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义”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义论文,范式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政治经济学(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是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继承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吸收了理性选择、比较历史和依附理论等方法，一般被视为当代比较政治学的一支。与此同时，比较政治学领域发生了“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转换，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国家构建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一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应用国家主义范式研究的领域之一，以新国家主义的代表文集《找回国家》为例①，涉及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革命与国家构建、国家与社会冲突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国家主义范式和新古典主义、社会联盟和制度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四大主流研究范式。②其中国家主义范式引发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产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③，直接推动了当代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其中的绝大部分文献都可以看作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义”作品，因此，本文将以此类文献为重点，不在一般意义上介绍国家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重点通过对国家主义比较政治经济学作品的梳理，分析不同国家在跨越赶超、应对危机、经济转型中的政治经济模式，寻求对当代政治经济改革的启发。
一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政治与市场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④无论哪一种思考路径，比较政治经济学所要回答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国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环境如何影响国家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政治经济学离不开对国家的研究。
(一)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分化的产物，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比较发达的美国，比较政治经济学归类于政治学，绝大多数研究者也任职于政治学系或社会学系。究其原因，是当代西方经济学高度数理化之后，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而这里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更加侧重于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内核，强调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选择，偏重比较历史和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形成了相对独特的学科体系。
从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属性出发，我们可以采取类比的方式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内涵。
当代政治学在美国一般被分为政治理论、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四大板块。在政治哲学之下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部分是政治经济哲学，涉及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及学科发展初期理论的研究。在美国政治学之下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部分是美国政治经济，涉及美国国内对经济事务管理的研究。以此类推，国际关系之下有国际政治经济，比较政治学之下有比较政治经济。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政治学的分类将政治经济学下属领域设为政治经济哲学、本国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既是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又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领域，它们也兼有两个学科的特点。国际关系研究国家间的关系，重点在国际层面，这就意味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在国际层面的政治、经济关系。比较政治学的重点则在国内层面，比较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运作，这也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落在国内与比较上。⑥从这个分类来看，比较政治经济学既需要关于国家的政治理论的指导，也需要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支持，其自身的研究重心是政治经济模式的国别研究和理论探索。因此，宽泛意义上的国家主义不仅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式，也是这门学科的指导思想、理论内核和知识基础。
(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源流
和其他学科一样，比较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分支，而其学科基础的奠定和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哲学)的研究。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和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资源分配与权力结构的批判揭示了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运行规律；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通过分析市场、国家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反思了资本主义的“自发市场”的神话；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则有效构建了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下的资本主义结构理论。对当代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起到奠基作用的是林德布罗姆的《政治与市场》，这部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从权威(国家权力)、交换(市场关系)、说服(训导制度)三种范畴出发，构建了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学科巧妙结合的理论平台，将主要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类别研究，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先河。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安德鲁·肖恩菲尔德、阿尔伯特·赫希曼和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等经典作家逐渐从理论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跨时间或跨空间的比较。20世纪70年代后，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式出现，不同国家应付经济危机的不同政策和效果引发了如彼得·卡岑斯坦、彼得·古勒维奇、彼得·霍尔等⑦，对不同国家社会联盟、历史传统、政商关系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比较。此外，依附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进入，使得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中形成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国家主义范式、社会联盟范式、新制度主义范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家主义范式更加强调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外，其他三大范式仍然将国家政策作为研究的核心变量和关键机制，国家再也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吉尔平认为：“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市场和强大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作用。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理解了市场如何运作和国家以及其他行为者如何试图操纵市场为自己谋利，人们才能真正懂得国内经济或国际经济的功能。”⑧
(三)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
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与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性质是分不开的。国家基于领土、忠诚和排他性这样一些概念，拥有合理使用权力的垄断地位。尽管一个国家要生存就必须确保利益的获得，并征得主要社会集团的同意，但国家总比隶属于国家之下的地区或社会享受到更多的自主权。在推动国家政府行为的过程中，国家的安全和威望所起的作用甚至比单纯的经济利益更大，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来说，政府要发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几种功能，才能使公民保持忠诚。在国内外为公民提供安全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承担这种责任。国家的另一个职能是增进公民的社会经济福利，保证每个公民享有起码的尊严。国家还为公民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即个人需要成为某个较大的社会集团的一分子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市场是基于买卖双方效能结合、契约关系以及相互依存发展的一些概念，是一个主要由价格和数量构成的集合。垄断经济对价格信号的响应，是决策形成的基础。对国家来说，领土边界是国家垄断和政治统一的必要基础。对市场来说，消除一切阻碍价格机制运营的政治因素以及其他因素，这种要求是最迫切的。决定这两种根本不同方式的矛盾，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一关键性论题。⑨全球化时代，国家致力于获取并控制经济增长及资本积累进程市场基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追求个体利益，达到均衡状态；而市场则努力跨越国界和政治限制将经济活动集中于高利润的地区，国家通过确立产权和分配形式，制定经济法规来加强影响，获取财富。市场和资本在现代社会也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权力的根源之一，他们的运行机制并不独立。⑩
二 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国家主义
彼得·霍尔认为，当代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路径：以利益为基础的方法、以制度为导向的方法以及以观念为导向的方法。(11)卡波拉索和莱文将政治经济学理论划分为以权力、国家和正义为中心的分析方法(12)，奇尔科特则重点论述了过渡理论、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民主理论(13)，朱天飚则将当代比较政治经济学分为国家主义、新古典主义、社会联盟和制度主义四大范式。无论哪一种分类方法，国家及国家制度的研究都占据了重要的一环。实际上，随着国家主义范式的发展，或者说其他范式的演进，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国家主义成为研究的分析单位、核心变量和关键机制。
首先，国家本身是沟通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核心的行动者。国家本身就是追求特定利益的行为主体，是一国内部最重要的制度化组织和制度设计及实施者，国家(统治者)的政策理念和价值观也极大地影响其政策导向。因此，利益、制度、观念三种研究路径和方法都要解释凯恩斯主义在各国的不同遭遇。以利益为基础的分析就是要解释支持这种政策的政治联盟如何从分散的社会集团中聚集起来。制度导向的学者从强调国家的结构能力的视角来分析，而国家是最为关键与核心的制度。观念导向的学者则根据凯恩斯思想在每个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中所获得的接纳程度和理解程度来解释国家的干预政策。
其次，国家是解释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变化如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制度问题。以利益为基础的分析指出，国际整合转移了公司利益，使其偏离了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组织生产的模式，导致他们开始改变公司策略，在不同生产商和贸易部门之间加剧了分裂，以致破坏了旧政治联盟，并让新联盟的产生成为可能。以制度为基础的分析，反而认为国家制度框架在面临社会经济压力时有相当大的弹性。尽管转变经济条件也许为形成新的社会联盟提供了可能性，尽管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在面临经济环境变化时会寻求调整。因各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组织方式，这些调整会因国家的不同而不同。最后，那些强调观念影响的人对全球化也有独特的视角。他们强调工作组织中的广泛变化来自特殊管理模式的传播。政策变化通常受政策社群中流行的教条所驱动，或者受政客建构能够更有效打动选民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努力所驱动。(14)
最后，国家主义本身也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一般认为，当代新国家主义的知识来源于吉登斯的国家类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自主性理论、诺斯的新制度主义国家理论、波齐和蒂利等人的欧洲民族—国家研究等。国家主义的复兴是相对于行为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国家—社会”分析范式的复兴。因此，与国家决定论不同，斯考切波强调“在比较历史研究中将国家引入合适的中心位置，避免关于国家的宏大理论，需要能解释现代世界中国家的历史、社会结构、跨国关系等现象因果律的理论”(15)，维斯和霍布森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将国家找回来并不意味着将社会踢出去”，“要避免社会意义上的决定论”(16)。
笔者认为，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主义范式应当予以较为宽泛的理解。一是作为独立行为体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可以看作与社会相对的政府，利用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来分析国家引导的发展。二是理性选择的国家主义。理性选择原本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核心理论，但并不排斥国家的在场。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深化了对国家干预的认识。三是“国家在社会中”。米格代尔后期放弃了“强社会与弱国家”的对比，更加强调“国家在社会中”(17)、历史文化传统中的社会联盟，不仅影响了公共政策，而且已经成为国家运行的一个部分。四是历史维度的国家。历史制度主义与国家主义本身就有很大交叉性，比较历史分析也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因此在解释国家类型和政策差异时，一定不能忽视历史的维度。
三 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国家类型
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国家中心论的核心观点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有别于市场中心论或世界体系论，国家(国家—社会关系)是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第二，国家的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第三，国家是否能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调整其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很重要。按照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笔者将依次介绍东亚发展型国家、发达国家和边缘工业化国家三种国家类型。
(一)东亚的发展型国家
1.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概念
发展型国家最早由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1982)在其著名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提出。他描述了日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政府官僚阶层的自主性以及日本所采用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手段，力图阐明日本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独特制度结构。禹贞恩将发展型国家定义为“由政治的、官僚的和财阀势力组成的无缝网络的简称，这一网络塑造了东北亚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干预主义国家的韦伯式的理想类型，发展型国家既非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被描述为计划—非理性的国家，所有权和管理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前苏联)也非自由市场类型(没有计划，私人控制与私人所有权保持一致)，而是完全不同的国家类型：计划理性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plan-rational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兼有私人所有权和国家指导的属性”(18)。
正如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评论的，约翰逊的著作不是一部将日本作为一个比较政治“国别研究”式的演绎性政治科学研究，而是日本经验的描述。(19)笔者认为，发展型国家的系列研究不是一般意义的国别政治研究，而是带有超越形态国家类型学的意义：突破了一般比较政治学的事实描述和理论归纳，提出了国家理论的某种“范式”；突破了一般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说明，提出了关于国家治理、历史遗产、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系列指标；突破了仅在国内层面与社会相对的政府或政权机构，提出了具有比较意义和国际政治背景的“政体理论”(20)。
2.发展型国家的基本特征
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结合相关学者的论述，笔者将发展型国家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看，发展型国家是“国家建立社会，国家权力主导社会权力”的模式。由于历史原因，日本等东亚发展型国家往往表现为国家中心主义(21)，日本裕仁天皇这只蜘蛛与权力之网构成的帝国的神秘和尊严成为解释日本的难题，实际上，康明斯曾用“无蜘蛛之网和无网之蜘蛛”来概括发展型国家的谱系是非常精准的。相对于欧洲的经验，国家不仅在权力结构中优于社会，而且国家在历史上构造了阶级和国家权力弥散于整个社会并获取合法性支持。这一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国家提供了高度的“自主性”甚至是某种专断性，而超越一般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国家的软权威主义特征”是国家自主性的来源。(22)
第二，以理性的经济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强国家能力。“统治日本的是日本的精英国家官僚体制。这些官僚是从日本最好的法学院的尖子生中选拔出来的……官僚实际上负责治理社会的所有法律文件、法令、规章制度。官僚也拥有延伸性的超法律的行政指导权力，而且，比较而言，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不受到司法体系的约束。”(23)强国家能力的获得离不开较为完备的官僚制，然而官僚体制却不一定是发展导向的，它也可能会是掠夺式的国家，也可能将国家资源纳入少数人手中，因此有效的理性的官僚制离不开某种“嵌入性自主”——即运用权力的自主性于社会经济改革之中，与社会组织(特别是私人企业)互相沟通、协商、谈判、共谋一致和合作。(24)
第三，持续的发展意愿。相对自主性的提出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性而强化了国家能力，从而使发展型国家避免成为掠夺型国家。而二者的一个重要区分在于发展型国家具有较强的持续的发展意愿。“对于发展型国家而言，由于其面临的相对特殊的国际竞争威胁环境和国内文化传统，从而具备了相对迫切的发展意愿，同时在特殊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之下，很好地将国家发展意愿持续下去，这构成了国家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25)
第四，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合作主义关系。在发展主义的目标统领下，通过嵌入性、自主性，达成国家与企业的合作共识。正如约翰逊所说：“发展型国家的概念意味着，每一方都在相互有利的关系中利用另一方实现发展的目标和企业的生存发展”，“在这种关系中，企业家不承受单独追求企业短期经济效益的压力，因而有足够的余地考虑国家长远利益”(26)。而这种政商关系的实现机制可以归纳为某种意义上的法团主义。在这一结构中，国家特许若干个主要的经济利益集团的存在，赋予它们已近乎独占性的政治代表权，以此获得它们对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以及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拥护。国家首先把利益表达过程结构化，产生一种由官方允许的、非竞争性的、功能性的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制度化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甚至资助、扶持一些功能性团体的成立。其次，国家往往控制这些团体的领导层，控制利益要求的综合、表达乃至团体内部的管理，使社会主要的利益团体成为政权的附属。(27)
第五，国家引导发展的经济政策。发展型国家的名称揭示了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国家选择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和企业。国家结合国际市场的产业布局，通过利率、汇率、出口退税等政策，选择突破性产业引导国内市场和企业集中资本、人力和资源在某些行业取得突破，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是国家的首要目标，甚至在社会公平、市场机制、社会福利、政治权利等方面有所牺牲。韦德则将这一政策总结为：“使用国家政策以促进国内的工业投资，并把这种投资更多地导入其增长对该国经济的未来增长至关重要的行业中去；使用保护手段以有助于创造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如果更广泛的战略要求严重依赖贸易，就把促进出口放在优先地位。”(28)布鲁斯·康明斯甚至说：“由于我们眼下解决的发展型国家(非理性的)把价格搞错了，从而(理性地)把工业化搞对了。”(29)
3.发展型国家的概念谱系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研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学相关概念的理论突破，为了更好地理解发展型国家特征，有必要介绍与之密切相关的解释性概念。
(1)发展型国家与合法性
相对于经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发展型国家理论必须建立关于合法性的学说。约翰逊认为，发展型国家的权威来源不是韦伯的“神圣的三位一体”，而是一种革命权威——经历着社会、政治或经济秩序转型的人民的权威。合法性来自于国家的成就，而不是获取权力的方式。发展型国家的领导人并不享有公民社会赋予他们的委任统治的合法性。1997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在韩国的规则遭到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这就是发展型国家得到公众支持的绝好的例子。在现实的发展型国家中，官僚统治者拥有特定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自于对广泛信仰的革命事业的虔诚。发展型国家的领袖们的合法性类似于大规模军事作战中的地区司令官。它来自于聚集在一起的民众，但可能无法妥协，要么失败，要么胜利。因为它常常无法抵御失败也无法对胜利和失去使命加以调整。因而，这种基于规划或目标之上的合法性是脆弱的。(30)
(2)发展型国家与民族主义
不可否认的是，发展型国家的强国家形态与其鲜明而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有很大关联，甚至统治的合法性也部分建立在“民族发展”基础上。但发展型国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构建中想象的共同体的角色是不同的。战争与民族主义不仅塑造了国家形态，也深刻影响了国民文化和经济战略的选择。
约翰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并非是一个普通的民族主义，而是脱胎于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本身呈现出了多样性：中国和朝鲜的共产主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和地区”(31)。首先，战争时期对于日本(经济)民族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崛起十分重要。战争在建立社会动员(中国的共产党，日本的通产省)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在革命性社会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在战后工业化过程中，这种建立在军事均衡与过去的军国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不断地要求民众在经济上做出牺牲和服从。在台湾地区，外来的中国民族主义政府把在大陆拖延的内战期间制定的大部分压制劳工的法律也带了过来。在台湾，直到1987年罢工和劳资谈判都是非法的，协会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包括控制领袖选举和所有的协会活动。在日本，公司层次上的主人式特点缓解了压制性的政治限制，但是到集体性政治影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32)
(3)发展型国家与威权主义
发展型国家往往具有威权主义的特征，二者的关系也是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首先，发展型国家与威权主义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关联性：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关节点上是具有高度威权性质的，根据约翰逊的观点，发展型特征萌生于这一时期；韩国在整个战后直到1993年都是高度威权性质的，此时韩国从轻工业转向了重工业，并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经济强国；台湾地区自1947年到1989年还处于军政阶段。(33)
其次，发展型国家不能等同于威权国家。威权主义独裁者和军事当局无法为工业化国家的“理性”提供解释他们必须遵照某人的命令办事；在工业化时代，军事势力与其他势力比较而言并不重要；“弱”国家可能具有高度的威权性质。日本的发展型国家中，政治家统而不治，官僚们治而不统——即使日本是由官僚统治的，但这要比此时盛行于所有东亚和拉美的许多军事和官僚威权主义体制要民主得多。(34)
4.发展型国家的危机与转型
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型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两大外部挑战。随着世界格局的逐渐稳定以及两极格局下美苏、朝韩、日苏、台海紧张对立状况的缓解，日韩等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生竞争。发达国家推动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极大冲击了发展型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发展型国家经济普遍陷入了危机。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亨廷顿语)。奉行权威主义体制的发展型国家在政治上开始了民主化转型，纷纷建立自由选举、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这一全球性的潮流从根本上动摇了发展型国家的根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发展型国家的致命弱点：政商关系带来的裙带关系扭曲了自由市场的特征，危机袭来之时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政府应对危机能力不足等等。(35)
发展型国家内部也面临着结构性矛盾，逐渐丧失了实行发展主义的国内条件。经济增长所造就的经济和市场体系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国家的自主性和控制能力就开始逐渐瓦解和消退，政策的贯彻能力受到威胁而无法正常实施。由于国内政局的变化，官僚机构失去了对经济的协调能力，即传统发展型国家的政商关系被打破。而朱天飚认为“政商关系的不同是解释发展型政权不同转化之路的关键。韩国因为在内外挑战下失去了原有的政商关系，所以造成发展型政权的衰落，而台湾即使面对内外挑战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以前的政商关系，因此也就维持了发展型政权”(36)。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证明了民主化的发展主义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更胜一筹，能克服威权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武断决策和民粹主义，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37)
西方学者多数认为，发展型国家是冷战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下，落后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追求经济发展，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战略”而产生的特殊国家形态。重商主义的经济成为政权长期合法性的来源，并在国家的发展政策中得以充分体现。一旦这一任务完成，发展型国家模式也就必然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也很难有学习价值。(38)然而，笔者认为，与其说是发展型国家的退场，不如说是其“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阶层状况在新条件下达到的某种新的“均衡”以及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的某种调试。
(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策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国家政治经济体系演化的根本动力，也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主题。以“发展型国家”为代表研究的价值是揭示了当代后发国家工业化的成功案例，那么对工业化的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研究则是推动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学术源流之一。因为研究中涉及主要工业国家基本相同，卡岑斯坦主编的《权力与财富之间》则更加侧重在历史的视角下，通过制度环境的研究，来解释各个国家的不同政策。本书的分析涉及政治经济发展的所有要素和主要发达国家。笔者拟以此书对各国展开多个维度的比较，再提炼出若干国家发展特色。
卡岑斯坦选择六个国家包括盎格鲁—撒克逊的代表国家英、美，重商主义代表日本，欧洲大陆国家代表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全书用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为我们简单地解释了为什么国家政策会有如此的不同(即制度的塑造作用)。(39)
下面笔者将重点介绍几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模式。
1.自由市场领导者的美国
美国与其余五个国家的分析架构不同，后者包括国际环境分析、国内的政治结构和政策分析。美国因为其独特地位，其对于战后秩序的地位，更多的是一个塑造者的角色，二战给美国政策制定者一个少有的机会，追求使得资本密集和资源丰富的经济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受益：除了一般意义的发展生产反对垄断外，还特别注重援助盟国。而在目标实现过程中出现了国外有力和国内软弱的悖论。(43)所谓对外有力，是指美国在建构国际自由经济秩序时，相对成功的政策安排，主要包括：杜鲁门政府(1945—1953)的“遏制”战略和“马歇尔计划”；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肯尼迪、约翰逊政府(1961—1969)的“一手拿箭，一手拿橄榄枝”的“和平战略”；尼克松、福特政府(1969—1977)的“尼克松主义”；卡特政府(1977—1981)的“世界秩序战略”；里根政府(1981—1989)“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战略。(44)其成功的原因在于：第一，国家的群核心决策者想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制度。第二，这些核心决策者可自由支配的是潜在的国际权力，在二战后初期是压倒性的，但自那以后逐渐受到侵蚀。第三，美国核心决策者必须在一个软弱的国内政治制度中行动，在他们的目标与私人的目标相冲突时，限制了他们从其自身社会提取资源的能力。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塑造了美国战后政策的执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也对国家结构、企业与金融机构和经济政策造成了影响力。卡岑斯坦认为，作为新生国家的美国封建束缚更为脆弱，美国的政治参与和共和联邦制也早于官僚制度的建立，这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共有的特点。同英国一样，美国具有较低的社会集中度，发达的私人经济以及自由的文化传统。(45)因此，美国政治的特点是权力和权威的集中程度较低，不仅总统和议会的控制机构权限不清晰，而且官僚机构、议会利益集团和政党等都影响了国内政策的制定，而随着冷战过程中，美国权威的相对衰弱和国内的分权政治都影响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国内经济政策的改变。
笔者认为，在国际社会上谋求自由的经济秩序和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和自身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而美国的成功恰恰在于美国根据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适时调整这对矛盾关系，并限定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使其成为化解诺斯悖论的重要杠杆，成为国家成长的动力。
2.多元主义与停滞悖论中的英国
首先，霍尔指出，英国无疑是陷入了历史的悖论之中。它的成功在于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在战后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但同时却播下了经济衰落的种子。这些成就连同随后受之影响的发展过程，赋予了英国市场环境特殊的制度结构，而这些制度结构又妨碍了后来经济的巨大成就。(46)
英国作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其独特经历使其产生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制度，这表现在，英国工业企业主要依靠自我积累，而较少依赖银行，贷款主要倾向于短期，因此银行没有干涉企业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的必要，因为工业和金融领域的合作不紧密，银行更倾向于开拓国际金融业务，这就使得他们更关注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因此它还承担了国际货币的义务，这就使得伦敦金融城极力维持英镑的高汇率，而不考虑其给出口造成的影响。而英国工会形成了中央集权的模式，也使得英国的工会势力很庞大，但又因为工会体制内存在众多下属工会，独立性很高，并且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力也不是很强，这就致使后者经常得以违背中央级工会与政府达成的协议，而单独行事。另外，英国的决策中心机构是分离的，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各自独立，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形成一致的政策，削弱了政府的控制力。在具体的经济政策演变中，英国首先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后来则采取了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政策，其理论指导是货币主义。英国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征是“收放”循环，即每一次短暂的扩张之后紧接着就是紧缩的财政或货币政策，这种政策模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英国的资本与国家的组织结构，每当国家采取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时，扩大的需求引起进口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倾向，而应对的策略只有货币贬值或者通货紧缩，金融机构的巨大影响使得第一种策略不可行，只能采取后者。而在产业方面，没有工业部来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工会也出于保持独立性的考虑而反对干预主义的产业政策。收入政策方面，英国呈现出一种交替模式，一会儿是上层协商的收入政策，一会儿是不受限制的三方集体谈判，这种讨价还价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收入政策执行模式。“英国没有找到能够由国家强制实施，或者由市场产生，或者由主要的社会集团与生产商进行谈判产生的恰当解决方案，其结果就是选择了缓慢的调整过程。”(47)
从历史上看，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工业优势更多地来自于对手的缺席，而非集体努力和协调机制的成果。英国作为早发现代化国家，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市场协调的替代品”(48)。
3.国家主导增长的法国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国家—社会关系的深刻转变。国家是社会平衡的保证，处于社会之上。立法机构陷入各个集团的相互竞争之中，这些集团来自政治上分裂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因此国家仅能保持一种脆弱的社会稳定。在一个世纪的激烈冲突和频繁的体制变化后，法国的首要目标就是政治上的稳定。为了维持这种稳定的发展，法国在战后重新逐步完善制度时就将这种基本的思考贯穿其中，将国家的控制扩展到关键的经济部门，并且为了增强国家的经济发展意愿和能力建立了好几个机构。法兰西银行的国有化始于1936年，此进程现在得以完成。此外，通过几家私有银行的国有化，国家对经济中资金流动的控制也得到了扩展。石油、电力和煤矿行业都被国有化，而法国航空公司和大多数保险公司也是如此。在国内，国家经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机构成立的同时，计划总署也得以成立。最后，国家行政学院被建立起来，用以集中招收高级公务员。它为将来的法国行政官员们提供了适宜于指导法国经济的技能和观念。在主要产业国有化尤其是信贷控制集中化赋予国家新的能力的同时，国家行政学院和计划总署向法国的官员们灌输了利用这些国家能力的意愿。这些制度设计的作用是显著的，霍尔也指出，正是有了这些制度上的创新，法国政府的关键机构才开始实行一项国家主导的增长战略。(49)
这种增长战略在法国的表现就是法国的经济发展计划，而正如霍尔提到的在“指示性计划”的形象背后存在这样一个机构，它能够真正对私营部门施加压力，使其遵从政府的经济战略。而“如果没有金融体系为其提供创造的能力，法国官僚机构和执政者不可能实行干预主义的策略”。“政府、金融和产业形成了某种制度关系，这种关系取决于资本市场的结构。”(50)法国的这种模式意义在于经济计划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国家能与关键的产业部门建立联盟，以此影响产业重组。
4.保护主义的德国
相较于第二波现代化的法国，德国通过成功地应对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不仅曾经一度接近世界第一的美国，而且一直保持了较为发达的工业经济和稳定的政治经济模式，其成功的秘诀可能就在于其独特的保护主义模式。
战后德国其独特的经济结构包括：一是政府各部门间财政与货币政策控制权的严格分离；二是金融资本的高度集中，银行对德国产业中大型企业的长期绩效拥有利益，并且可以施加影响；三是德国劳工的组织结构也较为独特，表现为劳工组织高度集中，集体谈判机制高度规范。因此，战后德国利用其较为有利的国际地位，采取了保护主义的稳健经济政策：其一便是维持德国马克在外汇市场上的币值低估。其二便是对通货紧缩政策的偏好，拒斥凯恩斯主义德国的特点在于相对较有限的国家干预，国家经常是把产业组织的具体内容留给金融部门来考虑。最后，在收入政策领域，德国的政策制定体现出的特征或许可以称为“默认的三方协调”即有限制地压低工资。德国发展出了有选择干预和精心建立的福利国家的混合体的社会市场体系，组织化、集中和集权化的“有组织私有企业”是德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51)笔者认为，要更加充分认识德国保护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还必须考虑其“铁与麦”的历史传统(52)，后者更加体现了作为后发优势的德国的国家主义特质。在1873—1896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过程中，德国与英国不同，走上了保护主义道路，之所以有这种不同的选择，是与自身的社会联盟有着密切关系的。一般而言，粮食生产者都支持工业低关税和农业高关税，而钢铁制造业者则因为其独特的生产模式，需要大量的投资以及大量人力，还有要求相反的关税政策，德国没有实现农业的转型且在银行、运输等领域具有明显的保守特点，属于后发国家。而且德国拥有俾斯麦通过强大官僚机构来协调容克地主和大工业者的利益，建立“铁与麦”的联盟，再结合其他配套措施，使他们能够接受这种折中的安排。
笔者认为，后发主义的法团主义国家—社会结构，需要宪政民主平台的制约，才能保证其良性发展。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化和民主化直接导致了20世纪前后半叶，几乎相同的经济成就，而又截然相反的国家命运。
(三)边缘地区的国家主义
无论是发展型国家的日、韩，还是老资格工业国的英、美、德、法，都是少数成功的现代化国家。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二战后摆脱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而言，如何实现有效发展、有效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富裕仍是尚未解决的课题。
1.分散性多阶级国家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印度都被认为是较为失败的发展型国家。科利将印度视作分散性多阶级国家(fragmented-multiclass states)的代表：它们有统治权威和相对足够健全的公共空间，因此领袖要对失败的公共政策与实践负责；公共权威有更分散的倾向，而且建立在广泛的阶级联盟之上；因为精英间的斗争或国家权威无法深入社会，从而难以吸纳与控制下层阶级政策，决策与实施往往被政治化。面对活跃的反对派时，分散性多阶级国家就会被合法性问题所困扰；在有限的国家能力之上，企图追求复杂的国家目标，其效绩也只能处于中间位置。(53)
独立后的印度实行的是国家引导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带来了混合的结果。一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比起殖民时代的接近于停滞的经济，尤其是比起1930年以前的印度经济，独立后印度的经济绩效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1947年，印度独立的时候，印度农业占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工业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0％。到了20世纪末，一个相当多元化的工业部门已经占到了印度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服务业所占的比重接近总产值的一半。(54)但是，印度的增长与韩国、巴西相比就相形见绌。在1950—1980年，印度的经济比较疲软。经济增长率每年为3％—3.5％。在1980—2000年间，印度工业的增长速度恢复至年均6％的水平。印度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对缓慢并不是其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而是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能力有限，难以去引导社会经济变迁。我们可以将当代印度政治经济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55)：尼赫鲁时期(1950—1964)、英吉拉·甘地时期(1965—1980)以及20世纪最后20年。这个划分可以体现出政治变化会影响工业化的速度与模式。在尼赫鲁时代，国家具有较大的合法性，同时国家明确地把经济增长摆在优先的位置，因此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与此相对照的是，英吉拉·甘地的平民主义损害了投资与增长，此后又往上反弹。最后，第三阶段的政治的右倾变迁，提高了私营部门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了经济绩效。
印度的这种国家模式的形成源于殖民地时期的国家意愿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张力。(56)首先，印度人继承了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家，但作为一个经济体，这个国家并不是那么有效率。英国人在印度建立了最基本的国家机器：中心化的领土控制、现代的理性化的军队和公务员系统、法治以及宪政民主的开端。但是，这些特征往往限于印度国家的顶层。当国家在向下渗透的时候，却受到较大的约束。国家的权威被分散到不同的传统专制统治里面。在经济方面，印度是按照自由放任的方式来设计的。因此，印度始终难以做出重大的社会经济模式变革。其次，印度大众化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反对殖民政府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运动被认为是夺取国家政权的工具。印度的这一政治过程使得印度形成了国家意识，同时也使得印度的政治价值中，民主也和发展一起被摆在同样优先的位置。同样，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强化了殖民地国家现代的、分散化的特征。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带来了多阶级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也削弱了国大党清晰界定各种问题的能力。
因此，当代印度也面临着统一国家下阶级分散的问题。印度这一国家缺少政治能力，因而它难以把它的宏伟经济抱负付诸实施。国家的权威被分散化，从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不足，而国家权威的分散化体现在精英内部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裂。此外，印度统治集团往往是多阶级构成的。(57)如此一来，印度的领导人常常会担心其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这使得他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不是考虑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能带来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是考虑这些经济政策是否能帮助他们巩固其政治地位。印度由于自身的国家结构，既不能进行激进的再分配，也不能用粗暴的资本主义引导经济增长。对于穷人来说，社会主义的说辞仅仅用于赢得政治资本，并没有获得有益的政策。对富人来说，这种追求社会主义的意愿尽管不是很有效，但是却足以让私人投资者敬而远之。因此，印度的政商关系存在的问题损害了经济增长，无论是经济更加自由化，还是政治上排斥穷人，都可能面临着经济停滞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
2.新世袭性国家(neopatrimonial states)
科利认为，新世袭性国家是与那些真的现代、法理型国家相对的仅具有现代国家外表的国家：权力不够集中、合法性不强的权威结构、不受规范和制度约束的个性化领袖、低素质的官僚机构。无论以名义上的民主国家还是以独裁国家出现，国家官员倾向于将公共资源当作他们的家传物品来使用。(58)
尼日利亚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新世袭性国家。在政治上，尼日利亚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现代国家表象下的是具有个人化和部族分裂倾向的政治精英、官僚机构和能力低下且非职业化的军队。政治精英们公开争夺其各自社区的相对利益，在文官政权垮台后，军人统治者也未能对国家进行改革。来自北方的低能力和低职业化特征的军官，一方面他们允许由文官做出大部分的决策并执行，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在盗窃国家资源。即使一些文官稍微更有能力，他们也常是被怀疑，因为他们是南方人。(59)在经济上，尼日利亚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相当失败，尽管有着巨大的基于自然资源的财富，但并未发展出较为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和民族资本。20世纪60年代独立时期，工业对GNP贡献率在3％—4％，而到20世纪末也仍未达到10％。尼日利亚缺乏促进发展的远见又缺乏相应的组织能力，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不稳定的且被动的，主要受环境的驱使，尤其是石油价格的波动。石油财富大部分都被国家抽走并用于那些毫无实效的公共工程上，浪费和腐败盛行。由于国内经济的重大缺陷，政府依赖外国资本和进口商品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而汇率等金融管制政策的不当管制进一步加强了对进口投入品的依赖，当石油价格下降时，就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危机。(60)
从历史维度分析，尼日利亚的失败源于英国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具有地域含义的国家但不是一个有效力的国家。(61)第一，尼日利亚从一开始就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是英国殖民者将非常不同的一般是规模不大、相对简单的政治经济体放在一起组成的；它们存在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中，从事生存线上的农业生产，没有犁耕、没有家畜；没有书面语言以及极低水平的识字率。第二，由于其在殖民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如印度，英国殖民者对尼日利亚实施的“廉价的”间接统治也直接导致了尼日利亚的发展困局。英国殖民者没有组建好国家，从而增强了世袭化、个人化和地方化的统治模式，致使国家权威难以中心化，有效力的公务员体系无法发展，与之相关，国家对其人口直接征税的能力也难以形成。第三，传教士与商人主要通过促进初级产品外销的经济将尼日利亚经济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改变了尼日利亚的阶层结构，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传教士提供教育服务，特别是在尼日利亚南部，因此一个非洲人的新阶层崛起了，这使他们后来司以加入统治阶级。第四，这个软弱殖民地国家的框架促使已经虚弱和分裂的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分散化。二战结束以后，英国殖民者将权力割让给各类按种族和部落划分的本土力量，进一步分裂这个干预最小化的殖民地国家，特别是沿地域界限。
从结构主义分析，尼日利亚的工业化挫折直接导致殖民后期失败的国家结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比以前更强，但国家权力则随着国家进一步陷入个别化和个人化的网络而变得更加分散。这两种趋势在一起对尼日利亚的追求发展的努力伤害巨大。国家对尼日利亚经济的干预方向全都是错的：在私营经济发展方面，不但不加强私营部门，反而侵吞稀缺经济资源并将其分散使用。难以持续的经济政策、缺乏对本土资本家的支持、低素质但政治上活跃的劳工以及政治的不稳定性都强化了工业、制造业内民族私营部门本已存在的弱点。(62)而国家通过公共部门或邀请国外产品与生产者生产产品的努力一般都失败了。在进口或吸引外资方面，由于缺乏预测经济周期、进行相应计划以及削减进口和公共支出的政治能力，进一步深化了对新世袭性国家的商品的依附悲剧。(63)
因此，在这样的国家结构下出现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是国家行为的结果，由于丧失了国家自主性和公共性，无论国家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经济衰退和大饥荒都可能出现。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反而被用在腐败上，最终落入那些进行私人消费的精英之手，从而导致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努力的失败。说到底，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仅仅是一种经济政策的一揽子选项，它的成功必然依赖于起码的国家权威和公共秩序。
3.超越市场的农业奇迹
前文所举的案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衡量指标，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发展作为工业化的前提仍然尚未很好地解决，而农业发展相对于工业化问题，又涉及的要素有制度、环境等诸多方面，涉及政府、企业、地主、劳工、农民的多方面利益，是政治经济学必须处理的重要方面。贝茨对肯尼亚相对成功的农业经济政策解读，及其背后关于国家、法律、企业、家庭对克服市场不完全性的作用的提炼，显然更有利于丰富对当代政治经济模式的认识。
肯尼亚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政治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一状况，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领域，因而农业政治也成为这个国家政治过程中的核心领域。贝茨首先回顾了“茅茅运动”的农业起源，这一运动主要表现为农村地区的造反运动，作者通过讨论这一运动发现肯尼亚农村的部族模型，以前的部族生活模式主要表现为穆巴里、部族长老会以及一夫多妻制等形式，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人口，通过扩大亲属关系来扩大影响力从而实现权力和利益。(64)而随着殖民者的入侵和圈占土地，原住民的土地范围日趋缩小，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多，很多人只好迁移到白人高地成为农业工人，或者利用前者的土地放牧。另一方面，留在保留地的人则控制他们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中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65)随着肯尼亚的独立，白人逐渐退出，很多复员军人的到来，使得土地分配和农业经营模式发生改变，混合农业兴起，许多在白人高地工作的人只好退出，而保留地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放弃原有的大家族模式，而将其亲属范围缩小，从而更多地占有土地，这就又造成了新的矛盾。政府在土地需要重新分配上发挥了作用：一方面将许多有经济利益的土地保留其大农场形式，通过出售获得资金；另一方面将其他土地重新分配，变成中型或小型农场。(66)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矛盾，在这些土地上工作的基库尤人希望获得这些土地，而临近这些地区的其他族人也想获得，由此还造成了分别以二者为主要来源的民族联盟和民主联盟的矛盾，并集中表现为对国家宪政体制的争论上，前者要求中央集权，后者要求建立联邦制，后来实现妥协，保留了地方的权力。这样民族联盟虽然获得了中央的权力，但民主联盟通过控制地方议会实际上获得了很多实际的土地权利。(67)但是民族联盟通过对后者的分化瓦解，最终将后者合并，建立了一党制的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激进主义倾向被有效地化解，这保证了国家的相对稳定，而这正是肯尼亚与其他国家相异的重要方面。
同时，贝茨分析了制度结构和政治冲突对经济的影响，制度的作用就在于通过资本市场的风险、信息成本以及规模经济等问题的解决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特别是在肯尼亚这样的落后国家，需要政府建立必要的制度来减少市场机制缺陷造成的诸多问题及其损失。在这个过程中，大利益集团虽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希望建立这些制度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由于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性，政治人物通过这些制度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特别是为了选票而讨好部分选民，这就使得利益集团并没有成为这些制度绝对的受益人。而不同的政治领袖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首任总统肯雅塔就以经济积累为主，保证国家的整体发展，而到了莫伊总统时期，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开始在经济再分配上寻找方法，他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合作社、农场主协会和农业生产者、加工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他希望发挥玉米局的主导作用以获得控制力，因此他最终致力于限制合作社、农场主协会的影响。(68)这个玉米局的作用也不总是正面的，它在应对干旱转向饥荒的过程中，因为行政能力和资金的缺乏，没有有效地防止饥荒的发生并导致了经济的损失和人民生活的紧张。(69)
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肯尼亚具有一定的例外性，它能够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并保证了国内的相对稳定。笔者认为，肯尼亚相对的成功和失败，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民主制度在规制利益集团、调和社会冲突、整合国家利益、实现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民族整合都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四 结语
新政治经济学所提出的理论模式和国家范式为研究开辟了思路。但是目前这些理论都不足以直接应用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首先，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仍然处在关键时刻，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都不足以预测中国，同样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都无法全面概括中国的发展。其次，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在当今国际格局下的现代化建设，遇到的矛盾、历史的积淀以及管制难度，都是韩国、肯尼亚这样的小国或者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中等国家无法比拟的。最后，目前的研究文献和经验结论多建立在“国家主义”范式基础上，但是中国的党国体制不仅不同于德、法之类的国家，也与苏联的计划式党国管理有着很大不同。即使是“列宁市场主义”仍然显得较为粗糙，难以解释“政治锦标赛”、“国企改革”、“户籍改革”等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哲学的理论创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领域拓展还是本国政治经济研究的现实需要，都迫切需要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突破。如何借鉴成熟的研究方法，对中国问题做出恰当的分析，是中国学者们的努力方向。
注释：
①[美]彼得·埃文斯、西达·斯考克波等：《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年版，全书共分为“国家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再分配的促进者”、“国家与跨国关系”、“国家与社会冲突的模式”三个模块。
②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③主要包括朱天飚教授主编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吉林出版集团已出版了大部分，涵盖了比较政治经济学著作。
④[美]卡岑斯坦：《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载《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⑤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有改动。
⑥朱天飚：《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44—45页。
⑦代表作有[美]卡岑斯坦《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美]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美]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年版。
⑧[美]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8页。
⑨Robert Gilpin:the N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p.45.
⑩[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8页。
(11)[美]彼得·霍尔：《利益、制度和观念在工业化国家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载[美]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2)[美]詹姆士·卡波拉索、戴维·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9年版。
(13)[美]罗纳德·奇尔科特：《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4)[美]彼得·霍尔：《利益、制度和观念在工业化国家比较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载[美]马克·I.利希巴赫、阿兰·S.朱克曼主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章。
(15)[美]彼得·埃文斯、西达·斯考克波等：《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7页。
(16)[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9页。
(17)Joel S.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ter 1.
(18)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页。
(19)同上书，第3页。
(20)朱天飚：《发展型国家的衰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5期，第35页。
(21)关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分类，可以见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22)[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56页。
(23)同上。
(24)Peter B.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 and Industry Transform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25)陈良文：《持续的发展意愿与发展型国家——对发展型国家理论视角的一个增补》，载《江淮论坛》2004年第5期。
(26)[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83页。
(27)Schmitter,Philippe C.,“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36.1,1974,pp.85-131.
(28)[美]罗伯特·韦德：《驾驭市场：经济理论和东亚工业化中政府的作用》，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
(29)[美]布鲁斯·康明斯：《无蜘蛛之网，无网之蜘蛛：发展型国家的系谱》，载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04页。
(30)[美]查默斯·约翰逊：《发展型国家：概念的探索》，载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63页。
(31)同上书，第8页。
(32)[美]潘佩尔：《变化世界经济中的发展型体制》，载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94页。
(33)[美]布鲁斯·康明斯：《无蜘蛛之网，无网之蜘蛛：发展型国家的系谱》，载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83页。
(34)[美]查默斯·约翰逊：《发展型国家：概念的探索》，载禹贞恩编《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60页。
(35)[美]斯蒂芬·哈格德：《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3页。
(36)朱天飚：《发展型国家的衰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5期，第38页。
(37)[美]斯蒂芬·哈格德：《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3页。
(38)陈尧：《发展型国家模式及其转型》，《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53页。
(39)[美]彼得·卡岑斯坦编：《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42—46页。
(40)此表来源于笔者对《权力与财富之间》第9章的总结。
(41)此表源于[美]彼得·卡岑斯坦编《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69页表1，第372页表2。
(42)此表源于[美]彼得·卡岑斯坦编《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95页表3。
(43)[美]彼得·卡岑斯坦编：《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62—63页。
(44)同上书，第88—104页。
(45)同上书，第68—90页。
(46)[美]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凤凰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45页。
(47)[美]约翰·齐斯曼：《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60页。
(48)[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41页。
(49)[美]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凤凰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版，第223—249页。
(50)[美]约翰·齐斯曼：《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81页。
(51)[美]约翰·齐斯曼：《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变迁的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85页。
(52)[美]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85—109页。
(53)[美]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3页。
(54)同上书，第294页。
(55)[美]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96页。
(56)[美]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90—294页。
(57)同上书，第393页。
(58)同上书，第13页。
(59)[美]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426页。
(60)同上书，第427页。
(61)同上书，第338—339页。
(62)[美]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18页。
(63)同上书，第338—339页。
(64)[美]罗伯特·H.贝茨：《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7—39页。
(65)[美]罗伯特·H.贝茨：《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9—63页。
(66)同上书，第80—96页。
(67)同上书，第52—71页。
(68)同上书，第138—145页。
(69)[美]罗伯特·H.贝茨：《超越市场奇迹——肯尼亚农业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7—39、17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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