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墓中所见佛教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所见论文,因素论文,墓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辽一代，佛教极其盛行。早在天复二年(902)，阿保机徙汉民于潢河之南的龙化州（今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西）并建起辽地第一座寺庙开教寺，927年安置渤海僧人于天雄寺；936年耶律德光改幽州为燕京，佛教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会同五年(942)“闻皇太后不豫，上弛入侍汤药必尝。乃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注：《辽史》卷四《太宗纪》。），说明佛教在上京已有相当大的发展。圣宗时，佛教进入全盛时代，统和二年(984)为亡父忌日，诏诸道京镇遣官，行香饭僧，后又曾数次禁私度、滥度僧尼。至兴宗时则是“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以致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道宗时甚至出现了“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注：《辽史》卷34《道宗纪·赞》。）的情况。而起于兴宗终于道宗的《契丹藏》，则是佛教在辽地发展的巅峰。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主佛腹中发现的12卷《契丹藏》印证了整理校勘佛经的工作在圣宗时期就已经进行，可见辽王室贵族对佛教的推崇与支持。上崇下效，这种行动直接影响了平民对佛事的投资，在辽代的墓葬、寺院建筑以及一些遗存中都不难看到佛教的痕迹。
20世纪50年代，徐苹芳先生认为宋元时代流行火葬，一方面是受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宋代土地集中，贫者无地以葬，因而促进了火葬的流行。而辽代契丹贵族墓葬或为砖室，或为石板堆砌，流行穿铜丝网络，木棺殓尸；汉人墓则多沿宋墓旧制盛行火葬，用小型石棺装骨灰（注：徐苹芳《宋元时代的火葬》，《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9期21～26页。）。至20世纪80年代时，杨晶著文认为辽代的火葬墓更多是受到北方民族原始宗教和习俗的影响（注：杨晶《辽代火葬墓》《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至今，又有大量的辽墓被发现并发掘，使我们能够对辽代佛教盛行情况有进一步的认识。本文拟从出土的文字材料、壁画、葬具以及随葬品、墓葬形制等方面对辽墓中所见佛教影响因素进行论述。
一、相关的文字材料
辽代佛教信仰情况在一般佛教史中多有论述，论述者大多依据文献以及地上的石刻加以考证，着重点在于高僧大德的译经和传教活动，据以说明当时佛教流行状况。因年代久远以及辽代文献的缺乏，对于民间佛教盛行具体情况和世俗信仰者的活动情况大多无法深入了解。考古所发现的地下文字材料对研究此方面则显得尤为重要。墓葬中有关文字材料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真言或陀罗尼
陀罗尼(dharani)意译为总持、能闻、闻持等，原意为忆持不忘，后来发展为密教特有的咒语（真言），即为密教身、口、意三密中的“口意”。密教认为，通过诵持真言，即能得到佛的加持和扩法天神的保护。辽代墓葬中书写真言的目的主要在于借助真言的力量，希望死者往生天界，不受地狱之苦。如卒于咸雍十年(1047)的张文藻，其墓（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14～46页。）木棺上书满梵文陀罗尼，盝式棺盖四刹墨书汉文“陀罗尼棺以其影覆之功，冀济魂归之”，“质不闻地狱，永受天身”“谅尘墨良因，与乾坤而等固，谨记”等字样。其子张世古墓（注：张家口宣化区文管所《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文物》1995年2期4～28页。）的棺盖上的字样与此基本一致。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注：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喇嘛沟辽代壁画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90～97页。）墓室北侧穹隆顶中部墨书四竖行七言诗一首：“真言梵字觞尸骨，亡者即生净土中。见佛闻法亲授记，连沷无上大菩萨”。
真言一般直接用梵文书写或刻出，旁边注出汉文真言题目。还有不少用汉字音译的真言。墓葬中书写真言的位置主要在棺床葬具上，另外墓壁墓门等处也有书写的。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的木棺四周书写有如下真言：1.阿閦如来灭轻重陀罗尼；2.智炬如来必破地狱陀罗尼；3.大吉祥陀罗尼；4.一切如来大阿毗三摩耶百字密语；5.法舍利真言；6.佛说生天陀罗尼；7.六字大明陀罗尼；8.五字大陀罗尼；9.转生净土陀罗尼；10.授菩提心戒真言；11.警觉陀罗尼；12.观自在如意轮陀罗尼；13.般若波罗密多。山西大同卧虎湾辽代壁画墓石棺内书有：净法界真言、护身真言、六字太（大）明陀罗尼真言、智炬如来心破地狱真言。葬于寿昌三年的董庠墓（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35～40页。）书有：灭罪真言、智炬如来破地狱真言、生天真言。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墓（注：韩国祥《朝阳西上台辽墓》，《文物》2000年7期50～64页。）墓室立壁栏板嵌阴刻梵文石板，上刻有如下真言：一切如来心陀罗尼；阿閦灭轻重咒；三昧耶密言；佛顶尊胜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另外，辽宁新民巴图营子辽墓（注：冯永谦《辽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2期15～24页。）出有鎏金铜胸牌，上刻“肴（疑为‘智’字）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字样。此外，墓葬中也出土有石经幢，上面刻有真言。如北京市斋堂墓（注：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发掘小组《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7期23～26。）顶附近的地堰上发现墓幢一座，上刻陀罗尼破地狱真言和佛顶心真言。辽宁朝阳辽代龚祥墓（注：尚晓波《辽宁省朝阳市发现辽代龚祥墓》，《北方文物》1989年4期28～31页。）出土的石经幢刻大悲佛顶尊胜陀罗尼。
从这些材料可看出，除了有经幢石刻常见的六字大明咒和佛顶尊胜陀罗尼外，阿閦如来灭轻重陀罗尼、智炬如来破地狱真言以及生天真言最被重视。依佛教教理，众生皆在六道轮回，内在的驱动力为众生因缘的业力。要摆脱轮回或往生天界则须减少自身所造之恶业。密教认为，诵持真言则可达此目的。故墓葬中出现这些希望能减轻罪业，不入地狱受苦而能生往净土或天界的真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还有一些直接用梵文书写，具体内容不清楚的真言。如山西大同西南郊辽墓（注：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10期37～42页。）9号墓石棺刻楷书“吕孝千妻马氏”和梵文真言，10号墓石棺刻楷书“吕孝尊妻陈氏”和梵文真言，15号墓石棺刻梵文真言。河北宣化张世古墓（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8期31～37页。）的木棺四周也书满梵文，推测也是和其父张文藻墓中的一样是真言。此外，还有一些真言词句和汉文混合书写的，如大同辽墓石棺内书写“俺篮，耶耶文质，孃孃焦氏，灰衬枢张，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记俺引步鲁俺。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统七年十月八日孙僧怀谦公孝公义写记。壬，俺齿临重孙
哥庆哥僧德拱记”。
（二）佛教经文，有梵文和汉文两种
如河北宣化张文藻墓中的木棺中即书有汉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文后面注出“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亡过与众生皆成佛道”。辽宁朝阳西上台辽墓墓壁石刻梵文佛经，刻出汉文名字的有“梵本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另外的梵文经典内容不清楚。
（三）记述墓主人或其子弟诵持佛经、礼佛、筵僧等佛事活动的墓志
从近年出土的墓志看，河北宣化张文藻家族墓志所记载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颇有代表性。从墓志记载可知，张文藻为祖父辈，其子为张世古，张世卿和张世本是其侄子，张恭诱为其孙子。
张文藻墓志提到他“崇敬三宝”，并乐于布施，“为业于当州圣因寺，施净财画优填王壁，丹青绚彩，久而弥新，相好威仪，烂然可观”。
其子张世古则因家庭熏陶，从小就在佛教氛围中长大，“自幼及髦志崇佛教”，而且身体力行，“常诵金刚行愿等经，神咒密言，口未尝辍”；“诵妙法莲花经三十余年，至今未阙”。他也和他的父亲一样为圣因寺出资壁画佛像，“于圣因寺堂内绘十方佛壁一门”。在供养佛、法、僧三宝上则比其父功德更大“请僧转金光明经千余部，维持经律论讲一十席；请尼万部，斋供终身。又礼善友邑，增办佛书、幢伞供具，咸得周备。每年马鞍山供合院僧，三十余载，今尤未尽，筵僧设贫以为常务”。
张世卿（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8期31～37页；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对佛教的崇敬和布施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庄园北部“置道院、佛殿、僧舍”。并于天祚皇帝天兴节那天，“虔请内外诸僧尼男女邑众，于围内建道场一昼夜，具香花美馔，供养斋设，以报上方覆露之恩”，这在当时恐怕是非常盛大的法事活动。他也以供具物品供养寺院，“特造琉璃瓶五百只，自春泊秋，系日采花，持送诸寺。致供周年，筵僧一万人。及设粥济贫，积十数载矣”。墓志中还提到他的另外两大功德：一是建造寺院和佛塔，“建大院一所，州西砖塔一座，高数百尺”；二是刊印佛经、真言以及道书、药书，“雕镂金刚、梵行、佛顶、高王常、清净、灵枢、赤松子、中诫经、□□人福寿论、诸杂陀罗尼，举常印施，及设诸药”。墓志还提到他“诵法华经一十万部，读诵金光明经二千部，于道院开此经及菩萨戒讲”。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张世卿死后和僧人一样实行火葬，于火化后骨灰中有类似舍利子的东西，“遵命依西天荼毗礼毕，得头骨与舌，宛然不灰，盖一生积善之感也”。
张世古的堂兄弟张世本也是佛教信徒，“自生之后，不味腥血，日颂法华经□□万部”，
张世古的儿子张恭诱（注：张家口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下巴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10期1～19页。）比起他父亲和几个叔父在崇敬三宝上则略逊一筹，因家庭传统长期的陶冶，他“始从髫口，性自口贤，以观音行愿为常课，以满愿准提为常持，于井亭院□佛事。……常诵金光明经五百一部，筵设僧贫，□知其数”。他有两个女儿是当时有修为和名望的比丘尼。
张氏家族仅是宣化地区（属辽西京归化州）一支地方豪族势力，从现出土的墓志看，这个家族至少有四代历经一百多年都支持佛教，当时佛教在民间的盛行可见一斑。
佛教在不同阶层和其它地区也同样流行。王公贵族如卒于会同四年(941)的辽东丹国左相（东京太傅）耶律羽之“于辅政之余”，仍“留心佛法”，“儒释庄老之文，穷尽旨趣”。
墓志之文虽有夸张之嫌，但也可知道辽代初期佛教已流行于上层贵族之中。清宁五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注：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8期429～435页。）提到她：“恻恻恳祷，焚香祝无边佛，设供饭无遮僧……薰修胜因，迥向于佛道”。
故陇西郡夫人李氏墓志中记载她：“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常时唯切于诵□□”。一般的佛教信徒则更为精进。卒于重熙二十二年的王泽墓志说他的继母仇氏，“慕崇览行，落发为尼”，直接遁入空门。而他自己则淡于功名，熟读研习佛经，并和僧人有密切往来“公素重佛乘，淡于权利……惟与僧侣，定为善交，研达性相之宗，薰练戒慧之体。闲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全藏教部，读览未竟”。在修为方面他也不落后，“□□财则欢喜布施，闻胜利则精进修行”。
卒于乾统四年(1104)的龚祥墓志叙述他“谛崇佛法……暇常以佛经为务”，他的两个女儿也出家为尼，“次二女尼归敬归运，并于敬善寺出家，皆讲花严十万偈”。
卒于咸雍十年(1074)的秦德昌墓志（注：李波《建平三家乡辽秦德昌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2期14～19,88页。）碑文由文慧大师所撰，他的第二个儿子蕴才是镇国寺的诠教大德。第二个女儿也出家，法号圆敬，为宗敬寺妙行大德。志文中还提到秦德昌的夫人“形虽隐俗，行实出世，执志净行三十年，安居禁足三十夏”并“造七佛石像”，后来出家为尼。秦德昌在七十八岁去世之时仍“端坐屈指念佛”。
综观上述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辽代佛教中密教在民间很普及，一般信徒日常功课中常诵持真言，如张世古“神咒密言，口未尝掇”，王泽“每日持陀罗数十本”；墓志中明确提到的真言有准提法，如张恭诱“以满愿准提为常持”。而作为大乘主要经典的《法华经》、《华严经》、《金光明经》、《金刚经》、《心经》等也是僧人和世俗信徒主要诵读的经典：张世古“诵妙法莲花经三十余年”，“请僧转金光明经千余部”；张世卿“诵法华经一十万部，读诵金光明经二千部”；张世本“日颂法华经□□万部”，他的女儿“学于大花严经”；王泽“闲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龚祥的两个女儿出家为尼，“皆讲花严十万偈”。由此可见，当时的佛教信徒是显教和密教同时修持的。另外我们知道，《华严经》是华严宗的主要经典，《法华经》则是天台宗的经典，故大致可推断当时显教中以华严和天台两宗势力最为强大。净土宗也拥有一些信徒，如龚祥托梦说“言日余得生净土矣”。辽代佛教这种流行状况基本是唐代后期佛教的延续。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一些地方豪族的子弟也因笃信佛教而纷纷落发为僧尼。更有许多人家的子女以佛家用语命名之。如寿昌四年邓中举墓志中提到其有“女子四人：……次为比丘尼”。卒于寿昌五年的尚窣在墓志中提到有“孙女一人，文殊”。而卒于大安六年的萧袍鲁则“有孙，名和尚”。从卒于大安五年萧孝忠墓志（注：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2期34～35页；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中可以了解到其“所生儿女四，长名冬女，次名天王女，幼名观音女，一男名药师奴……”。而清河县君（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35～40页。）的5个孙女中有3个——三喜、迎璋、省哥皆“落发为尼”。由此可见佛教当时已进入民间日常生活。
二、壁画和雕刻
辽代佛教在民间的传播情况，在墓葬壁画、壁画装饰和石棺雕塑等图画资料中也有反映。世俗信徒生前笃信佛教，在作为死后归宿的墓葬中常画一些和佛事活动有关的题材，其中以日常的诵持场面、备经场面最为常见。佛陀在世时，要求信徒对佛、法、僧三宝都要进行供养。后世信徒一般以佛像作为佛的偶像，以经卷代表“法”。在供桌上放置佛经即是对佛法的供养和对佛的礼拜。日常的诵持念经是佛家弟子重要的修行功课，在家的居士也不例外。在河北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注：张家口宣化区文管所《河北宣化下巴里辽韩师训墓》，《文物》1992年6期1～11页。）和内蒙古赤峰宝山2号墓中可了解到当时日常诵持礼佛的场面。韩师训墓后室东北壁绘有一桌，上置香炉和碗，并置一小几，几上置经卷、佛珠等物，桌左一妇人仰首，双手合什。宝山2号墓石房北壁诵经图画面正中绘一贵妇坐条案前，面前有展开的经卷，图右上角还有题诗一首：“雪衣丹嘴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另外，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M6后室西北壁所绘桌子上有书和经卷，河北宣化下巴里辽金壁画墓M3西壁绘有桌子上置经卷等物。而在河北宣化辽壁画墓（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8期31～37页。）的后室东壁的备经图，内容则是两个侍吏为墓主人准备诵读佛经的场面：南侧一人头戴幞头，白裤，手捧白净瓶，另一人右手指墓内方向，左手拳于胸前，二人前面一朱色长方桌上放有《金刚般若经》和《常清净经》，由此又可知当时佛教徒所诵读的经典。这些与佛教有关的题材使用在墓葬中，可以肯定墓主人为佛教信徒。
除了描绘虔诚做功课场面之外，还有高逸图和僧人对弈图。内蒙古赤峰宝山1号墓（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1期73～94页。）石房的西壁绘有高逸图，画面中上部一秃头浓眉、着灰袍和软鞋的僧人端坐于黑色靠椅上，右侧则是一道士。而河北宣化张文藻墓甬道木门的门额上绘有三老对弈图，右一为僧人模样。这些也表明了当时社会对僧人的崇敬，视其为高士，不同于一般人。
壁画中还有不少与佛教相关的纹饰，常见的有莲花纹和火焰宝珠。墓室顶部绘莲花，周围布置黄道十二宫和二十八宿是常见的一种题材。如大安九年(1093)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墓室正中绘莲花藻井，后室顶绘二十八星宿和莲花藻井。河北宣化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后室穹隆顶彩绘星图外绘莲花和二十八宿、黄道十二宫。宣化M5，即天庆七年(1117)张世古墓前室顶部中心用红、赭、浅蓝色绘重瓣莲花。后室顶部的图案主要为莲花、黄道十二宫、二十八宿和十二生肖像等。辽代晚期的M6墓主不详，其前室顶部中心绘重瓣莲花。后室东北壁砖雕直棂窗内用黑、白、红、黄等颜料绘多层莲花瓣纹，在顶部还绘有重瓣莲花。河北宣化下巴里辽金壁画墓中（注：张家口文物事业管理所《河北宣化下巴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10期1～19页。）葬于天庆七年(1117)张恭诱墓M2顶用红、黑二色绘重瓣莲花一朵，外绘黄道十二宫。M3墓主人为张世本，葬于大安九年(1093)，墓顶用红、黑二色绘重瓣莲花，外绘二十八宿星图。卒于统和十三年的韩佚（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3期361～380页。），其墓室穹隆顶正中绘莲花外绘十二生肖。时属辽代晚期的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木棺后档上绘海水莲花，墓顶彩绘莲花。而辽中期偏晚的敖汉旗七家辽墓（注：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七家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46～66页。）1号墓穹隆顶为一莲花。墓主人勤德葬于天赞二年(923)的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1号甬道拱门顶部绘对称火焰宝珠纹，顶层绘卷云火焰宝珠纹。而年代稍晚于1号墓的2号墓墓室顶部中心绘有红黄彩晕染的莲花，石房门额白描莲花，蕊托火焰宝珠。早于天庆九年(1119)的山西大同郊区2号墓（注：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10期37～42页。）壁画棺床上为朱绘莲花毯。辽代晚期的辽宁鞍山市汪家峪画像石墓（注：鞍山市文化局等《辽宁鞍山市汪家峪辽画像石墓》，《考古》1981年3期239～242页。）内刻莲花作为藻井。辽宁省朝阳市发现的卒于乾统四年(1104)的龚祥墓石棺床脚下部刻成莲花瓣纹。
佛教以莲花比喻佛性出淤泥而不染，从佛教传入中国起，这个题材一直为佛教壁画所喜爱。火焰宝珠也就是摩尼宝珠，是佛教里的宝物，佛教壁画里以此宝珠供奉佛。黄道十二宫起源于西亚，后随佛教传播，从印度和中亚进入中原内地。这些纹饰被广为接受并采用，加之这些题材经常与一些中国传统纹饰结合使用，如十二生肖、二十八宿等，可以看出佛教在某种程度上在辽地已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溶入到辽代文化的血液之中。
还有一些装饰题材的佛教色彩更浓，如狮子、迦陵频伽和飞天等形象。在卒于会同四年(941)耶律羽之墓（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4～31页。）小帐壁板彩绘一组动物形象，有狮、虎、牛等。辽代早期的法库叶茂台辽墓（注：辽宁省博物馆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文物》1975年12期26～33页。）石棺上有火焰形装饰，四角则为四伏狮，门上绘立朱雀，旁有两飞天。内蒙古库伦旗8号墓（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库伦旗七、八号辽墓》，《文物》1987年7期74～84页。）墓门拱门立颊和门额相对各绘一拟人化的迦陵频伽。辽宁朝阳县柳木匠沟村发现圣宗时期的墓（注：李庆发等《辽宁朝阳县柳木匠沟村辽墓》，《博物馆研究》1999年2期62～65页。）棺盖四角雕有狮首，棺底北侧中心浮雕一力士。
以上这些图象材料，不论是描绘墓主人生前佛事活动的壁画，还是受佛教影响或反映佛教图像的装饰图案，都可看到佛教在辽地的流行状况。而且这些题材是和许多传统题材如世俗生活等一起使用的，可见当时佛教已进入寻常百姓家，渗透到社会的各方面。
三、葬具
火葬墓在辽墓中占有很大比重，其产生、发展和盛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主要是受佛教信仰的影响。在辽墓中发现有许多采用佛教火化的埋葬方式，最为典型的是真容骨灰葬。卒于天庆六年(1116)的张世卿墓（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8期31～37页。）棺内葬有木雕偶像一躯，在木雕偶像的躯壳内发现有死者火化后的骨灰。张世卿是一虔诚的佛教信徒，在其墓志中就记载有死后“依西天荼毗”葬。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注：张先得《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妻合葬墓》，《文物》1980年12期30～36页。）中发现有大型活动关节木偶人二躯，男、女各一，其胸腹部皆尚残骨灰，而头部的雕制技法力求对自然形态的模仿，应该为真容木雕像。而张世卿之叔张文藻亦是采用这种真容葬，在其火化的尸骨下葬有两具用稻草捆制的模拟人体，并填充有死者火化后的骨骼，这是真容相的另外一种形式。另外，还有采用陶俑、石雕像的方式。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注：昌平县文管所《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3期68～77页。）在骨灰龛前两侧相向而立髡发男、女俑各一。出于辽宁法库萧袍鲁（注：冯永谦《辽宁法库前山辽萧袍鲁墓》，《考古》1983年7期624～634页。）墓室后部的带幞头石雕人头像也应该属于真容像。这种葬俗起源于唐代，是佛教偶像崇拜和中国传统葬俗的结合。著名的敦煌藏经洞即是唐末高僧洪辩的“影窟”，内有洪辩的雕像和骨灰。辽代把骨灰放置于真容像内，更是这种葬俗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真容葬，把骨灰置之于偶像中外，辽代的火葬墓主要形式还是以罐、棺、床以及龛等盛殓或放置骨灰。用骨灰罐装骨灰比较常见，罐的质地或为陶，或为瓷。地处科右中旗代钦塔拉（上京道浑河附近）的科右中旗双龙岗辽墓M7（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右中旗双龙岗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期60～67页。）发现夹砂灰陶罐装有骨灰。大同卧虎湾（西京道大同府）的大同卧虎湾M5（注：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年8期432～436页。）墓室后部砖砌半圆形棺床火葬，有一黑釉瓷罐装骨灰。另外还有用木质盒或匣盛放骨灰的。如在敖汉旗下湾子（中京道武安州附近）的敖汉旗下湾子辽墓7号墓（注：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67～84页。）北侧棺床上放有木质骨灰盒。还有用木匣装骨灰再置于棺中的。如辽晚期朝阳西上台辽墓石函内原置木匣，匣内存放骨灰。有些木质殓器因年久而腐烂不存。如阜新程沟辽代晚期墓（注：彰武县文物管理所、阜新市博物馆《阜新程沟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8年2期25～28页。）墓室内棺床上有一保存完整的女性骨架，在骨架的里侧发现一堆火化后的骨灰及骨灰匣的板灰。还有用丝织品包骨灰的。如赤峰宁城铁匠营子砖厂辽墓M2（注：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文物管理所《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铁匠营子砖厂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1期68～72页。）靠近西壁发现一丝织品骨灰包。除了用小型的罐、盒、丝织包外，棺也是盛殓骨灰的常用器具。大同郊区辽墓M29（注：山西省文管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年10期37～42页。）墓后砌半圆形棺床，石棺内装有骨灰和36枚铜钱。还有比较考究的用琉璃棺装骨灰的。如大同马家堡辽[,墓]（注：张秉仁《大同城东马家堡发现一座辽壁画墓》，《文物》1962年2期57页。）墓室北部半圆形棺床上放有琉璃棺，内装骨灰。也有同时使用棺、盒、罐三种装殓器的。如辽代晚期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木头城子辽代壁画墓》，《北方文物》1995年2期31～34页。）棺床前方两侧各放置骨灰罐3件。在石、木棺和6个骨灰罐中均放有骨灰。
另外，有一定数量的墓葬不使用盛殓的葬具，而是直接把骨灰放置于尸床或壁龛中。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大玉胡同辽墓（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年3期35～40页。）靠北部有一砖台，上放有骨灰。而辽天庆九年(1119)北京昌平陈庄1号墓（注：昌平县文物管理所《北京昌平陈庄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67～84页。）紧靠墓室北壁有一个砖砌的须弥座式方形龛，内盛人体骨灰。
分析目前所得资料，从空间分布看，火葬墓几乎遍布辽地全境，有部分墓葬地近佛寺。如敖汉旗下湾子地区发现墓葬群（注：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下湾子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1期67～84页。），东西成排约10余排，每排10座墓，其中被破坏的40余座墓多为火化墓，而这一地区原为辽武安州城址，在墓地东约1公里的山岗即为一处辽代寺院遗址。火葬墓从时间上讲，在辽代早期比较少，最早为北京地区发现的辽天显十二年(937)至应历八年(958)赵德钧墓，到了辽代中晚期才比较流行。这与佛教在辽地传播至极盛的时间相吻合。因此可以推断火葬墓基本上是受到佛教葬俗影响。
四、随葬品所见佛教之影响
佛教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必然会在生者日常所备以及给死者所用的冥器上留下痕迹，因此在众多的辽墓随葬品中，不难发现佛教的影响踪迹。
瓷器是辽墓随葬品的大宗，其所显示的佛教信息也最多。如保留有印度风格的净瓶常发现于辽墓中。朝阳西上台辽墓中出土的一件影青瓷净瓶，釉色柔润，做工精致。北京丰台辽墓中发现一白瓷净水瓶，小口折肩但无流。另外，具有佛教意义的摩羯鱼形象也经常用来作装饰。辽宁北票水泉1号墓（注：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2期44～51页。）中所出的一件“龙鱼”形青瓷水盂和库伦旗5号墓（注：哲里木盟博物馆《库伦旗第五、六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二期35～46页。）中发现的鱼龙形水盂都是证明。另外在河北宣化姜承义墓中发现3件塔形器，檐上设莲叶、飞天和跪立式人像，亦应为有佛教涵义的器物。除此之外，辽墓中还发现大量做成莲花式样或刻印有莲花式样的瓷盘、瓷碗和瓷瓶。如宁城鸽子洞辽墓（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县鸽子洞辽代壁画墓》，《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631～638页。）中所出的白瓷，雕花仅见莲花纹。北京天坛公园发现的辽墓中的釉陶盘内印莲瓣纹等。
作为随葬品的另一类——金属物，亦是辽人所喜爱的，也受到佛教装饰题材的影响。在北京赵德钧墓（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5期246～253页。）中出土的一件铜质迦陵频伽和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发现的迦陵频伽纹铜镜，证明这种纹饰为人们所喜爱。特别是张家营子辽墓的铜镜是与其它3件别样纹饰的铜镜一并出土，有些迹象表明曾用铁钉钉于其它器物上的，用意与佛塔上的铜镜相同。另外，从辽宁建平北二十家子墓（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建平县两处辽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91年3期40～47页。）中出土的饰有火焰珠、莲花并刻划有梵文的鎏金铜冠饰和赤峰敖瑞山辽墓（注：赤峰市博物馆考古队《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3期57～67页。）出土的一件火焰宝珠冠，可以推断其墓主人对这些佛教纹饰所代表的意义有所崇信。另外，在克什克腾旗二八地1号墓（注：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三期80～90页。）中的7件筒状铜铃的外表铸古万字纹或花草、火珠形纹，与佛教也有一定的联系。而摩羯以其美观和吉祥之意常用来作装饰，在耶律羽之墓中就发现摩羯形耳坠，表明了人们对其的喜爱。
另外在其它质地的随葬品中，亦能看到佛教的影响。张世卿墓中出土有2件大石狮和4件石狮座，而狮子在佛教中被认为是一种瑞兽而存在。然而与佛教最具关联的应为张文藻墓中所出的木念珠，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随葬品是死者在另一个世界所必需，如同生者之存于世间，因此随葬品也会体现出当时社会的风俗与信仰。在佛教盛行的辽代中后期，世俗的人们无论生于世上，还是准备往生极乐世界，皆笃信佛陀的保佑。因此把所用之物做成具有佛家意义的形状，或以吉祥纹饰装饰之，期望起到保佑平安之能事，而据此亦可一窥佛教的深入影响。
五、墓葬形制
辽代墓葬在早期以圆形或方形多室墓为多，辽道宗清宁以后，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单室墓并日益盛行。考古发现有大康四年(1078)建平三家乡辽秦德昌墓平面为八角形。地近辽武安州规模宏大寺院的敖汉旗喇嘛沟辽代晚期墓平面八角形，河北宣化韩师训墓(1111)则是前室方形后室六角形的仿木构双室墓（注：张家口宣化区文管所《河北宣化下巴里辽韩师训墓》，《文物》1992年6期1～11页。）。以上墓的主人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特别是喇嘛沟的墓主人可能还是传授佛法的重要人物。综观以上墓葬分别分布在辽东京道、中京道、上京道、西京道等地，可以看出多角形墓葬从清宁年间开始，遍及辽政权的辖区。为何辽人在辽代中期以后抛却简捷易开挖的方形墓室和传统唐风的圆形墓室，采用多角形，特别是八角形的墓室形状？而且有些墓葬在内部又建有豪华考究的木椁，依然是八角或六角形状，这种做法似乎不足以用沿袭旧制或节约能源等解释。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应该是与当时密教信仰有关。密教的内容除了延续唐代的金刚乘，还新传入了无上瑜珈密教（注：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463～473页。）。瑜珈密教增加了对“八大菩萨”、“八大灵塔”的崇拜。这首先影响了相关的佛教建筑，特别是作为佛教象征建筑的塔。塔梵文名为窣堵波(stupa)，其原来主要用途是埋葬佛陀的舍利，后来慢慢成为佛教主要崇拜供养对象。舍利子原先是置放于塔的平头里面的。在佛教中国化后，覆钵塔在中国也演变为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和中国历代建筑地下墓室的习俗相结合，舍利子也开始被置于塔基下面的“地宫”，其平面形状基本和塔基是一样的。近年来一些辽代的佛塔在发掘后，其地宫内一般都藏有舍利子，如沈阳塔湾舍利塔(1044)又称无垢净光舍利佛塔，砖筑，即为八角十三层。作为辽代佛教见证的佛塔，据初步统计五京之内目前幸存100余座，其形制仅5%左右为方形塔且仅见于朝阳地区。另有不到5%的辽塔为六角形，当为宋式风格。其余90%以上平面为八角形。而八角形墓葬的流行正是佛教在辽地走向全盛的时期。
作为佛教信徒，对于自己最终归宿的设想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信仰的制约，往往希望借助佛法的力量而向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作为同样是埋藏尸骨的墓室，其平面完全有可能模仿佛塔的地宫建制。因而众多的辽地佛教信徒便开始模仿建造形似佛塔八角形地宫的墓葬，而这种形式由于后来采取的人数众多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各家竞相仿效而形成一种风俗。
辽代佛教流行甚广，从皇室贵戚至士庶平民，自高僧大德到一般民众，无不信奉。其表现在很多方面，或读诵行持，或建造经幢，或刻制石经，或造立尊像。从本文所论述的墓葬出土的一些文字、图像和实物资料看来，民间对三宝崇信的程度远远超出文献记载的情况，使我们在千年后的今天可以一窥当时佛法弘扬于辽地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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