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熊彼特派和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波论文,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彼特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1)04-0026-05
一、长波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起源
“长波”通常是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也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康德拉季也夫之前，一位荷兰社会主义者范·盖尔德伦第一次探讨了长波问题。1912年，范·盖尔德伦在一份荷兰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春潮》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被公认为是长波理论的起源。（参见Freeman,Ch.ed.:Long WaveTheory,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6,introduction。）
范·盖尔德伦以大量统计材料确证了长波现象的存在，并对长波的产生进行了因果分析。按照他的观点，在1850-1873年间和1896-1911年间，出现了两次资本积累的春潮，这两次长期扩张都伴随着价格的长期上升。这两次长期经济扩张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重大产品创新开辟了新的经济增长主导部门。范·盖尔德伦认为，一个或几个迅速成长的新部门，推动形成了长波的上升期。就1850-1873年这一期间而言，主导部门是铁路建设，它所产生的连带效应是金属、钢、煤的生产的扩张。就1896年以后的上升期而言，电力和汽车工业扮演了主导部门的角色，它们带动了金属（特别是铜）、绝缘材料和煤的生产。
2.周期性的资本过度投资。在长波的上升期，投资品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扩张得更快。
3.信用的扩张。长波的上升期伴随着信用的扩张和利率的上升。由利率上升带来的资本市场的紧张形势可能是使扩张逐渐终结的原因之一。
4.基本原材料的稀缺。在长波扩张期，基本原材料的生产落后于工业品的生产。范·盖尔德伦以棉花和铜为例，论证了基本原材料的稀缺将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而这会使扩张性长波走向终结。
5.世界市场的扩大和移民浪潮。范·盖尔德伦把开辟殖民地，把北美、巴西、阿根廷和日本的工业化看作核心工业化国家经济长期萧条的直接结果，并有助于西欧工业化国家的扩张性长波的出现。
6.黄金生产。范·盖尔德伦强调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南非的黄金生产对长期价格波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只把这个因素作为解释长波的次要作用来看待。
在范·盖尔德伦之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也夫在一篇发表于1926年的论文中论证了长波的存在。英国研究技术创新的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指出，如果把范·盖尔德伦和康德拉季也夫相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共同点：两者都分析了价格、利息率、工资、对外贸易和特定商品（尤其是生铁）的产量的长期涨落；两者都使用了英、法、德、美的统计数据；两者都宣称，这些数据证明长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但是，范·盖尔德伦和康德拉季也夫在解释长波的原因时观点并不一致。康德拉季也夫回避就长波作出理论上的解释，并且明确地反对以下列原因解释长波：
1.科学发现与发明；
2.战争与革命；
3.世界经济中新国家的开辟；
4.金矿的发现。
他认为，以这四种原因解释长波，颠倒了事物的因果联系，是将结果当作了原因。上述现象在他看来都是长波带来的后果，长波的形成原因则需另外寻找。而范·盖尔德伦则把19世纪两次资本积累“春潮”归结为上述四项原因中的三项。新部门和新市场的开辟在形成扩张性长波中的作用，是范·盖尔德伦的论述给人印象至为深刻的地方。他比熊彼特更早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范·盖尔德伦的贡献由于语言的障碍而鲜为人知。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不无道理地说，如果当年熊彼特得悉范·盖尔德伦的著作的话，“康德拉季也夫长波”大概就会改称作“范·盖尔德伦长波”了。
二、新熊彼特派的长波理论
熊彼特在全然不知晓范·盖尔德伦的著作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两个重要假说：第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第二，创新在时间上不是均匀分布、而是以蜂聚形式出现的。熊彼特指出，在企业家引入创新之后，经过一个被他称之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创新扩散于整个经济。“创造性毁灭”意指：创新产生出全新的部门和技术，削弱了旧部门和旧技术的地位。在最初阶段，创新产生出高额利润，随着模仿者蜂拥而至，这种高额利润因竞争而消失。按照熊彼特的划分，资本主义历史上出现了如下三次长波（见表1）：
表1
但是，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其内容过于宽泛，不仅包括技术创新（既有产品创新，又有工艺创新），而且包括组织创新及新市场的开辟等因素。尽管熊彼待在分析实践上所强调的是产品创新，但这一点在概念上未予明确。
德国经济学家门施的著作《技术的僵局》(1975)尽管没有直接分析长波，但被看作是20世纪70年代长波理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门施在下述两方面推进了熊彼特的理论：第一，他明确区分了基本创新（即建立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提出基本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经济停滞则导源于基本创新的匮乏。第二，门施力图以实证方法证实熊彼特的创新蜂聚假说，他发现，资本主义历史上有若干关节点，在1830年、1880年、1930年，基本创新蜂拥出现，而这些关节点都正值经济萧条时期。在此基础上，门施提出了萧条引致基本创新蜂聚的假说。
对门施的批评集中于他的第二个观点。在批评者看来，尽管萧条时期存在着基本创新的诱致因素，但也存在着抑制基本创新的因素，在理论上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以支持萧条引致基本创新这一假说。（最重要的批评见Ch.Freeman,et al,Unemploy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Ch3,London:Francis Pinter,1982。）一位荷兰经济学家克莱因克耐希特维护了门施的假说，他指出，随着既有技术的成熟和产品市场的饱和，在既有技术范型内进行工艺创新会面临收益下降的局面，这在长波萧条期变得尤为严峻。在长波的萧条期，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市场饱和会降低向新的技术范型转变的机会成本。克莱因克耐希特同时也对批评意见做了妥协。他承认，重大产品创新事实上并不是以蜂聚形式、而是以持续一段时间的浪潮形式出现的。重大产品创新不仅集中出现于萧条时期，而且集中出现于复苏和繁荣的初期阶段，这可能是由于某些创新需要一段被消化吸收的时间，也可能由于重大产品创新产生的前向和后向影响等原因。(kleinknecht,A.,InnovationPatterns in crisis and prosperity.pp.200-203.London:Macmillan,1987.)
以产品创新的消长解释一般利润率动态，是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的贡献。门施的后继者之一，荷兰学者范·杜因明确地区分了以下两种变量：产品创新及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被确立为惟一的自主变量，而其他因素，诸如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利润和工资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失业水平等等，一律作为从属变量，他们的波动必须通过自主变量的变化来解释。(Van Duijn:The Long Wave in EconomicLife.p.123.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
三、现代马克思主义长波理论
在二战之后，长波理论的研究出现了长时期的沉寂。经济学家们戏称，对长波研究的兴趣也呈现出长波现象。到70年代初，随着战后资本主义黄金繁荣的终结，长波理论出现了复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Mandel,E.)是这场复兴的始作俑者。
新熊彼特派把产品创新当作解释其他经济变量的自主变量，而坚持正统的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曼德尔则把技术创新看作利润率动态的函数。利润率高会刺激资本家投资于技术创新，反之亦是。
曼德尔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长波理论实质上是一般利润率波动的理论。按照马克思的正统观点，利润率动态就是利润率下降，因此，在正统的利润率下降理论的架构内，利润率的长期高涨无法得到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曼德尔正确地指出，能不能解释一般利润率动态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数次重大增长，是对马克思的正统理论的挑战。（参见Mandel,E.,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pp.7-9and p.16,London:Verso,1995。）
曼德尔提出了一个“非对称的”长波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资本积累由扩张性长波向萧条长波的转折，是以内生经济机制（马克思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来解释的；另一方面，超经济的外生因素解释了利润率动态的重大转折以及萧条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由外生因素造成的系统震荡，使利润率显著提高，并使得世界市场发生重大扩张。曼德尔认为，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资本家才会利用已有的技术发明，大规模投资于技术创新。因此，在他看来，重大技术革命不是产生扩张性长波的原因，而是使已经开始的扩张性长波持续下去的原因。创新部门的“技术租金”的出现，为扩张的持续提供了推动力。
在曼德尔看来：“新的扩张性长波的出现，不能被看作是前段萧条长波的内生的（自发的、机械的、自主的）结果。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萧条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点”。（同上书，第37页。）他提出，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同一时期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分别导致利润率大幅上升和世界市场急速扩张，从而开启了1848年以后的扩张性长波；在1896年后出现的扩张性长波中，对殖民地的投资和南非兰德金矿的开采起到了类似的作用；欧美工人阶级因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在阶级斗争中遭受历史性失败，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则是战后资本主义黄金繁荣得以产生的原因。但是，这些带有不同程度偶然性的历史因素，无法解释长波为什么一定具有内在的循环特征。鉴于曼德尔是现代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范·杜因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以纯粹的内在经济机制来解释长波。(Van Duijn:The Long Wave inEconomic Life.p.65.London:C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
四、扼要的评论
新熊彼特派范式与马克思主义范式是两种主要的长波理论范式，两者各有优缺点。图1对这两种范式进行了比较。（参见：Kleinknecht,A.,et al.,ed.,NewFindings in Long-wave Research,New York:St.Martin,1992,introduction,图1：长波的因果过程。）
从图1可以看到，两种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强调利润率对于长波的作用。两派都认同利润率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决定因素，长波的存在应该反映在各种利润率指标当中。但是，两种范式对于利润率动态的解释各不相同。在马克思主义范式中，技术创新对利润率的影响是以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这两个变量为中介的。而在新熊彼特范式中，技术创新对于利润率的影响是通过所谓创新乘数实现的。创新乘数意味着：创新及其扩散往往要求投资于R&D、技术诀窍、人力资源培训、工业设计、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从而对整体经济成长产生乘数效应。“创新乘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弥补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概念所缺失的内容。传统的投资乘数概念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且假定资本积累赖以进行的产业部门没有变化。门施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的乘数概念时指出，乘数效应的实现条件是投资于产品创新，而不是投资于过度发展的旧部门。因此，创新乘数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大实现的。
图1
新熊彼特派范式虽然正确地强调了产品创新有别于工艺创新的特殊作用，但没有结合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把产品创新真正概念化，因为它缺乏一个关于资本积累及其内在矛盾的一般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论。（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我们尝试着结合资本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把产品创新概念化。参见孟捷：《产品创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载《当代经济研究》，2001(3)。）长波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把新熊彼特派范式和马克思主义范式整合起来。
荷兰经济学家克莱因克耐希特在整合这两种范式方面进行了尝试。克莱因克耐希特以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繁荣时期联邦德国的制造业为个案，研究了所谓高度创新部门和传统部门在利润率动态上的差异。他发现，传统部门的利润率自20世纪50-70年代一直在下降，而高度创新部门的利润率从50-60年代则一直在上升。他的解释是，高度创新部门高速度的技术创新，在这一期间抵消了资本有机构成增长所带来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繁荣阶段，战后高速创新部门的技术创新有如下特点：第一，战后出现的重大产品创新集中于这些部门；第二，技术创新的主导类型由产品创新逐渐转变为工艺创新；第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超过了资本深化的速度，使资本系数以较慢速度增长。这些特征与创新部门生命循环的理论相吻合：新兴部门最初具有较快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速度，产品销售迅速成长；销售额的增长刺激了R&D活动的扩张；需求拉动和技术推进这两种推动技术创新的效应相互加强，通过节约劳动和节约资本，对利润率的两个重要决定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构成分别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抵消了利润率下降。整个过程由于产业生命循环进入成熟阶段、市场饱和、创新速度下降而告终结。在产业生命循环的后期阶段，一般利润率下降又占据主导地位。
克莱因克耐希特在他的尝试中坚持了传统的一般利润率下降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技术创新通过改变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利润率。因此，克莱因克耐希特虽然强调了技术创新的作用，但他只能把创新列为对利润率下降起抵消作用的因素。而且，他在这里所分析的技术创新，只是节约资本或节约劳动的工艺创新。这样一来，产品创新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没有纳入对利润率动态的解释中去。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有一个根本缺陷，它抽象了产品创新这一重要的因素，假定资本积累是在生产不变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假定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是不变的。将新熊彼特派范式与马克思主义范式相结合，只有在一个全新的利润率动态的理论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这应该是长波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1-01-08
标签：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