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技术应用的宏观取向与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诱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技术论文,农户论文,诱导论文,取向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新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应用宏观取向
（1）从人口因素分析， 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已经实现基本平衡，但我国人口将增加近4亿、生活水平要由温饱水平提高到小康水平， 农村人口将继续向城镇转移等因素，都会使食物消费量大幅度增加，农产品再次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据初步测算，到2030年我国粮食总产需达到6.5亿～7亿t，但是人均耕地将减少近30％，人均水资源将减少25％左右。实现这个目标，单产要增加40％左右，才能保证。因此，在人口压力增大、资源日趋紧张、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技术的需求必然由粗放型资源密集型技术向集约型可持续农业技术类型转变。除依赖于传统资源的投入提高单产来增加粮食产量的高产高效技术途径外，发展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型农药、生物化肥等替代传统资源并与环境相容的农业高新技术是我国今后农业技术应用的客观要求。
（2）从资源因素考虑， 一方面我国主要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很低，本来就有限的农业资源，数量还在减少、质量还在下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还没有遏制住，特别是水资源的问题更加突出。据估算我国每年由于缺水造成国民经济直接损失达2000多亿元。全国每年有2666.7万hm[2]农田、7000万人、6000万头牲畜缺水等。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水、肥、耕地等资源浪费严重，生产成本高。例如，我国化肥利用率仅为30％～40％，每年灌溉水资源至少浪费1100多亿m[3]，相当于近4条黄河的有效供水量。化肥、农药等资源利用率不高，不但使农业生产成本降不下来，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以节水、节肥、节饲、节地、节能等资源节约型技术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是我国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包括开发环境相容性好、安全、高效的优质新农药，普遍应用复合肥料、控释肥料等旨在提高肥料利用率的新型化肥，研究开发高性能、低污染、低成本的农用塑料等等。
（3）从市场因素来看，由于我国农产品数量长期不足， 导致农业技术的需求与供给主要集中在注重农产品数量方面，对产品质量、效益方面的关注较少。农业科技人员与科研投资85％以上用于增加农产品数量方面的研究，由此形成了我国目前“三多三少”的农产品结构特点，即原料型产品多、大路产品多、低档产品多；精加工产品少、优质产品少、优质品种少。这一农产品结构不能适应收入水平提高后城乡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也不能适应我国农产品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新时期的要求。而目前的市场需求一再反映出，适销对路的优质农产品供不应求、相对短缺；大量“洋菜”、“洋米”、“洋面”、“洋肉”涌入国内市场；而低档的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大量积压，价格大幅度下滑。市场需求及其变化为我国农业技术需求规定了方向。因此，当前国家对农业技术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品种开发、品质改良和农产品加工、包装、储藏、保鲜等技术领域。
（4）从环境角度分析， 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是我国可持续农业发展最大的威胁。目前，全国162万km[2]国土存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每年扩大2460km[2]，近0.067亿hm[2]农田遭到污染，旱、涝、病虫等自然灾害严重。因此，治理生态环境技术也是我国急需推广应用的重点技术。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包括以生态建设和保护环境为主的林业科学技术、防灾和减灾技术、草地改良技术、荒漠化治理技术、治理旱、盐、碱、薄的技术等等。当前我国在西部大开发中对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需求就十分迫切，这一需求必然带动相关技术的产业化。
上述分析表明，在受人口、资源、环境和市场的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我国农业技术应用的宏观需求与应用的重点是具有可持续性、高产、高效、优质的技术。这一宏观技术取向只有与农户具体的技术采用行为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然而，实际情况表明，我国农户总体上表现出的技术采用趋势与国家的宏观技术需求取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缩小这种差异是当前我国政府所必须去做的主要工作之一。
2 我国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差异
农户既是技术采用行为主体，又是农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主体，农村环境资源的消费主体，也是农业经营的最小和最基本单位。农户技术行为决定了农户资源利用方式，农业资源的不当利用和农村环境的破坏，往往是从这一最基本单位开始。同样，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利用也必须从这一最基本单位开始。然而，现实情况表明，农户技术采用的决策偏好与国家宏观技术应用取向及可持续农业发展目标、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这主要表现在：
——从经济利益主体出发，农户较注重使用化肥、农药、地膜等生化类技术，忽视有机技术。近些年来，我国农户对生化技术的采用量是直线上升的，生化技术采用量的增长与农户的收入水平提高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与此同时，生化技术对土壤资源及环境的破坏作用也正与日俱增。中国化肥使用总量的单位面积施用量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1倍，宝贵的化肥转变为土壤中重金属污染源；受农药污染的土壤面积高达667万hm[2]，占可耕地面积的6.39％；化肥、农药的利用率只有30％左右。这说明我国的农业增长是依靠农户采用大量有害的化学物质投入来支撑的。农民在认为化肥、农药的施用量越多越好的片面认识下，加剧了对生化技术的投入和使用，使资源衰竭、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加速反向演化的事实越发严峻，对一些见效慢、有益于改善环境的有机技术，农户则很少采用。
——从资源利用主体出发，农户较注重开发资源技术，忽视资源保护技术。由于资源产权不明晰，激发了农户使用资源时追求短期利益，在资源开发中较多考虑开发现存资源的高产值、高速度，很少考虑到农业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以致农户较注重采用资源开发技术，如，机械砍伐、密网捕鱼、陡坡垦殖等。对于一些中低产田改造技术、草地改良技术、水土流失防治技术等则很少愿意采用，从而在一些地区形成土壤流失、资源浪费、生态失衡等“公地悲剧”现象。
——从农户自身条件出发，农户较偏重常规技术，较少使用高新技术。受农户知识水平和经营条件的限制，农户一般使用较多的是良种、化肥、农药等常规农业技术，对于信息技术、基因工程、酶工程、设施农业技术等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的高新技术则很少问津。一是客观上由于高新技术发展时间不长，可供选择种类不如常规技术多；二是由于农户自身知识水平低和经营规模较小的原因，或者是农户没有能力驾驭该项技术，或者是经营规模太小，比较效益低的缘故，使农户不得不因为客观因素的限制而放弃采用高新技术。一个简单的例子，当美国农民普遍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农业生产辅助决策、农业生产过程管理和控制时，我国的农民几乎全为“计算机盲”，尚不能用计算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3 差异原因分析
（1）目标函数上的偏差。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与国家技术应用宏观取向的差异反映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农户作为两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其目标函数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对政府而言，他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关注的是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倡导并致力于可持续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广，因而，在政府的目标函数中，不仅包含着产量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还包含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目标。对农户而言，我国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主体和投资主体，其注重的是家庭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其经营行为和投资偏好追求的是家庭收入最大化战略，因而，在农户的技术采用的目标函数中，收益的最大化是主要目标。正是基于这个目标，在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中呈现出对增收型技术偏好的特点，同时，在政府合同定购粮棉油任务的刚性约束下，也呈现出对高产型技术偏好的特点。并且，在农业资源（如耕地等）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农户意识到耕地终归不属于自己的，从而产生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在其技术采用决策中较多地采用化肥、农药等直接刺激高产的生化类技术，而忽视了一些有利于养地和保护资源的有机技术，这偏离了政府可持续农业发展目标。
（2）成本与收益上的不一致。 政府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着眼于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因而，在其技术应用的宏观取向中考虑的是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农户从家庭利益出发追求收益最大化，较多考虑的是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私人成本。在资源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农户对于资源利用的技术采用决策往往是以最小的私人成本获得最大化的私人收益。例如，农户通过大量施用化肥、农药满足其最大化产量和收入需求后，却并不承担治理污染的费用，在其边际私人成本中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并未包括在内，而是转嫁给了社会。对于国家而言，为考虑社会的长久发展和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就不得不负担起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其边际社会成本必然高于边际私人成本，除直接支付环境治理费用外，还必须支付为约束农户资源利用行为存在于管理上的交易费用。农户在将技术应用的外在性成本轻易甩给了社会的同时，也实现了其边际私人成本总是小于实际成本，边际私人收益总是高于理论上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的技术采用行为在不知不觉地走向“非理性化”，技术手段往往超越了资源与环境边界，与政府农业技术应用的宏观取向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形成较大偏差。
（3）技术供给的不足。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上的偏差， 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技术供给上的问题。过去在长期的人口膨胀和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农业技术创新的核心是以“数量”为硬指标，对于“数量”型技术创新目标的追逐，使我国农业技术的市场供给多以挖掘农产品“数量”的技术为主，并且这些技术在创新过程较多地考虑的是“数量”方面的要求，而很少顾及资源与环境方面的承受能力。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中，我们的技术供给主要集中在以高产特征为主的“数量”型技术方面，而对于兼顾数量、品质和与环境相容的可持续农业技术的供给是不足的，可供农户进行选择应用的可持续农业技术是少之又少的。一些技术由于在高产性能方面或是在可操作性方面达不到农户的要求而遭到弃用。还有一些技术受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等技术之外的客观因素的约束，农户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例如，节水技术在节约水资源、防止土地次生盐渍化、增产性能方面效果显著，农户很愿意采用，但这种技术整体性强，需要区域共同使用。因其具有一定的“公益设施”的特点，受到地块细小规模的限制，小规模的单个农户无法使用，即使能用也因成本过高，或效益外溢还不得不放弃。另外，面对细小的土地经营规模上的十分有限的资源节约和技术进步收益，农户是缺乏积极性和热情的。
（4）农户自身素质的差距。 可持续农业发展意味着农业增长方式将有一个大的转变。农业增长将从主要依靠追加投入、消耗资源实现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依靠“可持续”技术、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上去。这就要求农户具备较高文化科技知识，具备较高经营素质，这也是当今在新农业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浪潮冲击下必然要求。应当承认，就我国目前农村实际情况而言，许多农民距离这一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方面表现在农户缺乏“生态意识”，农户对于可持续技术采用的长期生态经济效益没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和认识；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户往往用传统的技术采用经验和操作技能去应用现代技术。我们承认，农户技术投资和采用行为是其理性决策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农户花钱买无用的东西或知道浪费而故意去做，但化肥、农药普遍存在的物化技术浪费现象说明，这是由于农户自身知识水平的限制而导致现代生产要素在传统农户生产应用中的无效。有调查表明，农技推广人员在传授科学配方施肥时，对相当部分农民教授多遍也不会，滥施化肥，农药现象多数发生在文盲和半文盲农户中（谢培秀，1998）。
4 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诱导
我国农户技术采用行为与国家农业技术应用在宏观取向上的差异表明，当前中国在农业技术创新中导入农业可持续发展公共目标的同时，还必须对农户技术行为进行诱导，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诱导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农户对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尽早发生，使可持续农业技术在农民中间尽快得以传递。
4.1诱导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原则
（1）共同利益最大化原则。农户技术采用行为是一种经济行为， 行为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农户利益最大化应当是在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基础上实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增加家庭收入。对政府来讲，其行为目标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是要通过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普遍推广应用实现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旱涝、病、虫灾害明显减少，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得到治理等；所谓共同利益最大化，就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法律等手段，使政府、农户二者利益协调一致，实现利益集合的最大化。共同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政府对农户技术采用行为诱导的基本原则。否则，任何损害一方利益而使另一方获得超出既得份额的利益行为都不可能使可持农业技术得以迅速传递和应用。
（2）农户自愿原则。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业劳动者应用农业技术，强制农业劳动者应用农业技术且给农业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因此，农户对可持续农业技术的采用，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政府对其偏差行为主要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为主，而不能强迫农户采用某种技术或不采用某种技术，农户独立自主的决策地位必须予以尊重和保证。
（3）双向互补原则。政府和农户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 在技术采用过程中的生态价值“增值”应将其视为一种对政府主体利益的“贡献”，也是农户主体利益的“外在性”损失。对此，政府现应根据获得的“贡献”值大小对农户“外溢成本”予以补偿，将这部分利益转换为经济上的表现形式返还给农民，以调动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积极性。
4.2诱导措施
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行为的诱导，关键在于全方位激发农户对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有效需求，大力培植农户吸纳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动力。这就要求政府从多方面入手，利用各种各样的行政手段、经济杠杆和法律措施，激励、引导和扶持农户的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行为，为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教育引导。可持续农业技术属于现代农业技术范畴， 对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当务之急加强对农户有关可持续发展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使用可持续农业技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抑制非理性行为对农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及水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到非持续发展行为给家庭投入增长、身体健康以及子孙后代带来的巨大危害，认识到政府倡导推行可持续农业技术普及使用的社会公益意义和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强决心，并通过树立像“马永舜”这样的典型，开展全社会可持续发展观教育，使农民自发地形成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
（2）经济诱导。 经济诱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扶助和支持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经济诱导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二个方面：一是通过减税、减费、补助、补贴等经济优惠政策和奖励手段诱导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发生，使农户切实感觉到“多用新技术多受益”。二是通过征税、收费等经济惩罚手段抑制农民的非理性行为发展。其中：①经济优惠政策和奖励手段，包括建立农业信贷财政补贴制度，通过财政对银行贴息的方式间接帮助农户，支持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在国家定购农产品的基础上，制定出进一步扶持政策，把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增加的经济收益作为奖励返还给农民；实行农产品优质优价政策，对某些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而生产的优质农副产品，应提高收购价格档次，在收购价格之外给生产者以特别资助和补贴；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方法和体系，对农户使用资源实行定期评估，确定质量等级，并以此作为对农户奖惩依据。②经济惩罚手段。如，对原木、原竹等林产品强化征税、收费，限制滥砍滥伐行为；对地力质量综合监测，造成水土流失、肥力损失过度、化肥、农药污染严重的农户给予惩罚；准确测定农产品农药残留量、河流、大气污染程度等指数，对于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农产品禁止其上市、实行劣质农产品低价等。
（3）制度激励。“新制度经济学派”（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认为制度是一种与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行为相关的规则及权利与责任系统，它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服务、为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外部收益内部化等功能。农户技术采用行为需要制度的投入、支持、激励与诱导，因为作为制度本身，它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制度有一种调控个人或集体的行为取向，并为这种行为取向提供内在推动力的功能，而针对农户短期化的、并与政府目标有较大偏差的技术采用行为，则应产生诱导农户在经营决策过程中真正将技术采用、资源节约与保护与其既得利益挂钩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将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潜在收益内部化。制度安排内容包括：在稳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农地产权安排推进土地规模经营以激励农产品对新技术的有效需求；保证农业教育制度改革，强化农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与积累，提高务农人员的科技素质和文化；建立农民协会的财政扶持制度，促进农民自发成立技术协会、研究会等组织，调动农民从事技术活动的积极性；建立新技术使用的风险转移机制和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增强农户风险投资的信心。
（4）示范带动。示范带动的力量是无穷的，示范是一种教育方式， 使农民学有方向、赶有目标。“科技示范户”是农村科技的生长点，是采用新技术、新成果的先行者，一旦成功能够形成强劲的引带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和发展农村科技示范户，甚至是示范乡、示范县，以典型引路，引导千百万农民自觉采用可持续农业新技术，自觉参与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活动。
（5）信息服务。要使可持续农业技术迅速传播， 仅有适用的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使农民尽可能多地了解可持续农业技术信息。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已经学会自发利用市场信息来选择、采用新技术，根据自己的生产条件和市场的需求情况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技术，以及采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收益。由此看来，我国原有的农业信息渠道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应根据新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增加信息服务内容，改善转变经营机制，搞好综合信息服务，健全各种有线、无线电广播设施，通过电话、报纸、电视、微机、传真等建立起农业信息网，并结合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不断完善，使农业信息网与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供销服务形成一体，从而帮助农户了解和掌握可持续农业技术信息和操作方法，减少农户经营过程中的技术不确定性和主观风险，提高可持续农业技术的采用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