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智慧与“技艺”之喻——由亚里士多德引发的现代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技艺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亚里士多德论phronesis与techne
根据笔者的理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想要阐明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的划分。也许我们对这种区分不以为然，但是如果联系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我们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亚里士多德进行划界的良苦用心。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有着明确的表述，“每个人似乎都以某种方式说出了这个道理：德性是一种合乎明智（phronesis）的品质。 德性不仅仅是合乎正确的逻各斯（logos）的，而且是与后者一起发挥作用的品质”。这样，亚里士多德就发现了知识之外的甚至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同时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道德教育思考的理论哲学之取向代之以实践的进路。在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中，已经开始运用织工、牧人以及其它技艺作为比喻，但其目的是为了探讨智慧、勇敢等“德性是什么”的普遍性定义；而亚里士多德更加关注在人类活动或实践中“德性怎么样”的问题。正是由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努力方向不同，虽然思考同样的主题，但是得到的结果就很不一样了。
亚里士多德虽然将德性划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但是有一种思维图式却贯穿始终，那就是以技艺作为比附和参照，我们可以称之为“技艺”之喻。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的思考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处理的主题是道德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于自然。之所以不是出于自然，亚里士多德明确表述到，“德性如同技艺一样，都是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并举例说明，我们是通过建房子才成为建筑师，通过弹奏竖琴而成为竖琴手，通过运用一种技艺而掌握它。德性则与此相同，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情而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而成为勇敢的人，通过做有德性之事而获得德性。另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的养成与败坏出于同样的原因和手段，这一点和技艺也是一样的。比如，好琴师与坏琴师都出于操琴，好建筑师与蹩脚的建筑师则同出于建筑活动。正是凭借这种“技艺”之喻的肯定性运用，道德德性获得了非常直观地表达。
二、马克思论实践（praxis）与生产劳动（labour）
概括地说，马克思对实践与制作活动的思考是一部“颠倒—整合—批判”的三部曲。所谓颠倒是指，由于受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影响，马克思一反亚里士多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非常重视和强调生产劳动的基础性作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一节中，将劳动视为主人、奴隶和物的辩证中介，劳动不仅利用、改造外在对象，而且劳动创造人自身，会颠倒原来的主奴关系。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最能够表征人之生命本质的正是生产活动。因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样，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活动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目的在己的活动，而不是一种目的在他的活动。实际上是将亚里士多德那里只具手段价值的生产劳动颠倒为具有目的价值的活动，也就是将生产劳动提高到了实践的地位。这样一种颠倒，恐怕是亚里士多德始料所未及的。
那么，马克思如何处理亚里士多德所褒扬的实践活动呢？由于亚里士多德在界定实践活动时对于“技艺”之喻的过度依赖，导致实践与制作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晰明确。而这样一种模糊性，恰恰为马克思整合实践与制作或生产活动埋下了伏笔。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仅包括人在政治、伦理领域的活动，还包括生产劳动，而且这种生产劳动是其它一切实践活动的基础，甚至是思想活动的基础。由此，马克思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实践、制作活动的三分转变成理论与实践的两分，最后将理论也归因于实践，完成了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生产劳动只具手段价值的思想，那就是将生产劳动只具手段价值归咎于阶级社会，实际上就是将亚里士多德关于古希腊城邦两大社会阶层的对立，转变为新旧两种社会形态的对立，由此获得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异化劳动的价值悬设和合理性。这样，马克思就完成了他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与制作思想的颠倒和转化。
三、海德格尔论phronesis与techne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phronesis）与技艺（techne ）的思想非常重视，而且正是早期通过对该思想的创造性解读，海德格尔才成就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和话语方式。现象学“世界境域”的思想，使海氏获得了解读实践智慧（phronesis）与技艺（techne）的理论基础。与亚里士多德一样，海德格尔把实践智慧（phronesis）与技艺（techne）看成揭示真理的两种方式，phronesis被他视为“良知”，其起点与终点重合，都在人的自身之中，而这正显示了此在的本性。由此，实践智慧不再需要“技艺”之喻，而技艺恰恰需要通过实践智慧才能得到说明。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指引关联：一种是属于用具世界的“为了作”的指引关联；另一种是“为何之故”的指引关联。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要与周围世界的事物打交道，这些事物对于我们具有一种“上手状态”，也就是我们的用具。用具总是用于什么，因此它有自身的目的，而它本身又是另外的用具的目的。正是“为了作”这种指引关联使用具之间构成一个整体，但是这样一个整体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他而不在己。在这样一种用具世界中，此在或人只能在“为了作”的指引关联中来理解自己，无法为自己找到自身目的，丧失了他最本己的存在可能性，成为“常人”，这是一种非本真的生存状态；而“为何之故”的指引不仅是此在以自身为目的的指引，而且赋予“为了作”指引以最终意义。它的目的就是筹划者自身，而不是外在于此在的什么其它目的。由此，人所获得的是一种本真生存状态。比照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这实际上就是对实践智慧（phronesis）与技艺（techne）思想的存在论解读。
比利时鲁汶大学著名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塔米尼奥就明确指出，“基础存在论由非本真性和本真性的基本区分，规定了前者的特征是日常的繁忙和操劳，后者是操心。这一区分包含了一个等级：繁忙和操劳是操心的沉沦样式。这一区分重新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生产制作和实践行动的区分”。不过与马克思不同，海德格尔不是将这种区分转化为新旧社会生存状态的对立，而是通过存在论的分析，转化为人自身本真—非本真生存状态的对立。这样一种转化，恰恰戳中了世界大战前后人们的矛盾、分裂、无聊、彷徨的精神痛处，所以给海德格尔赢得了并不确切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称号。
四、阿伦特论劳动（labou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
阿伦特在其名著《人的境况》一书中，区分了劳动（labou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由于她的工作与行动概念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制作与实践概念，所以一下子突出了她关于劳动的提法，为什么要区分出劳动呢？在这里，阿伦特针对的对象是马克思：阿伦特一方面非常认同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不但揭示了劳动的本质——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而且扭转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一项预设——沉思活动优先于实践活动。但是另一方面，阿伦特又诟病马克思、认为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没有真正区分开劳动与制作。在阿伦特看来，劳动与人的自然生命一样，只是代表一单调、重复的过程，是不能突破自然律限制的。而马克思将生产劳动转化为一种适应人类目的的活动，也就是制造或工作的活动，歪曲了对生产劳动的正确理解。同时，阿伦特反对马克思将生产劳动视为政治实践的基础，认为正是这一点，导致了马克思把实现自由的政治实践化约为暴力的运用（阿伦特总是将劳动同自然、体能联系在一起）。而由暴力引发的政治之恶，正是阿伦特终生为之思考和抗争的主题。
结语
本文乃是有感于亚里士多德对于实践智慧的论述总是离不开技艺的观照，同时困惑于实践智慧的现代形态有无可能，又如何可能的问题，遂选取马克思、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相关论述予以考察。出乎意料的是，由此进入一个极富思想张力的领域。不仅三位现代思想家解读亚里士多德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起转承合让人赞叹不已，他（她）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思想关系更是耐人寻味。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思想的认同与批判就非常值得细细探究。无奈粗线条的梳理遗漏得太多，值得注意的一点启示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之学”恰与“面向实事本身”的当代哲学精神相合，新的思想路向就蕴藏其中，问题是我们要如何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