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社群组合：晚明崛起的独特文学景观——兼论文学家社群组合现象对当代文学史撰写的启发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社群论文,文学家论文,文学史论文,启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4)04-0202-06 2008年，笔者撰文《论明末科举文风的文学效应》(《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第5期)，讨论晚明以八股文为文学活动内容的文学社群兴起后在文坛形成一股科举文风，并重点论述了科举文风对文学之影响。但仍有一个问题未能展开，即晚明科举文风何以在全国形成一股潮流，以及此种科举文风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使得文学家在创作风格上趋于一致。我想，这恐怕与晚明文学家的广泛社群结盟以及他们在社盟中的自由组合与流动这一独特文学现象有很大关系。 一般而言，晚明文学社群主要为同一地域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文学家，出于共同的尊师取友需要自发组合而成。只要志同道合，文学家皆可自由组合社群，并无多大限制。如同为江西临川人的艾南英、陈际泰、罗万藻与章世纯为同学，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同举于乡。为了取得共同的科举功名，四人自发结为文学社群，共同研讨科举八股文，从事诸如选文等内容的科举活动。晚明文学社群最初之立也大多类此，如上江之南社、松江之几社、吴江之复社，等等。 此后，在文坛领袖张溥与张采的组织下，晚明文坛形成社群联盟格局，奠定了此期文学家以社盟为平台的往来交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学社群间互不往来的门户之限，使得此期文学家在自由组合文学社群，参与本社活动的同时，又可以加入其他社群，参与其他社群的各种活动。社盟文学家在不同文学社群之间往来交流十分自由，如晚明文学家钱光绣喜交天下名士，曾加入过九家文学社群。全祖望《钱蛰庵征君述》言： 先生(钱光绣)少岁异才，随侍其父侨居硖石，因尽交浙西诸名士。……是时社会方殷，四方豪杰俱游江、浙间，因尽交天下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老俱重之。硖中则有湛鸣社、萍社、彝社，吴中有遥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观社，禾中有广敬社，浯溪有澄社，龙山有经社，先生皆预焉[1](《鲒埼亭集外编》卷11)。 这种联盟式社群文学家群体自由流动现象在晚明文坛并非个例，且极具普遍性。如黄宗羲“自少遭多难，家仇党祸，南来北往，未尝废学。顾是时心力旁溢，既业制举，复聘诗文，就试南都，凡一时四方知名人士无不交，远近时文诗赋之会无不赴。选《文统》于东浙，就盟会于三吴[2](P404)，仅黄宗羲一人就曾加入过复社、证人社、星社等多家社群。晚明文学家皆有社盟组合与交流经历，成为晚明文坛一大独特景观，也是以往文学史未曾有之文学新现象。故理应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再试举几例： 方以智 泽社、国门广业社、复社 汪道昆 南屏诗社、白榆社、西湖社 汪道贯 白榆社、西湖社 王世贞 南屏诗社、后七子社 屠隆 青浦社、福州凌霄台大社、南屏诗社 潘之恒 南屏诗社、白榆社、颍上社、芝云社 严调御 杭州小筑山房社、读书社、登楼社 严武顺 杭州小筑山房社、读书社、登楼社 严敕 杭州小筑山房社、读书社、登楼社 闻启祥 杭州小筑山房社、读书社、登楼社 曹学佺 金陵社、凌霄台大社 张溥 应社、燕台十子社、复社 赵世显 凌霄台大社、芝社 夏允彝 燕台十子社、几社 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这足以说明，晚明文学家在文学社群之间自由流动的现象十分普遍，而且交流与组合方式多种多样。 首先，社群文学家入社大多由一地而走向各地。文学社群由于共同的科举功利目的，以及相互之间的尊师取友需要，社群成立最初多由同一地域(多限于一郡、一乡或者一村)的文学家组合而成，社群文学家大多为师友关系、同学关系或者家族关系。此举艾南英、章世纯、陈际泰、罗万藻为领袖的豫章社为例。陈际泰为临川鹏田人，罗万藻为临川行桥人，章世纯为临川箭港人，艾南英为临川新积人，四人皆为抚州府临川人，又是同学，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同举于乡。其中，罗万藻为第一名，艾南英为第二名，其次为陈际泰与章世纯[3](《艾南英年谱》)。四人由此享誉文坛，称“陈、艾、章、罗”。豫章社最初就是由这四人发起，社群成立地点在江西临川，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这与明天启四年(1624年)之前盛行文坛的诗社稍有不同，此之前的诗社文学家大多来自不同地域，社群活动也不局限于同一地域。此以明代中叶代表文坛主潮的“后七子”诗社为例。后七子结社地点在京城，组成后七子社的文学家亦来自不同地区，其中王世贞为江苏太仓人，李攀龙为山东历城人，宗臣为扬州兴化人，梁有誉为广东顺德人，徐中行为浙江长兴人，吴国伦为湖北兴国人，七人先后中进士，后在京师做官，由于共同的文学主张而结为诗社。 自明天启四年(1624年)后，以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内容的文学社群占据文坛主流地位，并逐渐由地域性分布开始走向联盟，形成以某一社群为主社，其他地域社群为分社的辐射性文坛格局。陈际泰《豫章大社序》曾对此描绘道：“先是诸生中，有和豫章大社者，而严其人，每郡推一人为祭酒，有佚入者，比于盗地以下敌之罚，既而所轩士，大都皆其推为祭酒之人，所脱者十才二三耳。”[4]其中较为典型者，当为成立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的联盟式社群——复社。复社联络了各地府县的生员，原属一郡一县的独立社群成为复社的地域分社，参加复社联盟组织的日常文学活动。如江西豫章社陈、艾、章、罗四位领袖，除艾南英因文学主张的不同而恶意攻击辱骂复社并与之绝交外，其他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三人于崇祯二年(1629年)加盟复社，成为复社联盟江西抚州府分社的领袖，常出入时任临川知县的复社领袖张采府上，并协助张采为临川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晚明文学家在社群之间的自由往来交流还表现在：社群文人可以在不同时间加入不同类型的社群。这在明天启四年(1624年)文社兴盛之前表现较为明显。此前，文学社群大多限于一时一地，社群文人一旦科举及第，该社也大多解散，社群文学家也就不再参与文社活动，而是加入诗社参与文坛论争，或者加入诸如禅社、学术社等类型的社群组织。 较为典型者当为以“公安三袁”为领袖的公安派结社①。公安三袁最早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组织阳春社，袁宗道时年21岁，袁宏道13岁，袁中道11岁，此年龄正是修业求取功名阶段，三袁在社内随其舅龚仲敏学习举业，因此，阳春社性质为文社。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袁宏道中进士，同年与其兄袁宗道一起回公安等候补官。此时，袁氏兄弟外祖父龚大器亦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以河南布政使致仕后家居至今，在他的组织下，袁氏兄弟与龚惟学、龚惟长(龚大器二子)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结社南平(即南平社)。此时，龚大器已八十余岁，不仅自为社长，而且颇“能诗，与诸子诸孙唱和”[5](卷16，《龚春所公传》)，南平诗社因此也就具有了高年诗会性质。 公安三袁所入两社虽然性质不同，但结社地点还限于一乡，自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后，结社地点则由一乡转至京师，社群活动范围扩大，性质亦变为谈禅论学。据袁中道为其兄袁宏道写的行状称，“戊戌，伯修(袁宗道)以字趣先生(袁宏道)入都，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时伯修官春坊，中道亦入太学，复相聚论学，结社城西之崇国寺，名曰蒲桃社”[6](《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戊戌年，即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是年袁氏兄弟齐聚京师，结社城西崇国寺之葡萄架下，成员还有陶望龄、潘士藻、黄辉、顾天埈、李腾芳、董其昌、丘坦、江盈科等。袁宏道《西京稿序》言：“已居燕，结社葡萄棚下，诸韵士日课方外言，以诗为尘务，不暇构也。”[6](卷51)蒲桃社虽有文学雅集活动，但主要以“方外言”为主要活动内容，因此而成为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社群组织。 由上可见，自明万历中叶以后，文学家可以加入不同类型的社群组织，而且随着时间发展和人生经历的不断变化，他们还可以在不同时间加入不同类型的社群组织。明天启四年(1624年)以后，文社成为文坛主流，文学家虽然可以在社群间自由组合与流动，但主要限于文社之间，这与以前略有不同。 此外，不同身份的文学家可以加入或参与不同的社群，这主要表现在宗教人士与女性人群。一般而言，文学社群为文学家诗酒唱和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参与文坛论争的根据地，成员或为在朝为官的官员，或为在野的布衣之士，或为参加科举之生员，而以宗教人士或女性人群组织或参与“文学”社群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也不乏几例。以下试加说明： (一)从中国古代社群发展历史来看，宗教人士结社也屡见不鲜，可谓历代有之，如东晋时期即已出现惠远法师在庐山结“白莲社”。唐代，佛教盛行，宗教社群非常兴盛。据清末藏书家陆心源《唐文拾遗》卷五十所载唐处讷的《结九品往生社序》言，唐开成五年(840年)，会稽禹寺释玄英法师于余姚平原精舍结“九品往生社”宣讲《金刚经》，入社文学家达1250人，足见唐代宗教社群规模之大。宋代僧人结社，如释窃审大师结社[7](杨艺，《请法智住世书》)，杭州昭庆寺僧省常与八十僧人结社[7](宋白，《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并序)，等等。宗教社群(主要为佛教)宣讲普度众生、与人为善观念，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普通民众入社或者参与宗教性社群活动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甚至女性群体也参与其中。如明崇祯十年(1637年)，杭州有讲经会，“僧俗各半，而妇女犹多，至绕台攀座”[8](卷19，《虎邱书禅僧讲经事》)，其聚众集会讲解佛经，明显带有晚明文社社集性质。佛教的普泛性也使得深受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影响的封建官吏与文学家在人生罹难时多把佛教出世思想作为精神安慰，因而，中国历史上虽屡有排佛事件发生，但儒、释两种文化的不断交融仍为中国文化之主流，僧人与文人士大夫在文学社群与宗教社群之间交流融合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或者文学家参与宗教社群，或者文学社群邀请宗教人士作为文人雅集之点缀，此例最早可追溯至东晋时期惠远所结白莲社。白莲社以宣扬佛教净土宗“形尽神不灭理论”为宗旨，很多名士如雷次宗、刘遗民、周续之、宗炳等皆入社中，僧众与名士之间的文学雅集亦时常展开。明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闲居参禅成为时尚，直至晚明“狂禅”之风盛行，士人以禅释儒，甚至以佛语“解《学》、《庸》、《论语》)[9](卷2)，此期文人士大夫所结社群多为“诗社兼法社”[10](卷4，《结社二圣寺》)，文学家与僧侣同处一社的现象也较为普遍。比如，与袁宏道为方外友的僧人雪照、寒灰、冷云为当时东南名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袁宏道偕三位高僧来到袁中道消暑的别业荷叶山房，结香光社“修莲社香光之业”。大致在是年八至九月，袁宏道隐居五陵德山，又与寒灰、冷云、雪照三人结青莲社谈禅论学，论学内容被张五教整理成册，称为《德山麈谈》，并付梓行世。可见，寒灰、冷云、雪照三位僧侣既入香光社，又入青莲社，僧侣入社也显得十分自由。僧侣入社与社群文人雅集唱和成为晚明文学社群一大独特景观。 (二)女性入社。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女性有才往往被视为“无德”，明代科举政策剥夺了女性考试权，女性也就不能组织文社以平等身份参与科举论学了，但也不乏能诗善画之才女参与社群文人雅集作为点缀。如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曹学佺、俞安期闽中结石君诗社，社集活动就有很多女性参与。曹学佺诗《九月十五夜社集高景倩宅为其郎君楚材赋花烛诗》即为一次在女社员高景倩新婚之夜举行的社集活动，诗歌描写了高景倩“此时交颈语，多是唤卿卿”的新婚场景[11](《浮山堂集》)；《社集薛老庄，邀吴兴茅孝若各赋排律分得八庚韵，是曰主客十四人，姬子三人，季札之鲁，漫云周礼，在兹谢传，登山自觉晋风未远》称“上客耽词赋，佳人识姓名”，有佳人参与社集诗词创作活动；《姬人各分一韵，予代长君卓氏赋得三肴》写女性社员每人也要作诗一首。在曹学佺的诗歌中记载女性参与社集活动的例子很多，其中一位名叫卓长君的女性几乎每次社集都参加，一直到其嫁人方别社中诸子②。女性参与社群文人雅集活动在晚明以后更显频繁，特别是那些多才多艺的青楼歌妓，她们的参与往往为文人雅集增光添彩。南京为六朝古都，又是明代留都，文学家在此结社可谓历代有之，晚明著名的秦淮歌妓如朱无瑕、傅灵修、马湘兰等都有参加文人结社经历。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载朱无瑕：“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秦玉诗出，人皆自废。”[12]万历己酉，即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此社为袁中道等人所结冶城大社，其中还有一位女性为傅灵修，二人作为校书官参与了此次社集活动[5](卷9)。最为著名者当为马湘兰。马湘兰(1548-1604)，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闰集)载，名守真，小字玄儿，又字月娇。因其秉性灵秀，能诗善画，尤擅画兰竹，故有“湘兰”之称。其相貌虽不出众，“姿首如常人”，但“神情开涤，濯濯如春柳早莺，吐辞流盼，巧伺人意”[12]，在绘画上造诣很高，并且通晓音律，擅长歌舞，还能自编自导戏剧，成为南京著名的“秦淮八艳”之首。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马湘兰等秦淮歌妓与张献翼等名士参加了齐王孙朱承彩的金陵大社，可谓女性参与社群活动的高峰了。社群接纳女社员以及青楼歌妓参与社集活动，正说明社群接纳成员的开放性与自由性。 社群文学家可以脱离一个社群加入另外一个社群，也表现出晚明社群文人往来交流的自由与方便。晚明文社林立，社中文人科举中第后，逐渐走向参政道路，在晚明“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的态势下，文学社群也逐渐分化为“君子社”与“小人社”。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君子社”与“小人社”的文学家往往会脱离原来的社群而加入另外-个社群。较为典型者当为复社与中江社。 复社大家较为熟悉，这里主要介绍一下中江社。关于中江社，朱倓于1930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上撰文《明季桐城中江社考》，已作了详细考证。中江社成立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社址在安徽桐城，领袖为阉党潘汝祯之子潘次鲁与阮大铖门人方圣羽。阮大铖暗中操纵中江社，为中江社的实际领袖，他以推荐科举为诱饵笼络了一批“六皖名士”，其中包括钱秉镫。钱秉镫(1612-1693)，字幼光，号田间，后改名澄之，安徽桐城人。南明桂王称帝时授庶吉士，官至编修、知制诰，著名学者、诗人。他与阮大铖有世戚，最初对朝中阉党与东林之争还不甚了解，遂被阮大铖的“科举功名”所诱加入中江社。中江社为阉党文人所创，成为晚明复社最大的对立派。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云：“明季结社，其数盈百，而势力之伟大，无如复社；而与复社隐然相抗与之敌对者，其惟中江社。”[13] 复社比中江社早三年成立，潘次鲁和方圣羽皆列陆世仪《复社纪略》所载《国表》第一集和吴山嘉的《复社姓氏传略》，潘、方二人最初实为复社文人。因潘、方二人为阉党中人，后在阮大铖的利诱下，二人遂脱离复社另立中江社。而中江社文人钱秉镫则与之相反，他先脱离中江社，后入方以智泽社，最后随之一起加入复社，其子钱撝禄所撰《先公田间府君年谱》对此记载甚详。兹列如下： 壬申(崇祯五年)，方密之吴游回，与府君(钱秉镫)言曰：“吴下事与朝局表里，先辨气类，凡阉党皆在所摈，吾辈奈何奉为盟主？曷早自异诸！”因私结数子课文；其中江社期，谢不至，诸公既知有异心矣。其冬，府汇试，生童俱集，大铖治酒，大会社友，独不招君，既试毕，府君往谒其封君柱麓翁，翁语曰：“子为谁荐？”府君曰：“未有。”翁曰：“小儿云方仁植已荐子矣！”府君曰：“不知。”揖而出，仁植者，密之父也，己癸案，府君第一，大铖居为己功。 癸酉(崇祯六年)，刘用潜为婺源令，祖父授业门人也，遣迎祖父到任，过皖，大铖急语之曰：“今年婺源令必入闱，诸昆仲必应中一人，以报师恩，宜尽尺头长者，且才美不愧。”盖指府君也。因密传用关节法。祖父辞曰：“此子年幼，正宜用功，吾生不作侥幸一事，宁敢以误此子，并累使君也。”其秋，用潜又迎，且曰：“某将入闱，署中须师照管。”祖父力辞不去。已刘公果入闱，府君兄弟皆不中，人争惜之；祖父独喜曰：“幸甚，不堕榖中，即使径中，不由关节，亦终为某口实，得箝制之矣。” 乙亥(崇祯八年)，过娄东谒张西铭(张溥)先生。 丙子(崇祯九年)，读书龙眠山中，左硕人(名国柱)为主，子植(名国栋)子忠(名国林)子厚(名国材)共事。大铖闻之，谓祖父曰：“闻公家有人与左氏共笔砚，必非公子也，左氏固吾世仇，吾两家世戚，宁有此乎？”祖父曰：“有之，即吾少子也，彼少年，宁知前事，意气相孚，自为投契，吾辈亦焉能禁之！”大铖从此衔恨于府君矣[14]。 从年谱所载来看，使钱秉镫退出中江社的关键人物是方以智。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宓山子、鹿起山人，安徽桐城人。晚明清初思想家、诗人。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为著名的“晚明四公子”，少年时与堂叔方文(字尔止)、妹夫孙临(字克咸)、周岐(字农父)等人在其父所建泽园成立“泽社”(结社时间大致在明崇祯初年)。此社主要为一群青少年所结，他们在赋诗作文，研读经史之时，往往慷慨酣歌，“好言当世之务”[15](《孙武公集序》)。 明崇祯五年(1632年)五月，方以智开始游历东南，结交吴中复社名士周鏕、沈寿民、钱谦益、杨廷枢，游杭州时访闻启祥“读书社”诸子，交陈子龙、周立勋、徐孚远、顾开雍、李雯、夏允彝等云间几社诸子，一直到冬天才返回桐城[16]。此次东南之游，复社诸子激励气节，与朝内丑类进行斗争的精神对方以智思想影响很大，回到桐城后，他即对同学钱秉镫进行思想灌输，劝其辨别“气类”，分清东林、复社与阉党之间的界限，认清这个由阉党组织的中江社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劝其迅速离开中江社，并邀请他加入泽社一起课文。此后，中江社有社群活动，钱秉镫也不再参加。 钱秉镫脱离中江社加入泽社的这一段时间还没有加入复社，因而，陆世仪《复社纪略》所载《国表》第一集名单和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所载其祖父吴扶九(复社领袖之一)的《复社姓氏录》皆无其名。据吴山嘉载，《复社姓氏录》为复社尹山大会第一集、金陵大会和虎丘大会第二集的名单[17](《复社姓氏传略序》)，最后一次虎丘大会是在明崇祯六年(1633年)，这就说明，此际钱秉镫尚未加入复社。至明崇祯八年(1635年)，钱秉镫到娄东拜访复社领袖张溥，以此为标志，钱秉镫才成为复社一员，后因明崇祯九年(1636年)他与东林君子左光斗后人左硕人及其四子读书龙眠山，引起阮大铖的仇恨，才彻底脱离中江社而站到了复社队伍中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晚明文学家组织或参与社群的情况极为复杂，文学社群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在接纳文学家上不存在“壁垒森严”，社群文学家之间自由组合与流动的现象较普遍。 虽然社盟诸子可以在不同文学社群间自由流动，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脱离原社而加入他社，而是在保持原社文学家身份基础上加入另一社群，成为该社文学家。社盟诸子身份往往具有多重性。如本属江西豫章社文学家的罗万藻，在应社走向联盟后加入应社，成为应社的重要一员。复社联盟成立后，豫章社中的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又成为复社联盟江西分社领袖，一人身兼多社身份。 即使社盟文学家互不入社，但此期文坛的社群联盟体制，也极易导致他们在不同社群间自由而频繁地往来流动。如晚明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方以智，少年结泽社课文，活动范围仅限桐城县，交游范围不出泽社诸子。自加入复社联盟后，他开始突破地域限制，到各地社盟分社广泛交游，不受社群门户的限制。如他从明崇祯四年(1631年)开始出桐城，过宣城，历芜湖，拜访梅郎中、沈昆铜等南社诸子。翌年五月，又出游东南，八月至杭州，访读书社领袖闻启祥于“吴山精舍”，会读书社吴思穆、张元、冯延年诸友，又在杭州交陈子龙、周立勋、徐孚远、顾开雍等云间几社诸子；九月至云间晤几社领袖陈子龙，得交新社友李雯、夏允彝等[16]。以上方以智所游历之社，虽同属复社联盟，但方氏并不属于以上社盟分社文学家。但复社的联盟体制，无疑增强了他在不同文学社群间往来交流的意识，促进了他在这些社群间的自由流动与广泛交流。 自文学社群走向联盟后，原本各属不同社群的文学家群体，在保持原社身份基础上，可以再次或多次组合新社群。比如，在社群走向联盟前，贵池吴应箕曾结匡社，桐城方以智曾结泽社，二社各自独立，未通声气。后匡、泽二社并入复社后，吴、方二人结为同盟社友，又同复社其他文学家杨龙友、沈昆铜、刘伯宗、许德先等人组合成立了国门广业社[8](卷17，《国门广业序》)。正因为社群走向联盟，才促进了社盟文学家群体间的自由流动，也给社盟文学家群体再次组合社群创造了机会，此期社盟文学家群体组合社群进行文学交流才显得更为方便和自由。 晚明文学家的社盟组合对文学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当时在文坛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出面组织社群，担任社群领袖，制定较为严密的社群纲领，提出鲜明的文学创作主张，组织社群文人开展文学活动，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实现社群作为派别组织的政治理念，形成此期文坛以社群文学为主流文学的文学样态。社群文学家“自由组合社群及其自由流动”作用于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社群文学家的集体影响力对明末清初文坛格局的定位。换言之，明末清初新的文学风气的形成，文学思潮的再度兴盛，文学理论的百家争鸣，文学流派的地域分布，创作的繁荣与优秀作家与作品的出现，皆与此期在各地涌起的文学社群及社群文学家的自由组合与流动有很大关系。 总之，晚明文学社群走向联盟后，社群文学家的尊师取友观念更为强烈。受此影响，他们逐渐打破单社群狭隘的门户地域界限与身份限制，开始在不同时地自由组合或参与文学社群，广泛猎取科举信息，交流创作经验。这种联盟式社群文学家群体间的自由组合与流动，使得晚明文学更具开放性。也就是说，相比明代中叶以来文学家较为封闭的门户观念而言，晚明文学家对不同文学主张更具兼融性，从而改变了此前文坛的封闭格局，形成晚明文坛特有的百家争鸣景象，对文学的繁荣发展影响甚大。而且很多文学家(如吴伟业、陈子龙等)皆由社群培养而成功，围绕他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创作思想和风格的作家群体，形成文学史上(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文学社群为构建主体的地域文学流派。因此，文学史撰写应把对文学的研究置于文学社群的背景下，也许这样的文学史著作才更显视野开阔和体系完整。 笔者认为，要把文学史撰写放在社群背景下进行研究，当前需要克服一个难点：即细心观察社群文人群体文学运作的过程与方式。这是我们理解社群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关键，又是考察社群如何作用于文学的基础。文学社群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组织形体，而是由很多活生生的文人士子参与其中。此期文人多在社群影响下从事文学创作，明清文学个性亦在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作用下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对文学社群群体运作过程与方式有较深的了解，然后由此生发，归纳总结出社群文人群体运作对文学的具体影响。对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的认识越深刻，我们对其作用于文学的影响就理解的越具体。没有对社群文人群体运作方式过程与方式的考察，我们对此期文学的研究将会显得不知所然，所得结论必然牵强。因此，对于当前文学史撰写而言，必须关注兴起于明末清初的文学社群群体运作方式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即试图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尝试，希望对当前文学史研究能有所裨益。 ①本文公安派结社参考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周群《袁宏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何宗美《公安派结社考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如曹学佺诗《次日再集平远堂，时主人稍有增减，客子亦动离怀，卓氏长君香车独步，定生野衲清供同筵，是集也，燕厦方新，喜朋樽之辐辏，骊歌欲罢，盼仙路以逍遥，请更投签，仍题八韵，予得渔字》、《次日雨甚，安荩将军复招集后林，分得晴字，时女郎长君在座》、《洪汝含招集半岭园看梅，女郎长君、乔兰、小双同游》、《卓氏长君欲嫁王郎过予石仓话别，偶检案台有唐人绝句，因与李子述陈书度限字四绝句送之》等等(《曹学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标签：文学论文; 结社自由论文; 崇祯论文; 艺术论文; 袁宏道论文; 方以智论文; 陈际泰论文; 诗歌论文; 明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