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和把握政府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需求论文,正确理解论文,关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需求角度分析，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总消费、资本形成总额（总投资）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从改革开放20年（即1979年至1998年）的长期考察，上述三大要素中，总消费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占50%；其次为资本形成总额（即总投资），占35.6%；净出口因素最小，占14.4%。这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在1979年至1988年的10年间，国内需求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9.3%，净出口的贡献率还不足1%。90年代以后，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步增加。1992年至1997 年的6年中，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4.3 %、 39.9%和15.8%。其中1993年至1995年的3年间， 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超过最终消费（总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0.56%、42.80%、55.39 %； 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6.66%、27.20%、37.94%）。与投资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期间我国消费需求增长平稳，“消费热点”缺乏。 1992 年至1997年最终消费平均每年递增9.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14 %的增长速度，也大大低于GDP增长速度11.5%。1998年， 面对经济增长率下滑（第一季度为7.2%，第二季度为6.8%），出口贸易严重受挫（出口贸易增长从1997年的20.9%下降为1998年的0.5%）， 促使政府不得不加大投资力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地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而其主要途径是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因为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在相当程度上是结构性失衡引起的。而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功能，使之作用于产业结构建设，是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的有效途径。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经济，要求我们对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建设，要在充分运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手段基础上，发挥国家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的作用，即运用财政政策工具，解决好市场失败所可能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以保证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变在合理化的轨道上逐步实现有序升级。
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财政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各国政府惯用的刺激经济回升的重要手段。在目前我国出现买方市场、居民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再考虑到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和新增长点的培育需要较长的时间，而货币政策在结构调整上的局限性又较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财政投入，促进结构建设的合理化，的确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用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突破口来启动经济增长，其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从资金供给的角度看，今后能否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不能不受到财政收入和财政赤字的约束，也会受到银行资金中存在不良贷款的影响。从政府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关系考虑，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同扩大消费需求一样，也要受严格的市场约束。消费无市场与投资没有好项目，是相互联系的。从根本上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需求的增长，投资不可能无限制地自我循环下去。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增加政府财政对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的特殊重要性，也要认识到其对经济总量影响的有限性。在一般情况下，在总需求的总量和增量中，固定资产投资约占1／3的份额，而消费则占50—60%，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远不如消费增加1个百分点的影响大。1997年，农、林、水、能源和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的增幅明显高于其他投资，但其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不足30%。在当前扩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时，要注意防止两种现象出现：一是在投资增加的同时，出现消费滑坡；二是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增加时，出现其他投资的滑坡。一般地说，后者对经济总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前者，如果后者出现较大幅度滑坡，往往是很难弥补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扩大内需，应当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扩大消费需求两个方面。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1998年的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中，投资拉动就占63.1%，就是说，在7.8%的GDP增长中，投资拉动高达4.7%。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 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新的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不仅如此，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说是行政力量的推动。这种行政力量的推动，在短时间内，有利于阻碍经济增长率下滑，刺激经济的回升，但经济启动后的正常运行，则必须有消费需求增长的配合，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
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尽管银行存款利率一再下调，居民的货币收入也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但199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仍比1997年增长17.1%，1999年2月又比1998年同期增长18.6%。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1）居民预期收入下降。近年来，由于商品市场平淡， 产品销售不畅，企业效益下滑，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有所下降，减收户比重有所扩大；在农村，受农产品价格跌落、乡镇企业生产效益滑坡、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减少等因素影响，农民人均纯收入出现增幅回落（1990年至1998年均增长5.3%，1997年增长4.6%，1998年增长4.3%）。 这种状况不仅制约了人们的即期消费，而且使其对未来收入前景的预期有所下降，使消费行为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即尽量减少开支，增加货币储蓄。（2 ）居民预期支出上升。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企业提供保障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不断增多，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必须多多存钱。（3 ）虽然城镇居民的消费重心已由衣、食、用明显地转向住和行，但由于福利分房制度的滞后影响，住房售价过高，职工收入偏低，住房信贷不完善，房地产市场发育不充分，交易费用过高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住宅消费的发展。轿车进入家庭也同样受到消费信贷和税费过高以及城区道路建设滞后、停车场地不足等问题的困扰。再加上市场物价持续走低引起的“买涨不买落”的心理效应，也使得广大居民群众持币待购和储蓄倾向增强。
我国是一个拥有12.5亿人口的大国，潜在的市场容量是相当大的，为何在人均GDP只有700多美元的情况下，就出现买方市场呢？这种需求压抑型、结构失衡型的早熟买方市场，是和70%的人口在农村这个城乡结构分不开的。目前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标志是非农业化、城市化。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集国内外诸因素，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走了一条有别于一般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加上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压抑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过分滞后于工业化。1980年由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所代表的城市化水平，在发达国家为72%，欠发达国家为30%，我国仅17%。目前，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为45%，其中发达国家75%，发展中国家38%，而我国仅30%。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大约相当于世界50年代前期的水平，仅相当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0美元左右国家的水平。 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近半个世纪。城市化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着市场容量的扩大。目前我国农村消费水平滞后城市约15年。十几种耐用消费品的综合普及率在城镇为60%，在农村只有10%。如果把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就需要洗衣机1.58亿台、电冰箱1.48亿台、彩色电视机1.68亿台，就可以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增长2—13倍。据有关专家测算， 我国城镇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可以拉动GDP增长2个百分点。
当前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由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居民存款大多数为短期存款或者活期存款，致使储蓄难以转化为长期投资，通过银行发生的间接融资难以扩大资本市场规模。而1999年发行的国债分别为三年期和五年期，通过发行国债集中到政府手里的资金，完全可以用于中长期投资。这对于增加政府可支配资本，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前几年政府采用得更多的是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但由于货币政策及其有效性的局限已很明显，因此政府转而更多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向银行发行国债使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是一种直接融资方式，它不同于经过银行使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间接融资方式。但靠政府财政投资来扩大内需，也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的暂时政策，重要的是如何带动民间投资，尤其是启动消费需求，从而达到投资和消费“双轮”驱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缺乏拉动力。居民踊跃购买国债，无疑是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力支持，但这种行为本身属于储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居民在踊跃购买国债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储蓄倾向，是消费倾向很低的具体反映。1999年发行的500亿元国债在几天内一售而空，这一方面意味着政府投资将增加，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民间消费将继续滞缓。在我国，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80%左右，占国内总需求的50%左右，扩大消费需求对于扩大内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我们无法扭转消费增长乏力的局面，就很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说，消费需求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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