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智慧——亦谈如何学习、研究和运用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智慧论文,欧美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引进和借鉴国外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近年来，在这项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令人忧虑的问题。
第一，盲目追逐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美国新理论的取向仍未得到彻底改观。经过王逸舟、秦亚青等学者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等专业刊物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虽已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① 但囿于学术生态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现象短期内恐怕不可能消失。相当一部分学者仍然表现出对美国理论的强烈偏好，动辄所谓现实主义视角、制度主义视角、建构主义视角之类，似乎离开了这些范式，就无法言说了。不仅如此，一些学者跟风心切，研究重心不正常地转移。苏长和在收集中国学者发表的与国际制度理论或者经验研究有关的论文时就发现，“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所发表的89篇文章中，绝大部分作者是一次作者”，“部分学者可能在现实主义时兴的时候撰写支持现实主义的文章，而在建构主义时髦的时候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建构主义者。”② 谭秀英等在分析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英国学派的论文中也谈到，“能够连贯且深入研究英国学派的学者不多……能够发表三篇以上有关英国学派的学者不多见。”③
第二，在运用某种欧美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时，不仅缺乏对该理论内部状况、适应条件等的细致解读，④ 而且往往存在着主题先行、用理论裁剪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现实特别是丰富多彩的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正确倾向。一些著作明明探讨的是纯粹中国的问题，但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就像我国台湾学者杨国枢、文崇一曾批评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的历程之中，而只是不加批评地接受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和方法。”⑤
第三，机械地套用科学哲学的一些方法、观点和标准，去剪裁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过分推崇以行为主义为理论基底的科学方法。与冷战结束以后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科学主义相对沉寂、人文主义再度崛起的趋势相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科学主义思潮方兴未艾，科学方法至上的苗头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并可能愈演愈烈。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学子——只是粗略阅读了几本欧美科学哲学和政治科学方法论的著作，便率尔操觚，由此造成此类著述参考文献重叠度过高，研究主题相互撞车的现象。这在运用科学哲学探讨国际关系学科史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上述种种问题，已经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资中筠、陈乐民、钱文荣等资深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评。⑥ 但耐人寻味的是，鲜有中青年学者作出正面的回应。⑦
在笔者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研究者自身专业水平、学风等方面的问题，也有现行学术制度方面的问题，但最为根本的，恐怕还在于人们对理论的概念、功能、检验理论的标准等问题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何谓理论，已经有了很多种定义。即使在国际关系学界，人们对“理论”一词的界定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否则，肯尼斯·沃尔兹就没有必要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开篇花费很大力气去区分“理论”和“规律”两个概念，并运用自己界定的“理论”概念去构建新的理论形态；倪世雄、石斌、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等学者也就没有必要在自己的著作中用相当的篇幅去探讨“什么是理论？”这一看似陈旧、却有重要学理意义的问题；⑧ 时殷弘也不会公开宣称“习惯用理论思想四个字”并“希望多少冲淡理论的‘理论’色彩”；⑨ 更不可能有马丁·怀特发出“为什么不存在国际理论？”这一至今引人深思的著名诘问。以笔者管见，所谓理论，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不外乎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思维框架，其中包含概念、假设、判断、逻辑、方法等一些基本要素。由此看来，尽管理论在内容上可能是客观的，但其形式肯定是主观的。认识主体的眼界、思维能力、价值观、所处的时间和空间位置，认识客体的基本特征、本质和外在形态展现的程度，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互动的状况，客观上造成了不同的思维成果，由此形成人们通常所说不同的观点、理论、流派和学派。
人们创设理论的基本目的——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是理论的功能——也有很多，理解（interpretation）和解释（explanation）实际上只是基本功能中的两种，尽管它们的确很重要，但绝对不是仅有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理论最重要的功能，其实还是在于运用。行为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长于理性的人类从事任何形式的活动——不管是体力活动还是脑力活动——都是有特定目的的。这种目的的根本指向，还是在于现在和未来。理解和解释世界不是根本目的，改造世界才是至关重要的。
从上述观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看出，判断各种理论形态质量高下的标准，就不仅仅在于理论所包含的概念是否明晰而易操作，命题、假设是否有意义，各种判断之间是否能够自洽，内部逻辑是否严整，也不仅仅在于理论是否简洁、优美从而符合科学哲学对理论形态的一般要求甚或是人们的某种审美习惯和心理需要，而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能力即解释、说明现实的能力，特别是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能力。这是因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⑩ 在美国政界、学界均有较长工作经历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斯·汤普森（Kenneth W.Thompson）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也指出，“理论家无论承认还是不承认，完全脱离实践就会深受自我放纵的空想之害。”（11） 总之，理论不管采取何种形态，无论多么精巧细致，抑或怎样新鲜奇异，如果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是无意义的或者意义甚小，其最终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对比人类思想发展史和人类总体发展史，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了。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理论，我们都要抱持一种批判——哲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的态度，对来自欧美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更应该如此。实际上，诞生于欧美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在研究的视角、使用的概念、做出的假设、运用的方法等方面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它们都立足于欧美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历史经验；二是这些理论在微观上都是要解决困扰理论创立者的种种智力难题，宏观上则都要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即使是被公认为科学化程度最高的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也是如此，（12） 更不要说诸如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粗鄙且漏洞明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之类了。然而对于这一点，相当一部分欧美学者刻意加以掩饰——个中原因，恐怕这些学者自己最清楚；仅有小部分学者做了或间接或直接的阐述和表白，例如，沃尔兹就曾说过：“当人们观察世界时，他的所见所闻取决于其个人的理论视角，而其自有的理论视角则给概念的含义抹上了自身的色彩。”（13） 罗伯特·基欧汉在为一本专为中国读者编辑的著作撰写导言时坦言：“显然，我的观点是倾向于美国的。关于世界政治的理论著述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产生于理论家所面对的形势和困境之中。世界政治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角色的变化每每激发我的思考。美国面对的诸多事务看起来与中国不同则是不可避免的。”（14） 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则直言：“理论总是服务于一定的人和一定的目标的。所有的理论都拥有其独特的视角。视角源于时间与空间的定位，特别是社会与政治的时间与空间的定位。”（15） 然而，特别令人费解的是，某些中国学者却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
因此，如何学习、研究和运用欧美国际关系理论，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从业者必须时时警觉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这些不乏洞见和科学性的理论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全面而客观的引介，并恰当而有效地加以运用肯定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生发出喜爱之情乃至坚守之志也是可以理解的，（16） 但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唯某种理论独尊实质上也是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绝对是错误的。世界政治的极端复杂性，人类认识能力的相对有限性，使得在理论世界中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任何一种可以解释一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每一种理论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的出现，接踵而来的就是对该理论的批判和超越。因此，无论从本体论的角度，还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我们都不难看出教条主义的缺失。而从实践论的角度，我们就更容易发现这一点。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其中就包括形形色色的来自欧美国家的洋教条）和思想大一统之害、之苦太多了，造成的损失也太大了。我们绝不能再蹈覆辙，绝不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笔者认为，在学习、研究和运用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上，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所倡导的“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智慧”的观点值得借鉴和仿效。冯契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两个观点，其目的就是为了克服近代以来科学和人生的脱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建立有别于狭义认识论（仅限于知识）的广义认识论（包括知识和智慧两个方面）。他指出，应当把理论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自己的研究领域。他还认为，知识是相对于无知而言的常识和科学，而智慧则是对宇宙、人生真理性的洞见，它和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的培养是内在地联系着的。知识包含有智慧的萌芽，但知识不等于智慧，“由知识到智慧是一个飞跃，包含有一种理性的直觉，不过这种理性直觉之所得也是思辨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是可以论证和体验到的”。与上述两点相关联，冯契先生还提出了“化理论为德性”的命题，即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将理论化为自己的德性，而德性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建立在知识和智慧基础上的自由创造。（17）
如果将冯契先生的上述观点完整地贯彻于具体学习和研究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活动中，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继续认真学习、研究和借鉴欧美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但不要盲目追逐，更不能迷信。学习、研究和借鉴的必要性，源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体研究水平上与欧美国家同行的显著差距。在这一问题上，任何基于无知或意识形态偏好而做出的贬斥之举，任何基于已取得的些许成就而滋生的沾沾自喜的盲目心态，都是不正确的、不明智的。
但在当下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要特别强调两个不迷信：一是不迷信欧美国际关系学界出现的新理论。求新、求异是人的一种天性，也是人类进步的内在动力之一。但问题在于，理论发展史上纷至沓来的新奇之论就一定有价值吗？对此，布尔曾指出，“有时，新思想的提出的确是一种贡献……然而，它是否比以前的思想优越则并无定论”，在一些新作品中，“旧的真理被忽略，或者旧的错误重新出现，或者对问题的研究不如以前那么精细和深刻，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国际关系和类似的课题中经常会发生实际上的倒退。许多当代的国际关系研究属于这种倒退，而学术环境的许多特点则促进了这种现象的产生。”（18） 遗憾的是，布尔提出该观点后近40年间，人们仍能不时找到它的注脚。前几年被热炒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集中体现这一理论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尽管洋洋数十万言，并得到塞缪尔·亨廷顿、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肯尼思·沃尔兹等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大腕们的强力推介，（19） 但正如许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把二战后出现的现实主义理论论述到偏激”以外，它实际上“原创性甚少”，并且是一种“返古的理论”，同时“在分析技术上远不如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20）
二是不迷信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笔者承认，科学哲学、科学方法的确都是好东西，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引进和运用科学哲学、提倡和推广科学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有助于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品质，匡正以往这方面作品存在的“扎实的新闻作品”的不佳现象。但首先应当明确，科学方法仅是人类获取真知的一种手段，以理性主义作为基底的科学哲学也只是人类实现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的一种途径。换言之，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科学哲学、科学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因而在使用上都要有一定的限度或者说是条件，泛科学主义、科学方法至上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情况尤其如此。马克斯·韦伯曾用嘲讽的口吻谈到：“科学思维的过程构造了一个以人为方式抽象出来的非现实的世界，这种人为的抽象根本没有能力把握真正的生活，却企图用瘦骨嶙峋的手去捕捉它的血气。”（21） 布尔更是从国际关系学科的角度深刻地剖析过科学主义的局限。他在肯定国际关系学者从自然科学和其他“较硬”的社会科学中寻找方法论的努力并由此取得一定成绩（如“国际关系的写作总体上更精致了”，在方法论上有了改进）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如果人们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限定在严格的科学范围内，那么从它需要逻辑或哲学的论证或者严格的经验程序的检验这一方面来看，这种努力是有害的。……人们关注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研究迹象。”（22） 因此，如同不能用理论裁剪现实一样，也不能用科学哲学去裁剪理论。重视和运用科学方法，但要注意这些方法的适应条件和对象的特点；（23） 讲求科学方法，更要注意科学方法论；研究和提倡科学方法论，更要注意不断提升对于国际关系的整体理解和把握的能力——也就是冯契先生提到的能够“具体生动地领悟到无限的、绝对的东西”的“理性的直觉”和智慧这一“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
第二，对各种欧美国际关系理论应始终采取多元主义的立场，不要刻意区隔各种理论，不要机械地认为各种理论“具有排他性和不可通约性”，而要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整合——即冯契先生所说的“思辨的综合”。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存在差异是一个客观事实，但现实是不断运动着的，人的思想、观念以及构建的理论框架也是不断调整的，因此，各种理论之间的差异并非不可调和。近年来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界的新—新合流、温和（主流）建构主义向新（结构）现实主义靠拢、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趋同、折中主义的出现、分析层次回落等等现象，就颇能说明这一点。（24） 实际上，只要人们把理论看成一种观察客观世界的视角，一种研究客观世界的方法，理论间的整合就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迈克尔·布雷切1999年在国际研究会（ISA）的主席致辞中，就呼吁在国际问题研究的所有方面都应进行“综合”（synthesis），包括研究途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发现，并认为综合代表着更高的学术成就。（25） 近年来，中国学者秦亚青、王逸舟、李少军、郭树勇等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例如，秦亚青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与人文的契合”这一崭新思路；王逸舟多次呼吁要“学会在‘理论岛’之间穿行”；李少军写出了《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这篇重要的论文，在肯定理论分化趋势的同时，提出“应考虑综合的模式，即兼收并蓄，用不同的理论解决不同的问题”；（26） 郭树勇则试图融合建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建构国际政治社会学。这些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并应予以发扬光大。
第三，我们不仅要运用欧美学者提供的案例来验证他们所创设的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更要特别注意运用新的、系统的中国的案例来验证这些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应当明确，有案例支撑的理论并不一定就可靠，更何况不少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中所使用的案例一般在数量上是相当有限的。而从有限的案例中是否可以发展出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实际上是非常可疑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有过深刻的阐述。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篇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文献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写道：“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27） 在另外一个地方，列宁又进一步阐述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28） 列宁的上述观点在一些严肃的欧美学者那里也有回应。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就指出，“学者和理论家经常是从不完全的证据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这些证据除了不完全之外，也很可能是不可靠的。”（29） 巴比·艾辰格林则提醒人们：“国际关系理论与经验事实结合得并不紧密。”（30） 因此，在学习和借鉴欧美国际关系理论时，我们要特别注意理论的检验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了解理论的基本结构，学习构建理论的有效方法，掌握发展理论的各种技巧。一句话，就是要学会“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智慧”。
第四，不要“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要像康德所倡导的那样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尽快“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31）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不成熟，不仅表现在迄今仍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还表现在独立思考的能力相对缺乏，创新的勇气明显不足，“潜其心观天下之理”（明人叶玉屏语）的定力尤为不够，除了前述的跟风心切等时弊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间或出现的“连问题都是进口的”现象。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始终明确：学习和借鉴是为了自主的运用，是为了自由的创造，是为了中国自己的需要；不能仅仅满足于做知识的消费者，而要努力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为此，要努力发现自己在构建理论方面的比较优势和有利条件，（32） 逐步形成理论创造的自觉和培养理论创新的能力，并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上述两个方面。
倘若真正如此，并持续取得进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热切期盼的“中国学派”的生成也许是可能的。
注释：
①如被誉为中国建构主义研究领军人物的秦亚青不仅大力引介建构主义的作品如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也翻译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卡尔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和认知学派的代表作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王逸舟近年来一直倡导理论多样性，注意美国之外的思想理论发展，他不仅在自己的研究和研究生指导工作中身体力行，而且在其主编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陆续刊文介绍韩国、日本、俄罗斯、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状况；《欧洲研究》杂志则推出了英国学派研究专栏，连续刊发了十多篇有相当水准的论文。
②苏长和：《中国的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③谭秀英等：《国际关系理论和热点问题研究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
④潘忠岐就发现，即使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为熟悉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国学者对其基本假定、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研究也是非常不充分的。参见潘忠岐：《中国的现实主义研究》，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第106页。这种情况在其他理论范式的研究和运用上也同样存在。
⑤转引自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⑥详见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卷首语；陈乐民：《关于“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卷首语；钱文荣：《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卷首语。
⑦也许王正毅教授的《成为知识的生产者》（《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卷首语）一文，算作一种含蓄的提醒。
⑧详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一章第一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石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23页；〔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3页。
⑨时殷弘：《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自序，第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页。
（11）〔美〕肯尼斯·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梅人、王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2）细读《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实际上不难发现以下两点：第一，从沃尔兹的论述中很容易得出“霸权稳定论”的判断；第二，沃尔兹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优越论”者，只是表现得比较隐晦或者说巧妙而已。
（13）〔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14）〔美〕罗伯特·基欧汉著，罗伯特·基欧汉、门洪华编：《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5）〔加〕罗伯特·W·考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
（16）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是应该嘉许的，因为在理论主张上的善变毕竟不是一种好学风，它与后文提到的多元主义立场完全不是一回事。
（17）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编：《理论、方法和德性——纪念冯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240、66页。
（18）〔英〕汉迪·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法国思想家德·托克维尔、英国国际关系学者亚当·罗伯茨也有意思相同的表述。
（19）详见该书中文本封4。
（20）详见许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悲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30—31页。
（21）〔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页。
（22）〔英〕汉迪·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美〕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第221页。
（23）多尔蒂和普法尔茨格拉夫就提醒人们， “虽然研究方法应该不受价值观影响，但是所研究的现象却往往充满价值含义，并影响观察分析家的思想和心理状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李滨在《科学方法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局限性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1期）一文中也曾详细阐述过这一点。
（24）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详见秦亚青：《译者前言 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融合与创新》，〔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See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2,June 1999.转引自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第35页。
（26）李少军：《国际关系大理论与综合解释模式》，第43页。
（27）《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28）《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29）〔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2页。
（30）转引自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433页。
（31）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页。
（32）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历史的复杂与独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无比艰巨，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均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而这些都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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