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3.004 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大多就毛泽东及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至于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毛泽东学”。在众多的海外毛泽东研究学者中，史华慈的贡献功不可没。本杰明·I.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系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学派创始人之一。国内学者在对其进行译介时，曾将其名译为施瓦茨、史瓦兹等，但本人倾向于接受史华慈为其中文名。史华慈在1951年至1956年任哈佛大学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国季刊》和《哈佛亚洲研究会杂志》编委，1960年后兼任费正清研究中心副主任。由于其学识渊博而被誉为“学者的学者”[1]。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以下简称《毛泽东的崛起》)《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寻找富强：严复与西方》《毛泽东主义的“传说”的传说》《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毛泽东的崛起》系史华慈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大，书中所倡导的学术研究路径或模式对其后的施拉姆、林毓生、林同奇、梅谷等学者影响甚深。史华慈的学术成果涵盖了从近代中国到古代中国的整个思想谱系，在海外中国学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中，起到承上(费正清)启下(施拉姆)的重要作用。 作为西方世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史华慈不仅与费正清等学者共同创立并发展了“哈佛学派”，为西方毛泽东研究及学术体系的建立作出主要贡献；而且以其独有的分析路径和反思性话语体系，提升了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水准，为后续研究拓展了学术视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首次提出“毛泽东主义”概念，并加以学理化地解读 史华慈在《毛泽东的崛起》(全书共分13章)中首次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概念，并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国革命不是“莫斯科的翻版”，驳斥了盛行于欧美学者中间的“阴谋论”。他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在一个纯粹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强制推行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并因信奉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获得生命力的政党”[2]。史华慈强调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异质性，指出其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农民党”，而是具有强烈农民色彩的政党。费正清和史华慈都注意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毛泽东农民观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前者认为《报告》“成了在中国最后使共产主义中国化的‘毛主义’的基础”[3]；后者对费正清的观点进一步发挥，认为《报告》显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一种独特的倾向”，“它把农民当成革命运动的核心”[4]578。史华慈对当时能搜集到的毛泽东的有关文本进行深度释读，以深入的提问来揭示出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转向了贫苦农民，而不是追随马克思关于要依靠城市工人阶级的做法。”[5]在上述论断基础上，史华慈指出，“毛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正是在关于革命的主要动力的认识角度上，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重要的核心思想的背离，从而构成异端行为。”[4]578由于中国革命发生的独特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毛主义”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革命传统路径有天壤之别。源于此，史华慈“毛主义”建构逻辑指向的重点在于强调农民革命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叙述和阐释框架。循此路径，史华慈所刻意阐释的“毛主义”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列宁主义，是对中国革命实践透视的一种新见解，成为迥异于革命传统的“独创性异端”。史华慈运用历史文本，所得出的“‘毛主义’绝不是苏维埃战略的创新版，也不是正统列宁主义的范例，而是一种为适应中国20世纪20到30年代之军事政治国情而形成的原创性思想。这个如今被广泛承认的结论，构成了1951年思想语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进展，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研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还导致人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解。”[6] 史华慈所提出的“毛主义”不仅在当时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讨论热潮，成为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三次大论战的核心论题，而且延续至今，成为60多年来国际毛主义研究的源头活水。《毛泽东的崛起》以其学术价值被西方学术界奉为研读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界标”之作，“美国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7]346-347史华慈在该书中所开启的研究模式，“奠基、影响、引导，甚至规定了后来西方丰富多彩的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格局。”[8]在史华慈的影响下，“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说法得到广泛认可并不断传播。不过陈志让认为，史华慈的判断“主要是分析毛主义的战略，而不是对毛泽东在原理上的‘独创性’作出判断，也不是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的评价。”[9]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将这种解释发展到极致。“毛主义是列宁主义与经济落后的中国以及某种传统中国思想的综合物。”[10]312而我们循例史华慈的学术思路，对其著述进行文本再解读之后，可以清晰地发现史华慈话语中“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论述的变迁轨迹，从提出之初与马克思主义的泾渭分明，到20世纪60年代与魏特夫等人论战时“毛主义”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互通，再到20世纪70年代界定“毛主义”的异端行动为1927年以后的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背离，他深邃的问题意识和缜密的学理分析将美国中国学研究提升到较高水平。但也要指出，由于史华慈过于强调“毛主义”的异质性，忽视了“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即“同源性”，人为地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其结论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实现西方毛泽东研究由“新闻传记”到“学术论证”的转向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学界研究中国政治蔚然成风，渐成显学。费正清、史华慈等人以前的中共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于毛泽东研究，主要偏重于新闻史角度，加上资料来源受限以及研究者本人政治立场等原因，学术价值不大。随着费正清入主哈佛大学并经略亚洲研究中心，史华慈、施拉姆、马若德等人会聚于此，形成了美国史学界研究毛泽东的盛景。其中，史华慈《毛泽东的崛起》一书对“毛主义”概念的初步阐释，与费正清、K·布兰特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一书中对“毛主义”形成原因的精细化分析，不仅使这两部著作的学理性显著增强，成为西方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也表明“西方毛泽东研究开始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4]577史华慈认为新闻与学术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话题的不同，而在于前者只提出当前局势中大家都关注的议题，后者则同时还能提出“更加广阔深远的重大思想议题”，“探究一系列与人相关的广泛而富有意义的议题，并且为这些议题打开新的丰富的探索领域。”[11]史华慈中国近代政治研究展示的学术取向，即运用历史文本，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中探索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从而揭示意识与行动内在关联的研究路径为诸多学者所推崇、效仿。为便于西方学者征引史料，史华慈耗费大量精力，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收集了中共从1921年到1951年的40套重要文件；还将自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编成册，即《共产主义和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收集了他从1954年到1967年间发表的论文，包括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化、毛泽东思想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的崛起》这部重要的书稿完成后，史华慈的研究旨趣转移到中国近代史领域并试图探讨知识分子与西学东渐的内在关系，由此严复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此后，他“因为研究严复的原因”转向到中国古代思想领域。史华慈的三次学术转向都很成功，即由研究中国革命为何成功而研究毛泽东；由研究毛泽东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西方的一些人的思想之关系而研究严复；由研究严复“发现”中国传统因素的赓续进而转移到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从政治到思想，从现代到古代，他的转换有情境的刺激及逻辑的导引，但其总方向基本一致，那就是通过中国思想的分析，提供可沟通中西方的人类的共同思想经验。”[12]史华慈学术转向的顺畅通达，除了他过人的语言禀赋之外，也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密不可分。林毓生对史华慈学术思想进行了高度评价，“史华慈从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视角来分析人类问题，而这样的分析往往是博学、精细、内涵深刻、充溢才气的。他总是在历史和生活的中心奋进，作最好的努力以希冀进入人类现实的深处，尽可能充分地把他们的意义描绘出来。”[7]355-356 (三)频繁参与各种学术会议，与中国学者密切互动，积极提携学术新人 史华慈堪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罕见的语言天赋(通晓10国语言)更为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培育汉学专家提供了便利。史氏一生著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属中国现实政治研究，多为时论，主要收入《共产主义和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1968年)和《中国及其其他问题》(1966年)两本自选论文集中。这类著作主要记录了他长期观察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成果。第二类属中国政治研究，即《毛泽东的崛起》为其成名作。第三类属中国思想史范畴，包括《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1964年)与《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1985年)。其弟子墨子刻比较了费正清、杨联陞与史华慈对哈佛学派的学术贡献，认为“史的贡献在于发挥哈佛汉学研究中的人文精神，引导哈佛中国研究在一个比较广阔的思想视野中进行，使研究向广度、深度和精密度发展。和费、杨相比，它是一种更加无形，但可能更加深远的影响。”[13]另一弟子梅谷指出，“史华慈将思想史与政治关联起来的治学方法，向我们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是如何地影响了政治事件，以及政治事件是如何地影响了意识形态，这种治学方法启示了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7]564 史华慈曾任“美中关系委员会”首批成员，积极支持改善对华关系，积极参与中美学术交流活动。他生前多次来访大陆、台湾等地开展学术交流，与国内学者互动频繁。1975年8月4日至28日，史华慈首次访华，先后参观北京、长春、西安、上海、长沙、广州等地，受到周培源等人接见。1981年再次访华，应邀在北京、上海、杭州、西安作学术报告，与李慎之、李泽厚等大陆学者展开了学术交流，与宦乡、汝信等学者多有信函往来。与大多数研究中国学的海外学者一样，史华慈也有浓厚的中国情结。如他自己所言，“有人喜爱中国，有人憎恨中国，但我尊敬她。”这种“尊敬”体现了史华慈观察中国所持的基本立场。此外，促使史华慈深入研究中国学的原因之一是潜隐内心深处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与关切，“对于人的思想世界及其奥秘的探究，一种具有深沉宗教情操和冷静理性思考的人文主义诉求”，即“史华慈式的人文主义”。[14]尤为海内外学者倍加钦佩和感怀的是，史华慈对培养、提携学术新人不遗余力，直到生前最后一段时间还在关心弟子的学术进展。如今活跃在美国和世界汉学界的中国研究专家中很多都是他的学生，如孔飞力、柯文、杜赞奇、田浩、墨子刻、艾恺、默尔·戈德曼、黎安友、杜维明、张灏、李欧梵等，而接受他的学术指导者则更多，如易劳逸、弗里德曼、林毓生、叶文心、王国斌、瓦格纳、史扶林、舒衡哲等，其门下弟子群星璀璨，大师云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活水源头，国内学者在立足本土，传承创新的基础上推进毛泽东思想研究责无旁贷，但也需要注意吸收和借鉴海外学者的优秀成果。“尽管国外毛泽东研究在理论目标、社会功能、文化传统和学术立场等方面与国内存在差异，对毛泽东这一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证题之表述难免欠妥”[15]，有些观点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在全球化学术语境和“毛泽东”这一世界性话语的研究背景下，国外学者的成果无疑是现有国内研究的重要参照，也有助于研究者在更宽阔的视野下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内涵。 (一)要合理吸收和借鉴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的积极成果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上取得许多新成果；进入新世纪，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在不断搜求新材料的基础上，引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是要客观充分地评价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所应用的新方法，如心理分析法、计量分析法、博弈论等，认识到方法仅仅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能唯方法论。利夫顿、所罗门、派伊等人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进行释读，挖掘毛泽东革命生涯的潜意识根源，试图加深对毛泽东的理解。其代表作有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派伊的《毛泽东：领袖人物》等。这种借助心理学开展历史人物研究有一定的价值，但过于强调意志和情感因素则有失偏颇。计量分析法则主张对材料的数据化处理，注重对历史文献或资料加以定量分析，促使历史研究走向精细化。这种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角度把握特定事件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但过于追求定量研究，显然与复杂的历史人物的活动相去甚远。至于博弈论的引入，对于揭示中国革命政治派别、政治人物的跌宕起伏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忽视了中国社会本身固有的历史惯性而存在致命的缺陷。正如国内学者一度盛行用“革命史学”范式治史，后发现其弊端之后采用“现代化范式”治史却又忽略“革命史学”范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实践来看，两种研究方式都各有其利弊。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讲，兼采二者之长，实践张静如先生等倡导的社会史学范式不失为一种新的途径，这也在近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些成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是要从多元文化视角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内涵。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由最初的侧重研究毛的政治思想——如何通向权力之路，到毛的军事、哲学、教育、党的建设等，由专题性研究到全面审视和评价毛泽东的一生，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尽管大多数学者能以客观中性的学术立场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但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学术背景以及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使得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还是打下了较为浓郁的基于研究者本身的文化个性。如迈斯纳对毛泽东思想的“乌托邦”的理解，费正清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权力斗争”的论断，魏斐德对毛泽东哲学“唯意志论”的阐释等，既有充满学术理性的公允之言，也有不切实际的演绎之论。因此，学习和借鉴海外学者的成果时，要注意从多元文化的维度审视和把握，切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 (二)要正视和驳斥海外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不实之词 以史华慈教授为代表的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秉持问题意识和较为客观的学术立场，“他对道听途说的东西从不轻信，凡事自己思考”[16]，持论相对公允。他的这种治学理念既没有像“今日某些美国中国通那样把他妖魔化，也没用像当年美国的一些新左派那样把他神化”[13]42，殊为难得。反观当前西方一些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学者，他们不从客观事实出发，而是主观任意剪裁史料，曲解甚至污蔑丑化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如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毛泽东主观意志的产物；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重视农民，就片面地断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农民党”。迈斯纳就认为，“毛泽东把农村作为进步和新生的基本源泉，‘先进的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被当成完全对人的道德和思想进行改革的主要力量的思想”是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走向乌托邦[17]。显然，迈斯纳混淆了党员出身与党的性质，这种论断既与中国革命的史实不符，也显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在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指引下，大批农民出身的党员加入中共并没有改变中共的性质，而是扩大和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近年来一些所谓的“窥秘者”发表若干混淆视听的作品，以“历史的当事人”口吻杜撰莫须有的情节，对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肆意攻击，在海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如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刻意编造的细节吸引读者，“则是一种愤怒的宣泄，甚至是对历史，或许是对中国的血亲复仇。”[18]这种带有严重情绪和政治企图的书写，不仅受到海外一些正直的学者的质疑和批驳，也受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抵制。 总之，以史华慈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既有成功之处，亦有诸多遗憾和不足。一批西方学者先后投身于这项伟大的事业，“国际毛主义的学术谱系不断扩展，成为国际学界的一门显学”[19]。当代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浓描”和“深耕”，尤其是从传统的仅仅关注和聚焦于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转向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全景的审视，这种从庙堂到民间的视域转化，彰显了毛泽东研究的精细化倾向。另一方面，摆脱对毛泽东政治领袖的单一书写转为多维度呈现毛泽东作为历史人物的“多重面相”，使毛泽东形象更加真实和具体。合理吸收和借鉴域外研究成果，在立足本土传统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必将为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学术化与政治化的相得益彰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