还有部分具有听说能力的土家语使用者。但是依据指标1，土家语应该算作濒危语言， 因为母语单语使用者的人数只占土家族总人口的1.78%，而92.95%以上的人丧失了母语能力， 转用了汉语。因此，在这三个指标中，指标1是最为核心的。当指标2和指标3 与指标1发生矛盾时，以指标1为主。在参照核心指标时，还要注意考察语言演变的速度。从一种语言在不同时期使用人口、使用范围的变化，看它是否处于急剧下降的状态，从而根据其演变速度的快慢来看语言濒危的程度。当一种语言的使用功能是处于急剧衰退的状况时，其未来发展趋势也是不容乐观的。
2.衡量濒危语言的参考指标
[指标4]母语的使用范围。当一种语言广泛运用到社会、政治、 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时，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反之当一种语言只限于家庭内部使用时，其生命力相对较弱。许多语言演变的实例表明，家庭往往是语言得以保留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语言的使用范围可以作为考察语言状况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指标5]民族群体的语言观念。语言观念是人们对语言的声望、 功能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体现人们对语言的心理态度。当一个民族群体对其母语产生淡漠、“无所谓”等疏离观念时，也就表明该语言维系其民族情感的功能正在衰退。特别是当年轻人甚至是年纪大的人对母语的语言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时，语言的消亡将是难以阻止的。
此外，在分析一种具体语言时，还有必要参照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语言是否跨境、是否有民族文字、语言和宗教的关系等等。至于如何根据一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的变化，来确定衡量濒危的参数，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在研究中，我们可将上述指标体系视为一个开放性的体系，让它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完善。
三、我国当前濒危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
一些学者估计，世界上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70%—80%消亡。近十年来，国外已经重视对濒危语言的研究。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一年确定为“濒危语言年”；1995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濒危语言研究国际学术会议；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了濒危语言政策国际会议。一些刊物发表了有关濒危语言研究的论文。如美国语言学杂志《语言》1992年第1期（总第68 期）就刊登了数篇论述濒危语言的论文。其中有Ken Haled 的“论濒危语言和保护语言多样性”、Michael Krauss的“危机关头的世界语言”、Akira.Y.Yamamoto的“母语人对语言衰退的反映”等文章。还有一些关于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的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研究文章。王士元（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邹嘉彦（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石锋（南开大学教授）主持的“中国南方的濒危语言”项目（1996年12月至1998年9月）， 对中国南方的部分濒危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中国也有部分学者对少数民族语言转用、语言濒危现象进行研究，还有学者对某个濒危语言的跟踪个案调查研究，有几本濒危语言的描写性著作出版。最近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共同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这些都表明濒危语言现象和濒危语言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界已引起重视。根据我国语言学发展的现状，以及我国濒危语言的状态，我们建议当前对濒危语言的研究应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不断深化对濒危语言研究的定性定位问题的认识
濒危语言研究是一个新课题，过去研究甚少，因此对其定性定位问题目前尚未取得比较深入的认识。究竟什么是濒危语言，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是濒危语言，为什么要研究濒危语言，这些问题都值得不断进行探讨。不能认为所有功能衰退的语言都是濒危语言。因为有的语言在某个历史阶段由于某种社会历史原因，出现功能衰退，而这种语言的功能衰退到一定的程度后不见得就非走向消亡，或许功能衰退到一定程度后就稳定下来。已濒危的语言也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以复苏。所以确定某个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一定要慎之又慎。科学地解决濒危语言的定性定位问题，才能为濒危语言的研究提供扎实的基础。如何客观地认识语言的濒危现象，怎样估计我国和世界上语言濒危的程度，既不要忽视也不要夸大，需要认真对待。至今，语言学家对世界语言的状况还并不完全清楚，所以，难以作出全方位的、比较准确的判断。上面我们谈到，濒危语言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语言研究是多方面的，怎样从语言学研究的总任务中确定濒危语言研究的方向，如何予以正确估量，也是需要做一番探讨的。
2.必须抓紧对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
我国对濒危语言的研究，目前只处于起步阶段，对语言濒危的现象认识很少。要对濒危语言现象有科学的认识，必须开展深入的个案调查，积累丰富的语言资料，全面了解各个语言的状况。这是濒危语言研究的基础性工程。从研究的内容来说，既要有对语言功能的调查分析，又要有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描写，缺一不可。因为，语言功能的衰退，必定在语言结构上也有所反映。濒危语言的语言结构特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存在什么演变趋势，这是语言学工作者必须认识的。除了语言功能、语言结构的研究外，还要广泛研究影响制约语言濒危的各种社会因素，从中分清主次，并认识各种社会因素间的关系。此外，还要研究濒危语言所涉及的语言关系，从语言关系中认识濒危语言的处境和地位。濒危语言的出现不是孤立的，与周围的民族、语言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要以系统论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濒危语言，而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果能做好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对濒危语言的认识就会有新的飞跃。
3.必须加强濒危语言的理论研究工作，着力研究语言濒危的原因
对濒危语言现象逐渐认识的过程，也就是构建濒危语言理论的过程。在濒危语言理论研究中，应该特别着力于研究语言濒危的原因。
一种语言为什么会逐渐走向濒危，其原因是什么？我们所能看到的影响语言濒危的因素很多，比如族际交流、人口、散杂居、族际婚姻、双语教育、语言学习等方面的因素。但是只凭其中的一两项都不足以阐明语言濒危的原因。因为在现存的语言中，还存在反例否定这些证据的科学性和周延性。人口少对语言的保存是不利的，但不一定是人口少的语言都必定走向濒危。如云南的独龙族虽然人口少，仅5825人（1990年），但独龙语仍被独龙族广泛使用，极少有语言转用的。又如，白族是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与周围民族关系十分密切，约有54%的人使用双语，但90%的白族人口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白语在白族的日常生活交际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有9%的人口转用汉语。可以说， 白语仍然是一种有活力的语言，不能把它看成是濒危语言或走向濒危的语言。致使语言走向濒危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必定有一个是最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语言功能的大小、语言活力的强与弱，是由说这种语言的社会及其周边的社会特点决定的。只有当支撑这种语言独立使用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即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主要方面被另一民族的文化融合时，该民族母语维系族内社会交际的功能就会逐渐削弱，甚至走向濒危。
4.必须认真思考对待濒危语言的对策和措施
如上所述，对濒危语言的研究，除了具有理论价值之外，还有其应用价值。语言属于文化的范畴，负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是一种文化的损失，也是该民族的不幸。濒危语言的“回转”或“复苏”，以及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时间是否有可能，这在理论上还未解决。但通过各种手段将濒危语言记录下来使之成为文献语言，作为一种民族的文化遗产保存下来并传至后世，则是可能的，也是可操作的。对濒危语言是任其消亡，还是采取某些必要和可能的保护性措施，使之不至于在我们面前消失或消失太快，这是我们各级政府以及人文科学工作者（包括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必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不要等到语言消失之后再根据某些只字片言的“遗迹”进行考证或构拟。近代一些学者在做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古代语言构拟工作时所遇到的困境和所付出的代价，提示我们应该重视濒危语言的研究及保存问题。
〔收稿日期〕200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