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联系实际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际”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原则的又一个基本要素，并且，“实际”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起点或出发点，具有基础性意义。我们常说，理论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要做到实事求是。此话正体现了“实际”的这种基础性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实际”，是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条件。
一、“实际”的含义与特性
人们常把档案学理论研究所要联系的实际仅仅理解为档案工作实际，把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全部意义简单地等同于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关心档案工作现实或接触档案工作实际。这种理解尽管有其合理的因素，但又是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的。
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应该指档案学理论研究主体认识对象的认识客体，也就是说，凡是作为档案学理论研究主体认识对象的东西，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及其联系和性质，客观存在着的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状况，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也都应属于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实际”的范畴。如果我们把档案学研究状况这一客观存在排除在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实际”之外，那么，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的研究岂不是没有“实际”可联系的了？这显然是片面的。另外，关心档案工作现实和接触档案工作实际，这是理论联系实际所不能缺少的，但这并不是其关键。联系实际的关键是真正了解实际和准确把握实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算你整天泡在实际中，也难以真正做到联系实际。
由于档案学是由多个分支学科组成的多层次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中，作为理论研究主体认识对象的具体的东西有所区别，因而“实际”的具体所指也会有区别。例如，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研究所要联系的实际，主要是档案工作现状这一“实际”，档案专业史研究所要联系的实际，主要是档案工作在历史上的“实际”，而档案学自身问题研究所要联系的实际，主要是档案学研究状况这一“实际”。但无论各个学科领域中“实际”的具体所指有怎样的区别，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都是指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就此而言，那些主观想象的东西，无中生有的虚构的东西，都不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因而也就都不能成为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
档案学理论所要联系的实际虽然是客观的，但又是复杂的，加上人们的认识又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对同一客观存在的实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只是人们对“实际”的认识问题。无论人们有何不同的认识，客观实际终究只有一个，而作为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其含义也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客观存在着的那个“实际”。
根据上述对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中的“实际”的理解，我们可进一步来研究“实际”的特性。
1.客观性
“实际”是在人们意识之外而客观存在着的，它并不因人们承认它、喜欢它而存在，也不因人们不承认它、不喜欢它而消失，客观性是“实际”的根本特性。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越来越显示出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档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在为其它工作服务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档案工作效益是一种间接性效益，因此，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能当“配角”，这是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研究档案工作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就必须承认这个“实际”的客观情况。
“实际”的客观性告诉人们，必须尊重客观实际，按“实际”本来的面目认识实际，是怎样就怎样，既不随意夸大，也不随意缩小，更不能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比如说，档案工作是“配角”这一客观实际就不会因为我们喜欢档案工作而变成“主角”。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不喜欢档案工作而不让它去当“配角”，而把它看作是可有可无。当然，人们承认“实际”的客观性，强调按“实际”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它，决不是说人们在认识“实际”时不能抱有一定的目的，不需要作一些事先的设想和假说，问题在于人们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对待实际，不能因个人好恶而夸大事实或抹煞事实，更不能为了替自己已有的理论观点找证据而选择事实，让事实迁就理论。只有客观地对待实际，才能正确地把握实际。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①
2.整体性
马克思说过：“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②档案学理论所要联系的“实际”自然也是作为“多样性统一”的整体而存在的。例如，档案工作就是由多个业务环节组成的一个整体。如果其中某个环节问题突出，除了该环节本身的原因外，恐怕还有其它环节的影响因素存在。这说明，不能仅仅从一个环节上分析问题，还要从各个环节相互联系的整体上去看问题。档案工作的某个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固然是“实际”，但那只是“实际”的一个部分，只有从相互联系的各个环节作系统的考虑，那才是全面的“实际”。
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能会产生几种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看法，而且各自都有事实根据，实际上，他们所掌握的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片面的事实，却认为是事实的全部。这样一来，就免不了出现盲人摸象那种错误。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面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③正因为如此，档案学理论研究要真正做到全面地联系实际而不是随意地挑拣实际，“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当然，“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④
3.层次性
档案学理论研究所要联系的“实际”是复杂的，有层次性的。这首先表现为“实际”存在着现象和本质的层次区别；其次表现为本质有初级本质和二级本质的层次区别。列宁说过：“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无穷。”⑤因此，人们对“实践”的认识是有层次地进行的，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认识过程。只有认识到“实际”的更深刻的本质，才算真正把握了“实际”。从这种意义上说，档案学理论研究对“实际”的把握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
人们对“实际”的考察，经常而大量地遇到的是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从认识的顺序看，现象总是先被人们的感官所捕获到，但现象和本质又没有直接的同一性，感官和思维常常存在着矛盾，经验事实和本质结论又往往不一致。例如，当前档案馆的馆藏，普遍存在着数量泛滥、结构不合理的情况。对这个实际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停留在数量泛滥和结构有不合理现象的罗列上，而要进一步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我想，造成馆藏泛滥的原因有很多，如思想观念上的矫枉过正、对档案是否进馆的界线把握不准、法规上的失误等。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诸如长期卷进馆的规定、缺乏配套措施的以馆藏定编制等法规上的失误。只有深入到这种层次来分析问题的根源，才算是抓住“实际”的深刻本质。
4.变动性
“实际”本来就是一个具有辩证性质的概念。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凝固不变的“实际”。作为档案学理论研究主体认识对象的“实际”，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经常变化之中的。任何一种实际都总是处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形态之中，就拿档案工作实际来说吧，历史上的档案工作情况是一种“实际”，而现在的档案工作状况也是一种“实际”。所以，我们若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就应该包括档案工作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状况，把“实际”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联系。”⑥
“实际”的变动性告诉我们，档案学理论研究必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对待“实际”，对“实际”的认识要随“实际”的变化而相应变化。比如，过去档案馆的馆藏普遍是数量过少而结构不合理，现在的馆藏普遍是数量过多而结构不合理；过去的档案高等教育是人民大学独此一家，学生分配供不应求，现在是档案高等教育点遍地“开花”，学生分配供过于求。如果把过去的“实际”当成是现在的“实际”，那么，认识就肯定错误。因此，人们对“实际”要不断进行再认识，从研究“实际”的新情况、新问题中获得新认识，修正和更新原有的对“实际”的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的变动性和前面讲过的“实际”的客观性也是一对辩证的范畴。客观性要求人们对其认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变动性使得一不会永远是一，二不会永远是二。因此，我们对“实际”的特性的认识也要有辩证的态度，否则，就难以真正地把握“实际”。
二、把握“实际”的方法和途径
档案学理论研究要做到联系实际，必须要求研究者通过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去把握“实际”。只有抓住“实际”的本质，理论联系实际才有明确的目标。因此，探讨把握“实际”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1.把握“实际”需要理论的指导。
人们把握“实际”的活动，不可能是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已有的经验、理论的渗透下，在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气质爱好的影响下进行的。这样，人们在了解“实际”的过程中，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客观性，避免任何思想情绪上的倾向性就成了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因此，要客观地把握“实际”，就不可能靠形式上暂时的谨慎或对个性爱憎的掩饰来实现，而是要具备真正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较高的档案学理论素养。
对档案工作中出现的同一个实际问题，具有不同思想方法和理论水平的人对其认识和把握的程度是不同的：思想方法正确理论水平较高者就有可能把握其本质；而思想方法错误理论水平较低者往往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现象。比如，同样面对档案工作投资不足，相对落后这一情况，有人仅仅把其原因归结为领导的不重视而不去探求更为本质的问题：领导为什么不重视？有人则从档案工作效益的特点入手，去探讨领导不重视的原因，从而抓住档案工作投资不足，相对落后的更深刻的根源。
思想方法和科学理论对于人们准确把握“实际”的重要作用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象医生要用X射线对患者的内脏作检查，那么，医生就不仅要具有人体内脏构造的各种知识和人体内脏病变的各种知识，而且还要具有X光照片的丰富知识和科学的观察分析方法。如果医生是个三流角色，他就不能准确掌握病情而误诊。如果医生是个行家，那么他就能从照片看出病人内脏生理的变异和病理的变化，从而作出准确的诊断。同样，档案工作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从理论的高度给予诊断，而要准确地诊断问题，就一刻也离不开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档案学理论的指导。
2.充分地占有材料。
充分地占有材料，也就是获取足够的信息。这是把握“实际”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讨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⑦如果没有这一步工作，档案学理论研究对“实际”的把握就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的。所谓“充分地占有材料”，就是说占有的材料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或残缺不全的。它不仅包括档案学理论工作者通过对档案工作现实的直接考察而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包括别人积累起来的各种材料；它不仅包括档案工作的全部历史发展和来龙去脉的材料，而且包括前人和同时代人所进行的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有关材料。
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深入档案工作第一线去调查研究，这是占有材料的一条主要途径。档案学理论工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同档案、档案工作在可以看得见的、表面的运动接触，取得实感，这是占有材料的重要一步，也是把握“实际”的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极力主张理论工作者到档案工作实践中去进行实地调研，去感觉和掌握丰富的现实材料。档案工作实践中丰富的现实材料，是产生具有时代气息的档案学理论的土壤。这就好象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的表面运动进行深入的考察，就不可能产生《资本论》这一巨著一样，没有感觉和掌握档案工作实践的丰富的现实材料，也就不可能产生具有时代特点的档案学理论。
然而，充分地占有材料，不能仅仅依靠直感，或者说主要地不是依靠直感。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手段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多方面的，仅凭理论工作观察到的“实际”的一个或几个侧面，这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材料是不够充分的。因此，档案学理论工作者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查阅有关的材料，包括过去的和最新的材料，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材料，如档案工作的法规、统计报表、工作报告、经验总结等。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材料虽然不是直接经验得来的，但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要把握“实际”，直接观察固然重要，是取得材料的重要手段，但对于全面、充分地占有材料来说，前人和今人整理、记载下来的材料，其价值也并不亚于研究者直接观察得来的材料。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要联系档案工作的“实际”，而且要联系档案学研究本身的“实际”。档案学理论工作者对“实际”的把握应该包含这两个方面，因此，充分占有材料，就理所当然地包括前人和同时代人所进行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有关材料，诸如他们已经取得的成果，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他们研究中的成功经验、失误之处，等等。只有掌握了这些材料，档案学研究才能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新的成果，避免在已有水平上的重复劳动，避免研究工作走不必要的弯路。
3.对材料的分析与研究。
充分地占有材料，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但仅仅有这一步，还不能把“实际”的运动规律描述出来，不经过科学的分析与研究，材料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甚至还会把人引入歧途。因此，档案学理论工作者不应是材料的收藏家，而要做材料的消化、吸收者。
通过分析研究有关材料来把握实际，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档案工作的现实当中，并不存在抽象的“实际”，“实际”总是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去看，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从而获得不同的材料。比如说，档案利用“低谷”现象是近年档案界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究竟“低谷”现象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如何呢？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低谷”现象表明社会的档案需求量少了，档案服务工作可以松口气了；有人则认为“低谷”现象并不表明社会的档案需求量少了，而是预示着下一次利用高潮的即将到来。因此，要强化档案服务工作。再者，就是“低谷”现象是好事还是坏事？看法也有所不同：有人认为“低谷”的到来，会使档案工作缺少动力并影响其社会地位；有人则认为“低谷”现象从一定的程度上说明档案部门的编研工作有成绩，因为有了编研材料可用，部分利用者就不必到档案馆来用原件了。有不同的认识，就存在着从不同的角度去收集、总结材料的区别。
可见，无论是调查研究而获得的材料，还是通过别的途径而获得的间接材料，大多都是只能反映现象的东西。我们确定事实不能放弃材料，但如果我们没有材料以外的知识，不借助理性思维对材料进行分析与研究，就不可能从材料中获得相应的信息，就不可能通过材料而真正把握“实际”。正如毛泽东所说：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⑧
总之，档案学理论研究要真正做到联系实际，就必须首先真正把握“实际”。而对“实际”的把握，又并非是简单地“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的过程，它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需要档案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与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谈，把握“实际”本身也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③《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④《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0页。
⑤《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