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工党二战后长期在野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党论文,澳大利亚论文,探析论文,战后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大利亚联邦工党正式成立于1901年。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各殖民地即以不同的名称建立了工党组织。作为最早成立的政党，工党一直是澳大利亚政坛中的一只重要力量，在二战前的1904年、1908年、1915年、1917年、1929年曾5次在联邦执政。二战爆发后，工党又于1941年、1943年、1946年三度上台执政，但在1949年12月因国有化问题下台后，屡战屡败，远离联邦政权达23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又重新上台执政。
工党长期在野原因颇多，归结看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 “冷战”及澳大利亚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二战中社会主义苏联曾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但在战后不久这种合作便告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又凸现为主要问题。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冷战局面的正式形成。在东西方冷战日趋加剧的情况下，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浪潮。在澳大利亚国内，由于战时澳共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在战后有了相当的发展，澳共党员达到2.5万人，而且对社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在大选中得票率已接近3%。①战后初期，共产党在几个大的工会中，如煤矿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钢铁工人工会、海员工会、金属板工会等占据主导地位。澳共还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分析、研究澳大利亚问题，一时颇有影响。而此时的澳大利亚政治中，工党的主要竞争对手统一党已因1941年和1943年大选中失败而导致组织上的瓦解，1944年由原总理孟席斯等成立的澳大利亚自由党便成了其合法继承人。为了取得大选胜利，自由党利用战后的冷战气氛，特别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大资产阶级对战后工党政府国有化政策的不满以及战后共产党领导组织的一系列罢工等大做文章，适时提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乡村党作为其盟友，也奉行强硬反共方针。在孟席斯自由党的蛊惑性宣传下，许多选民认为以工会运动为基础的工党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因此对工党深怀戒心。结果工党在大选中败北，由自由党和乡村党组成联合政府。
上台后的孟席斯政府继续推行反共方针，并采取多种手段来打击、瓦解工党。1950年4月，孟席斯向联邦议会提出关于解散共产党的法案，宣称共产党企图以暴力手段颠覆澳大利亚政府，因而属于非法组织，应予以解散。同年10月，法案获得通过。但法案遭到澳共及一些著名工会和民主人士的反对。它们联名上诉至高等法院，一些工党领导人也对此持反对立场，工党领袖伊瓦特也在联邦高等法院为共产党辩护。在此情况下，1951年3月，联邦高等法院以联邦议会无权解散共产党为由，判决该法令无效。但孟席斯政府并未因此罢手，不久又利用苏联住澳大使馆三等秘书彼得罗夫要求政治避难一事大做文章。尽管如工党领袖所说的那样，该事件只是孟席斯政府在联邦选举前蓄意安排的一个阴谋，试图以此指控工党领导人里通外国，从而达到打击工党和镇压共产党的双重目的，使自己继续执政，但工党也因此在大选中名誉扫地，遭到惨败，保守党再次获胜。
解散共产党法案和彼得罗夫案件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工党长期分裂。受天主教教会支持并在战后迅速发展的工党内部的右翼“产业集团”组成反共十字军，并公开指责工党领袖伊瓦特。在1955年3月的工党代表会议上，禁止“产业集团”活动的决议得到批准。随后，右翼分子相继被各州工党开除。在维多利亚，被开除的右派分子于1955年4月成立“反共工党”。在新南威尔士，被开除的“产业集团”的成员于1956年成立“民主工党”；昆士兰工党右翼则于1957年另行成立“昆士兰工党”。1957年，“反共工党”和“民主工党”合并，仍定名为“民主工党”。该党的成员多为天主教徒，并得到“天主教社会研究运动”和墨尔本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的支持，故其又有“教会党”之称。按照天主教公认的教义，凡是信仰天主教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投除共产党以外的任何一个政党的票。可事实上，许多主教和教区牧师鼓动教徒不要投伊（瓦特）字号工党的票，而且积极活动支持“民主工党”，这就使一向靠天主教支持的工党的选民基础大打折扣。同时，作为一个政党，民主工党也参加联邦选举。一般说来，民主工党在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等州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在参议院搞到一两个席位。尽管在1958年和1961年的联邦大选中他们曾赢得9%的选票②，但除了昆士兰州外，在其他州的众议院里却连一个席位也没有捞到。然而，“民主工党”的出现却对工党影响极大。因为，“民主工党”主要是一个反工党的政党，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让工党上台执政。虽然它也拒绝与自由党—乡村党政府合并，但它明显是政党体系内反工党圈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主要在于把第二优先的选票给自由党或乡村党的候选人，从而削弱了工党的支持基础，大大巩固了自由党—乡村党联盟的执政地位。据澳大利亚学者麦克瑞思估计，1958-1969年民主工党第二优先票中的81.5%都给了联盟党，只有18.5%给了工党③。这样一来，这份额外的礼物就成了影响力量对比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多年中联盟党一直把持联邦政权一部分也是靠了这个党的“忠诚”。
二、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是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即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起飞时期。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对澳大利亚发展经济十分有利。二战使英国进一步削弱，从而使澳大利亚最终摆脱了英国的控制。同时，在战后，日本大规模购买澳大利亚矿产品和农产品，美国又扩大对澳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又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广大的市场。所有这些都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使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1972年联合国公布的数字，1969年澳大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10位，人均收入居世界第8位，被列入富裕国家之列。④
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二战以前，澳大利亚经济高度依赖农业部门，农业产值占出口的3/4以上。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刺激，澳大利亚转向以制造工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制造业生产迅速增长，为其加入工业发达国家创造了条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战前，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到20%，到1960-1967年占29%，并在60年代一直保持着这个水平。农业生产虽在战后得到继续发展，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急剧下降，从战前的约23%降至1960-1961年的约13%，而且在60年代继续下降，到1970-1971年仅约占7%。而服务业部门则一直稳步上升，到1970-1971年约占63%。到1977-1978年，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农业占5%；矿业占5%；制造业占20%；服务业占到约70%。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引起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字，1981年5月，各产业部门雇用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为：农业占6.4%；矿业上1.5%；制造业占19.4%；服务业占72.7%。⑤这就说明，随着传统产业的没落，新兴产业的崛起，蓝领工人人数大大下降，白领阶层人数迅速上升，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队伍。这些人由于收入较高，生活较为安逸，所以不希望因社会的剧烈变动影响到自己这种地位。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专家艾特肯在20世纪60年代曾就政党和阶级关系专门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70%多的中间阶级选择自由党。虽然仍有70%以上的工人阶级首先选择工党，但有1/4强的视自己为工人阶级的人却将自由党作为选择对象。这表明，工党传统的支持基础正在削弱。政治学家卡特林和迈克弗兰在合著的一本著作中对此有很清楚的说明：“今日澳大利亚的社会民主正迅速向‘技术专家’的工会主义占优势的地位发展，议会和行政机构日益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据……”。⑦但在这种情况下，由工会官员占多数的联邦大会和执委会无视多变的形势，在纲领政策上仍坚持传统主张，继续强调自己工人党的特点，把自己看作一个工会的党，将工人和工会的立场放在第一位，这就势必疏远中间阶层的选民，自然也就削弱了工党的选民基础。
三、澳大利亚社会政治传统的影响
澳大利亚1788年1月26日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早期仅作为英国国内罪犯的海外监狱，1830年起停止遣送罪犯，并正式开始向这个大陆移民。因此，与当时英国的其他殖民地，如新西兰、南非、加拿大等相比，澳洲沦为英国殖民地后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即犯人流放殖民地时期(1788-1830)和公民殖民地时期(1831-1900)。
所谓公民殖民地时期，从经济和政治意义上讲就是民族情感逐步增强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时期。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人民即经过斗争赢得了1847年和1850年的《自治法大纲》，并根据《自治法大纲》建立起了代议制政府和立法议会，在部分地区也废除了流放制。但在当时，英国政府仍拥有控制土地和委任高级官吏等权力。即便是殖民地的立法议会实际上也没多少立法权，如通过的法律不得与英国法律相抵触，且1/3议员由英王指定，甚至有的殖民地的立法议员全部由英王指定。澳大利亚人民对此十分不满。在19世纪50年代黄金发现、移民增加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促动下，各殖民地人民强烈要求实现真正自治并建立两院制议会。在各殖民地社会上下一致的压力下，英国议会于1852年做出决定，授予澳大利亚东部各殖民地政府自主支配区内公有土地及任免高级官吏的权力；同意进一步实现宪政改革，建立起自治责任政府。1853-1854年间，东部四个殖民地，即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即原来的范·迪门地区）的立法会议根据英国政府的指令，分别成立了宪法起草特别委员会，草拟了各自的宪法，并于1855-1856年间得到了英王的批准。四个殖民地的宪法都规定采用与英国类似的两院制会议，以取代原有的部分选举的立法会议。各区的内阁政府对议会负责，故又称责任政府。
以责任政府为核心的民主自治运动培育了澳大利亚人的民主传统和民主情感。这些传统和政治理念也在澳大利亚立国后的社会政治发展中充分体现出来，即：宪法、议会、选举、民主、改良。因此，对任何在议会民主体制下的政党来说，选举胜利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上台执政，没有必要的政治权力，进行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若想上台执政，就必须获得选民的支持，而要获得选民的支持，就必须顺应大多数选民的愿望，抛弃或淡化为许多选民所不喜欢的国有化或其他较为激进的纲领政策。正如前工党领袖和政府总理霍克在其自传中所总结的那样：“澳大利亚是一个由30年代大萧条中出生的孩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组成的社会。这两部分人都寻求一种安全感和适度的繁荣。”⑧他们不希望因社会的剧烈变动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只可能接受在基本保持现状的情况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进行一些实际的改良，即“对资本主义进行复杂的控制而不是毁坏它。”⑨
四、工党组织结构及与工会关系的影响
工党在组织结构上存在着为对手所攻击的缺陷。澳大利亚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联邦执行委员会。工党议会党团作为议会内部的工党组织，接受联邦执委会的指导。在联邦工党成立后的一个相对长时期内，联邦执行委员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工党议会党团在很多方面受制于联邦执委会。在联邦执委会内部，主要权力都被党内官僚和工会官僚所垄断，甚至党的领袖及其副手只有得到邀请，才能参加联邦执委会会议。特别是在1963年，工党领导人卡尔韦尔和惠特拉姆站在会议厅外面，等待着联邦执委会做决定，更成了自由党攻击工党的天赐良机。尽管执委会最终允许党的领袖和他的副手参加工党联邦执委会，但仍没有表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工党被反对党和选民描述为一群没有责任感的工会职员，无法对事件、问题及选民的要求及时作出反应，不适合走中间道路。
同样，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也使其他阶层选民对工党怀有戒心。与同时期欧洲成立的同类政党不同的是，澳大利亚工党不是先于工会的形成而出现，而是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工会不仅在工党建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通过各种联系实际上从属于工党。在强大的工人运动的支持下，工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几个小联盟发展为在议会中拥有众多议员、在社会上拥有广泛支持的大党。虽然工党也吸收个人党员，但数量有限，90%以上的党员由工会会员提供的。⑩工会和工党的许多领导人也交叉任职。实际上在工党成立后一个世纪以来，工党的著名领导人绝大部分出自工会，如在第一届联邦政府中，工党议会党团主席沃森同时也是当时澳大利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前任工党领袖和政府总理的霍克在1969年至1980年间曾长期担任澳大利亚全国工会——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主席。在财政上，工会是工党最大的支持者，工党的日常活动经费和竞选经费主要来源于党费和工会理事会的集体捐助，没有工会的经济支持工党就无法生存。这种状况就必然使工党在思想原则和政策实践上受到工会的重大影响。事实上，自工党成立以后，工人和工会的需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占据着工党纲领或政策的核心地位。工党与工会的这种特殊关系其实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政党制度与阶级分层关系的具体体现，即在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支持较为激进的工党，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大多则支持较为保守的自由党或乡村党。毫无疑问，这种政治互动的基础是社会阶层的划分。因此，当二战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动、新的阶层出现时，如果工党不对传统的纲领和政策进行调整，不把目光从对工人和工会的过分关注转向兼顾全体选民，就必然会招致其他阶层选民的疑虑和反感，就无法得到多数阶层的支持而上台执政。
联邦选举中的连续败北也使工党逐步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和改革。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对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进行调整，明确将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另外一个表现是在组织上。1967年，年富力强的工党副领袖惠特拉姆成为工党新任领袖。上任后的惠特拉姆志在进取、锐意改革：一是大刀阔斧地在党内刷新人事，扭转工党长期以来老气横秋、无所事事的局面；二是重点解决党的组织结构问题，不断加强对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三是主张最大限度地改变联邦议会两院中工党议员的个人形象，以便争取选民，切实扩大工党的社会政治影响等。在惠特拉姆的努力下，工党又逐步团结起来，恢复以往作为激进党的朝气。紧接着，惠特拉姆又利用联邦政府陷入越南战争中不能自拔及乡村党领袖易人、自由党内讧之机，提出退出战争、扩大社会福利投入等竞选纲领。结果在1972年12月的选举中，工党终于击败了战后执政长达23年之久的自由党和乡村党联盟，上台执政。
工党的长期在野及23年之后的重新上台至少带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任何政党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使政策和行动纲领能更好地满足民众的愿望和要求；二是任何政党都必须注重自身建设，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审视自己，提高自己，使自己能够适应并经受住社会变革的考验，否则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注释：
①③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352页。
②④（澳）杰弗里·博尔顿著，李光译：《澳大利亚历史(1942-1988)》，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156页。
⑤陈国庆：《战后澳大利亚经济》，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59-60页。
⑥Jaensch,Dean,The Australian Party System,P.40,40,93.Sydney,1983.
⑦⑨Robert Catley and Bruce Mcmarlane,From Tweedledum to Tweedledee,P.85.Atrarmon,1974.
⑧（澳）鲍勃·霍克：《霍克自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8页。
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各国社会党手册》编辑委员会《各国社会党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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