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另一方面新疆民族问题爆发。国内外危机的加剧引发了知识分子对新疆局势的关注，提出了开发新疆的观点。
20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新疆深处内忧外患之境地，国内军阀轮番统治导致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民族关系恶化。国外势力的渗透，使原本不受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新疆面临着分裂的危机。这一切促成了知识分子对于西北尤其是新疆的密切关注。知识分子对于新疆的关注是民族危机之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帝国主义侵略是促成知识分子提出开发新疆的关键。1931年，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南方，国共激战，国民党大举围剿中共根据地；中原，军阀混战余音尚存，民不聊生；东北，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迅速沦陷。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和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边疆危机达到了顶峰。时人称：“东四省整个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者蛮横地拿去了，塞北关山，版图变色，辽原大地，敌骑纵横，国家已经到了一种很危机的时期。” 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之下，国人纷纷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危机，如何统一全国之力量共同御敌等，西北边疆问题首当其冲地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成为国人讨论的话题。尤其是作为中国西北屏障的新疆，更成为上至官员下至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关注、讨论的焦点。其中，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地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他们所表达的公共舆论构建起了一个有别于官方的群体空间。
新疆地缘优势是引发知识分子提出开发新疆的导火线。民族问题是新疆问题的关键，民族矛盾加剧导致知识分子倍感新疆问题的重要性。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国人感于民族前途危机之日迫，始高瞻远瞩，转移目光于边疆方面”， 人们以亡羊补牢的心态关注西北边疆，他们认为西北可以作为中华民族持久抗战的大后方，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故以西北为复兴基地的呼声也愈发地高涨。南京政府对西北问题的关注和西北开发方案的提出诱导了广大知识分子。1932年,国民政府提出了《开发西北案》，决定设西北拓殖委员会，另外设立下属各种机构负责开发西北事宜。一时间，在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呼声下，掀起了以1930年代为核心的西北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新疆作为西北极为重要的一份子，因而备受关注。
新疆局势恶化也成为知识分子关注新疆的重要因素。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新疆省主席杨增新通电拥护。同年7月7日,杨增新被樊耀南等人枪杀，金树仁因平息叛乱有功继任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开始了在新疆的独裁统治。金上台后，积极扩军备战，导致新疆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不断增加税收，滥发纸币，甚至设立“土药局”公然种植鸦片，新疆政局日益混乱。1931年2月，哈密起义爆发，军队的镇压引起维吾尔农民的愤慈和不满，民族矛盾就像火山般地迸发出来，很快全疆各地纷纷发生反抗金树仁政权的暴动。1933年4月，新疆统治者金树仁在政变中倒台，新疆政府军的前线总指挥盛世才上台执掌了新疆政权。期间驻防河西的马仲英入新，并与盛世才展开大战,使原本混乱的新疆局势更趋恶化。新疆变乱，加剧了西北边疆的危机，使新疆成为西北边疆之最棘手问题。从杨增新到金树仁再到盛世才，新疆一直处于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不仅使官民之间矛盾加剧，更使民族关系日益恶化。更有甚的是，在新疆的西北有虎视眈眈的苏俄，西南有贪得无厌的英国，想趁隙而入，争夺新疆这块宝地。1933年底，在英国等外国势力的暗中支持下，南疆各地的“泛突厥主义”分子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这使哈密事件不断升温，由原本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农民暴动彻底蜕变成一场由分裂分子操纵的分裂运动。而日本“之于新疆虽距离遥远，却也窥视很久。曾多次派人潜入并多方宣传,欲在新疆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 。分裂的因素成为新疆的又一大隐患。
可见知识分子对于新疆的关注，主要是缘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日本侵华，民族危机下的西北开发之热议；一是由于哈密事变而导致的新疆全面动荡。正是在这样一种内忧外患的大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抵抗外来侵略巩固边疆，如何消除内乱缓和民族关系成为广大知识分子面临的主要话题。在第二次边疆研究的热潮中，他们或深入西部考察，或组织各种学术团体，或创办杂志报刊、著书立说，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对当时西北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详细记录和剖析，为人们认识西北、开发西北提供了基础和有效借鉴。
论文作者:王强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1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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