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183;史馆杂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史论文,杂录论文,史家论文,唐代论文,会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4-0104-06
一、问题的提出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古代史学也是在矛盾中发展的。从史学本身的属性和要求来看，这个矛盾最集中的表现，是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著《史通》，有“直书”与“曲笔”的专篇，可以说是对于这个矛盾的揭示和概括。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激励着那些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迸发出许多真知灼见，把史学思想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唐代因正式设立史馆，成为皇家的专职修史机构，往往也成为直书与曲笔的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唐会要》中关于“史馆”有专卷记载，其中包含史馆移置、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修前代史、修国史、在外修史、修史官、史馆杂录诸细目。[1]（卷63,64）近重读“史馆杂录”，对于唐代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的矛盾、斗争似有进一步的认识，同时也深感唐代史家对于良史的信念和对于信史的追求从未中断，他们的这种精神永远不会泯灭而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二、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史馆杂录”所载有关修史诸事，都与史馆有关，也就是与官修史书相联系。
唐初设立史馆，以其作为国家的修史机构。[2]（卷43，《职官志二》）这一重大措施，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其历史功绩在于：
第一，提高了修史效率，发挥了史家群体的修史作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命史馆撰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至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纪传”全部告竣。[1]（卷63，《修前代史》）对此，唐太宗十分满意，他奖励史臣们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3]（卷55，《国史部·恩奖》）
显然，若非皇家出面，以史馆为基础，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作用，这是做不到的。唐太宗晚年诏命重修《晋书》，[4]（卷81）史馆汇聚了众多人才，以两年多的时间，新修《晋书》面世，也说明了史馆修史的成效之高。[1]（卷63，《史馆上·修前代史》）
此外，史馆的设立，也为在史馆修史的史家提供了历史文献方面的便利，使其得以在公事之余浏览文献，完成自己的私人撰述。如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北史》，即属于此种情况。[5]（卷100，《序传》）后来《南史》、《北史》得到皇家认可，唐高宗还为之作序（序文已佚），故也列为“正史”，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互为参照，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也撰修完毕。
唐初先后修成八部正史，成为中国古代官修前朝史“空前绝后”的盛举，在中国史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皇家设馆修史，为撰写本朝史提供了保障。以唐代而论，历朝实录的撰写连续不断，保存了重要的原始资料，[6]（卷58，《艺文志二》）只是到了唐末，社会动荡，有几朝实录未曾属稿。实录的撰修是撰写“国史”的基础。史家徐坚、刘知幾、吴兢、韦述等都参与过国史的修撰。至韦述时，国史已写成113卷。[1]（卷63，《史馆上·修国史》）唐代官修的实录和国史，为后人撰写唐史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五代后晋时，在分裂、短暂的时期，史家们仍能写出《唐书》（即后人所称《旧唐书》），正是从这种积累中提炼出来的重要著作。
第三，唐代设馆修史，历代相沿，成为定制，从而展现出了中华文明之连续性发展的宏伟历史画卷。今存“二十四史”，构成了这个宏伟历史画卷的主体。其间，元代后期撰修宋、辽、金三史的史学活动，如同唐初撰修前朝史一样，也显示出最高统治集团的雅量和器识。
中国官修史书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这里说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当然，中国古代官修史书，也存在一些弊端。这种弊端，从刘知幾在唐中宗时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的上书中有集中的反映。他写道：“知矮自策名士伍，侍罪朝列，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他说的“五不可”是：第一，群体修史，各人自我称许，意见难得一致，“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第二，资料不完备，具体表现是：“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县，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兰台，簿籍难见。”第三，权门、贵族干预修史，“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不栖毫，而缙绅咸诵”，撰史之人“能无畏乎”！第四，多人“监修”，意见不一，“十羊九牧，其命难行；一国三公，适从焉在？”故修史者无所适从。第五，事关体裁、体例如史书断限、史事取舍、叙述丰约、如何分工等等，无人过问、“指授”，无所“遵奉”，以致“坐变炎凉，徒延岁月”。[1]（卷63，《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刘知幾所反映的史馆修史的情况，主要出现于武则天当政时期。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史馆修史状况并非如此，即使出现过某种弊端，也不像刘知幾所说的那样严重。
尽管如此，刘知幾所指出的史馆修史的种种弊端，并非偶然现象，而且有的弊端是十分严重的，此其一。其二，史馆修史存在的弊端，实际上刘知幾所言还不能完全概括，比如行状所记是否可以凭信？大臣密疏是否可以入史？等等，这些具体问题，并不是刘知幾都可能涉及的。可见，史馆修史所存在的弊端是很突出的。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刘知幾采取了辞去史职，退而私作《史通》的做法。[7]（《自叙》）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正直的史家都应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必须面对现实，提出适当的主张和建议，坚持撰写信史的原则。《唐会要》的《史馆·史馆杂录》给后人留下了唐代史家这种追求的足迹。
三、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
唐代史家追求撰写信史的目标，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并不限于史馆修史，如杜佑撰写《通典》之严谨，韦述强调“大丈夫奋笔为千载楷则，奈何以一言而自动摇！有死而已，胡不可也”，[8]（卷10，《讨论》）李肇为补国史之不足而著《唐国史补》，[9]（《序》）像这样的一些事例都与史馆修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唐会要》中的“史馆杂录”条所提供的史实，毕竟可以使后人更清楚地看到唐代史家坚持直笔、追求信史的精神。
唐代史家的这种精神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主张帝王不亲自观览国史
《唐会要·史馆上·史馆杂录上》起首记载了唐太宗和朱子奢、褚遂良、刘洎、房玄龄等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贞观九年十月，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已，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栽，何所闻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这里讨论的是帝王不览国史的传统及其原因。应当指出，朱子奢对唐太宗所问的回答是机智而得体的。所谓机智，是指他肯定唐太宗“举无过事”，相信“史官所述，义归尽善”。所谓得体，是指他没有正面否定唐太宗亲览国史的要求，但同时指出唐太宗这样做或许会留下不好的历史影响，最后归结到帝王不亲览国史这一传统的合理性。唐太宗读到这通上表，暂时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史载：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大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欲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1]（卷63，《史馆杂录上》）
在同朱子奢讨论数年之后，唐太宗又向褚遂良提出同样的问题，而褚遂良的回答比起朱子奢的回答更加明确：帝王不览国史，是含有希望“人主不为非法”的深意，即具有历史监督的作用。唐太宗向褚遂良提出的第二个问题，表明他是很在意这个历史监督的作用的。褚遂良的回答很直率，即在守君臣之道和守史官之职二者之间，他只有放弃前者，坚持后者。在场的刘洎讲得更加直白，君主的“不善”，即使史官不记，“天下之人”都会“记”得的。当然，“天下之人”所“记”，影响于当世；而史官所记，则影响于“悠悠千载”，二者的作用有所不同。
这一番问答，真切地表明了从朱子奢到褚遂良、刘洎等，是坚决恪守史官职责的。可惜他们所坚守的原则，最终还是在房玄龄那里“退却”了。房玄龄作为监修国史，负责修史事宜，终于同意把国史送呈唐太宗观览。人们或许不必怀疑唐太宗亲览国史“以为鉴诫”的真诚，但他作为一代明君，改变了人君不亲览国史的传统，给后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终究是一个缺憾。房玄龄的“退却”，同样也应视为这位名相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过失。
（二）不取“人情”，坚持直笔
《史馆杂录下》记：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年），张易之、张昌宗密谋，“将图皇太子”，矛头首先对着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并试图利诱大臣张说作伪证，“证明”魏元忠支持皇太子早日即位。张说“被逼迫，乃伪许之”。后经大臣宋璟、张廷珪和史官刘知幾等鼓励、劝说张说，不要被张易之等所利用：“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污青史，为子孙累”。于是张说面对武则天和朝臣说：“臣今日对百僚，请以实录”，并“厉声言魏元忠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这些话，使“百僚震惧”。武则天无法给魏元忠定“罪”，乃将魏元忠贬官、张说流放。《史馆杂录下》继续写道：
后数年，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元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修实录，论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元。兢从容对曰：“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同修史官苏宋等见兢此对，深惊异之，乃叹曰：“昔董狐古之良史，即今是焉！”说自后频祈请删削数字。兢曰：“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
张说身居相位，见史馆所修《则天实录》记载那段往事，总觉得不甚光彩，故以监修国史的身份，希望予以修改，并借口这是刘知幾所修。而正直的吴兢说明真相，绝不改写，屡屡抵制张说的“祈请”，被同事称为董狐式的良史。
在这件事情的前后，刘知幾对张说说的“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吴兢对张说说的“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充分显示出了史家的良知和信念。此事被后人写入《旧唐书·吴兢传》，在中国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吴兢的《贞观政要》一书，始终受到后人的推崇，这同他坚守史家撰写信史的原则，自有密切关系。
（三）明确史书立传原则
《史馆杂录下》载路隋（亦作路随）论史书立传原则，写道：
永贞元年九月，书河阳三城节度使元韶卒，不载其事迹。史臣路隨立议曰：“凡功名不足以垂后，而善恶不足以为诫者。虽富贵人，第书其卒而已。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皆为汉相，爵则通侯，而良史以为龌龊廉谨，备员而已，无能发明功名者，皆不立传。伯夷、庄周、墨翟、鲁连、王符、徐稺、郭泰，皆终身匹夫，或让国立节，或养德著书，或出奇排难，或守道避祸，而传与周、召、管、晏同列。故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孔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然则志士之欲以光辉于后者，何待于爵位哉！富贵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于后者，德不修而轻义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胜数乎！”
这一段议论，把史书中人物立传的基本原则讲得十分明确。其核心思想是：从历史评价看，着重看历史人物的“功名”，即对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贡献；从道德评价看，着重看历史人物的品德高下、善恶与否。这是一个大前提，但并不是最终的标准。最终的标准，还要看其“功名”是否“足以垂后”，“善恶”是否“足以为诫”？答案是肯定的，则可立传，反之则不可立传。这个史书中人物立传的标准，极其鲜明地排斥了以“富贵”与“贫贱”为立传的标准。同时，按照这个标准，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史书撰述中，对历史人物的处置，必然会使“富贵者有所屈，贫贱者有所伸”的变化。
路隋所提出的对史书中人物立传标准的见解，是史学发展到较高程度才可能提出来的，也确是史家们在史书编撰过程中经常碰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司马迁著《史记》，关于列传部分，他的原则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0]（卷100，《太史公自序》）从字面上看，这里强调了“功名”，没有强调“善恶”。但是，在司马迁笔下，“扶义”之人，就是“善”的表现，当无疑义。唐代史家刘知幾论史书的人物立传，提出这样的见解：“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7]（《人物》）从字面上看，刘知幾只是讲到了“善”与“恶”及其是否可以“示后”、“诫世”的原则，而没有提及“功名”。其实，他在作具体分析时，也讲到了历史人物的“功烈”。总之，司马迁说的“功名”，其中不乏道德的含义；刘知幾说的“善恶”，其中也包括了功名的因素。路隋所论，可以说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功名”和“善恶”都明确地提出来了。
当然，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功名”和“善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不论在是否可以立传的问题上，还是在对历史人物作具体评价时，都要因人而异，不能作简单的处置。路隋议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是要打破以“富贵”与“贫贱”为划线的标准。从路隋议论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是十分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人物立传原则。同时，从对于信史目标的追求来看，史书是不应当把那些“德不修而轻义重利”之人作为“垂于后者”而写入史书的。
（四）提出行状不足以取信
史书为人立传，不可轻信行状。对此，史官李翱提出深入的论证。《史馆杂录下》记：
［永贞］十四年四月，史官李翱奏：“臣等谬得秉笔史馆，以记录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记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佞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知之，旧例皆访问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今之作行状者，非门生即其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盖亦为文者既非游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不然则词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于理，而行状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书实，不饰虚言，则必有人知其真伪。不然者，纵使门生故吏为之，亦不可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绩，皆据事足以自见矣。假令传魏徵，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传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史氏记录，须得本末，苟凭往例，皆是虚言，则使史官何所为据？伏乞下臣所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知事实，辄敢陈论。”制可。
李翱代表当时史官所上的这一长篇奏议，针砭了当时作史的一大弊病，即以个人行状为传记的依据。李翱认为，这种弊端一方面表现为对传主的“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造成传记“不实”；另一方面表现为“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词而弃其理”，既有悖于古风，又不合于实录。为此，他提出改进行状的写法，即“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绩，皆据事足以自见”。只有这样，行状才有其可信的价值。行状是个人历史的反映，个人历史又可能与国史相联系。因此，李翱的奏议，实为当时修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李翱所论，还涉及什么是“事实”这一命题，而他所说的“指事书实”、“指事说实”，都同“事实”相关联。他说的“史氏记录，须得本末”，既反映了史书记事的特点，也多少预示着纪事本末体史书之出现的必然性。
（五）修史不载“密疏”
“密疏”是指大臣给皇帝的秘密上疏，不为外人所知。《唐会要·史馆杂录下》记唐武宗时大臣们对实录载密疏一事，提出异议：
会昌三年十月，中书、门下奏：“臣等伏见近日实录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与宰臣及公卿言，皆须众所闻见，方合书于史策。禁中之语，向外何由得知？或得于传闻，多出邪佞，便载史笔，实累鸿猷。向后日录中如有此类，并请刊削，更不得以此记述。又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议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固有惩责。藩镇献表者，有答诏；居要官启事者，亦合著明。并当昭然在众人耳目，或取舍在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载明奏议，无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其明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实难取信。向后所载群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须朝廷共知者，方可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伏见近日实录，事多纰缪，若详求摭实，须举旧章。”敕旨：“宜依奏。”
这里提到的几种情况，如“禁中之语”、“宰臣及公卿论事”、“藩镇献表”、“居要官启事者”等等，都与撰写实录、国史有极密切的关系，因此提出对这些文献的可征信性提出适当的要求。这个适当的要求是：并非“得于传闻”，“须有明据”，“昭然在众人耳目”，否则不得记于史册。其中，特别提到“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而“密疏”得自私家，“实难取信”，建议“密疏并请不载”。从政治上看，关于“密疏”问题，不能完全排除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有关，反对以“密疏”入史自然事出有因，孰是孰非，另当别论。但是，从史学上看，反对以“密疏”入史，强调凡朝廷奏章“须朝廷共知者，方可记述”，旨在保证这种重要文献的可信性，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书必可法，人皆守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的信史目标，有利于史学的发展。
总之，中书、门下的这一道奏章，集中反映了当时官修史书中对历史文献的公开性、可信性提出很高的要求，这同上文关于行状的议论，颇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信史观点的强化和提升。联想到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并亲自撰写《资治通鉴考异》，以此说明对于历史文献的去取之由，与这一强化和提升，当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五个方面，表明唐代史家对于信史的追求，有一种始终不渝的执著精神。尽管信史的目标难以企及，尽管在追求信史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这种精神的存在和发展，既洋溢着那些正直史家的良知和操守，又总是在为后人留下更多的信史。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的尊敬。
收稿日期：2006-0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