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法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5)02-0020-13
0 引言
最近十年来，语法化成为国内汉语语法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出现了很多值 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如刘坚等1995；洪波1998，2000；沈家煊1998，1999；方梅2002； 江蓝生1999，2002；刘丹青2001，2003；吴福祥2002a，2003a；吴福祥、洪波2003等) 。语法化作为语言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其最大特色是打破共时和历时的畛域，运用跨 学科的视角来描述和解释人类语言的语法系统的形成过程，语法化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要 回答“人类语言的语法系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人类语言的语法为什么是以那种方式构 造的”。因此，在汉语语法研究中语法化视角的引入不仅能深化我们对汉语语法演变事 实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对汉语共时语法系统的深入理解。
本文基于对当前国外语法化研究新进展的初步了解以及汉语语法化研究现状的粗浅观 察，尝试提出当前和未来的汉语语法化研究中几个值得着力研究的课题，希望我们的思 考对有志于语法化研究的学者能有一些参考作用。
1 结构式语法化的研究
近年来，国外语法化学界特别关注“结构式”(constructions)的语法化研究。(注： 结构式的语法化研究实际上肇端于Givón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Givón(1979)认为，语法化实际上包括句法化和形态化两个组成部分。按照Givón(1979)的看法，句法化主要是指内在关系松散、语法功能较弱的话语/篇章模式被重新分析为内在关系紧密、语法功能较强的句法模式，属于篇章层次的话语功能被重新分析为句法层次的语义功能。典型的例子是，许多语言里话题—陈述结构发展为主—谓结构，具有两个主要小句的并列结构演变为主从复合句，限定小句变为非限定的补足语(Givón 1979)。)因为大量的研究表明，语法化过程涉及的并非单个词汇或语素而是包含特定词汇或语素的整个结构式。第一，很多语法化过程的输入端(input)并不是单个词汇项或者语法语素(
grammatical morpheme)而是一个结构式或者词汇序列。比如英语副词“indeed”来自 于介词组“in dede”，anyway源于偏正短语“any way”，连词while则来源于副词性 短语“pa hwile pe(‘at the time that’)”。(Traugott 2003:90-91;Hopper &
Traugott 1993:84-85)而在有些语言里一个语法成分的语源甚至可以是个小句，比如
Kxoe语时间连词tαátenu(‘then’)历史上来源于一个义为‘when it is like that ’的小句。(Heine & Kuteva 2002：6)在这种情形下，发生语法化的显然不是某个词汇 项而是一个结构式或词汇序列。第二，很多语法化过程的输入端和输出端(output)都是 结构式而非特定的词汇项。典型的例子是英语位移结构式“be going to(VERB)”演变 为将来时结构式“be going to(be gonna)”；而某些句法结构式甚至来自一个更大的 结构式，比如在很多语言里差比句是由包含两个极性对比命题的复合句语法化而来的( 参看Heine & Kuteva 2002：7)。第三，有些语法化演变虽确实以词汇项为输入端、以 语法语素为输出端，但这些词汇项的语法化总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结构式里，总是需要 特定结构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作为其语法化过程发生的语用、语义和句法条件。比 如在很多非洲语言里受惠格标记(benefactive markers)来源于给予动词，如Kwa语的
ná。但na由给予动词到受惠格标记的语法化一定要以连动式结构为其句法和语义条件 ；换言之，na的语法化只会发生在连动式结构里而不会发生在单动式里。(Heine et al .1991;Lord 1993)同样，汉语的处置式标记“把”的语法化也是以出现在“醉把茱萸子 细看”这类连动式为条件的(祝敏彻1957；王力1958)。源结构式的句法—语义关系在词 汇语法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特别表现在同一个词汇成分在不同的结构式里演变为不同的 语法标记。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拉丁语存在动词habere(‘to have’)位于完成时被动 分词(perfect passive participle)之前(即“habere + 完成时被动分词”)演变为罗 曼语的完成时(perfect)标记，而当它用于动词不定式之前(即“habere + 动词不定式 ”)则演变为罗曼语的将来时标记。正是因为源结构式的句法结构不同才导致habere产 生出两种不同的语法功能。(参看Heine & Kuteva 2002:7)。有鉴于此，Traugott(2003 ：645)强调，既然源结构式的句法结构关系以及针对这种句法结构关系所作的特定推理 是促使一个词汇项发生语法化的最主要的因素，那么就像Bybee et al.(1994：11)所指 出的，过去说“一个源概念可以产生多个语法范畴(Heine et al.1991:338)”是不准确 的，而应该说“不同的源语境可以产生不同的语法化实例”。
鉴于以上观察，现在不少语法化学家强调，在语法化过程中实际发生语法化的是整个 一个结构式而非一个具体的词汇语素或语法语素。(参看Bybee et al.1994:11;Bybee 2 003a,2003b;Croft 2000:62;Heine & Kuteva 2002:6;Heine 2003:87;Traugott 2003:6 24)
汉语自先秦以来产生过大量的句法结构式(如连动式、双宾语句、粘合式和组合式述补 结构、被字句、把字句、比字句、使役句)。由于国内历史语法学界习惯上将语法化等 同于实词虚化，以往的汉语语法化研究主要关注词汇语法化现象，而对句法结构式的语 法化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以致很多句法结构式的语法化过程、机制和动因至今还缺乏 深入的研究。
其实，汉语中有些结构式的语法化过程颇具类型学意义，值得深入研究。比如现代汉 语的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拿得动/拿不动”)，历史上来源于表实现的述补结构 “V得/不C”(参看太田辰夫1958；杨平1990；蒋绍愚1995；吴福祥2002a)，即：
“V得/不C”：表实现的述补结构＞表能性的述补结构
同样，现代粤、客、湘、赣、吴、徽等南方方言中习见的能性述补结构“V得OC/VO不C ”历史上也来自表实现的述补结构。(吴福祥1996a)例如：
(1)不经两三日中间，后妻设得计成。(《敦煌变文集》131页；实现式)
(2)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朱子语类辑略》279页；可能式)
(3)烧药不成，命酒独醉。(白居易诗题，《全唐诗》5180页；实现式)
(4)如他几个高禅，纵说高杀，也依旧掉舍这个不下……(《朱子语类辑略》238页；可 能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V得C/V不C”和“V得OC/VO不C”由表实现的述补结构演变为表能 性的述补结构的语法化过程中，并不涉及任何结构成分的语义、形态-句法或语音的变 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句法结构式本身的语义(由“实现”义变为“可能”义)。这种结构 式的语法化现象在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国外语法化研究文献里尚未见报道。
更重要的是，汉语结构式的语法研究还可以发现一些比较重要的演变机制。比如能性 述补结构“V得/不C”中如果动词的受事实现为宾语，普通话只能采用“V得/不CO”这 样的形式。但很多南方方言还可以有另外的语序选择。如湘语长沙方言，赣语部分方言 ，吴语开化方言、舟山方言，徽语绩溪、屯溪方言、淳安方言以及官话黄冈方言等都有 表1所示的六种格式：
肯定形式V得OCVO得CV得CO
否定形式V不OCVO不CV不CO
表1
以绩溪话为例：
(5)普通话：我打得过他 我打不过他 绩溪话：我打得渠过我打渠不过
我打渠得过我打不渠过
我打得过渠我打不过渠
我们知道，表1中的“V得OC”和“V不OC”是魏晋六朝至唐时期产生的形式，为绝大多 数现代南方方言所承继，是这些方言中最早的层次，“V得CO”、“V不CO”是唐宋以后 在北方方言中产生，后来逐渐扩散到南方方言，是多数南方方言较晚的外来层次。那么 “VO得C”和“V不OC”是如何产生的呢?研究表明，它们是南方方言的一种类推形式。( 吴福祥 2002b，2003b)请看下表：
因为早期的两种格式在形式上不对称，于是这些方言由肯定形式的“V得OC”类推出否 定形式“V不OC”；出于同样的动因，又由否定形式“VO不C”类推出肯定形式“VO得C ”。(吴福祥 2003b)
事实上这种“逆向类推”是汉语句法语义演变的一个重要机制，在汉语语法史中常可 见到。比如在历史语法里述宾结构的可能式原本是“V得O”与“VO不得”的对立。例如 ：
(6)高声便唤口马牙人：“此个量口，并不得诸处货买，当朝宰相崔相公宅内只消得此 人。若是别人家，买他此人不得。”(《敦煌变文集》176页)
因为“V得O”、“VO不得”在形式上不对称，所以唐宋时期由否定形式的“VO不得” 类推出肯定形式“VO得”，不过例子很少见。例如：
(7)蕃家弓箭为上，赌射只在殿前。若解微臣箭得，年年送供，累岁称臣；若也解箭不 得，只在殿前定其社稷。(《敦煌变文集》204页)
唐代以后，又由肯定形式“V得O”类推出否定形式“V不得O”，(参看蒋绍愚1994，19 95；梅祖麟1998；吴福祥1998)：
(8)禁止不得泪，忍管不得闷。(山谷词，引自吕叔湘1944)｜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圣 贤，却管不得那富贵。(《朱子语类辑略》29页)
众所周知，类推(analogy)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演变机制。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以来， 已有很多文献涉及类推的性质、类别、规则及其在语言演变中作用的讨论。(参看
Anttila 1972,1977;Lass 1997;Hock 1986,2003;Kiparsky 1974,1978;Trask 1997;W.
Lehmann 1992)一般认为，常见的类推演变主要有这样几类：(a)对称性类推(
Proportional analogy)，(b)拉平(Leveling)，(c)规则扩展(Rule extension)，(d)截 搭(Blending)，(e)交错感染(Contamination)，(f)重组与俗词源(Recomposition and folk etymology)。(参看Hock 2003)但我们从上述汉语句法结构式语法化中观察到的这 种“逆向类推”，在历史语言学和语法化研究文献中似未见到，这种“逆向类推”很可 能是一种重要的富有类型学价值的句法演变机制。(注：这种逆向类推在某些语法词的 产生中也可以观察到。梅祖麟(1998)证实，现代汉语系词“是”、闽语否定副词“毛( 无)”的产生也是“正反两种形式平衡”的产物。梅先生还认为，这种“正反对称”的 类推机制之所以在汉语语法演变中起作用，可能与汉语的类型特征有关：“也许是因为 汉语是单音节语言，本身有形成对偶的趋势，所以正反对称也成为演变机制之一。”( 梅祖麟 1998：20))
综上所述，未来的汉语语法化研究应该在借鉴当代语法化理论的思路和成果的基础上 对汉语句法结构式的语法化过程、机制和动因作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其价值不仅在 于能加深我们对汉语句法演变规律的认识和了解，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 一般语言学的语法化理论。
2 语法化模式的研究
近年来的语法化研究揭示出大量具有跨语言有效性的语法化模式和语法化路径，显示 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演变具有强烈的共性特征。(参看Lehmann 1982/1995;Heine & Reh 1 984;Heine et al.1991;Hopper & Traugott 1993,2003;Bybee 1985,1988,1997,2003b; Bybee et al.1994;Haspelmath 1990,1997,1999;Heine & Kuteva 2002;Traugott &
Dasher 2002)人类语言的语法化路径为什么会呈现跨语言的一致性呢?Joan Bybee(
Bybee et al.1994;Bybee 2003b)的解释是，因为这些语法化路径的“输入端”(input) 是跨语言相同的，语法化机制是跨语言共有的，而且语法化演变的方向是不可逆的。
Bybee(Bybee 1988,1997,2003b;Bybee et al.1994)甚至强调，这些在世界语言中反复 出现的语法化路径及其背后的语法化机制体现的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历时共性”(
Diachronic universals)，这种历时共性是形成人类语言“共时共性”(Synchronic
universals)的直接原因，因而是人类语言中真正的共性。
但是，既然人类语言的结构类型不尽相同，既然人类语言的共时模式除共性特征之外 还存在着大量的类型变异，那么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模式和路径除了共性的一面，也一定 还存在类型特征。不过，在迄今的语法化研究中，语言学家对演变的共性特征的关注远 远超过对演变的类型特征的关注。人类语言的语法化模式和路径到底有哪些类型特征? 形成这些类型特征的因素是什么?应该如何解释这些类型特征?这些问题在当前的语法化 学界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我们认为，汉语的语法化研究有望在这些问题上做出自己的贡献。第一，当代语法化 理论主要是基于对印欧语、非洲语言等非分析性语言的观察和研究而建立起来的；而汉 语是分析性语言，与上述语言在结构类型上有明显的差别。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汉语 的历史语法研究业已积累了大量语法演变的事实。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汉语语法化演 变的研究来归纳和概括汉语语法化的路径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解释人类语言语 法化演变的类型特征。
事实上，根据我们的初步观察，汉语语法化在演变模式和演变路径上确实表现出某些 比较重要的类型特征。比如跨语言的历史句法研究表明，“关系名词”(relational
nouns)在人类语言中具有以下两种语法化模式：(注：关系名词(relational noun)指用 来表达与另一个名词相关的方向、位置等语义概念的名词，如英语的top、back；此外 ，人体部位名词也具有关系意义，因而也属关系名词，如英语的foot、head。关系名词 通常用作领属结构式中的核心语，并要求有一个特定的领属语与之共现。如英语的“on top of NP”、“at the back of NP”。参看Lehmann(1982/1995，1985，1986)和
Hopper & Traugott(1993,2003)。)
(i)“关系名词＞前置词”。如英语、法语、德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泰语、
Maa语、阿拉米语(Aramaic)等。(Mallinson & Blake 1981;Lehmann 1982/1995,1986;
Heine & Reh 1984;Bybee 1988;Aristar 1991;Heine et al.1991;Delancey 1994,1997 ;刘丹青 2003)
(ii)“关系名词＞后置词”。如日语、土耳其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巴斯克语、藏 语、盖丘亚语、Buriat语等。(Lehmann 1982/1995,1986;Aristar 1991;Heine et al.1 991;Delancey 1997;Bybee 1988；刘丹青 2003)
考察发现，具有“关系名词＞前置词”演变模式的语言，小句语序通常为“SVO”(如 英语)；反之，具有“关系名词＞后置词”演变模式的语言，小句语序通常为“SOV”( 如日语)。但汉语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汉语是SVO语言，而关系名词的演变模式则是“关 系名词＞后置词”。比如“上/下/里/中”在上古汉语中原本是关系名词，中古以后演 变为后置词(详见刘丹青2003)。例如：
(9)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药不至也。(《左传·成公十年》)
(10)却唤危中也大危，雪山会上亦合知。(《敦煌变文校注·太子成道吟词》)
汉语关系名词的语法化模式为什么同于SOV语言而异于其他SVO语言呢?问题的关键在于 ，汉语虽是SVO语，但领属结构式的语序(“领属语 + 关系名词”)同于SOV语言而异于 其他SVO语言(“关系名词 + 领属语”)。由此可见，决定关系名词两种语法化模式的句 法条件是领属结构式的语序(关系名词相对于领属语是前置还是后置)，即：
(11)名词 + 领属语＞前置词 + 名词
领属语 + 名词＞名词 + 后置词(Aristar 1991:6)
这就是说，如果“关系名词 + 领属语”结构式中关系名词语法化为附置词(
adpositions)，那么该附置词一定是前置词；(注：附置词(adpositions)是前置词(
prepositions)和后置词(postpositions)的总称。)反之，如果“领属语 + 关系名词” 结构式中关系名词语法化为附置词，那么它一定是后置词。(参看Bybee 1988:354;
Aristar 1991:6;LaPolla 2002:224)
跟汉语这种情形完全平行的是埃维语(Ewe)，这个语言的小句语序为SVO，但领属结构 式的语序是“领属语 + 核心名词”，所以该语言中关系名词的“输出端”是后置词而 非前置词。(参看Heine at al.1991)可见汉语所具有的“关系名词＞后置词”这种语法 化模式体现的并不是汉语语法化的特性，而是人类语言中关系名词语法化的一种类型特 征。
另一个例子是汉语语法词或附着词(clitic)的演变模式。在很多语言里，语法词或附 着词可以进一步演变成屈折词缀(inflectional affix)。比如Hopper & Traugott(1993 :7)和Traugot(1995)基于跨语言的考察提出下面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法化“斜坡”(
clines)：
(12)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屈折词缀
这就是说，在很多语言里语法词或附着词可以经历一个“形态化”(morphologization )过程(即语法词或附着形式变成屈折词缀的过程)。(注：“形态化”在不同的文献里所 指有所不同，本文对形态化的理解基于Hopper & Traugott(1993)。)
但在汉语中，一个语法词或附着词不是进一步演变成一个屈折词缀，而通常是跟毗邻 的词项融合成一个新的词汇项，原来的语法词或附着词成为新词汇项的一个词内语素。 换言之，汉语的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后续演变是词汇化(lexicalization)而非形态化。即 ：
(13)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词内语素
比如汉语的形容词“可恶”、“可爱”、“可观”、“可怜”历史上是由“可(助动词 ) + 动词”的动词性短语词汇化而来；而名词“作者”、“读者”、“学者”则源于名 词性短语“动词 + 者(附着词)”的词汇化。(参看董秀芳 2002)
汉语语法词或附着词的演变模式为什么不符合Hopper & Traugott(1993)所概括的具有 普遍意义的语法化斜坡呢?原因在于汉语在形态类型上属于分析—孤立型语言，“在这 样的语言里，语法化不可能造成屈折形态成分的产生”(Traugott & Heine 1991a)。可 见导致汉语语法词或附着词词汇化而非形态化的主要因素是汉语的形态类型特征(即汉 语是缺少屈折形态系统的分析型语言)。(注：在某些形态较发达的语言里，语法词或附 着词也可以进一步演变为词内成分。比如英语的tomorrow“明天”是由中古英语的介词 结构“to + morrow‘次日’”词汇化而来的；twit“嘲笑”则来自古代英语的结构式 “Qt-witan`at + blame'”。(参见吴福祥2003b)但这个事实并不构成本文基本结论的 反例，因为我们要证明的是，孤立—分析型语言由于受结构类型的制约，其语法词或附 着词如果进一步语法化，通常只能演变为词内成分；至于屈折型语言，由于没有结构类 型的制约，其语法词或附着词既可以演变为屈折词缀，也可以演变为词内成分。所以就 本文的基本结论而言，真正的反例应是这样的情形：形态发达的屈折型语言里语法词或 附着词可以变为词内语素但不能变为屈折词缀；反之，孤立—分析型语言里语法词或附 着词可以变为屈折词缀但不能变为词内语素。)
以上只是举例性质，相信随着汉语历史语法和语法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会发现更 多具有类型学意义的语法化演变模式和演变路径，对这些语法化模式和路径的动因和机 制的深入研究，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人类语言演变规律的认识。
3 话语标记的语法化
最近20余年来，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s)成为话语分析、语用学、历史语言学以 及语法化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课题。话语标记，也称“语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s)、“话语小词”(discourse particles)、“话语连接词”(discourse
connectives)等)，是话语或篇章中常见的一种语言形式，其主要功能是表达说话人对 话语流中话语单位之间的关系或者言谈事件中受话人角色的态度、视角和情感。常见的 话语标记是一些语法词，如副词(indeed,actually,instead(of),in fact)、连词(but ，as，therefore，because，so)、感叹词(well)，以及某些带有插入语性质的短语或 小句(let alone，I know，yo u know，I think，Ipromise you，if I'm not wrong) 。
一般认为，话语标记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概念意义，对所在句子的命题意义也没有什么 贡献；它表达的是一种主观性和程序性(procedural)意义。(参看Traugott 1995,1997; Traugott & Dasher 2002)也就是说，话语标记在话语中的功能主要是语用的，而不是 句法和语义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话语标记研究，最初是在共时语言学界展开的。主要有两种研 究模式，一是“基于话语产出”模式(production-based approach)，即从话语分析的 角度考察话语标记在话语或篇章组织中的衔接和连贯功能(如
stman 1981;Schourup 1985;Schiffrin 1987;Lenk 1998;Redeker 1991;Fraser 1988,1990,1998)。另一种是 “基于话语解释”(interpretation-based)模式，即从话语交际的角度考察话语标记在 话语理解中的提示、引导或制约作用。(如Blakemore 1987,1992;Rouchota 1996;
Moeschler 1993)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话语标记研究很快被引入历史语言学界，成为历史语义学、历史 语用学、特别是语法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如K
nig 1991;Brinton 1996;Onodera 1 993,1995;Fujii 1995;Traugott 1995a,2000,2003;Traugott & Dasher 2002)。
语法化学界之所以关注话语标记的研究，主要是因为：第一，话语标记表达的是说话 人(对话语关系以及言谈事件中受话人地位)的主观态度，本质上是语言中的“主观性” (subjectivity)和“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标记，而这正是语法化和“主 观化”(subjectification)研究的极好课题。第二，大量的证据显示，在一些具有历史 文献的语言(如英语、德语和日语)里，话语标记来源于表达概念意义的词汇成分或词汇 系列。其历史演变过程清晰地显示，话语标记的产生也经历了与词汇语法化相同的语义 演变(泛化、主观化)、“去范畴化”(decategorilization)、重新分析、语音弱化等过 程，并且也呈现单向性和渐变性特征。因此，话语标记的产生也是一种典型的语法化现 象。(Traugott 1995,2000,2003)第三，尽管话语标记的分布特征和语用功能可能带有 特定语言的性质，但已有的研究显示，人类语言的话语标记具有非常相似的演变路径。 比如并非所有语言都有副词范畴，而且也有一些语言的话语标记并不具有“多义模式” (Polysemy)。但是，如果一个语言的话语标记具有副词性的多义模式，那么一种压倒性 的倾向是，这种多义模式一定来自“小句内副词/谓语副词＞句子副词＞话语标记”这 样的演变过程。(Traugott & dasher 2002)这就为语法化的跨语言研究提供了极好的领 域。
迄今为止，话语标记的历时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较长文献历史的语言里，其中英语话 语标记的研究成果最多(如Sweetser 1990;Brinton 1990,1996;Knig 1991;Powell 1 992;Hason 1987;Jucker 1995,1997;Traugott 1995a,1995b,1997,1999a,1999b,1999c,2000,2003;Traugott & dasher 2002；)，其次是日语(如Matsumoto 1988;Fujii 1991; Onodera 1993,1995;Suzuki 1999;Dasher 1995)和德语(如Abraham 1991;Knig 1991 )。
相比较而言，汉语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汉语的态度副词(stance adverbs)(即语气 副词，如“毕竟”、“其实”、“显然”、“实际上”、“事实上”、“恐怕”)，某 些连词(“但/但是”、“只是”、“可/可是”、“不过”)，某些语气词(如“呢”、 “吧”、“嘛”)，某些插入语(“我想”、“我敢说”)等都应看作话语标记。以往对 这些话语标记的描写和分析大都是在句法—语义框架内进行的，以致它们在话语中的真 实功能尚未得到准确的揭示。对这些话语标记共时用法的准确概括及其语法化过程的深 入探讨无疑是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4 与语法化相关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
最近20余年来，历史语义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与语法化相关的语义演变研究 ，借鉴认知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方法和成果，运用普遍适用的认知模式和语用原则来探讨 语义演变的动因、机制和模式，总结出很多重要的语义演变的模型和理论框架。比如
Sweetser(1990)的“历时隐喻模式”(the diachronic metaphor model)、Geeraerts(1 997)的“历时原型语义学”(the Diachronic prototype semantics)、Heine(Heine et al.1991,1997a,1997b)的“转喻-隐喻模式”(the metonymic-metaphorical model)、 Traugott(Traugott 1999a,1999b,2000;Traugott & Dasher 2002)的“语义演变的诱使 性推理理论”(the 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其中
Traugott的“语义演变的诱使性推理理论”影响最大。其基本观点是：(i)语义演变导 源于话语过程中的“诱使性推理”(invited inferencing)，即说话人在使用一个语言 成分时，有意识地将其语用含义传达给受话人，受话人利用R原则(指Grice(1975)“适 量准则”中的“不过量准则”)推导出“语句例意义”(Utteranc-token meaning)；然 后该语句例意义通过规约化变成“语句型意义”(Utterance-type meaning)，最后语句 型意义通过“语义化”(semanticizating)变成这个语言成分新的编码意义(new coded meaning)。“诱使性推理”包含说话人的策略性行为(“诱使”)和听话人的反应(“推 理”)两个方面，它是言谈事件中说听双方互动的产物。(ii)语义演变的机制主要有(a) 类推(隐喻与之相关)、(b)重新分析(转喻与之相关)、(c)主观化(元语篇意义的产生以 及褒化、贬化与之相关)。传统上所说的隐喻与转喻、泛化与特化、褒化与贬化并不是 演变的动因或机制，而是上述三个演变机制的结果。(iii)语义演变最基本的机制是主 观化。主观化过程通常体现为下面这个互相关联的单向性路径：
(14)真值条件的 ＞非真值条件的
内容的＞
内容的/程序的＞程序的
以命题内成分为辖域＞
以命题为辖域 ＞以话语为辖域
非主观性的＞
主观性的 ＞交互主观性的
与国外历史语义学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相平行，最近二十年来汉语的语义 演变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随着结构主义语义学理论和方法(比如语义场理 论和义素分析方法)的引进，很多学者已不再满足文献词语的考释和词义演变方式的描 写，而是致力于词义系统演变的考察和词义演变规律的探索(如蒋绍愚1994，赵克勤199 4，张联荣2000)，从而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汉语语义演变的认识和了解。不过这类研究主 要还是在词汇学框架内进行的，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词汇语义学。另一方面，汉语语法 词的产生和演变，属于典型的语义演变现象，但我们以往大多是放在句法学框架内来研 究的。(注：本文所说的“语法词”，既包括传统上的虚词小类(如副词、介词、连词、 语气词)，也含助动词和系词。)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汉语学界已开始出现基于认知语义学和历时语用学的思路来探 讨语义演变的新尝试(如Peyhaube 1999,2003；沈家煊2004a,2004b;Xing 2003，邢志群 待刊；李明2002a，2003b，2004)。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力加强的研究方向。全 面开展汉语的语义演变研究，不仅能发现汉语语义演变的模式、机制及动因，加深对汉 语语义演变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可以用汉语语义演变研究的成果来检验和修正国外现有 的语义演变理论。比如，邢志群(待刊)在考察动词“连”的语义演变路径时发现，汉语 中包括动词“连”在内的很多语义演变的实例并不符合Heine et al.(1991)提出的语义 演变的隐喻等级：“人＞物＞活动＞空间＞时间＞性质”，因此她认为Heine的语义演 变理论并不能充分说明汉语语义演变的规律。又如Traugott & Dasher(2002)认为，凡 是“自然的”语义演变都是“不过量准则”作用的结果，而“足量准则”阻遏语义演变 ；但沈家煊(2004a，2004b)的研究表明，在汉语的语义演变中“足量准则”也起一定的 作用，尽管其作用是次要的。此外，吴福祥(2004)在考察汉语语义演变的过程中，也觉 得Traugott把主观化看作语义演变的单向性过程过于武断，因为在汉语语义演变中有很 多现象表明主观化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单向性机制。典型的例子是，汉语被字句在中古时 期几乎无例外地表达一种“不幸或不愉快”的语用色彩，但在宋代以后的文献里，相当 多的被字句并没有这种“不幸或不愉快”的语用色彩，而现代汉语里大量被字句没有这 样的主观性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又如魏晋六朝时期“奴”是带有爱称色彩的第二人 称代词，但到了唐五代则变成没有任何语用色彩的中性第一人称代词(吕叔湘1987，吴 福祥1996b)。显然，被字句和人称代词“奴”的语义演变显示的不是“语用强化”(主 观性增强)而是“语用弱化”(主观性减弱)。
任何语言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特别是国外现有的与语语法化相关的语 义演变理论大都是基于印欧语和非洲语言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有些理论模型不完全符 合汉语语义演变的事实，并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满足于用汉语的成果来检验这 些理论，而应该基于我们对汉语语义演变的深入研究来修正和发展这些理论，这就需要 我们加强对汉语语义演变特别是与语法化相关的语义演变的研究。
5 结语
汉语语言学对语法化现象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宋金以降，很多训诂学家和辞章学 家对“实字”和“虚字”功能的辨析，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语言事实。而且早在元代，周 伯琦(1271-1368)在《六书证讹》中就明确提出“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郑奠、麦梅 翘1964)而西方学者对语法化现象的注意和研究要晚至18世纪才开始。甚至连西方语言 学家也承认，语法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
“语法化这个概念最初是在西方学术界之外被认识到的，至迟在10世纪，中国学者就 区分了‘实字’和‘虚字’，而元朝的周伯琦已明确指出‘所有的虚字均来自以前的实 字’”。(Heine et al.1991:5)
另一方面，汉语拥有三千余年连续的文献历史和丰富多样的方言类型；汉语所具有的 这种语法化研究的资源优势，也是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我们相信，汉语历史语法学界若能在继承和弘扬汉语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学习 和借鉴国外语法化研究中的先进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调整研究 框架，汉语语法化研究在21世纪一定会有更大的突破。
收稿日期：2004-09-06
定稿日期：2005-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