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
谢 迪 斌
〔摘要〕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初步塑造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新中国是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国家；新中国是一个主张求同存异的国家；新中国是一个为发展中国家主持正义的国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国家的认同，爱好和平、致力发展、协商合作的国家形象开始在国际社会传播。万隆会议对新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具有奠基性的重大影响，对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形象塑造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形象塑造应符合国际社会的客观形势与心理状态；形象塑造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形象塑造应由强有力的外交团队来实施。
〔关键词〕 万隆会议；新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身的价值定位和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认知评价的综合反映。国家形象的国际塑造是指在国际社会中对自身价值定位的描述、呈现、表达和传播。国家形象具有国内和国际的二重性，国家形象的国际塑造更为复杂、艰难，其结果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每个国家特别是新政权都十分重视自身形象的国际塑造。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与旧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新政权，有着全新的国家哲学与价值取向，如何将这种国家哲学与价值定位在国际社会中表达出来，为新中国争取有利的国际生存条件与发展空间，就成为新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利用一切机会与场合，展现新中国的风貌，推动新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如毛泽东访问苏联、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为新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作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新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及面临的实际问题，在苏联主导的中苏双边场合，在美国主导的日内瓦多边场合，这些努力都未能达到全面和充分展现新中国形象的预期效果。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国际舞台上，塑造和传播新中国的形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和艰巨的任务，必须开辟新的形象塑造空间和展现舞台，其逻辑思路自然而然导向了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亚非国际社会。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和平台。新中国领导人知悉万隆会议的动议与筹备消息后，立即表示出高度的重视和极大的兴趣，并立即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活动。通过中方的主动推进和亚非国家的积极配合，万隆会议顺利举行，中国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大会的认可与接受，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与会国家的认知和认同。关于万隆会议已经有很多叙述和讨论(1) 近年来关于万隆会议研究的学术论文主要有：郑先武：《万隆会议与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陈长伟、牛大勇：《中国开创亚非外交新局面的成功范例——万隆会议再探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学术专著有：李潜虞：《从万隆到阿尔及尔——中国与六次亚非国际会议(1955—1965)》，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年。海外研究成果主要有：Amitav Acharya.Study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rom a Global IR perspectiv.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6-07; Wondam Paik.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Asia.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16-01。 ，本文拟从新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这一视角，考察万隆会议的重大意义与深刻启示。
一、塑造了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种原因，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国家对新中国形象的认识是模糊甚至是虚无的。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之外的28个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有22个国家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朝鲜战争之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外交理念不是十分明确，担心中国这样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而且敢于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强国在朝鲜交火的大国，会不会是一个具有进攻性甚至输出意识形态的国家？会不会威胁亚非国家的利益？万隆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初步消除了亚非国家对中国未来走向不确定性的疑虑，塑造了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展现了新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和基本逻辑。“中国出席这次会议，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去寻求与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消除它们的疑虑，争取它们的信任，使它们逐步理解并支持中国，也是十分必要的。”(2) 李颖：《细节的力量——新中国的伟大实践》，学林出版社，2019年，第65页。
(4)基于异常分离的概率成像能有效提高重力异常和重力梯度异常成像的分辨率，综合利用重力异常和重力梯度各分量结果能够提高地质解释的准确性。若实测资料没有重力梯度数据，可以应用理论公式把重力异常变换为导数函数，再进行重力异常和重力梯度综合解释与分析。
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理念原则和实践道路，不是一时的即兴表达，更不是刻意装扮，而是回顾和总结近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结论。从这个角度来论述新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方针，塑造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就在相同历史和共有记忆的基础上，建构了亚非国家接受中国形象塑造的认知基础，使亚非国家对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原则、展现和平发展国际形象的深层历史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实现了从历史认知维度向现实形象认同的转化，有利于亚非国家感受并接受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周恩来通过细心观察和认真思考，在其补充发言中，针对伊拉克代表认为新中国政权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发言，从亚非国家的相似历史和共同记忆切入，说明新中国政权不会是一个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的政权：
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3)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21页。
综上所述，野生动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也是维持生态环境稳定的重要一环，为了让野生动物更好的生存繁衍下去，不仅需要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同时，相关部门还要深入研究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不断完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建设，针对不同物种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以确保野生动物更好的生存发展。
另一个是“共同的苦难”。共同的经历是相互联系与形象认同的基础，而共同的苦难经历则是强化相互认同的纽带。万隆会议的所有参与国都有深受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苦难经历，这种共同经历决定了对和平发展的强烈渴望。因此，要摆脱苦难、防止苦难的经历再现，就必须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是有着深重苦难的国家，对和平发展的向往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这是新中国和平发展国际形象历史基础的深化塑造与提升表达。共同苦难为亚非国家共同的向往——和平发展——提供了逻辑指向，中国和平发展形象的国际塑造就有了广泛的历史基础。周恩来在会议召开之前，已经对此有了明确认识，所以，他始终对会议的进程充满乐观的态度，对中国和平发展国际形象的塑造充满信心。
一个是“共同的经历”。亚非会议召开的缘由和纽带就是这些国家的共同历史，欧美国家之所以不能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因为他们与这些国家的历史是相反的。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几乎所有的亚非国家都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受到了侵略和掠夺。关于这一点，从会议筹备开始，周恩来就已经非常清晰和自觉了。他指出：“现在东南亚国家想召开亚非会议，来联结过去或者现在仍然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国家来开会。毫无疑问这一些国家的会议针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殖民主义，因为殖民主义在这一地带危害他们是很大的。”(4)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47页。 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就是召开会议的联结点，也是会议的主题，只要坚持和突出这一主题，会议就不会向其他方面偏离。与会各国都饱受殖民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压迫，把这一共同历史呈现出来，新中国反对侵略、坚持和平发展国际形象的历史基础就奠定下来了。
周恩来不是从现实出发，也不是从发言者的发言内容出发，也不急于批驳和澄清发言者对中国不友好的攻击，而是从这次会议的根本特点出发，抓住与会国家在千差万别中的一个最重要共同点：都经受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以此为切入点，周恩来突出了两个关键词：
正是基于对西方势力分化亚非国家、干扰和破坏万隆会议的预判，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在小的问题上保留分歧、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共识，是保证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中国必须在这方面做工作，并且以更高的姿态、更包容的形象来引领亚非国家防范西方势力的挑唆，只要不受西方势力的引诱，亚非国家和人民自主处理分歧，就能够达成会议的目标。会议开始后，果然不出中国政府所料，美国虽然不是会议邀请对象，没有参会资格，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70人)，在会场内外四处活动。“会议前夕，万隆的空气是相当紧张的，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到万隆的第一天，尼赫鲁和吴努已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有些国家要破坏会议，就到周恩来住处来打招呼，希望他不要接受这些人的挑衅。”(14) 《周恩来传》(下)，第1050页。 周恩来以很高的预见性和从容姿态来对待这一问题，那就是只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就能暂时放下分歧，达成共识和团结，外部势力对会议的干扰和破坏就达不到目的。在会议进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与会各国又发生严重的争执。争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是不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和怎样看待在这个地区存在的某些军事集团”(15) 《周恩来传》(下)，第1061页。 。周恩来在大会上再次呼吁：“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的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16)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7页。 周恩来这种求同存异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最后放下了军事同盟等问题，回到会议的主题上来。中国政府主张的求同存异原则挫败了西方势力对亚非会议的干扰和破坏，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力主求同存异的形象开始塑造和树立起来，并由万隆会议向整个国际社会传播。美国记者鲍大可写到：“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17) 〔美〕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第62页。
二、塑造了新中国求同存异的国际形象
近代以来，国际关系格局非常复杂，利益分歧、制度差异、文化冲突等因素深刻影响着世界形势。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实现利益诉求的路径，但是，国际社会既然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除了存在分歧和矛盾之外，必然也存在共同的利益与实现共同利益的行动与路径。寻求共同点、保留差异点，就是消除分歧、避免冲突，而又能实现各自利益诉求的唯一原则和方法。新中国政府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观察和处理国际关系，并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简洁话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表达，展现了新中国关于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智慧和勇气，那就是“求同存异”。新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很好地塑造了这一国际形象。这一形象基于两个对应支点，具有非常强的现实对应性与支撑力。这种对应性与支撑力在万隆会议上充分表现出来，为新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提供了有效平台。
第一，复杂甚至对立的国际形势。
新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塑造国家形象的行为决非偶然为之，而是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基于国家利益需要，制定长期计划和方案之后的必然行动。“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33)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90页。 万隆会议之前，中国外交团队的基本目标与方向已经完全确定，所有行动都围绕新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进行，就是要团结多数发展中国家，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压力，降低对苏联在外交上的依赖，依靠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53年，斯大林逝世，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越来越意识到，要争取和平稳定的时间，来推进国内经济建设，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3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8页。 只有通过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才能赢得和平，而和平的国际环境又是国内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这是一对相辅相生的关系。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加快经济发展是新中国的核心利益，一切外交行动都必须围绕这两个核心利益而展开。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35)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16页。
实验技术人员的职称晋升一直较为困难，特别是机能实验技术岗位有一大批中级职称人员；由于僧多粥少，原本要求宽松的实验系列职称晋升标准相应提高。这严重挫伤了一些年龄在40岁以上的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他们的工作效率较为低下，对工作现状有诸多抱怨，这种情绪也明显影响了一些新进工作人员。高校要适量增加实验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的名额，从而使一些得到晋升机会的人员重燃对工作的兴趣，也使新进人员不至于一直处于助理实验师职称，激发整个群体的工作动力和工作热情。加强职称评聘，使实验技术人员能够树立工作目标，挖掘自身潜力，更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安排自己的工作。
池州市位于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与丘陵接合部位，总体地形南高北低。本区自晚第三季以来，由于遭受强烈剥蚀与侵蚀作用，山丘多低矮，构成剥蚀低山丘陵地貌，分布于本区东南面，最高峰为太朴山，标高+723.0 m。局部为可溶岩出露区，岩溶微地貌发育。向北地势渐低，北部为长江冲积平原及湖盆，地表平坦而开阔。
新中国成立之际，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利益大分化、大调整时期，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利益诉求明显强化，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利益诉求下的分歧又在不断发生。在这种形势下，各国都希望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寻求一种共同接受的理念原则和行动方案。从战争中走过来的新中国，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医治战争的创伤，致力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但这种环境不能被动和消极等待；而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在复杂对立、分歧严重的国际形势中，提出一套有效的理念原则和解决方案，树立新中国依靠自身努力引领国际形势的良好形象。这一良好形象，必须通过多数国家认同而获得，不能依靠偏袒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而获得，但多数国家之间是有矛盾和分歧的，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万隆会议上，新中国求同存异的形象被塑造起来，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为新中国国际影响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形象基础。
万隆会议召开的原动力也就在于此，新中国将这种原动力在会议上突出和强化，成为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新中国求同存异的国际形象也就初步塑造起来。在会议开幕式上，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发表讲话，透示了这种原动力：“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6) 《亚非会议文件选辑》，世界知识社，1955年，第23页。 但是，这种原动力很有可能在利益分歧和情绪对立的形势下弱化和消解，从而无法达成会议的预期目标。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争吵和分歧之中。例如，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在发言中偏离主题，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歪曲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不被他们的活动和颠覆活动所触动。’‘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7) 《周恩来传》(下)，第1054页。 此后一些国家代表的发言，也纠缠这些主题，造成相互争论与对立的紧张气氛。
在排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干扰和破坏的斗争中，新中国取得了胜利，达到塑造自身国际形象的预期目标。会后，西方学者写到：“他采用有效的外交攻势而不是采取在亚洲组织反遏制联盟对遏制政策进行了挑战。万隆会议所取得的成功在国际上是不言而喻的，就连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机构也承认，‘共产党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留下的普遍的有益形象’得‘归之于周恩来精湛的外交艺术’。在万隆，美国的外交在同被认为是无理性的共产党对手的交战中又以败北而告终。”(32) 〔加拿大〕柯让著，汪永红译：《周恩来的外交》，第106页。 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形象塑造的成功，虽然谈不上是西方国家的失败，但它们的认知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它们希望通过万隆会议制造国际社会对共产党国家恐慌情绪、歪曲和破坏新中国国际形象的企图没有能够实现。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与西方国家反塑造的开端，自此以后，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总是在澄清西方国家的歪曲甚至诽谤中不断塑造起来和传播开来。通过万隆会议，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形象塑造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国际形象塑造基础。
科技成果完成方持“货”找市场，需求方持“币”找研发项目，这一度成了科技成果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藩篱。而科技成果若不能及时转化，很可能进入“研究——评选”的实验室循环，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周恩来的临时发言，突出了两个主张，奠定了新中国在复杂国际事务中的原则立场和基本形象——“包容分歧，扩大共识”。
首先，允许各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实现方式，不能为了消除分歧，就放弃自身的利益，就要求别人放弃立场和原则。基于一些国家对中国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误解，周恩来首先表明了中国坚持自身制度与根本利益的原则立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9)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1页。 这两句表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两句话作为支撑，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的形象就建构不起来，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塑造，因为这是新中国外交的基础和支柱，国际社会任何主体都不要幻想新中国放弃这一基本的原则。
槭树科(Aceraceae)植物泛称“槭树”或“枫树”。槭树科植物树叶可呈现出绿色、紫色、红色、金黄色的亮丽色彩且季相变化明显，是世界著名的色叶观赏树种。河南槭树科植物资源丰富，且具有南北交融、东西过渡的特征[1]。笔者以郑州地区适宜生长槭树科植物为例，探讨其在植物景观中的配置模式，以充分挖掘利用河南地区槭树科植物资源，进而为槭树科植物在园林景观中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其次，中国坚持自身的制度和利益诉求，但并不将这种制度和利益建立在别国的基础之上，不输出我们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将自身的原则和立场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是新中国在国际社会必须塑造和坚持的国家形象。只有塑造这一形象，才能将新中国同传统的大国区分开来，才能通过这一形象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开辟和扩大新中国的外交空间。万隆会议初步塑造了新中国的这一形象。周恩来在临时发言中说：“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不主张这样做，是“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10)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1、122页。 新中国外交团队的大格局与高站位，立即将会议方向从偏移和游离中矫正过来，不仅恢复了平等协商的气氛，而且使与会各国代表对中国的形象有了新认识。“菲律宾的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对于经历了昨天到今天亚非会议上气候的各种变化的人们说来，中国代表团团长今天短短的十八分钟的发言已经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集合起来的乌云。它给会议指出了一个方向，使它能够抵抗那种想把它拖入对立和争吵的企图，能够绕过前途的暗礁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另外，它也使与会的其他二十八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更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11) 李慎之、张彦：《亚非会议日记》，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参会国甚至全世界都认识了新中国求同存异的高大形象，这就是万隆会议对新中国形象国际塑造的重大贡献之一。采访万隆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写到：“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间接的攻击。”“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12) 〔美〕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11页。 求同存异的前提和基础就是通情达理、心平气和。新中国的这种形象，通过万隆会议也向世界(包括西方国家)传播。
第二，西方国家激化矛盾的态度和行动。
杭州画院作为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彻底解决了画院发展的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投入到艺术创作和画院发展中去；在浙江省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建筑——西湖文化广场中有了画院的展览、创作、办公和休闲活动的场所，可以安居乐业了；画师们挥洒着对国画技艺的追求，肩负着传承文艺的社会责任。近年来，围绕杭州西湖和运河申遗大事，做足“五水共导”文章，将“江河湖海溪”作为杭州美术创作重要题材，分别举办了“西溪视觉艺术展”、“三评西湖十景”美术展览、“运河春秋—全国中国画名家邀请展”、“相聚大运河 彩墨新杭州—美术作品展”、“新杭州—‘三江两岸’油画名家作品展”、“钱塘自古繁华—全国著名画家画杭州”等重大展览活动。
万隆会议的一个特殊背景就是西方国家不愿意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因为这不利于它们在亚非两大洲的霸权存在，在亚非国家相互争执甚至冲突的状态下，它们才能各个击破，又充当调停人与救世主的角色，干涉甚至主导亚非事务。而万隆会议的原动力恰恰就在于亚非国家和人民希望摆脱西方国家的干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政府正是看到了这一特点，明白亚非各国动机，才会高度重视这一会议，并对会议的主题与避免分歧求同存异充满信心。早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国政府就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亚非会议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与，而由亚非国家自身主导的多边国际会议：“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亚非会议的召开正当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在亚非地区发生巨大影响的时候，亚非人民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正在高涨，而另一方面美国正在组织和扩展各地区的侵略集团，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积极准备新的战争。”(13) 《周恩来传》(下)，第1047页。
通过一系列艰苦而充满智慧的工作，会议在和平主基调下进行，中国的和平形象越来越清晰，一些对新中国存有疑虑甚至视中国为和平威胁的国家改变了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逐步认同和接受了新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巴基斯坦首相阿里4月26日在新加坡说：“周总理看来是诚挚地希望和平的。”“中国无侵略意图，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国家能够合作。”5月1日，阿里在卡拉奇电台广播说，他和周恩来的会谈促进了两国的了解，这将促进中巴间的友好关系，有助于世界和平事业。阿里还宣布将访问中国。(5) 转引自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9页。
三、塑造了新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形象
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外交工作重点，联合和团结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利益，与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西方势力进行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外交逻辑。这一外交逻辑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一直得到坚持和发展，这种外交逻辑的理论发展就是后来的“三个世界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的思想起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实践起点是万隆会议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新中国抓住机遇，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巧妙而成功地开始塑造为发展中国家代言，替发展中国家说话，以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外交重点的形象。而且这一形象在会议上开始得到了认同，在会后不断强化和巩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后来成为支持新中国外交行动的重要力量。在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一系列重大外交斗争中，发展中国家大多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万隆会议开始塑造起来的中国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形象是分不开的。
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原则确立、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形象设计，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反复研究思考，对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情况与趋势进行了准确研判之后，得出的正确而富有战略性的结论。毛泽东将中国与其他落后国家划为“一类”，同帝国主义国家阵营对立起来：“像我们这一类国家受过很多气，亚洲、非洲国家都是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大国的气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要的就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我们现在还在受气。总有一天，我们真正独立起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了，就可以少受一点气。”(18)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93—194页。 周恩来向国际社会表态：“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完全理解并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苦难，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持久不渝的斗争中求得自由幸福与解放。”(19)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7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形成了以东欧和西欧为主体的国际势力集团，控制甚至主导了国际利益分配与矛盾的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大多也依附在这两个势力集团上(中国本身也曾提出过“一边倒”的口号)，外交决策和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两大集团的影响。然而，二战结束后，非殖民化浪潮风起云涌，一些国家在形式上取得独立之后，更希望在外交行动上有更大的自主权，摆脱势力集团控制和影响的意向越来越强烈。“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两国在对外关系领域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政策差异日渐明显。在此情况下，中国高举独立自主旗帜，遵循和平友好原则，根据自身需要参与周边事务，走向世界舞台，自然而然地成了外交常态。”(20) 于洪君：《“一带一路”：联动发展的中国策》，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 但作为一个新成立的大国，在自身力量还比较单薄的情况下，要想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保持自身的独立利益，而且还要在国际社会中有所作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寻求共同的力量，以呼应和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些主张。这一力量显然是无法从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的国家集团中获得的，而希望独立、但缺乏核心和旗帜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好的力量源泉。万隆会议为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塑造新中国发展中国家利益维护者和代言人的形象，提供了最初始的机会。万隆会议中国团队核心人物之一的廖承志写到：“万隆会议的胜利是第三世界开始兴起时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第一回合的胜利，是五项原则的胜利，是亚非人民的胜利，是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21) 《廖承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2页。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搜集资料，以ASEB栅格分析法作为工具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ASEB栅格分析法是基于传统SWOT分析基础上建立的，主要针对体验型消费引发的问题，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管理方法。ASEB栅格分析综合考虑活动Activity、环境Setting、体验Experience、利益Benefit在优势 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四方面的基本情况，依此建立矩阵分析图，即从消费者出发对活动、环境、体验、利益四个方面的矩阵分析（见表1），描绘、评价消费者真实的体验、本真的感受，做出结论分析。
廖承志的这段话，无论是在背景描述、过程把握和成果评价上，都是比较准确的。万隆会议的背景是第三世界开始兴起但还没有完全兴起，还没有同其他两个世界形成对称和对应的潜在“世界”，但已经初现端倪，也有了一定能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凝聚力量、引领方向、调解分歧的国家，来作为维护共同利益、代言共同诉求的形象代表。这个形象代表必须符合三个方面的条件：体量较大、影响较强、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新中国基本符合这三个方面的条件：无论从国土还是人口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力量之一、联合国发起国，在国际社会具有较强的影响；从共同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近代中国就是所有亚非国家历史发展的典型缩影。当然，中国有一个不利条件，就是在西方话语霸权下，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受到了疑虑和担心，而且容易为西方势力就此进行挑唆和干扰。新中国领导人抓住有利的一面，消解不利的一面，在美苏控制的国际势力之外，开辟新的空间，组织和团结发展中国家，为世界和平发展服务，也为新中国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新中国需要做的重点工作，就是让发展中国家认知新中国的原则和主张，认同和接受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万隆会议这个舞台，是新中国在亚非国家塑造国际形象出场亮相的最佳场地，必须以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作为基本的原则，以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形象出现。从会议过程与结果来看，新中国外交团队达到了发展中国家利益代言人的形象塑造目标，与会国家对同新中国在国际利益上共建同构的可能性有了基本认识。
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对亚非国家的代表进行了言辞诚恳而又逻辑严密的形象表达：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与亚非国家团结在一起，维护共同利益，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这种愿望不是主观的空洞期待，而是具有历史与现实基础。周恩来的发言，从情感与逻辑上说服了与会代表，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认知：中国不仅有维护亚非国家共同利益的愿望，而且有条件和能力，也有资格。新中国维护亚非国家利益、承担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形象初步塑造起来。周恩来是这样表达的：“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22)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5页。 这段讲话，是新中国政府站在亚非16亿人民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真诚呼吁。这16亿人中当然包含6亿中国人，所以中国人不是亚非国家的“他者”，而是“自己人”，但中国不会将6亿人的利益与其他10亿人的利益对立起来，而是融合起来，所以，中国人的形象是既坚持自身利益，又超越了自身利益。这种形象，就是亚非国家利益维护者、亚非国家代言人的形象。
在万隆会议上，中国表现出了与传统大国完全不同的国际形象，即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维护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赢得了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支持。作为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重要成员之一的乔冠华回忆：“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国家的正义要求，但并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心。”(23) 转引自《周恩来传》(下)，第1063页。 以不求回报的精神，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最终会得到最大的回报，这就是新中国的外交哲学。正是这种形象，使发展中国家逐渐将中国作为它们的好伙伴与真朋友，成为国际社会中支持中国的最重要的力量。在万隆会议上塑造的这个形象，中国长期坚持并不断强化：中国人是讲是非对错原则的，但并不强加于人；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所有正当利益诉求，但并不强要对方一定支持中国。这种可靠的形象，发展中国家就能接受，也能 “放心”。
四、开启了澄清西方社会歪曲中国国家形象的历程
事物存在与发展的规律是不破不立。新中国诞生在二战结束、冷战开启的时代，从成立伊始，在国际上就面临着封锁与干涉，当然也面临着形象被歪曲和破坏的国际条件，尤其是朝鲜战争导致中国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直接正面对抗，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国际形象进行了全面的歪曲和破坏。为了塑造良好、正面的国际形象，赢得应有的国际环境与条件，新中国必须同西方国家歪曲和破坏新中国形象的行为斗争。新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启动了新中国在斗争中塑造和维护自身形象的历程。经过艰巨的努力，万隆会议避免了西方国家误导的方向，实现了中国对会议的方向引领，对新中国国际形象进行了良好塑造。
新中国领导集体意识到了万隆会议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重大机遇。美国人也意识到这一会议的重要性，不能让中国利用亚非会议塑造和展示自身形象。他们从得到会议筹备的消息开始，就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活动，主要是散布谣言、挑拨离间，利用发展中国家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了解与疑虑，开动宣传机器，制造谣言，妖魔化新中国的形象，让亚非国家不要接近中国，更不要信任中国，以达到歪曲和破坏中国形象之目的。“美国为了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新中国。美国不仅对中国进行战争挑衅，还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已对远东‘构成了尖锐、迫切的威胁’，极力挑拨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人为地制造亚非国家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24) 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杜勒斯在1954年12月31日致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说，国务院意识到“中共可能会把会议当做宣传场所，可能会制造出一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团结的表象，以及亚洲和非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与西方不在一个阵营的表象”(25)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2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863页。 。杜勒斯的意图非常明确，不是从实际利益出发，而是从国际形象出发，因为国际形象一旦被塑造和接受，将比具体利益的损失更为严重。所以，他首先要遏止形象塑造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阻止中国把万隆会议作为宣传的平台与场所。双方想到一块去了。中国计划非常清晰，就是不纠缠具体利益，而是要通过总体原则立场的宣传与展示，把自身在亚非国家中的形象塑造起来；美国就是要干扰和阻止这个过程，根本目的就是阻止新中国在亚非国家中良好形象的塑造和确立。杜勒斯接连用了两个“表象”，说明他对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充满着焦虑和担忧，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这种“表象”的塑造和确立。“美国派去了一支70人的‘记者’团，到处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以扰乱会议。”(26) 〔加拿大〕柯让著，汪永红译：《周恩来的外交》，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99页。
会议期间，受西方国家指使，锡兰代表科特拉瓦拉在会上大谈所谓除西方殖民主义外， “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在我们这里很多人的思想中恐怕还不太清楚，有些人也许根本不同意用殖民主义这个名词。例如，想一想那些中东欧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东欧的卫星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波兰，这些殖民地难道不是和任何亚非地区殖民地一样的吗？假如我们是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那么，公开宣布我们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苏联殖民主义，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吗？”(29)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3卷，第280页。 随后，其他一些亲美的国家也随声附和，帮助美国煽风点火。会议马上就有可能偏离主题，陷入对中国的围攻，中国的国际形象必然会受到歪曲和破坏。美国的一些“观察家”以为达到了目的，幸灾乐祸地预言：“亚非会议已经出现了破裂的倾向。”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借机煽动，要各国代表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上，而应当放在遏制共产主义上，不要去打 “殖民主义的死马”，要去打“共产主义的活老虎”。(30) 吴志菲、余玮：《私家相册里的开国总理》,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203页。
以周恩来为首的新中国外交团队，在指导思想明确、行动目标清晰的前提下，与西方国家歪曲和破坏新中国形象的言论与行动斗智斗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没有让西方国家把万隆会议干扰成指责中国的平台，而且让亚非国家真正首次认识了新中国的理念原则和行动主张，认知和认同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就连抱着反对中国态度而来的美国记者都对中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其过程曲折复杂，峰回路转。
“亚非会议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表现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是企图以反苏反共的口号使会议陷入思想意识的争论，而使会议不能获得任何成就。另一方是在反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基础上尽量肯定一切共同之点，使会议尽可能地表现出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27)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3卷，第249页。 针对这种形势，中国外交团队进行了富有策略性的回击和引导，回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会议的干扰、对中国形象的破坏，引导与会各国消除分歧、接受新中国的主张和形象。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28)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4—125页。
刚进入房间，我才知道英国的双人床竟然这样小，我还有点不太习惯，可我想，既然来到了异国他乡，就要学会入乡随俗。当晚我们还吃了披萨和意大利面，感觉这里做的味道更正宗，浓郁的起司味飘香满屋。
周恩来果断发言，提出不纠缠于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可以抛开某些词句，而采用大家都接受的概念。中国没有跟随西方国家和亲美国家的节奏，而是始终保持中国的指导思想和既定方针，避免在一些细节问题争执而破坏了整体氛围。中国这种高屋建瓴的态度，得到了大会普遍认同，会议还是在团结的气氛下，达成了一致的宣言，美国破坏会议、歪曲中国形象的企图没有得逞。不仅如此，就连美国记者都对周恩来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1) 徐京利：《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
如果监测系统发现某个部位故障时，要求能及时地确定故障点，并尽快进行维护或者更换。因此应该尽量简化模块的种类和结构，其需要具有报警和自诊断功能。
这些偏离主题的大会发言，直接歪曲中国的国际形象，如果不加以矫正，很可能导致会议朝着不利于中国预期的方向发展，并最后影响会议的结论与成果。但对这种言论又不能直接争论和批判，这样又会导致会议在激烈的争吵中走向分裂。新中国外交团队基于对参会国的基本价值和会议原动力的把握，决定以自身求同存异的形象来争取对立国家的转变，维护大会共同的主题与旋律。周恩来在临时发言中，将中国的立场表达出来，以高于一般争论的站位和格局亮相于会议。“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8)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1、122页。
五、积累了国家形象国际塑造的经验
万隆会议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双重意义，通过这次会议，新中国不仅达成了既定目的，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中，塑造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并且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通过这次会议，新中国的形象在世界得到充分展现，甚至西方国家一些民众也对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有了初步认识。作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自身形象塑造的成功案例，万隆会议为此后新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维持与巩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新中国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塑造基本是在万隆会议基础上展开的，是对万隆会议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的坚持和发展。
第一，形象塑造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充满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新政权，中国迫切需要打破外部势力的各种封锁，坚决走向国际社会，扩大自身国际存在与发展空间，为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营造必要的国际环境和条件。这是新中国战略目标和外交根本原则。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就是要为这一国家根本需要和长远利益服务。
他爸脸色精彩极了，我妈的表情更精彩，巴掌再次拍拍落在我身上，我捂着屁股乱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懂个屁。
正是因为明确了这个核心利益，万隆会议上的中国代表团才心稳气定，不为外界所干扰，始终围绕新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进行国家形象塑造。会前毛泽东圈阅、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对中国在会议上的总方针是这样描述的：“我们在亚非会议中的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36) 刘武生：《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4页。 在这一总方针下，中国对会议上很有可能出现的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也进行了预判，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严格区分内政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问题。亚非会议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是对的，但应在适当场合中，如在仰光会议中，可适当暗示我们赞成不讨论共产主义问题，但并不怕讨论这一问题。”(37)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3卷，第224页。 无论是总方针还是具体策略都体现了围绕国家核心利益，不在具体问题上纠缠的预案。正是有了这种预案，当有些国家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国代表团才会按照既定方针应对，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塑造了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周围的环境多么复杂和险恶，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多少荆棘，周恩来始终从容沉着，率领中国代表团准备迎接等候着他们的任何惊涛骇浪，努力实现对会议预期的要求。”(38) 《周恩来传》(下)，第1054页。
新中国在万隆会议塑造的国家形象，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认同，西方国家也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所认知，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恐惧情绪有所消解，为中国经济建设的内政方针与和平发展的外交方针提供了支持。毛泽东在1956年对万隆会议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中国创造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是这样评论的：“亚非会议召开后只不过一年多，万隆精神已发展得很快，影响很大。亚非会议团结了大小国家，人口有十五亿。”(39)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42—243页。
第二，形象塑造必须符合国际社会的客观形势与社会心理。
形象塑造是一个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影响塑造效果的能动性过程。而国家形象的国际塑造，客体的复杂性更加明显，客体对于形象的认知特别是认同，受到客观形势与社会心态的双重影响。在国家形象国际塑造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因素要比在国内进行形象塑造复杂困难得多，主要原因是形象的受众对象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和控制性。万隆会议上，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突出。从国际客观形势来看，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国在国外参战的形象受到西方国家的歪曲，很多国家对中国存在疑虑甚至恐惧，认为中国是一个进攻性很强的好战国家，再加上西方国家长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妖魔化宣传，更加重了这方面的疑虑和恐惧。从社会心理上来说，当时参会的中国之外的28个国家，只有5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他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认为中国存在铁幕或者竹幕。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要在万隆会议上塑造国际社会能够认同和接受的国际形象，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任何主观上的臆想，都有可能导致错误的行动，产生消极后果。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万隆会议上取得塑造国际形象的预期效果，就在于紧紧抓住当时的国际客观形势和发展中国家的心理状态，并从此出发，制定方案，实施行动。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务实的态度，在维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从其他国家的客观形势和心理状态出发，不搞争论，不搞对抗，得到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理解。
第三，形象塑造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形象塑造过程受到客观形势与主观努力的双重影响，必须以客观形势为基本依据和前提，随时调整主观努力的理念和行动，从而达到客观形势下主观努力效果的最大化，切忌脱离实际，强行推送和传递形象塑造的价值和要求。中国外交团队在万隆会议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主观行动的方案，从而实现客观形势下形象塑造的良好效果。万隆会议召开之际，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多重因素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外交行动的展开与效果的取得：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进行歪曲，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存在疑虑，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充满着不确定性，随时都可能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万隆会议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取得形象塑造的重大进展，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相关文件，包括书面谈话和大会发言都是会前认真准备好的，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坚持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依据。这些原则和依据都是着眼于亚非国家的共同利益，基于与会国家的包容谅解而预设的。然而，在会议进行之中，由于受到西方国家指使，个别国家挑起争端，破坏会议气氛，很有可能使大会无法达成共识，中国代表团在散发原有发言文本的前提下，临时起草和宣读新的发言，阐明亚非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与现实利益，将亚非国家的痛苦记忆与现实国际关系联系起来，提醒亚非国家不要把曾经殖民自己的西方国家作为救世主，揭示亚非国家的利益必须由亚非国家自身来实现，倡导求同存异的理念。这一临时发言，得到了与会国家甚至反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和支持。这是典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而成功塑造形象的案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代表团参会的最基本原则，也是会议精神核心所在，而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包括十项原则，表达的话语风格与中国原来准备的文本存在较大差距。但这只是技术问题，十项原则实际上包含了五项原则的本质内容，所以中国代表团也就同意了，没有在细节问题上过多地纠缠。 “新中国作为和平友好力量的良好形象，在广大新兴国家面前得到明显的强化和提升。”(40) 于洪君：《“一带一路”：联动发展的中国策》，第199页。
第四，形象塑造必须由强有力的外交团队来实施。
(一)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和阐明解决当今全球化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纪元式总体性变革角度将全球化看作时代特征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既超越了一般全球化理论把全球化同质地等同于西方化的“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也超越了反全球化理论把“全球化”与“地方化”简单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这对于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强调其符合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一般性要求的全球化意义，又注重其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创造性转换，从而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机统一起来，有着极为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国际形象塑造是一项理论性、技术性和操作性很强的系统工程，需要坚定的信念、丰富的智慧与有效的行动，实施团队的作用非常重要。万隆会议上新中国形象塑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强有力的外交团队，以自身的理念、策略和行动，展现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新中国外交团队领导核心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外交智慧成为新中国形象的最好代言人，给与会各国代表和参加会议采访的新闻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是成功塑造新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张步天先生研究《山海经》20余年，他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少年儿童的视角、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山海经》进行了全新阐释。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秋玲不仅对《本草纲目》进行了精彩的阐释，还对原著中的认知局限和讹误进行了点评。
真诚谦和的态度、积极工作的精神、求同存异的作风，是中国外交团队留给国际社会的深刻印象，也是新中国国际形象的基本轮廓。“会议之所以获得成功，是与总理熟练掌握新中国外交方针，灵活运用策略，善于做工作分不开的。他不放弃任何一点可能去做工作，可以说是见缝插针做工作的典范。”与会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称赞有加，苏加诺曾经说：“我要有个你们这样的总理就好了。”(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话说周恩来——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6页。 在会议之初，很多国家对新中国不是十分了解，对新中国在会议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很高的预期，但在会议过程中，中国代表团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与会国家的认同，中国代表团对会议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会议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政治空气。美国要把亚非会议开成反共、反华的会议，但结果正相反。周恩来使各国了解了新中国，取得了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的亚非国家团结自主的胜利结果”。(42) 《话说周恩来——知情者访谈录》，第236页。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与苏加诺会面时，双方对一年前召开的万隆会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苏加诺说：“是的，的确如此。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4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程碑。”“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44)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 这说明，万隆会议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得到了高度评价。万隆会议对新中国形象的国际塑造、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亚非国家认知新中国，都有着奠基性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本文作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州 510006)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Xie Dibin
Abstract :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initially shaped at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which is called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or short, held in Bandung, Indonesia. The main value orientation of New China wa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it advocated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upholding justic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ts diplomatic concept based on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was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especially by the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and its national image of being peace-loving and being committed to development and to negotiation and cooperation began to spread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Bandung Conference had a fundamental influence on the shap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New China and it also ha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shaping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in the New Era. The shaping of an international image must focus on national benefits,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should adhere to a combination of principle and flexibility, and should be carried out by a strong diplomatic team.
〔中图分类号〕 D820；D81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9-0040-12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19JZD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朱昌裕)
标签：万隆会议论文; 新中国论文; 国家形象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