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学与传播学基本理论问题及分支理论比较研究——以信息交流为轴线的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轴线论文,探析论文,传播学论文,信息交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35
在探讨社会信息现象和规律方面，同为社会科学分支的情报学和传播学具有密切的联系。许多学者认为，情报学感兴趣的是人类交流问题，是在系统的帮助下发生于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之间的人类情报传播[1]。关于情报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比较，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着眼点，如记录知识传递中人的行为和相互作用（Peter Ingwersen）、作为现象的情报与作为过程交流的结合（Tefko Saracevic）、融合模式（C.Borgman、J.Schement）、新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共有研究领域（W.Paisley）、范式的差异和相似（B.Ruben）等[1]。在国内，汪冰等指出了认知观下情报科学研究焦点与传播学研究焦点融合的趋势以及存在差异的事实[1]；黄纯元认为情报学和传播学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2]，等等。 本文试图从基础理论和分支理论两个层面，比较分析情报学和传播学，以期揭示两者在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从而对情报学理论研究和指导实践有所助益。
1 基础理论
1.1 理论来源
情报学和传播学都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3—4]，与“三论”出现的时代相同[5]。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这两门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并以此来探讨各自视野中的问题。此外，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社会学也为两者提供了共同的理论背景。
1.1.1 信息理论 在情报学中， 古典信息理论学派运用信息论和控制论研究通信中的信息度量，促进了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和情报概念的普遍化，被看作是情报学的源头；系统理论学派从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角度研究情报系统、人脑或组织管理中的情报机制[6]；情报学对知识序化控制（包括初级序化和高级序化，分别指知识因子和知识关联的重组[7]）的研究以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论为理论基础[8]；对情报系统及情报源研究遵循的是申农信息论的信息运动范式[9]，此范式关注系统中发生的情报运动，即系统根据个人的要求查询，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10]。
在传播学中，信息理论的渗透主要表现为以“三论”为主体的信息科学对传播研究的深刻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来，物理和通信科学对信息通道作用的研究为传播学中的媒介研究奠定了基础。受系统论影响，传播学将信息传递过程视为具备系统基本要素（信息输入—变换—输出）。申农为信息传递所设计的通讯系统被誉为古典传递模型，该模型为传播学中许多其他传播过程模式奠定了基础；此外，传播学利用信息论中信息量的概念来研究传播效果。维纳从系统控制的角度出发，研究信号被噪音干扰时的信号处理问题，为传播结构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传播学还运用控制论中信息反馈的概念研究传播行为，应用黑箱方法进行控制实验，从信息方面研究传播功能，等等[11—12]。留法博士陈卫星甚至将控制论模式（涵盖信息论）视为传播学的三个基础流派之一[13]。
通过比较发现，情报学对信息理论的发展侧重于信息量的测度、系统情景下的信息运动模型（人—系统—知识物件）以及物理（文献）和语义层次的信息控制；而传播学对信息理论的发展则侧重于信息通道、信息传递模型及信息的有效接收等方面。着眼点的差异，导致情报学和传播学的研究内容不同。
1.1.2 心理—社会—行为研究相关科学理论 情报学认知范式关注情报使用者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过程，认为情报查询、解读、吸收和使用行为受社会文化及情报使用者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等的影响[9,14]，是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理论背景的。智能过程学派以意象改变哲学理论为基础，以应用心理学为其主体方法[6] 研究情报在人脑中对应的智能过程。属性结构学派以符号学、语言学为重要工具，研究作为文献中一种独立客观结构的情报，其研究方式也具有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取向[6,10]。此外，情报学对信息机构、信息政策、信息资源配置以及信息民主与专制、信息自由与法制、信息平等与歧视等问题的探讨，则广泛地吸收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传播学亦广泛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及行为科学的相关理论。对传递与反馈的研究，受行为主义“刺激—反应”模式的影响；以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相互作用论及对态度改变的研究为基础，在对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的探讨中，将群体心理研究应用于传播研究，即成为“把关人”信息过渡作用理论。社会学对传播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传播现象；传播过程的经典模式（拉斯韦尔“5W”模式）是从社会学推广而来的，“两级传播”理论亦是从社会学舆论调查、投票行为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11]。
由以上可知，情报学是从客观知识到主观世界的个体认知心理行为角度应用心理—社会—行为研究相关科学的理论；而传播学对这些学科理论的移植，则是应用于大众和人际传播对社会互动中群体心理的研究以及自我传播对个体心理活动和思维过程的研究。
1.2 研究对象
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为情报和情报交流所有过程[15]。情报作为传递交流对象，有其特定利用价值，而且是能够改变接受者意向结构的动态知识。情报具有传递性、针对性、可接受性、相关性以及知识性等属性，其中最本质的特性在于有特定利用价值，即针对性。情报的针对性也可称为效用性或决策性，是指情报能用于支持特定决策。情报学中与情报形成聚合关系的概念还有知识结构（主、客观）、信息（本体论、认识论层次的）、文本（或讯息）、文献结构等，这些也都是情报学关注的对象。情报交流主要是指情报的产生、组织、传递与利用过程[15]，也即“在情报系统的帮助下发生于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之间的人类情报传播”[2]。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传递过程及其作用和机理。信息传递过程包括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人内信息传递以及机器信息传递，由7个因素组成：发信体、符号化、讯息、通道、收信体、符号解读和反馈。其中符号化和符号解读是传受双方意义交流的关键步骤。传播学对信息传递作用的研究着眼于大众传播的效果和社会责任，传播媒介造成的信息环境的形成、作用以及对信息社会的适应等。信息传递的机理包括社会机理和人脑信息处理的内在机理[11]。也有人认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传播活动[16]、社会信息的传通[11]、社会信息交流[12]。
对情报学和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比较，可以从情报与社会信息、情报交流与社会信息传播的联系和区别着手。情报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情报交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信息传播活动。情报和情报交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支持决策的本质功能特征。正是由于情报与情报交流的决策性本质，情报学系统观对情报交流的关注才聚焦于情报系统，着重关注系统中情报的组织和控制，关注系统情景下的信息运动，以有效的实现其支持特定决策的功能。情报学认知观着重关注情报使用者的知识结构、情报的吸收和利用，其目的仍在于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服务。可见，无论是系统观对系统的关注还是认知观对人的关注，情报学对情报交流的研究最终都是以信息有效利用（信息与需求的最佳匹配）、用户情报需求的满足和决策问题的解决为目的的。而社会信息传播的功能在于传达社会信息，进而实现联系社会成员、监视环境、控制行为、传递文化以及娱乐的功效[16]，所以传播学对社会信息传播的关注更侧重于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与行为，关注传受双方意义的交流、心灵的交流，其最终着眼点是传播对信息接受者“产生了什么影响”。由于情报交流与社会信息传播这种在功能和目的上的区别，情报学更多地具有技术传统，而传播学则被称为一门人学。当然，情报交流可以作为社会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负熵，即利用情报交流中的情报序化控制方法和手段来促进社会信息更有效的分享。例如，一些图书情报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新闻汇编和舆情分析服务；在网络化、数字化环境下，一些大众媒介组织也已经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其所分发信息的组织和控制，增强其时间通讯功能。
1.3 研究任务与内容
情报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由“情报爆炸”所带来的情报积累与利用之间的尖锐矛盾，使情报有序化，然后能以最快的速度向用户提供他们所需的情报，以促进科研、生产的发展[15]。从这个描述中可知，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有：信息资源建设和情报搜集工作（情报积累）；信息资源的组织和开发，使信息便于利用和增强其针对性（序化、所需的情报）；情报传递与服务（提供）以及对情报利用效益的评价（促进发展）。如图1所示。
图1 情报工作模型
其中信源对应情报的产生，即情报源、信息资源；信道对应信息的组织和开发；渠道维护者对应情报传递与服务；信宿对应情报用户、情报吸收利用及其效果评价。
与情报工作中情报运动的4个基本环节对应， 情报学研究的内容包括：①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②情报交流（正式、非正式交流过程，情报源，文献情报流增长、老化、分布及结构规律，情报的组织、开发及服务）；③情报用户及其情报需求和使用；④情报系统、情报技术及情报活动组织管理等[15]。
传播学的目标和任务是：如何促进社会信息的有效传播和沟通。内容涉及信息发送者、媒介、讯息、信息接受者、传播效果、传播结构与过程、传播的社会结构、功能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研究任务是传播者信息处理过程分析，即对传播者信息选择行为的心理、社会影响因素的研究[11]。
此外，对情报学和传播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比较还可以从研究方法、学科关系等方面展开。如在研究方法上，两个学科都广泛用到调查（如情报收集、受众研究中的访问调查、问卷调查等）、实验（如检索实验、广告与宣传效果实验等）、文献分析及数学统计等方法，在学科关系上两者都属于信息科学群。
2 分支理论
2.1 媒介与符号
任何社会交流，都离不开媒介与符号。传播学主要涉及媒介的作用、性质、形态等方面。媒介是传播结构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传播媒介所造成的信息环境（即李普曼所谓“拟态环境”）的作用是传播学考察的重要内容。传播学媒介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是麦克卢汉的“三论”：延伸论、讯息论、冷热论。其着眼点分别是技术性媒介扩展人类信息交流能力、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及媒介的信息量和受众参与度[16]。传播学中关注的媒介形态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有语言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新兴的网络传媒；从类型上看，可分为人体性媒介和技术性媒介。技术性媒介又可分为个人媒介和大众媒介[16]；其具体形式主要有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媒介等。
情报学关注的交流媒介主要是文献，包括文献的结构、类型等。文献结构包括载体、文献信息、符号系统和记录方式四要素；文献类型可按加工程度分为一、二、三次文献，或按载体材料和记录方式分为印刷型、声像型、缩微型及数字化型文献，其具体形式则有图书、期刊、报纸、特种文献（如专利、科技报告）等。
交流符号在传播学中是重要的研究内容。符号是指用一事物表征另一事物，以传达一定的信息[17]，是指构成的二元结构关系或由符号形式、符号对象和符号解释构成的三元结构关系。在传播学中，符号概念通常用在编码、讯息、解码等传递过程的研究中。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符号化和符号解读是沟通传播双方心灵世界的关键步骤。而符号形式涉及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前者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后者包括替代语言（哑语、旗语等）、伴随语言（类语言和副语言）、体态符号（表情、身姿、体动、体位）、文化和艺术符号（建筑、服饰、音乐、舞蹈、雕塑等）等。
在情报学中，符号是作为信息形式来考察的，信息是形式、内容、载体及记录方式的统一体。在对信息内容的开发处理中，如信息著录、基于内容的检索、多媒体检索等，信息的符号形式起着一定的作用。情报学所关注的符号形式主要是人工编码并记录的，如文字、图表、图像、音频、视频等；与传播学中主要关注自然语言和体语符号有明显区别的是：人工语言（受控语言）符号系统在情报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情报学认知观中的“文本”概念——传送者有目的地组织起来、意在改变接受者概念结构的符号集[10]，与传播学中的“文本”、“讯息”等概念含义相同，都是指包含一定意义的符号组合。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发现，传播学考察的是人体性媒介（主要是口头、身体语言渠道）和技术性媒介（印刷型、电子型），情报学则主要关注技术性媒介中的文献渠道；传播学是从媒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角度来研究传媒，而情报学是从媒介本身的结构和特征来研究信息载体。传播学关注交往型符号，并着眼于信息传递过程中意义的表现和传达，情报学关注记录型符号，着眼于从符号形式揭示其客观知识内容。传播学和情报学关注媒介和符号的角度不同，也是由情报交流和信息传播的目的不同所致。情报交流是为支持决策，因而必然注重对交流载体和信息形式的控制，以达到对信息内容的控制；信息传播是为传达信息，因而必然注重对媒介和符号所连接的社会关系进行考察。
2.2 内容分析
传播学对媒介内容的研究构成其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是与控制分析、媒介分析、对象分析、效果分析相并列的研究领域。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主要是从讯息结构角度考察传播内容，如从语言制度层面观照语言表达的观念、意义、语言及其他符号和人类思维与行为方式间的互动，受众与媒介传递的大众文化产品之间在译码中的互动[18] 等。
如果按照传播学对内容分析的界定，可以说整个情报学的重心都是内容分析，即对信息内容的揭示及以此为基础的信息序化、信息内容开发、内容服务等。在情报学专业实践中，文献工作的两个方面——知识组织和情报检索都是以信息主题分析为基础的。主题分析是指在揭示信息或用户信息需求的内容特征过程中，了解和选择信息内容并形成主题概念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情报内容的压缩。在情报学中，主题分析被称作内容分析的分支。
内容分析法是传播内容研究的一种工具，是传播学三大研究方法之一。它是对人们符号行为中交流内容的表达进行客观、系统地分析，以推断态度、倾向或描述事实为目的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情报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于考察媒体关注和报道的重点以及社会舆论状况，描述传播内容特征，检验讯息与信源之间的关联性，验证媒体的传播效果等[19]；在情报学中主要用于科学技术情报分析（如用主题词词频分析发现综合性知识领域中的核心知识，从而揭示学科的结构以及发展的动向等）、经济情报研究（如用大众传媒分析经济发展环境，利用市场信息分析竞争环境和竞争对手等）等[20]。
2.3 受众／用户研究
传播学中的受众研究主要是受众信息处理过程分析。受众信息处理过程包括信息接受和作出反应两个方面，信息接受过程又包括信息的被动接收和主动寻求两种方式。属于信息被动接收的研究有靶子理论，属于信息主动寻求的有选择性接受理论、个体差异理论和“使用—满足”理论[6]。
情报学中的用户研究理论主要是对用户情报行为结构的分析。用户情报行为的时间结构包括情报需求、获取、理解吸收和利用4个环节，空间结构包括交流、 认知和决策三个相互联系的空间[6]。
比较传播学和情报学的受众／用户研究理论，可以发现传播学受众研究着重的是受众信息接受过程的影响因素（如个人性格、态度、固有观念、动机等）、方式（选择、判断）等；情报学用户研究着重的是用户情报行为的内在结构，包括情报行为—需求的内在原因（如N.Belkin的知识非常状态理论、B.Dervin的“情景—差距—使用”意义建构三步模式）、情报获取行为的途径与机制（如T.D.Wilson情报查找途径图、N.Belkin情报检索认知沟通系统模型、 情报与情报需求的双重建构）、情报接受行为的内在机理（如个人词库中词及关系的增删改、B.Dervin意义建构理论的核心假设、情报用户ASK与文本概念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同化”与“顺应”）、情报使用行为的本质、机制（如完全情报决策、有限情报决策、情报利用反馈机制等）。如果把受众信息接受过程的影响因素和方式分别对应用户情报需求的原因和情报获取行为，则可看到情报学的用户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要超过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此外，传播学研究受众信息接受过程的目的是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影响受众，而情报学用户情报行为过程研究的目的是指导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以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
2.4 效果研究
传播学中的效果研究主要有强效果理论、有限效果论、强效果论三个发展阶段，并将效果分为有意图的和无意图的、短期的和长期的等类型[11]。
情报学对情报交流效果的关注主要在情报和情报传递的价值和效用上。情报的价值和效用是通过完成情报任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评价的，即用户通过情报理解和吸收弥补决策中的知识差，并通过吸收的情报量和新的知识结构形成决策方案，最终将决策方案执行的结果与预期的目标对比，从而可以通过问题解决的满意度来评价和测度情报的价值和效用。情报传递的价值和效用是通过情报系统及其服务的可近性、有效性、适宜性等来评价和测度的。
传播学和情报学效果研究的区别在于所关注的效果体现形式以及关注效果的角度不同。情报学中情报使用的效果体现在情报支持决策（即消除决策中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上，而传播学中信息传播的效果体现在传播的功能上，并由此功能所决定的，即联系、监视、控制、教育和娱乐。传播学关注信息传播效果的角度是受媒介效果的影响因素（如媒介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和类型，而情报学关注情报交流效果的角度在情报使用效果的评价和测度上。
对于情报学和传播学分支理论的比较，除了从媒介与符号、内容分析、受众／用户研究和效果研究几个方面展开外，还可以从传播者、传播过程模式和传播的社会控制等角度进行探讨，如情报非正式交流过程中“无形的集体”中的核心科学家，情报学中的科学交流模式与大众传播的许多模式具有相似的机制；情报系统、情报政策等与媒介组织、媒介制度等都属于对情报信息交流的宏观研究。
3 结语
情报与传播是一对两位一体的概念。传递（传播可看作传递的泛化）是情报的固有属性，情报是社会信息的一种重要类型，情报传递是社会信息传播现象的重要类型。情报学与传播学之间既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究其原因，是因为情报的本质特性在于支持决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而情报传递又与一般社会信息传播具有较大的区别，具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机制区别。
本文从以上7个主要方面对这两个学科的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比较， 从而勾勒出情报学和传播学的主要相同、相似、联系及区别之处，希望能为情报学借鉴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提供依据。
对情报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比较研究，除了基础理论和分支理论两个层面以外，还可以从实践基础、研究方法论等方面进行探讨，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论述。情报学和传播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枝繁叶茂，形成了有深厚基础的研究领域，希望对两者的比较能够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