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早期实用主义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述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克是继杜威之后当代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我国学术思想界对胡克的哲学思想曾作过不少介绍评述，但大多偏重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批判，而对其实用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尤其是早期的实用主义思想，则缺少全面系统的介绍评述。本文看重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其早期的实用主义思想作一简介。
作者翁东，1933年生，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悉德尼·胡克(Sidney Hook 1902-1988)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全面而系统地用实用主义去解释和批判马克思主义，发展实用主义的马克思学，从而不仅使他在当代实用主义者的行列中赢得了特殊的地位，而且也闻名于美国和西方哲学界。不过，胡克是在接受了实用主义之后，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实用主义的马克思学的，因此，要了解他是怎样从实用主义出发来研究和批判马克思主义，发展实用主义的马克思学，还须首先了解他在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上究竟继承和发挥了实用主义的那些传统观点。本文对胡克的早期实用主义思想所作的初步考察，目的即在于此。
一、实用主义是伟大的哲学主题
胡克的早期实用主义思想，集中阐发在他于1927年出版的由杜威直接指导下而写成的博士论文《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一书中。胡克在这部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他的主要论点深得杜威的帮助，并得到杜威的莫大鼓励。杜威也特地为此书写了一篇序，强调胡克的这部著作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他有意识地和深思熟虑地”在以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为名的新运动和古典思想的主要部分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并认为正由于胡克对新运动和古典思想的主要因素都有“深刻的理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有“综观大要的识见”，因此“他的论述就远远超出在考虑实用主义时所常常出现的争论的水平”。①胡克更是忠实于自己老师的哲学，公开声明他在这部书中所讲的实用主义“既不是席勒的个人的和安慰性的实用主义，也不是詹姆士的神秘的和唯名论的实用主义，而自始至终是皮尔士和杜威的社会的和科学的实用主义”。②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把实用化主义，工具化主义和实验主义这三个名词看作是同义语。
不过，胡克走上实用主义道路有一个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通过最非实用主义的方式转而相信实用主义的”。③据他说，他早年在纽约市立学院就读时，由于受莫里斯·柯享的影响而接受了自然主义，因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的初期，曾是“杜威的公开的反对者”。然而不久，在杜威的精神感召下，他就完全改变了态度，并由此转向了实用主义。因为这时在他的心目中，实用主义已不是丑陋不堪的名词，而是“思想史中伟大的哲学主题之……登峰造极的表现”。④所谓伟大哲学主题，乃是指把人的活动这一重要问题引进了哲学，并作为哲学的基本课题来加以研究。胡克认为，尽管实用主义是在一个复杂的工业时代成熟的，然而它的起源则可追溯到古代，因为实用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从希腊语“行动”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而今实用主义首先把这个词用到哲学中来，并把它当作主要的哲学原则来加以研究，这就说明它是思想史中伟大哲学主题的表现。不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曾经分析过所谓“劳动的人”这样一个关于人的概念，并把它规定为：(1)制作记号的动物；(2)使用工具的动物；(3)“有脑子的”动物。胡克认为，不管这些看法是否恰当，但就其突出人的活动、实践这一点，却可接受作为实用主义的出发点。
但与此同时，胡克又特别强调“要注重方式和手段，方法和工具”。因为人的活动、实践总是同方式和方法、手段和工具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胡克一再说明，实用主义“这样着重中介性的事务，并不是由于对一项特定的所产生的成果感兴趣，而是为着一个一般性的结论”⑤。这就是说，实用主义之所以注重中介性的东西，是要从它出发来探讨哲学上的各种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回答。所以，他说：“不管詹姆士多么重视感觉，实用主义之首先致力于探索的方法，意味着必须与唯名论学说的各种激进形式断绝关系，意味着相信客观存在和习惯、趋向以及普遍的东西的物理效能，还意味着必须把感官印象解释为事物被说成和被看成是什么的验证和记号，而不是事物本来的是什么的显示”。⑥并强调“对人类思维的创造能力和可能性的强烈兴趣，是实用主义的伟大生命力的主要源泉”。⑦可见，胡克这里所讲的实用主义并不是詹姆士式的实用主义，而是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亦即工具主义。工具主义重在工具，因此他所注重的中介性事务也主要是指的工具。所以，工具主义理论是他的基本哲学理论。
二、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
胡克公开承认他接受的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但是，鉴于杜威本人“并不承认他有一个形而上学”，而把实用主义仅仅当作只是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的逻辑”，于是，胡克企图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创立一种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的理论），并使之具有更多的客观色彩。
胡克解释他之所以要创立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是因为人们通常都把“实用主义”和“形而上学”看作是两个互不相关、彼此独立的理论。而他之选定“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作为这部著作的名称，把两个一般认为含义相反的名词联在一起，为的就是要加重这样一个信念：“所谓方法，后面总缀着一堆形而上学的结论；与关于存在的理论绝无关连的所谓‘纯粹’方法是毫无意义的”。⑧但是，实用主义命途多舛，常遭人攻击。他说，当实用主义被看作是一种方法时，常被认为“它是以无视哲学问题的办法来探讨和解决哲学问题”，以致它在现代哲学的语言交易所中竟变成一个贬义词，甚至成为精神病学的一个名词。⑨胡克认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实用主义并不象孔德的实证主义那样公然地反对形而上学，相反，它在分析拥有一个方法的含义的同时，也必须考察一下存在的一些一般特性，以便使得这个方法在揭示这些特性时成为一个有效的方法。所以，胡克宣称：实用主义“并不是回避形而上学，而是向形而上学挑战”。⑩也正因此，他受到了杜威的称赞，说他“对新运动和古典思想的主要因素都有深刻的理解”，其论述“远远超出在考虑实用主义时所常常出现的争论的水平”。(11)不过，胡克认为，既然人们通常都把实用主义与仅仅是工具性的东西等同起来，因此它就必须以对“工具”的考虑为起点，并随着它的引导进而探讨工具性化了的题材。这又一次说明，胡克所讲的实用主义就是工具主义，他所要创立的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就是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
然而，胡克所讲的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并非古典意义上的那种探讨世界本源问题的形而上学，相反，他同杜威等先行的实用主义者一样，继承了实证主义传统，反对这种形而上学，认为把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归结为一种“存在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源何者是派生物的问题，除了导致本体论上的分立和无谓的争论之外，是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意义的。但是，他也不赞成实证主义那种绝对拒斥形而上学的极端立场，认为形而上学只要经过科学方法的改造，并使之符合经验的检验，那它还是有意义的。于是，胡克继他的老师之后，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改造，并把它规定为关于存在的一般特性的描述，而不再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孰是本源问题的探讨。由此可见，胡克所要创立的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乃是一种既与传统哲学不同，又与一般实证主义有别的形而上学，实即一种以工具证明为基础的关于存在的理论。
胡克关于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论述，是从分析工具的一般含义开始的。在他看来，工具的最一般方面是作为记号的功能，它和任务一般的记号一样，具有三种不同的所指：一、工具对某些促成其构造、支配其运用和解释其意义的设计、范型和心中的蓝图来说是一种工具，因此它与思想或直觉相关联；二、工具对其所适用的对象或关系来说是一种工具，因此它同它的使用和活动领域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三、工具就其自身的形状和结构来说是一种工具，并且正由于其自身的形状和结构是一种工具，因为它的形状和结构决定它在题材中起杠杆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对工具的这三种所指，胡克用实例加以说明：一把钥匙之所以是工具，是因为：(1)、它是为了使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2)、它只有对以一定方式发挥功用的锁才是有效用的；(3)、它是以自己的特殊的形状去适应世界上居住在不同房间并有着不同意图的人们的需要，并同其他的钥匙区别开来。(12)胡克这里所指的作为记号功能的工具，不仅包括各种机械工具，诸如物理的机器、仪器、装置和用具，而且包括人的感觉器具、思维、推理乃至语词。
胡克在分析工具的一般含义之后，就进而考察工具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先从一幅画讲起。他说，他见过一本书上有一幅画，画着上帝从天上倾身用金色的园规在划定地球的界线。胡克认为，无论这幅画象征着其他什么狂想，它形象地表明一种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最初的神是用这样一种工具在创造题材，这种工具是只有在那个题材的范围以内才能可理解地被使用或应用，并且逻辑地预先假定这个题材的。胡克借用这幅画，主要在于说明：工具要发挥作用是不能离开它所作用的对象的，因为工具的作用就在于改变对象。换句话说，工具总是以某种被作用的事物为条件的。对此，他曾列举了许多实例来加以说明，强调工具要发挥功效必须具备为其提供活动的机会和限度的物质条件和自然秩序。正因此，他一再声称：工具“已经预先假定宇宙的存在，不然的话，它的理智地构造的效用就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并强调说：“如果工具是起改变作用东西，它就既不能产生也不能消灭它所改变的东西的存在；如果心灵是工具性的，而且是在一个留有变动不息的事物和事件的痕迹的世界中发生作用的，它就不可能是曾经创造出这世界的”。(13)这就是胡克所说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根本论旨，也是他从工具的一般含义中所揭示出的工具的形而上学的意义。无疑，胡克的这些议论具有一定的客观色彩，与主张心灵派生出客观世界的一般唯心主义观点的确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某些自然科学和常识的唯物主义因素。
但是，对胡克的这些具有客观色彩的议论却不能估计过高，因为这些议论并没有真正使他的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具有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在胡克看来，虽然工具在活动过程中并不创造被作用的事物，赋予它以生命和职能，但是工具却以特殊的活动方式改变着被作用的事物，“使它获得职能的有组织的生活和活动”，亦即使它的“职能成为可利用的、并使之扩大和得到解放”，从而成为“可理解的和有意义的”东西。(14)因此，他一再强调：“如果没有工具，就不可能有与无目的的欲望和冥然有别的客观化的意义，……凡是工具不适用和无用的地方，就永远找不到意义，在一个混乱和含糊不明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工具的，－－我们就会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控制；在一个不变性和僵硬性的世界里，我们是不需要工具的，－－我们会能够理解，但不能控制。每一用具、器械或装置都重述世界的性质的一课，……当工具运行无阻时，那是由于在那看来是凝聚的或流动的东西中有秩序的反复和承续；当工具停滞和受到阻碍时，某些新的事物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或感觉到新问题的开端”。(15)总之，外部世界是不能离开工具的，离开工具，它就既不能被理解，也不能被控制，从而它的存在就没有意义。换言之，工具赋予外部世界的存在以意义。
在这里，胡克强调工具的重要作用，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因为在人们从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工具的确是不可缺少的手段。然而，胡克却片面夸大了这种作用，以致否定了外部世界本身的独立存在的意义。众所周知，工具本身具有两重性。从其结构和内容来说，工具具有客观性，但从其创造和使用来说，工具又具有主观性。因为工具毕竟是由人制造并供人使用的，而人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来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胡克虽然表面上并不否认工具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但他实际上又过分强调了其主观性的一面。例如，他在谈到工具的有效应用时，强调“要依靠一定的客观环境的特质，也要依靠生活于那个环境并对环境作出反应的人的一时需要和目的”(16)但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客观环境的因素只是“必要条件，而决不是充足条件”。这正如验光技师究竟为配眼镜的人配哪种镜片完全取决于后者打算如何使用他的眼睛一样，因为一个人如何使用眼睛必须适合光的本性，但光的本性并不必然决定一个人非如何如何使用眼睛不可。(17)这就是说，工具的有效应用主要取决于人的需要和目的。由此可见，胡克夸大工具的作用，实际是夸大人的作用，夸大人的主观意愿的作用。这样，工具赋予外部世界的存在以意义，归根到底是使用工具的人赋予外部世界的存在以意义。显然，胡克的这些议论与杜威所鼓吹的自然只是我们所经验的自然、经验之外的自然是没有意义的观点是定全一致的，本质上都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不过，为了与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区别开来，胡克有时也承认在人之外的世界的存在。但是，他仍认为在人之外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世界只是一种混沌不清、顽冥不化的存在。这种存在只能作为一种“须加注意和避开的对象”，而不能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对象。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对象只能是人化了的世界，亦即人通过工具所塑造过的世界。这样，胡克最终仍然没有超出主观唯心主义的范围。这也正是胡克所力图建立的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实质所在。
三、工具主义的认识论
胡克在其工具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具主义的认识论。他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主要在于说明和论证思维的工具性，并揭示思维在其中进行活动的客观环境的某些特征。这是对杜威的工具主义理论的进一步论证和发挥。
正如在本体论方面，胡克反对传统哲学把哲学的一个主要问题归结为一种“存在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一样，在认识论方面，他也反对传统哲学把哲学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归结为一种“认识的二律背反”的问题，即主观能否认识客观、思维能否反映存在的问题。正因此，他一方面反对有些人把思维看作是存在的机械反映，看作是“隋性地反映着物理形象的隋性的动作”，认为这实际上是把存在看作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机械装置，是一个业已结束了的体系，从而把思维活动看作只是发现事物现成是什么，而不是发现事物会变成什么。然而，存在并不是一个完结了的结构，而是尚在生长中发展中，而从思维的活动也并不是发现事物现成是什么，而是发现事物会变成什么。因此，把思维看作是与物理的“反映”相类似的机械反映，就是把思维的活动当作是预先命定下来的，只是实现着早已潜置在一个潜存的胚胎之中的东西。这样一来，思维也就成了一种卑不足道的复制品，或一个无所谓的附带现象。另一方面，也反对有些人把心灵看作象是女巫的一个大釜，把世界和世界万物看作是在这个大釜的蒸汽中出现的幻影，认为这实际上是把思维看作是超越的或先验的。然而，“如果把思想看作是超越的或先验的，那么，所有讨论都要在思想怎么能够是实践的这一问题上掉进陷坑了”。(18)所以，不论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诺伐里的魔术唯心主义，都是在不同的形式下把认识的条件和条件的认识二者混为一谈了。胡克声称，与上述这两种传统的错误看法相反，实用主义是一种介乎中间的看法，和一切妥协的方案一样，必须同时在多条战线上作战。
应当承认，胡克在这里看到了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把思维看成是照像式的机械反映的错误，也看到了传统的绝对唯心主义把思维看作是先天的理性真理的荒谬。然而，他在反对这两种错误时，并没有使他的认识论真正成为“一种介乎中间的看法”，成为一种超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外的理论。因为他在批判传统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直观反映论的时候，把反映论的一般原则等同于这种直观反映论而一起否定掉。如前所述，他强调实用主义“把感官印象解释为事物被说成和被看成是什么的验证和记号，而不是事物本来是什么的显示”，(19)又强调“所有科学的和形而上学的解释，都是对一个自然事实的穷尽无遗的描述，因此，无尽无休地问‘为什么’，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理智的需要或实践上的需要，毋宁说是一种有害的语言习惯。”(20)这就是说，科学只能描述事实，而不能揭示事实的本质，只能问“是什么”，而不能问“为什么”。也正因此，他把科学发现的初步逻辑看作是“一种碰撞、一种摸索、一种猜测、一种回忆和一种习惯化”，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结构或秩序的认识是在震惊中诞生、靠猜测而加强、并通过习惯而固定的。”(21)所以，尽管胡克有时也公开反对传统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但实际上他所反对的主要是把思维看作是存在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哲学。
正是从上述观点出发，胡克把思维看作是一种工具。在他看来，既然思维不可能是一种附带现象，也不可能是一种超越的或先验的东西，那么，它就“必须毫无异议地承认自己的身份就是一种工具－－一种在特定情况下不断力求达到更大功效的工具”。(22)胡克认为，只有对思维的性质作这样的理解，才能避免“认识的二律背反”，从而也才能克服以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片面性。
为了说明思维的这种工具性质，胡克详细地考察了思维活动的特点。他认为，思维活动和机械工具具有许多非常类似的特点，即它们都是为了排除疑难而产生，都是一种中介，都具备某些先前的知识，都具有某种一致性，都存在着一种“有生的契机”，都体现着经验的社会特性，都可以转而为审美和享受的目的服务，等等。因此，思维和机械工具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工具”，只不过它是“一种更高的特殊类型的工具”，一种运用符号进行操作的工具。
为了进一步说明思维的这种工具性质，胡克还着重考察了思维的一般所指。他认为，正象机械工具一样，思维作为一种工具也具有三种所指：(1)思想对某种非认识的经验来说是一种工具，这仅仅意味着，认识的经验是在某种成问题的情境中及其预期能得到的解决之间最卓越地起中介作用的经验，是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2)思想就其本身的机能活动方式来看，并且正由于其机能活动方式是一种工具。思想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机体反应，就在于记号是它的适当刺激，引出结论是它的特殊反应。怀疑、推测、有控制的操纵事物等，都是进行证实时随之产生的过程。思想之所以比物理的工具更具有适应性，就在于它能迅速而自动地调整以适应事先未预见到的困难。(3)思想是这样一种工具，它的运用是由自然中一定的结构组织来决定的。这些结构组织对思想的关系，也正是光的规律和物理媒介物的特性对光学工具的关系。但是，自然的决定因素是必要条件，而决不是充足条件。因为自然结构的事实虽然指导着人的一连串思维活动的发展方向，但是人的思想究竟选择那个方向发展，却不是自然结构的事实所能决定的。
总之，胡克和杜威一样，把思维看作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在特定的情况下不断力求达到更大功效的工具”。既然在胡克的工具主义理论中，思维仅仅是这样一种工具，那么它的使命自然就不在于如实地反映客观实在，而在于有效的操纵事物，改造环境，使之服从于人的目的。因此，他反复强调，思维的作用并不是呆板地去复制外在的对象，而是“把分散的暗示贯穿起来，操纵事物，在心中重构情境，以便发现那些在空间上遥远难及和在时间上过去很久的东西。”(23)显然，胡克对思维的这种解释，同杜威把思维归结为控制环境的工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既然思维、认识只是一种操纵事物、改造环境的工具，那么真理当然也是一种操纵事物，改造环境的工具，一种更好的或更有效的工具。正是基于这种观点，胡克和杜威一样，认为判断一种观念、命题、思想是不是真理，不是看它是否能够正确反映客观实在，而是看它在操纵事物、改造环境中是否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它能够产生预期的效果，便是真的、好的；否则，便是假的、坏的。因此，他说：“我们不问工具怎样能和它施用的对象相一致，因为，唯一可以理解的答案，只能从结果和成就的角度提出。坚持任何其他答案都将是十分虚妄的”。(24)“就观念来说，正如就工具来说一样，……答案就在工具和观念同样产生的后果和结果中”。因为“观念的最后力量和意义是表明或存在于它的指示作用中。观念遭受排斥，是和工具被人丢弃或替换出于同一原因的，那就是，或者因为它们引向绝境，或者因为它们有产生我们既不企求，也不期望的结果的趋势，而且，如果我们想要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空谈，我们就不能接受这种结果”。(25)就命题来说，也是一样，“凡命题都视其最后效果如何而或被接受或遭拒绝”。(26)由此，胡克强调，观念、命题的“形式上的一致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形式上的一致性，自以为强调显著的事，对确定真理来说，虽然永远是必要的，却永远是不充分的，”(27)甚至“认真说来，……一致性也许没有客观存在着的标准”。(28)总之，在他看来，效果是真理标准，是鉴别真理的尺度。只要一个观念、命题、思想能够指导实践，产生预期的效果，它便是真的、好的；反之，便是假的、坏的。所以，“真理是一件观察结果的事”。显然，胡克的这种观点，同杜威的“真理即效用”的真理观是完全一致的。
应当承认，胡克肯定真理能够指导实践，产生预期的效果，这本身并不能算错。因为唯物主义也承认，真理的功用，就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实际行动，使之取得成功。胡克的错误在于他把真理的这种作用和效果同真理的客观基础割裂开来，片面夸大了前者而抹杀了后者，以致于陷入了唯心主义。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29)胡克正是这样的唯我论者。
四、工具主义的方法论
胡克在其工具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工具主义的方法论。他的工具主义的方法论，主要在于探讨思维作为工具来运用的一般规则及具体过程。这基本上是继承和发挥皮尔士和杜威的思想。因此，他的方法论亦称为科学探索方法或科学逻辑。
胡克在阐述其工具主义的方法论时，首先强调把思维作为工具来运用主要在于指导行动和探索，确立行动和探索的，并供认他的这种观点是承袭皮尔士关于指导原则一般规则。他称这种一般规则为指导原则，并供认他的这种观点是承袭皮尔士关于指导原则的理论。胡克认为，皮尔士同大多数现代逻辑学家一样，把人们在作出结论时多少自觉地遵循的原则称为推理规则，但他对这些推理规则作了新的解释，即他不是象大多数现代逻辑学家那样把这些推理规则解释为与经验内容无关的抽象原则，而是把它们解释为“经验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引导或指导原则”。换言之，“它们不是被解释为直觉，而是被解释为思想习惯，经证明对调整、改变和改造我们的环境有效后，在实践上成为固定的和标准的。”(30)这就是说，在皮尔士那里，人们在作出结论时自觉地遵循的推理规则被解释为指导原则，即“决定着从一个判断过渡到另一个判断的思想习惯”，(31)或者说“决定这个推理或那个推理的特殊的心灵习惯”。至于“习惯是好是坏，要看它是否从真前提中得出真结论”，而一个推理是否被认为确实可靠，也要看决定推理的习惯一般是否引向真的结论。(32)皮尔士把这样的公式称为“推理的指导原则”。由于皮尔士所说的指导原则是一种思想习惯，而思想习惯是一种引导或指导行动的规则，亦即信念，所以习惯决定推理也就是信念决定推理。换句话说，推理是为了确立引导或指导行动的信念。这样，确立推理的指导原则归根到底也就是确立引导或指导行动的信念。胡克接受了皮尔士的上述观点，即“把推理规则当作活跃于实际探索中的指导原则的解释”，(33)并同皮尔士一样把确立指导原则或者说确立指导行动的信念看作是思维的唯一功能。他说：“当实际的思维不能引导我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时，或者用皮尔士的话来说，当它不倾向于信念的建立和固定时，它就走入岐途。”(34)
由于胡克把寻求指导原则看作是思维的唯一功能，所以他十分重视对指导原则问题的研究。在《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一书中，他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现就其中最主要的观点作一扼要介绍。
首先，指导原则并不是主观设定的，而是有其客观基础。胡克说：“‘指导原则’并不是我们通过意志的努力养成的习惯，正如我们不能凭思想使身长增加一腕尺一样。它们具有那种反映着并随后改变着自然环境的组织的生长的性质”。(35)换言之，“任何一个习惯，都涉及特定刺激和特殊反应的性质，而指导原则是从一系列分散的、初步的有机体反应中结晶出来的某些习惯。因此，指导原则，即任何逻辑理论机体的解剖，不能和环境的结构特征分开，如继续用这比喻的话，这个机体就在这个环境中滋长，并且能够从事选释和变形。逻辑规律是以某种方式同存在世界中某些机能的和结构的不变因素联系着的。”总之，“思想的指导原则是和事物的行为分不开的”，(36)是以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为此，他反对脱离实际的逻辑直觉主义，认为它不能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去，不能解释任何事情。显然，胡克的这些议论具有一定的实在论的倾向。
胡克还认为，承认指导原则所依据的客观基础，承认它要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的支配和制约，用他话说，承认“存在”的强迫或“自然事实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对确定可能的科学探索领域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科学本来是研究那些可能取得普遍的同意的判断的”(37)在他看来，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时，虽然各个人的出发点不同，所遵循的理论原则不同，但是只要他们按照科学方法，共同协力，最终必然会得到一致的意见（即与实在符合的真理）。因为科学研究的过程必将用一种外在的力量，引导他们达到同一个结论，他说：“无论初步的发现是多么的各不相同，无论辅助的假设是多么截然相反，科学家们自认的信念是，共同协力的探索将借着潜在于他们遵循的科学方法中的前进的力量使他们得出相同的最后结论来。”(38)他并引用皮尔士的话说：“注定（即一定）为所有从事研究的人最后同意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而在这种意见中所表现的对象就是实在”。(39)胡克宣称，这个关于某种最后实在性的概念，不仅是一个规范性的理想，而且能够使我们突破意识的法则或“自我中心的范畴”的魔术圈子，对科学的客观性寄予信心。在这里，胡克肯定科学研究必须凭借外在的力量，并且正是这种外在力量才引导持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真理的客观性。
但是，由于胡克把真理界说为所有研究者普遍同意的意见，因而他所说的“在这种意见中所表现的对象就是实在”，也只能是把大家都同样感觉为实在的对象当作是实在的。其实，胡克自己就明确说过，虽然最后的意见的对象并不依存于任何个人的意见，但却并不必然不依存于一般的意见。这样，他就背离了他在论述指导原则和科学研究中所具有的实在论的立场，表现出唯心主义的倾向。实际上，这与他在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是相一致的。也正因此，他把思维的唯一功能看成仅仅是确立指导原则或者说确立指导行动的信念，而否认思维的根本任务在于正确认识客观世界，从而改造客观世界。
其次，指导原则并不是抽象原则，而是控制原则，胡克认为，虽然思维不能脱离自然，但它的出现是必要的，以便把某些存在的操作方式或用形象表示的自然型式纳入意识中，并且按照它必须承认和决定其运用的可能性的规律改造情境和重新引导环境的流动。[40]因此，“当那种思维引导我们或曾经引导我们达到满意地解决一个问题时，我们的思想必须遵循我们确在思考或曾经思考的形式。(41)换言之，“当实际思维比起任何其他想法来更时常地导致全面改造一个经验时所具备的那些形式，就是我们在同类的个别事例中所应当遵循的思维原则。”(42)胡克这里所说的思维原则就是指导原则。他强调，思维的指导原则既不是超验的，也不是先验的，而是从经验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用以解决经验中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思维的指导原则看作是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工具，并且认为这种改造和控制是通过行动而完成的。他说，如果我们对环境刺激发生反应的习惯显示着“考虑到”一个计划在我们对之发生反应的东西之中，那么，随着作为必然结果的是“任何关于自然是什么的问题，……都要求参照我们的某种‘作为’或‘行为’来解决。”(43)又说，“凡是思想的结果对有机体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我们总是通过最后所做的而不是通过所说的来认识思想的要旨的。”(44)由此，他宣称，“在生活事务中，指导原则就是控制原则”。(45)胡克在阐述中十分强调思维的指导原则不是脱离实践活动的抽象教条，而是人们操作事物时在理智上所运用的工具，是人的行动的工具。他宣称，“实用主义实在论坚持，必须把心灵理解为事物和事情自然联系中行为的方式或结果”，(46)而“把思想看作某种在事物和事情之中进行的东西，当着一种充满着影响欲望和目的的悲剧性或喜剧性的后果的过程，能使我们阐明逻辑的工具理论的主要立场。”(47)在谈到作为逻辑思维形式的范畴时，胡克也强调范畴是工具性的，是经验的辅助手段，借着它们的操作事情可以得到安排和控制，并且认为“它们之所以享有特权，并不在于它们比那些不被选择的特性居于更高的地位，而在于它们对解决问题、表示兴趣以及为促进那些兴趣而重建情境来说可更有效地用作工具。”(48)总之，思维及其指导原则是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工具。显然，胡克的这种观点是对杜威的思维是控制环境的工具主义理论的一种描述，不过，这是在吸取皮尔士的信念理论的基础上的一种描述。
胡克的上述观点，突出了思维与行动的联系，强调思维的作用在于指导行动，为行动确立指导的原则，这对于批判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辩，反对理论脱离实际，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由于他否认思维是对于外部世界及其客观规律的反映，因而他所说的思维及其原则对人的行动的指导作用，就不是指人们根据正确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仅仅是一种应变的对策。同时，他又把思维及其指导原则归结为有机体对环境刺激发生的一种反应，抹煞了其社会特性，从而也抹煞了人的实践与动物的行为的根本区别，把人在正确认识指导下的实践与动物的本能地适应环境的活动混为一谈。这样，那里还谈得上思维及其原则对实践的指导呢？
第三，指导原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经验而发展的。胡克认为，思维的指导原则不是绝对不变的教条，而是“随着我们从一种题材转到另一种题材而有所改变”，(49)因此它必须“断然放弃自以为是最后的定论的主张”，(50)放弃“设定一个绝对的保证，认为它适合于所有的时间和地点。”(51)在他看来，既然思维的指导原则不是最后的定论，也不提供绝对的保证，那么它在实际运用中就只能看作是一种假设。然而，任何一种假设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真，而可能包含有错误，因此都要接受经验的检验，他说：“只要科学是在成长中，就没有一个假设整个的可以说成必然是真的”。(52)“从科学的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不把一个推论当作确实可靠的结论，除非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检查而最后得到证实”。(53)同样，“我们怎样确定一个命题是否假的呢？并不是靠直觉的一跳，而是靠……，在某种被经验到的周围联系中得到证明”。(54)因此，他宣称，指导原则的实用主义实在论是“通过概念的具体的和外在的效应的级数来达到概念的明确性”。(55)但是，胡克认为，实际运用中作为假设的指导原则，一旦经验检验认定它为无效的，那就得修正它或抛弃它；即使经验检验认定它为有效的，那它也得随经验的发展而改变。总之，任何作为指导原则的概念、命题、思想、理论，都不是绝对可靠的，“它们成功的可能性蕴涵着它们失败的可能性”，这就是它们“可以被补充、限制和抛弃的原因。(56)因此，他声称，“没有绝对的和普遍的确实性，因为存在并不是整块的”，(57)科学的实用主义“使寻求第一原因和最后结果的努力归于无效。”(58)胡克的上述观点，是对皮尔士的“可错论”思想的进一步论证和发挥。
胡克的上述观点，主要在于说明作为指导原则的思想，理论并不是最后的定论，不变的教条，而要随着经验的发展而改变，从而强调科学知识需要不断进步和发展，反对固步自封和停滞不前。显然，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胡克同皮尔士一样过分强调思想、理论的可错性，因而他在否定它们的绝对的确实性和普遍性的同时，也往往否定了它们的相对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否定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走向了相对主义。
胡克在阐述其工具主义的方法时，继而又强调把思维作为工具来运用还在于确立行动和探索的一般模式或程序。他称这种一般模式或程序为科学探索的基本模式或合理的程序。
胡克认为，人们在成功地解决人类经验中的问题和困难时，采取了一些合理程序，而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就是对这些程序的系统思考和加工的结果。他把这些程序概括为三步：(1)理解观念想要阐明或调整的那些问题和任务中的要点和困难；(2)觉察到从哪里开始，知道观念假定适用的方向；(3)至少隐约地预想所希望的终极目的或解决，因而有充分的可能去检查观念的最后的适当性。(59)他后来在《自然主义与第一原理》一文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描述。他说：“如果我们想获得新知识，自然主义者说，我们必须遵循科学探索的基本模式－－看出问题所在，陈述假设，作出推论，执行实验，并进行观察。”(60)这实际上是对杜威的实验探索方法（思想五步法）的复述。也正因此，他并没有作更多的解释和发挥。不过，有几点须要加以说明。
第一，胡克认为，他的科学探索方法是以先进科学的方法为模式的科学方法，因而是“一个可能的探求关于事物本质的真理的方法”。(61)尽管遵循这种方法并没有使我们获得新知识的逻辑必然性或保证，但却能说明这样的行动是合理的。哲学这个理智事业的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回答人的行为是合理的或理性是什么意思。为此。胡克建议应当把这种方法推广到一切学术领域里去，特别是推广到那些还没有能满意地解决任何事实问题的学术领域里去。因为这种方法将为它们提供进行探索的途径。
第二，胡克认为，思维的产生是为了排除疑难，把有问题的情境转变为问题解决了的情境。然而，思维在排除疑难的过程中，即各个阶段或各个步骤中，则须遵循它所确立的原则，即指导原则。胡克这里所说的思维排除疑难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索的过程。因而，科学探索的过程也就是指导原则具体应用的过程。
第三，胡克认为，任何一个习惯，都涉及特定刺激和特殊反应的性质，而指导原则是从有机体的一系列反应中提炼出来的某些习惯。这样，思维排除疑难的过程就是人这种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过程，从而科学探索的过程也就是人这种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过程。胡克绕了一个圈最后又回到了杜威的老路。
应当承认，胡克的这种源自于杜威的科学探索方法，特别是其科学探索的基本模式或程序，包含有某些合理因素。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必要的思维过程，与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发展相一致，同时，对于批判从先验原则出发的唯理论和把经验等同于感觉的经验论也有积极作用。然而，他的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工具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的，其认识论排斥了认识的客观性，因而他所提出的这种方法也失去了客观性。所以，尽管胡克的科学探索方法包含有某些合理因素，但还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
注释：
①(11)胡克：《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序言，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②④⑥⑦⑧⑨⑩(12)(13)(14)(15)(16)(19)(20)(23)(26)(28)均见胡克《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2辑，第一章。
(17)(18)(22)(24)(25)(27)(34)(41)(42)(44)(47)(49)(50)(51)(59)《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2辑，第二章。
(21)(30)(31)(32)(33)(35)(36)(37)(38)(39)(40)(43)(45)(52)(53)(54)(55) 《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2辑，第三章。
(46)(48)(56)(57)(58) 《实用主义的形而上学》，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2辑，第四章。
③胡克：《杜威－“生长”的哲学家》，载美国《哲学杂志》第16卷，第26期。
(29)《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9页
(60)(61)胡克：《自然主义与第一原理》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