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7)02-0029-08
很早以来，国外学术界就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积累了许多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论著越来越多，规范性越来越强。当然，也有一些基本的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以便形成更加明晰的认识。
一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应该把1949年以来的历史叫做什么？或者说，这段历史的学科定义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有5种提法。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使用这个提法的著作有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两卷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该书是《剑桥中国史》的第14和15卷，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叙述的时间范围是 1949～1982年。《剑桥中国史》对国内读者有较大影响，根据1990和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译本，译者的上卷前言说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下卷前言又说该书“各章作者的态度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引用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许多问题的叙述和分析较接近客观”。在承认这一长处的同时，译者又指出，由于文化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作者们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国内出版的著作有不少，笔者只举出3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书名的做例子，它们是朱宗玉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叙述时间是1949～1983年；朱玉湘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叙述时间是1949～1989年；何沁主编的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叙述时间是1949～1993年。
第二，当代中国史。有的学者指出：“所谓‘当代中国史’是指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它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由中央体现的党与国家”和“地方、基层、社会、人民生活”。该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有区别的，即“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不仅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也注意地方对决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层和下层的互动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当代史强调对基层社会进行实证性的研究，故尔重视吸收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资源。这个说法指出了当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区别，但是区别在哪里说得不够准确。事实上，当代中国史研究要注意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上层和下层、政治与其他方面、主导与被主导、上层与下层之间的互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也要注意这些问题；当代史研究要注意实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也要注意实证性；当代史研究要注意多学科资源的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也要注意多学科资源的吸收。也就是说，该学者所说当代中国史研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之间的上述区别是不够合理的。
第三，当代中国研究。有的学者回避了历史学的学科限定，提出了“当代中国研究”的概念，并且认为，当代中国研究是“包括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诸现象，以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作者的这段文字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当代中国研究是以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和文化诸现象为对象的；二是当代中国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社会科学，即“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综合研究领域”。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一是学科与学术研究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二是什么叫综合性社会科学。应该承认，通常意义上学科和学科研究领域之间有统一性，中国古代史学科自然以中国古代历史为研究对象，美国史学科自然以美国历史为研究对象，但是，学科和学科的研究领域还是有所区别的。什么叫学科呢？学科就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比如物理学、化学、文学、哲学等。一般说来，除了某种性质的学问所必然要涵盖的知识面以外，它还包括研究这门学问所必备的基本理论、知识方法和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而研究领域则表示某个学科所覆盖的学术空间，或者说是该学科的研究人员辛勤工作的场所。它应该是一个随着学术探讨的不断前进、不断深入而被不断开拓、不断扩展的变量的空间。有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呢？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是历史的产物。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与科学研究活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人文社会科学逐步形成了由于知识规律、学术功能、学术方法的差异而相对独立的不同学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知识都具有综合性，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在不断加强，它们在知识内容和方法上将不断融合，各个学科都要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的甚至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也开始出现交叉的现象。但是，不论怎么说，一个综合性的学科是不存在的，说已经或者将要出现一个或一些横跨多种学科的综合性新学科也很难成立。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当代时段里的中国，是一个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的社会实体，是由这个时段的社会演变过程与社会成员的全面生活构成背景的广泛场合，是面向所有学科、所有研究者开放的客观认知对象。现有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哲学、艺术、宗教、法律、新闻、社会学等等，都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找到课题、素材和灵感。可是，也不能说这个领域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学科。
第四，中国现代史，或者现代中国。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用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现代中国的概念，现代中国是指1949年建国以来的中国。我个人认为，就一部中国历史来说，它的历史分期，尤其是近代、现代的划分，目前还可以讨论。我主张抓住中国从被迫地、消极地到相对主动地、积极地逐步介入和融合于世界体系的线索，来理解和说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从 1840年到1949年的历史划分，不一定要分为近代、现代两段，可以统一叫近代，也可以统一叫现代。我们现在已经入世，充分地加入世界体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特别是现在信息很快，国际上的重要新闻几分钟之内网上就有。但是，我们的精神体制、文化体制、思想体制、政治体制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还要继续强调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必要。目前，我们可以把1840～1949年作为一个阶段，叫近代或者现代都可以。如果叫近代，那么1949年以来可以叫现代，称为中国现代史或现代中国史是说得通的。
第五，中国当代史。2002年8月，我在一篇文章中说：“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上，属于断代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它拥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因此，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断代史，我倾向于把它作为当代史来处理。”[1]
这里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当代史两个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个断代史的概念，但是严格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不是断代史，因为这样说不准确。所谓断代必须是上有断，下也有断。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上限，还在无限蓬勃发展，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现在我们只是在历史学学科的含义上，才把它纳入断代史的范畴。不过，我们也可以不管它什么断代不断代，暂时不考虑下断，只看上断，把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都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装。如果这样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提法是成立的。我说把它作为当代史来处理，隐含的意义是中国当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区别。那么，区别在哪里呢？
第一，中国当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时间上都是从1949年开始，但是，按照传统断代史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一个下限的问题，在学科含义上有缺陷，而中国当代史这个概念不涉及下限的问题。所谓当代史，就是从某个起点开始直到当下为止的历史。所以，在学科含义上它没有缺陷。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当代史同样都应该以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社会面貌的全面变化、社会成员全面参与的生活进步为完整的认知对象，在这一点上两者不应该有任何区别。
第三，我们应该通过改变对通史内容的看法，来加深对中国当代史的认识。有的学者之所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要注意上层、政治、政策、意识形态等，而当代史研究要更多注意下层，注意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注意下层对上层决策的反应和上下层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主要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个传统断代通史的概念。断代通史由于需要建构国家知识体系，加上篇幅的限制，自然要多注意一点政治、政策、上层权力、意识形态等内容，不过中国当代史同样也有构建国家知识体系的必要，也应该注意这些内容。我们自然也可以写一本与断代通史内容相同的中国当代通史而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存在一个体例上通史的整体框架性研究与具体事件史、人物史、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艺术史、地区史等等专题性、细节性、细部性研究的区别。对任何时代历史的研究，这两种类型都是不可偏废的。
二
为了对中国当代历史进行科学研究，有必要考虑这段历史的分期问题。
国内学者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起步于中共党史研究。对建国以来中共党史分期的讨论，为解决中国当代史的分期问题留下了不少重要参考意见。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1949至1982年的中共党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1949～195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1956～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1966～ 1976年）。这个分期方法，后来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吸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有相当学术影响的党史著作，胡乔木曾经评论说，“在这之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2]。该书 1991年出版，覆盖时间是1921～1991年。全书9章，其中以4章的篇幅叙述了建国以后的党史 （第六至第九章）。作者把1949年以来的42年，划分为4个阶段：1949～1956年、1956～1966年、 1966～1976年、1976～1991年。国外学者的分期方法，可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为代表。该书以1965年为界，把1949至1982年的中国当代史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是1949至1965年，后段是1966至1982年。全书以4篇叙说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线索，另以3篇叙说了文革的影响、当代城乡生活与文学。就该书划分的政治发展线索看，它的分期是1949～1957年，1958～1965年， 1966～1969年，1969～1982年。它的特点是在后段中把文革最初目标的实现，即打倒刘少奇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而把1969年以后作为一个阶段。应该看到，这样的分期有不科学的地方，因为忽视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对于结束文革的标志性意义，忽视了文革是一个极“左”教条主义甚嚣尘上的完整历史阶段，忽视了1976至 1982年作为改革开放最初阶段的转折性意义。
分析有关中国当代史的著作（目前多数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它们的叙述时间不断后延，越是后出版的著作截止时间越近。比如，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截止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而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截止于1993年。当代历史是不断向前延伸的，当代史研究不断向前顺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肯定也存在稳定性不够，时政性过强的缺陷。为了保证史学的严肃性，应当尽量避免把最近的生活、事件作为历史来研究。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主张为中国当代史拟定一个临时的下限。在此之前的历史，与当下最接近，生活形态的凝固程度又相对贴近史学要求。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我主张以 2001年为界，以中国入世以前为相对稳定的学术范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影响当代社会的重大事件。由于之前多年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瓦解，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与国际规则、惯例的融合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入世进一步加强了改革发展的压力与动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性标志。从1949到2001年，中国基本上是沿着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的路线发展的，这两代领导人，同属夺取政权的中共职业革命家集团。在社会普遍认识的层面上，人们对这段生活变迁的理解已经基本一致，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当代社会共识的客观理性程度，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系数。最大限度地采纳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最大限度地求得当代普遍认知与历史学家独立价值判断之间的平衡，是保证当代史研究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
假如以上说法是可行的，我认为可以把当代史分为5个阶段，即1949～1956年、1956～1966年、 1966～1976年、1976～1989年、1989～2001年。
1949～1956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内容是接管政权、稳定经济、建立计划经济模式与完成所有制改造。这个阶段接管政权是比较成功的，稳定经济主要运用了行政的手段。在当时的情况下，体现了政权的强力作用，但也是后来以行政手段实行计划经济的预演。奉行计划经济模式是中共革命理想的一部分，而它的实际内容则基本上是对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模仿。根源于计划经济模式的“三大改造”，虽然在操作层面上体现了计划性、稳健性和破坏性不大的特点，但是，由于它的根本宗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背离，所以，无论是支撑三大改造的思想理论，还是通过改造所建立的集体化的农业、工商业传统，都是值得深刻检讨的。
1956～1966年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内容是反右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调整大跃进的极“左”错误。反右运动是一场针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错误政治斗争，它使用所谓“引蛇出洞”的手法，直接制造了有50多万受害者的冤案。它和在这之前发生的对刘少奇、周恩来“反冒进”主张的批判，构成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政治前提。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会是纠正大跃进极“左”错误、拯救国家经济危机的成功开端，但是，会议的成果和会后的经济调整成就，反而酝酿着党，内政治生活更深刻的危机。
1966～1976年是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内容是十年文革。文革是一场灾难性的政治内乱，它所奉行的极“左”理论的荒谬，它对传统文明成果、教育与科学文化事业的打击，它对国家法律秩序、社会伦理、公众道德健康内容的颠覆，它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破坏，都是巨大的。研究和批判文革，是当代史研究所面临的一项严肃课题。
1976～1989年是第四阶段。结束文革是党的历史性的重大胜利，也是人民觉醒的必然结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改革开放方针的推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经营制度、市场价格制度、国家财税制度、职工劳动与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逐步搞活了经济，瓦解了僵死的计划经济体系。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社会关系的调整，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党内民主的发扬，教育、文化与知识分子政策的执行等等，重新开始了政治的民主进程。当然，社会经济生活深层矛盾的暴露、改革当中价格双轨制等弊端的出现、领导干部腐败问题的滋生等，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
1989～2001年是第五阶段。由维护稳定转向改革和发展的新高度，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定，新一轮发展态势的启动，企业大规模股份制改造，国家财税制度、金融制度的革新，国家拉动内需的一系列措施，司法制度的全面进步，教育与科学文化事业的振兴，不仅大大消化了许多过去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而且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框架，积累了国家经济能力，为各项政策的调整铺平了道路。党和国家持续的反腐败举措，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这个阶段社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分配不公问题日益显见，社会弱势群体有扩大趋势，党政官员的腐败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和特点，群众教育、医疗、购买住房的经济压力过于沉重，环境和资源消耗的状况有恶化的倾向等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这个阶段是国家现代经济体制的实质性确立阶段，是现代化步入健康轨道的必要前提。
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改革、不断发展的过程，是执政党、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不断互动地促进和觉悟的过程，这是中华民族复兴之希望所在。
三
研究中国当代史有什么价值，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样，中国当代史研究往往天然地和当前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人们甚至会把它直接作为政治理论教育的手段。朱宗玉等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后记说：“近年来，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作为高等院校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把历史课与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是高校政治课程教学的经常做法，特别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领域更加习以为常。这种做法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中国近现代和当代时期的许多理论政策本来就起源于一定时期的社会变革运动。在政治理论教学中适当介绍和解释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经验，不仅可以丰富政治理论教学的内容，而且会加强它的现实意义。然而这种做法又有它的不稳妥的一面，因为把历史学作为政治理论教育手段，有可能损害历史学的科学性。因此，如何在政治理论教学中科学地结合当代史的内容，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还有的学者不切实际地夸大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功能。有一位作者说，中国当代研究不仅已经成了检验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也已经开始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升新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源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研究、解决的问题，有西方的社会发展问题，也有东方的社会发展问题。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力的大小，并不仅仅看它解释中国当代问题是否有力。对中国当代问题解释是否正确，也不能纯粹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衡量标准。中国学者有可能取得了正确的研究成果，从而衡量出西方学者在相同领域、相同问题上的研究是不正确的；也有可能无法获得正确的研究成果，或者自陷于主观偏见而坚持错误的意见，从而根本无法检验西方学者的结论是否正确。更不能说，研究中国当代问题能够解决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得出的经验，对于其他国家、其他地区是否有益，要看这些经验对它们是否合适，是否有效，是否得到那里人民的认同。一般来说，当代史研究很难与这些方面有什么关联。
由此可见，上述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缺陷。笔者以为，讨论当代史研究的价值，不应该脱离历史学的基本价值。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是3条：一是记载，即忠实地把有关时代发生的生活变迁记录下来；二是借鉴，即通过对社会进步规律的揭示，总结经验教训；三是审美，即通过对历史是非的检讨，对正义、理想、道德和人类情操的歌颂，实践弘扬正气，揭露丑恶，提升全民族文明水平的使命。根据这个原则，笔者认为，当代史研究有以下 5种价值：弄清当代历史进程以及许多重大事件的真相；对有关当代历史人物作出客观评价；科学总结当代社会发展与历史演变的经验教训；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使中国当代史研究走向国际学术前沿；为当代文学、艺术与其他社会文化产业所需的历史题材创作提供素材。
四
历史学的任务是把人们已经过去的生活再现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我们应该用现代化的观点看待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正确的历史标准。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时代主题就是现代化，一切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所以，同样要按照是否有利于现代化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历史的成败得失。笔者认为，所谓现代化标准的具体内容有以下6点：是否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推动技术进步，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增进民众幸福；是否有利于完善民主制度，建设法治国家，促进社会平等；是否有利于继承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是否有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当代史研究必须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决议的关系。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的党务活动必然是当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施政举措也必然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兴衰得失密切相关。在当代党史、当代史研究中，人们常常会说，要按照党的决议的观点来分析问题、解释问题。这样的说法，不仅有它的必然性，也有一定合理性。在当代史研究中吸收党的决议的精神，是一种通常的做法。前述1958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书的前言就承认，作者编写过程中“共参考了1500多篇文件，以党的决议、毛主席著作、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社论为依据”。当然，这个说法反映了那个时候的认识水平，今天我们已经有可能更科学地理解这个问题。应该承认，党的决议是一定时期党的领导机关针对某一特定问题所做的决定，它是一种历史资料，是分析有关历史事实的重要依据之一。不过，我们在评价某些历史事实的时候，必须仔细检讨当初的决议是否全面、有没有认真贯彻、有没有缺陷、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等等，而不能简单地按照该决议的精神、价值标准甚至书面文字，不加分析地描述和评价某些相关的历史实际。举例来说，反对高岗、饶漱石集团的斗争至今得到肯定，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也是基本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这个决议的一切精神都是正确的，都可以拿来评价高饶集团。比如，决议把高、饶论断为国内外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认定当前阶级斗争出现了新动向，即“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还进一步把敌对势力寻找党内代理人说成是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决议的这个论断，把高、饶所进行的宗派主义的错误活动，不正确地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挂起钩来，不仅缺乏根据，而且接过了斯大林进行党内斗争的政治理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回顾过去，文革“整党内走资派”、“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等极“左”理论与口号，不正是以上述决议的提法为滥觞的吗？在这方面还有两种倾向要注意。一种是主观设定历史的因果关系。比如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首先就肯定是从防修、反修目的出发的，其实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潜意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很长时间里根本说不清楚，那么，凭什么说发动文革是从防修、反修目的出发的？难道从防修、反修目的出发制造了文革这样的民族灾难就可以原谅？另一种是运用（其实是搬用、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曲解有关历史事件与现象。比如，有的作者从政治学的社会动员视角出发，说文革是一场现代化的政治动员。文革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动员，但是，本质上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反传统、反文化、反现代化的政治运动，和现代化风马牛不相及。因此，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错误的。
当代史研究必须处理好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问题历来是历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在历史科学的层面上，有一个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的关系问题，过去做过很多讨论。究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的主人当然是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既不会有英雄，也不会有英雄的历史。但是这并不是说英雄人物可有可无，或者无足轻重。英雄人物和领袖人物不是一个概念，某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没有出现英雄人物，但必定有领袖人物。在某些特定的历史关头，人民群众不一定能起到扭转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这时候，领袖的作用就是决定性的。试问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不抓“四人帮”，老百姓能把“四人帮”抓起来吗？如果以1976年为界，把中国当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是1949～1976年，后段是1976～2001年，那么，解释前28年离不开毛泽东，后25年离不开邓小平。所以，如果当代史研究不能妥善处理当代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就很难显示出它的科学性，就不能以理服人。
当代史研究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理论，但是，又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还是一种被国家所奉行的思想。中国从来没有孤立的理论问题。传统时代对儒家学说的推崇近乎宗教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把这种学说抬到了万能的程度。毛泽东思想同样曾经被极端政治化。文革期间就曾宣传说毛泽东思想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林彪甚至说“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可见“反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罪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思想才进入了被科学解释的时代。为了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应该注意做到 5个区别。第一，把毛泽东的全部思想素材与经过总结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理论成果区别开来，即把作为毛泽东个人全部思想活动内容的“毛泽东的思想”和作为党的科学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留下了大量的讲话、报告、文章、书信、批语、诗词、谈话等等，这些东西体现了他的思想观念、看法、意见和决定，都是他个人的思想。但是，它们和已经经过鉴定并且将继续受到历史检验的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不完全等同。第二，把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的毛泽东思想与作为建国以来极“左”教条思想的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某些思想区别开来。比如，过去长期宣传的所谓“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就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错误思想，它不属于被党中央所肯定的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第三，把毛泽东同志个人所提出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路线、结论与处理某些具体事务过程中发出的正确的指示、意见、决定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以来的长期活动中，在大政方针上提出过不少错误的东西，但是，在贯彻这些大政方针的过程中，仍然正确地处理过不少具体问题。第四，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观环境与造成某些错误理论的客观环境区别开来。造成毛泽东同志某些错误思想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主观认识方面的原因，有对国内形势判断的原因，有国际形势的原因，有周围人事关系的原因，也有那个时代党内缺乏现代政治意识、现代政治规范的原因。对这些原因，必须仔细分析，才能求得正确的结论。第五，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某些错误意见与具体执行过程中被修正的情况区别开来。比如，在发动三反五反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显然夸大了敌情，对工商业家违法乱纪的情况也看得过于严重，许多指示明显带有过火性质。但在三反五反运动的结束阶段，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的努力下，放宽了处理尺度，这就大大降低了这场运动的消极性。
当代史研究必须正确对待外来学术成果。外来学术成果所以值得借鉴，在于它所使用的学术方法和它所达到的水平。比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不回避中共对于当代史的作用。该书序言说：“与帝国和民国时期不同，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个生活的方面，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地区不受中央当局坚决使中国革命化这一努力的影响。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从在北京的党的政治局和政府的国务院的观点着手考察中国。”[3]这一点，反映了西方学者学术观念上的求实性。及时发现和利用信息，也是西方学者的优点。1983年至1984年，中国官方公布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64年人口普查的数字。 1984年美国教授科尔写出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1958～ 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 680万。1997年美国学者彭尼·凯恩利用中国的统计资料和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写出了《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对人口和社会的影响》一书。这说明，西方学者对于利用新信息研究重大问题，还是非常敏感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也有一些好的研究成果。比如，如李成瑞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若干问题》（载于《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第4期）等。
当代史研究的根本方法是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在历史学的概念中，真实是历史学的最高原则，也是史学价值最本质的表达。历史学的真实原则必须落实于对具体事实的讨论，离开了把事实弄清楚，真实就没有意义。事实是以材料为根据的，没有材料依据任何事实都不能写进史学著作。所以，原则上说，讨论真实就是讨论事实，就是讨论材料。过去有一个提法，叫做“论从史出”，这里的“史”是指真实的历史实际，它是历史学家努力接近的历史的本真面貌，而不是指研究者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具体描述和结论。所以，所谓论从史出就是论从史料出。如何才能做到以材料为根据呢？第一，树立材料意识，由于当代史的政治敏感性要强一些，因此，特别要强调掌握资料的重要。无论何人，不掌握资料都没有发言权。第二，掌握分析材料的方法。当代的许多资料都必须经过鉴别才能使用，否则就会闹笑话。比如，大跃进期间出现过所谓“统计工作大跃进”，因此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大量统计数据都是假的。河北省平山县上报的一份统计表有1440个统计栏目，全部填齐有111000多个数据。四川有一个县有15.3万份统计表。河南有一个县1958年一年检查评比33万次。河北吴桥县上报的农民向地里送肥的报表，分为土肥、化肥、圈肥、落房肥、小灰、坑肥、道土、草肥、高温积肥等不同名目，还要分已送多少、未送多少、牲口拉多少、人拉多少、小车拉多少、人挑多少、牲口驮多少。邯郸国棉一厂2000多工人，上报的报表有1255种。1958年初，天津市基层企业上报的报表有116290多种。在除四害运动中，有些县的灭鼠报表，还分别有被毒死在老鼠洞外面的和被毒死在老鼠洞里的死老鼠的数据。河北一个乡报告，3天打死了28斤蚊子。这些数字除了能证明当时的虚假风气外，没有任何价值。第三，坚持论题、论点、论据一致，也就是范畴、观点、材料一致。讳言而无视史实，苛求而以偏概全，口讷而闪烁其词，都是不正确的。
中国当代史研究是一项新兴的学术事业，科学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如果没有或者缺乏科学精神，学术研究就无法摆脱束缚，无法进入科学的层次。而有了科学精神，就会无所畏惧，就能拥有真实。世界上真实最有力量，有勇气追求真实，站在真实的立场上说话，就不怕批评，不怕争议，不怕反驳；就能够言常人所不敢言，思常人所不敢思，发常人所不敢发，成常人所不能成。我们需要追求这样的水平和境界。
［收稿日期］200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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