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 论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一制多式”的局面。即在社会基本制度相同的前提下，各个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格局。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珠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而温州模式又因其高度自发性的独有特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全市面积11783.5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和山地分别占17.5％和78.2％。由于历史上交通比较闭塞，区位条件较差，国家投资不足，自然资源也无明显的优势，1978年以前温州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属浙江省内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改革开放后，温州初步走出了一条通过率先市场化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新路子，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3.22亿元迅速增长到2000年的825亿元，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5.6％，从而形成了我国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著名的“温州模式”。
在温州模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国内经济界和学术界从各个角度和各个层面深入研究了温州模式，形成了几次颇具声势的温州模式研究热潮。为了全面总结温州模式的特点，本文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概述温州模式的内涵与特征，回顾近十几年来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进展和现状，并结合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近况，对温州模式的发展与研究的趋势作出进一步的展望。
二、温州模式：定义、内涵与特征
温州模式是指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程中通过需求诱致型和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的首创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使改革和发展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变革中成为一个相互促进的动态变化过程。温州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温州模式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模式；二是温州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或者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教授曾指出，现代经济增长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将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即“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的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的过程”②。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过程，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表现为资源从以农业为代表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即经济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二是资源在地域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表现为资源从广大分散的农村地区向城镇优势空间的集聚，即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过程。
从温州经济发展过程来看，温州的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区域内的人力资源——具有区域特色商业文化传统的各种经营人才。改革开放政策所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使得温州所拥有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出了其潜在的优势。温州人利用其善于捕捉商机和手工业传统的优势，从家庭工业起步，迅速地推进了农村工业化，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很快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同时通过建立各种专业市场，带动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分析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时，曾经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③诺斯教授所说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微观经济主体层面来看的经济组织，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和厂商；二是从社会经济制度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层面来看的经济组织，即市场制度及市场的运行方式。
从温州经济体制变迁过程来看，温州“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与扩张，同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了一种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生共荣的格局；二是以专业市场的蓬勃兴起为特征，形成了覆盖面较广的各类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使得市场很快地取代了指令性计划的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综上所述，温州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利用在体制外进行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推进了经济的民营化和市场化，同时造成了一种区域性的经济体制的落差，并且借助经济体制落差的“势能”，迅速地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形成了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为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④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关于温州模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将依照两条主线加以展开，一是温州模式经济发展的主线，二是温州模式制度变迁的主线；此外，为了使研究更具系统性，整个论述的展开还将辅之以其他两个研究角度，一是温州模式研究中人文精神的透视，二是温州模式研究中海外学者的视角；前者主要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后者则主要是一种带有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
三、温州模式：区域经济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农村家庭承包制的不断推广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农村劳动力开始不断向二、三产业转移。温州则更是率先走上以农村家庭工业为特点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到1985年4月，温州家庭工业已达13.3万户。大批农民走上富裕之路，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万元户”。温州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记者桑晋泉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第一次在媒体上正式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并且把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同时许多国家领导人也纷纷来温考察，许多著名的学者也在赴温州实地调研后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和研究温州模式。例如，在80年代中期，马洪（1985）对温州乐清县的万元户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充分肯定了万元户在农村工业化中的积极作用；费孝通（1986）把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吴象（1986）则把温州经济的基本特色概括为“其基础是农民经营的家庭工业，其纽带是以农民购销员为骨干的专业市场，其依托是主要由农民集资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小城镇。”董辅礽等学者（1986）尽管没有直接提温州模式，但也对温州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上海社会科学院还专门成立了课题组对温州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在1987年出版了《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浙江本地的学者张仁寿则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对温州模式进行全面、系统的跟踪研究，他与李红合著的《温州模式研究》（1990）是当时最为深入系统地研究温州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本经济学著作。
费孝通是最早关注温州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曾经三访温州，并先后在《瞭望》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温州行》所产生的影响最大。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首次形象地把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并指出，从这一特点看，“温州模式”已超过了区域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发展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⑤在这里，“小商品大市场”是对温州产品结构和商品流通方式最形象直观的概括，而“以商带工”则是对温州经济发展中用市场化带动工业化这一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高度提炼。
董辅礽、赵人伟（1986）则把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他们认为，温州成功的经验是：第一，以家庭或联户为经营单位的民办工业同那些通常是由农村各级政权机关主持兴办的乡镇企业相比，具有自己的某些长处。即在经营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经营成果和生产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有利于高度发挥从业者的积极性；设备少，投资小，上马快，容易办起来；可以利用农民家庭房屋，因陋就简进行生产，处处精打细算，因而成本低，资金利润率高；生产技术简单易学，扩散很快；企业小，掉头快等。第二，把拾遗补缺或填补市场的空档作为生产经营的方向，有利于争得和保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第三，由专业市场和遍布全国的购销员构成的商品流通网络，在推动、调节和组织民办工业生产上起了显著的作用。⑥
温州模式研究最早的著作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恩桢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1987）。该书把温州模式的内涵概括为：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对于温州模式的产生，他们借用当地干部群众的话来说，是“放”出来、“逼”出来、“创”出来和“扶”出来的。⑦此外，该书对温州市场化过程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看法。比如对于温州的假冒骗现象，他们认为与其说是因商品经济发展而起，还不如说是商品经济发展不足有关。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化，每一个商品生产者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并求得发展，势必会讲求自己的产品质量和维护自己的商业信誉。而且，像当时某些机关、企业中所出现的一些反常情况，如为了获取一点个人微利而让公家买进大量劣质商品而遭受损失等，也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而消失。
张仁寿和李红在《温州模式研究》一书中指出，温州模式，如同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一样，主要是一种农村地区从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他们认为，温州模式的产生与发展，是现实的与历史的、内在的与外在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一系列相互交错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地看，温州模式的成因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第一，在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呈现出人多地少的矛盾时，由于地理位置（附近没有较大的城市群）限制、农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及社队企业基础差和国家投资极少，家庭工业成了温州地区发展商品经济、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必然选择；第二，具有经商区域文化传统的温州农民，通过商业活动和经营性劳务等各种渠道，不仅提高了劳动技能，增长了见识，掌握了技术，同时也迅速地进行了家庭工业初始资金的积累；第三，温州本地具有一个区域性的宽松的政策和舆论环境；第四，80年代存在着对低档日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使得温州的家庭工业发展具备了有利的市场条件。⑧《温州模式研究》一书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一是由于主要作者是温州籍学者，所以可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翔实的实证研究，许多重要的研究结论是通过深入的观察经济活动和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得出来的；二是作者尽管主要是将温州模式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来加以研究，但是，作者通过对所有制和企业制度、专业市场与市场体系等方面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区域经济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开始比较全面地涉及到了区域发展中的体制变迁问题；第三，作者通过对农村工业化的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温州模式较之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对于我国处于不发达状况的广大农村更具有典范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主要是把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来加以探讨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问题是温州经济的发展方式及其特征，但有关温州模式产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体制或制度变迁问题，大多只是作为研究温州模式的成因时才被涉及到，而并没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话题”来加以研究。之后，随着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有关温州模式研究的“热点”开始转向了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变迁方面。
四、温州模式：经济制度变迁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温州模式研究重新兴起。同时由于国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国内学者也开始进一步重视建立中国经济转型的过渡经济学。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从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角度来深入研究温州模式。马津龙（1993）在研究股份合作企业时，首次尝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来分析温州模式的形成；张军（1997）则借用信息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理论研究了温州农村的民间金融市场结构，以及非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率水平和风险的关系；徐明华（1998）运用过渡经济学对温州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金祥荣（2000）则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较为全面地分析温州模式形成中的制度变迁的路径和方式；杜润生（2000）应用自发次序理论来研究温州模式，认为温州经济是一种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因而也是一种自发、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
马津龙在“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研究”课题中，最早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概念研究温州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企业制度演变问题。他认为，强制性变迁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和引发社会动荡，改革成本即制度转换的“交易费用”较高；而诱导性变迁则由于有一个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缓冲过程，因而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制度变革形式。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过程中通过诱导性变迁建立市场经济的一种典型形式。温州股份合作企业的形成，既是农民选择中经济取向和政治取向的二重复合，又是政府选择中经济取向和政治取向的共同结果。从农民选择中的经济取向来看，一方面技术的不断进步要求企业迅速扩大投资规模，而股份合作制则比较有利于集中分散的资本；另一方面，政府的各项有关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的积累与分配的规定，也使股份合作企业比私营企业在经济上具有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从农民选择中政治取向看，股份合作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法律上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它的发展不会受到当时政府政策的限制。相反，私营企业却时常会遇到存在合法性的危机问题。从政府选择中的经济取向来看，各级政府出于对经济建设的共识，谋求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政绩冲动，使他们在选择企业形式时产生了以经济取向为基准的明显倾向。在温州，由于国有、大集体企业基础薄弱，因而家庭企业及其发展形式也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霍布森选择”。从政府选择中的政治取向看，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温州国有、集体经济比重的不断下降始终使地方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引导一部分个体私营经济逐步向新型的具有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企业组织形式过渡便成为温州政府的自觉选择。而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普遍出现的以股份形式合伙经营的所谓“合股”企业，则为这种选择提供了客观条件。因此，温州政府在尊重个人财产权利的基础上，采取股份合作的形式，对既存的合股企业逐步进行“按股共有”的股份化改造和“共同共有”的合作化规范。前者是通过监督建章立制，确立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建立有限责任制度；后者是通过建立归全体职工共同所有的公共积累制度来加以规范。根据马津龙的研究结论，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带有股份因素和合作因素的“混合经济”，其发展趋势是合作因素将逐渐减少，股份因素将渐趋增多。股份合作企业很可能将作为一种以股份制为基础，同时一定程度上带有合作制因素的普遍企业组织形式，而在我国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长期存在。⑨
基于对温州民间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注，张军（1997）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研究了温州农村民间金融部门的结构演变及其性质和作用。他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把民间信贷利率部分地视为具有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他认为，农村信贷市场的分割，以及利率在非正规信贷部门能保持高于正规部门的稳定水平，是农户和农户组织（指家庭企业）对农村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风险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一种理性反应。无论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还是在温州，民间的借贷最初都是从亲朋好友和邻里之间的借贷链扩展出去的，所以如此，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履约问题在亲朋好友与邻里之间一般来说是不严重的，因此可以降低借贷的风险。在这种亲朋好友的信贷关系中，由于筛选问题不严重，所以借贷甚至常常是低息的和无息的。随着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家庭工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借贷关系链不断延长与扩展，非正规的民间信贷作为一个市场就逐步发展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利率开始逐步发挥过滤及防范借贷风险的功能。因此，张军认为，在改革正规金融部门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而不是抑制农村非正规金融部门真正进入市场。与此同时，在逐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时，要放松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让其也可以独立的金融组织的角色进入市场。政府的角色只是对整个农村金融市场进行规制，使之走向更加有序的竞争格局。⑩
徐明华（1999）把温州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放在一个过渡经济学的框架中来加以研究，认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完全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目的与方向，而且也符合市场化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他分析温州模式的起点是人多地少，国家投资不足；温州的传统文化是讲究功利，重视王商；温州人富有吃苦耐劳，敢于冒险的精神。因而，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进行了当时被认为是非法的市场经营活动（“非法市场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非法市场化”带来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因此它一开始就千方百计地寻求合法化保护。一方面“非法市场化”的主体通过“戴红帽”的形式为自己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往往采取默认、合谋甚至公开支持的方式对市场化活动加以保护。在这一过程中，民间自主性创新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政府对于民间自主创新的导向性规范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从整体上推动了温州经济市场化的扩展。由于市场化的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关于市场制度的知识的扩散过程，温州人具有较高的关于市场制度知识的人力资本存量，因而市场化是由民间自主性创新推动的，并且发展较快。同时，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的。改革成本不仅表现为由利益冲突所引致的摩擦成本，还表现为搜寻知识、学习新制度，为改革制度而重新签约的实施成本。不论是摩擦成本还是实施成本，都表现为改革的阻力。从初始条件对摩擦成本的影响看，因为温州人几乎没有得到计划经济的“计划内好处”，因而改革的推力较大，摩擦成本较小。从初始条件对实施成本的影响看，尽管温州实行新制度的改革成本很大，但是不改革面临生存危机，相比之下，改革的实施成本就显得是可以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同时温州模式的发生与发展正是哈耶克“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是在计划外空间，由自发的个体创新启动的。因此，只要上层决策者能理解和尊重群众的个体创新，并加以正确的引导，就可能建立起某种秩序，并使这种秩序能不断地扩展。（11）
金祥荣（2000）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从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的角度对温州模式进行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温州模式”是在全国性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中，率先通过需求诱致型的局部制度变革所形成的浙江省以至全国“制度创新”的一个“空间极点”。温州在全国率先通过体制外的制度创新，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建立起了以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为主的明晰的和排他性的产权制度。与其它纯属政府强制性、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创新不同的是，“温州模式”是在自发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与中央权力中心推行的强制性供给主导型改革的制度博弈中形成的。“温州模式”在20年的运行中，走出了一条追求摩擦成本最小化的、以准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为主的渐进改革道路。从而，给温州和浙江构筑了一种比全国其他区域产权效率更高的“体制落差”优势，推动了其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他提出，从区域性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阶段来看，温州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一次体制转变”），目前，就温州而言，正处于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期间，也即从产权制度变革到管理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体制转变”。其中重点是实现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这是企业与市场边界出现“革命”性替代变化的时期，要实现体制变迁的阶段转变，需要重点加强要素市场建设，改变传统的市场组织与市场交易方式，同时放松对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的产业进入规制。因此，温州模式的成功表明，温州人民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低成本、高收益的改革道路，它能够适时实现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使得低效率产权结构中存在的所谓“诺斯悖论”尽快消除或减少到最小范围内。因而，与其他区域的经济模式相比较，温州模式对内陆省份以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更具有借鉴意义。（12）
赵伟在“温州力量”（1999）和“‘温州模式’何去何从”（2000）这两篇文章中把温州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产权明晰，内源积累，区际贸易”，即：其一是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其二是资本形成基本上完全依靠区域内老百姓的自我积累；其三是市场主要靠国内市场。同时赵伟还指出，在温州由于财富主要掌握在私人及民营企业手中，政府靠企业税收养活，基层官员已经开始比较普遍地认识到，只有企业发展了，政府才有好日子过，因此政府为企业服务开始顺理成章起来。为了留住投资，保持经济繁荣，政府就得设法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而且，在这种区域环境中，乡镇政府要采取比较重大的决策，不取得当地民营企业界的普遍认同，就难以实施。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形成一种倒逼式的民主体制。同时，他还指出温州模式毕竟属于一种正在成长的区域工业化模式，目前显现出某些内在的缺陷，如产业结构、产品档次、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缺陷，但是这些都属于次生的，只要模式本身能够不断扩展，就可以逐步克服这些内部缺陷。温州模式进一步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将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即中观层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其中金融体制改革和农地制度的滞后将可能直接制约这种模式的进一步发展。（13）而且在赵伟关于温州的经济体制变迁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中，还开始涉及到政治体制层面。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有关温州模式的经济体制变迁方面的研究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从具体的经济制度变迁研究（例如企业制度和金融制度安排），逐渐扩展到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过程和变迁方式的研究；二是从经济制度变迁的研究开始扩展到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变化对政治体制影响方面，从而大大丰富了温州模式的研究层面，同时也推动了温州模式研究的深化。
五、温州模式：人文精神透视
随着温州模式在90年代影响的迅速扩大和有关温州模式研究的深化，许多学者开始进一步认识到，温州经济的崛起，除了经济学分析所揭示的种种因素以外，事实上还与温州人具有区域特征的人文精神有着很大的关联。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张仁寿等学者就已经论述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温州模式产生过程中的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学者也开始进一步认识到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现象，更是特定区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征的人的现象，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因此他们纷纷进一步从社会学和人文精神角度，对温州人群体特征及其对温州模式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其中，周晓虹（1996）、项飚（1998）、王春光（1999）等专门研究了流动在外的温州人群体，尤其是北京的“浙江村”现象；王春光（1999）还研究了巴黎的温州人在当地社会的融入方式，李明欢（1999）则专门研究了温州人在欧洲的移民情况。王晓毅（1996）则通过对温州苍南钱库镇项东村的调查，比较研究了广东和温州两地乡村工业化发展对家族制度的影响。温州学者马津龙（1999）也对家族制问题及其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温州当地的一些学者如朱康对（1997）、廖意如（1997）、洪振宁（1998）、蔡克骄（1999）、李庆鹏（1999）、陈中权（1999）、朱长丰（2000）等则对传统区域文化对温州人文精神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王晓毅（1996）通过对广东雁田村和温州项东村的比较研究指出，基层社会的农村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是一种地方小文化，这种地方小文化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作用，与其所处的更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关。在国家控制严密的地方，家族制度的作用受到抑制，相反，家族活动可能就比较活跃。改革前的温州，家族活动就比其它地方更活跃。农村改革以后，由于国家对家族活动控制的减弱，各地的家族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同时人们在发展经济中也开始较多地借助于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在项东村具体表现为家族式企业的兴建，甚至他们第一家村办企业的建立也借助于族人的力量。但是此后该村的村办企业效益不好，而村民的股份制企业发展较快。随着村庄的开放程度较高和外来人口大量增加，村内比较富有的人纷纷迁移到周围的小城镇上，他们与村庄的联系减弱。在这种发展状态中，围绕家庭，人们的亲属圈子在缩小，强化了以家庭为核心，关系密切的亲戚为成员——如兄弟姐妹——的经济共同体。农村工业化需要家族制度的支持，特别是在发展初期。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财产关系以及组织形式的变化，家族制度所起的作用也就会有所不同。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农村工业化对中国家族制度的影响远比土地改革或人民公社的作用更大。（14）
朱康对（1997）在剖析温州模式的文化成因时认为，要充分把握温州乡村经济的发展脉搏，就必须深入剖析家文化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在小商品生产方面，家庭生产方式有着大规模生产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一方面导致了集中性工业生产活动的分化，使之融入了分散化的家庭活动之中；另一方面，又通过家庭间的分工与协作，把分散比的家庭生产功能整合成一定的区域集聚优势，从而降低了乡村社区整体交易成本，提高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所以，在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以小商品生产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工业构成了温州乡村经济的最主要特点。尽管目前温州地区拥有3万多个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在私营、股份合作企业基础上组建的为数不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企业集团，但其中许多仍难以抹去夫妻工厂、父子公司或亲属集团的痕迹，家庭化、家族化色彩仍旧十分浓厚。有的企业虽然从名称乃至形态上颇具现代气息，但其内在的运行管理机制仍旧是家庭企业的翻版，其发展从根本上还是依靠家庭和家族的内在聚合力。因此，这种建立在家庭本位主义文化基础上的家族制企业在一定范围内虽然有着相当的特殊优势，但最终必然会因其自身的缺陷而阻碍进一步的发展。目前温州农村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难以形成强有力的规模优势，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有关企业急需突破家庭、家族观念的束缚，对自身实行彻底的制度创新，建立起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实现对小农家文化的超越。（15）
蔡克骄（1999）认为，温州人文精神是由温州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条件所决定的。温州历史上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商贸城市，温州人素有重商观念，重功利，务实际，恋家不守土，能随时调整自己，最大限度地去主动适应、顺应环境而求生存，以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去追求利益和发展。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受永嘉事功学说的影响，温州市民有较为独立的主体意识；受市民阶层价值观、消费观的影响，温州形成一种讲究排场的奢侈民俗；受手工业、商业经营方式的影响，温州人勤劳，不怕吃苦，“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有竞争意识，心灵手巧，讲信誉，对新事物有浓厚的兴趣，模仿接受能力强；从事手工业、小商品生产经营的温州人还有较强的“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的自主意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温州的人文精神还带有世俗化倾向；此外，诸如强者的心理结构、对宗族文化的崇尚、对生活的人道主义态度等，都对温州的人文精神形成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6）
真理（1987）则侧重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温州的人文精神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他认为，瓯越文明的内质是一种以生存为前提的典型的“农商文化”。就温州而言，历史上温州的感性文化，是典型的“农商文化”，温州历史上的理性文化则是“永嘉学派”。但从这两种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来看，古代理性文化对广大农民的影响并没有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明显。事实上，现代温州农民的商业意识并不是由于永嘉学派的出现而造成的，正好相反，永嘉学派的出现倒是农商文化影响的结果。张仁寿（1995）等学者强调：在温州，永嘉学派的重商主义商业文化传统奇妙地一直得以延续并广泛地深入民间，构成了温州人特有的文化“遗传基因”。洪振宁（2000[1998]）则认为永嘉学派的一些思想观点，由于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播，曾经内化在一部分温州人的意识中，并与温州区域文化的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在精神层面上构成了温州区域文化的不同于其他区域的一个侧面，并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人。
王春光则进一步把温州人文精神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视野扩展到温州区域之外，深入研究了温州人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对温州人经济扩张能力的影响问题。他于1993年、1994年、1997年对北京的“浙江村”进行长时间的调查，于1998年9月到1999年1月对巴黎的“温州城”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通过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深入研究分析后，王春光认为温州模式中的“大市场”，不仅仅限于80年代在温州涌现的10大著名专业市场，而是指撒向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交往网络，也就是温州人的社会网络。他把区域社会网络作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关注温州人在流动、移民和融合过程中如何利用、更新和扩充社会网络，从而扩大温州人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影响。他发现，不论是北京“浙江村”的温州人，还是巴黎“温州城”中的温州人，从他们个人的综合素质来看，他们并没有比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人有更多的特殊性和优势，在一些方面甚至还差些。但是，温州人为什么却满世界流动做生意、开企业呢？原因是其中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撑着温州人的流动和移民行为。温州人通过人际关系链流动和迁移出来，又聚集在一起，社会网络是温州人在他乡或别国生存、发展和融入的重要法宝和社会资本。对许多在北京“浙江村”和巴黎“温州村”的温州人来说，个人自身的资源相当有限，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更多的还是采用依赖族人和亲朋好友的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起他们的社会网络；或者说这样的网络为他们在一个新环境的进入、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支撑，反过来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社会网络。他们的社会网络主要由族亲、朋友、乡邻三者编织而成，为他们的流动和迁移、非法存在、就业、融资及情感沟通等活动提供了支持。总之，社会网络大大地有助于温州人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国他乡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风险。有了这样的网络，他们即使不懂当地社会的语言和习俗，也能找到工作，从而生存下来，甚至获得很好的发展。（17）
综上所述，有关温州的人文精神与温州模式两者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有关温州的人文精神对温州本地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起的影响作用的研究，这一类研究大都是由温州本地的学者来做的，这可能与本地学者对自身环境的熟悉和关心很有关系；二是有关温州的人文精神对温州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分析，这一类分析事实上已经把区域意义上的温州模式的研究扩展到对温州人的群体经济行为模式的研究方面，从而使得人们可以多视角地来观察温州模式，加深了对温州模式的认识。同时，有关温州模式研究的人文视角透视也为下一步从多学科角度综合地研究温州模式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六、温州模式：海外视角研究
“温州模式”在80年代中期的迅速崛起，逐渐引起了国外新闻界和学者的进一步关注。随着国外新闻媒体有关温州模式的报道不断增加，（18）一些国外的学者和旅居国外的华裔学者也开始到国内考察温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例如，英国经济学家诺伦·彼特（Nolan Peter）教授就与中国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合作于1990年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的市场力量：竞争与小企业及有关温州的争论》一书。（19）此外，旅日学者严善平博士在研究中国的农村工业化问题时，也曾关注到以个体私营经济为特征的“温州模式”。（20）在许多海外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文献中，对国内学者比较有影响是美国西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帕立斯（K·Parris）和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艾伦·刘（Alan P.L.Liu）的研究成果。
著名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1987年9月对温州进行了实地考察后，曾发表过对温州模式的评论。（21）张五常认为，温州是中国开放的先进，温州的成就代表了中国的开放。温州的发展，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一开放时，由于当地的国营企业比重小，政府垄断经济的程度低，存在许多发展的空档，新的产权制度就应运而生。并且，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本身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居民对日用消费品有很大的需求，而温州的企业从一开始就以国内市场销售为主，所以和国内其他地区的企业相比较，温州的企业就获得了市场先机，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在张五常教授的论述中，他所强调的“开放”，不只是通常意义的对外开放，更多的是指区际的开放，即区域经济走出封闭的发展状况，经济主动地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交流，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美籍学者黄宗智（1990）也曾把长江三角洲和温州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说，长江三角洲与温州恰成鲜明对照。前者的乡村工业绝大部分是集体的。个体企业在所有农村企业总收入中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但是在温州，地方政府相对地穷，没有能力发展集体企业，私人的低成本企业应运而生。一些富有进取心的农民充分利用了当地特有的遗产，即解放前的家庭手工业和遍布全国的商业关系。结果，主要依靠小规模家庭生产的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形成了地区性的分工和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和机械化。尽管温州式的私人家庭工业确实是80年代中期中国成长最迅速的部门，但集体经济显然仍占主要地位，因此他认为，在这一意义上，就整个中国而言，松江模式是比温州模式适应性更广的主流方式。在考虑松江和温州模式带来的问题时，我们不应重蹈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作简单选择的经典方法的覆辙。实际在许多地方，这两种模式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代表的两种方式也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大多数乡村级政府都仿效长江三角洲的模式，忙于经营或设法创办工业企业，而它们辖下的农民家庭则采纳温州模式的方式，通过家庭生产参与市场，忙于寻找增加收入的途径。这两种方式的混合及其成功都是因地而异的。（22）
帕立斯（1993）在《地方积极性与国家改革：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一文对“温州模式”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23）帕立斯认为，温州模式的形成是当地社会普通百姓与地方政府和国家中央机关相互冲突、妥协和长期谈判的结果，此中，地方干部起着关键的作用；温州新的经济体制、可选择的价值观念及组织的出现，反映出了当今中国国家和社会之间界线的转变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重新确定。尽管帕立斯在研究中没有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但是，实际上他在考察温州模式的成因时，是把温州模式的产生看作是区域内的老百姓、地方政府官员和中央政府三方博弈的结果。例如，帕立斯在阐述温州模式的特征时，专门研究了个体或家庭工业和商业企业在公有企业的“挂户”问题，也研究了私营企业注册为集体企业的“戴红帽”现象，并将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创造性的骗术”。温州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这种“创造性的骗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及发展环境中，对于缓和个私经济在私人雇佣劳动这一问题上与中央部门的有关文件规定的矛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地方政府官员在维护个私经济发展中的努力减少了意识形态的风险。此外，“挂户”和‘‘戴红帽”也有助于个私企业从国有银行或官方信贷机构获得投资基金，同时在纳税上也得到一些便利。结果，“在地方需要和地方积极性基础上，新的经济体制形成了”。在考察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时，帕立斯以“个体工商劳动（者）协会”为例，研究了私营企业家的自发组织与地方政府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揭示了私营企业主如何在避免成为意识形态原则的挑战者的同时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结盟”的过程，从而使得私人企业家自发组织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这一过程同时也表明了先行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去适应地方行为的，最终在私人利益合法性有限地不断增加的过程中，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帕立斯的研究表明，改革不仅可以从上而下，也可以由注重实惠、为满足当地需要而对国营控制的经济不足作出反应的个人、家庭和群体自下而上地发动。这些普普通通的个人不仅能利用国家允许的机会，而且还能时常与地方干部合谋共商，为自己创造机会。所以最好把中国的“伟大改革”理解成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结合体。
艾伦·刘（1992）在《“温州模式”的利弊》一文中，对温州模式成功的秘诀、启示和重要意义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24）艾伦·刘认为“温州模式”是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模式，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改变传统体制以适应现代形势”，具体地说，温州的成功和秘诀可以归纳为“3M”与“1I”的结合，即群众的创造性（mass initiativeness）、流动性（motility）市场（markets）与中国经济结构的空隙（interstices）的结合。艾伦·刘在研究中十分强调温州的区域经济传统对温州模式产生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种区域经济传统的形成与历史上温州人对环境压力和政治压力所作出的特有反应有关，因而可以把改革开放条件下温州经济的发展视作为类似于历史上温州人通过移民和长途贸易来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压力作出反映的一种延续。因此，艾伦·刘认为，从现实角度来看，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诸多发展模式中“走得最远的一种”模式，其主要动力无疑来自于私人经济部门中的企业和人员，同时也与当地党政部门的灵活政策和基层组织的政治支持，与一部分地区（例如上海）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温州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主张进行大胆改革的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例如，1986年国务院正式宣布设立温州“实验区”，使得温州可以在相对较少地受到传统体制和国家现行政策的限制下进行改革。艾伦·刘在阐述温州模式的意义时指出，温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温州模式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它迟早会推动中国政治、文化和体制的理性化，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具备了“全方位自主”和“开放型自主”的特征，其意义不仅仅是“小商品，大市场”，它甚至可以产生出“小自主、大民主”的深远影响。
七、温州模式：进一步的展望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有关温州模式的研究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热情。温州模式同样也仍然是国内外媒体关心的热点。在新经济来临的时代，在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有关温州模式的深入研究，有可能将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①温州模式发展的内在生命力究竟如何，或者说，温州模式是否会被“锁定”？②温州模式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对于其他地区来说，究竟具有多大的借鉴意义？③温州模式在“秩序扩展”意义上对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组织构架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一）温州模式发展的内在生命力问题
这一问题关系到温州模式在新世纪中的发展前景，是国内和浙江学者十分关心的问题，也是温州地方党委与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浙江的学者近年在温州模式研究中提出，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已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25）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大量个体私营经济成分的涌现，迅速改变了原来比较单一的所有制格局，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民营化进程；同时，以专业市场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为代表，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这一阶段中，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力量作用下，以农村工业化为代表的工业化进程和以小城镇发展为代表的城市化进程得以迅速推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已经从工业化的初期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新世纪初，温州的经济发展和浙江的经济发展都将面临这一个相同的阶段转换问题，即，如何从初级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如何从工业化中期走向工业化后期乃至基本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温州的经济要顺利地完成上述改革和发展的阶段转换任务，就必须在以下四个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①将传统的企业组织改造成现代的企业组织，在大量个私企业或家族式企业的基础上，成长起一批现代公司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②将传统的落后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转变为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③将以劳动密集型及低加工度、低附加值为主的产品和产业结构逐步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和产业结构；④改变以小城镇平面扩展为特点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大、中城市的建设，增强区域经济中中心城市的集聚力和辐射力。
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如果温州能够在上述四个方面迅速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那无疑将再次证明温州模式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如果在阶段转换过程中，温州的改革和发展无法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而是基本固守温州模式原有的经济组织和产业结构的特征，那么，温州模式将面临着“锁定”的危险。一些国内学者所提出的“温州的力量究竟有多大”的疑问，（26）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对温州模式前途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现在的温州模式已不再是80年代意义的温州模式，而是一种“新温州模式”。“新温州模式”突破了传统温州模式那种家庭联户经营的限制，发展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调整了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走上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综合发展的道路；改变了单纯以小城镇为依托的营销方式，走向网络营销、跨国经营。温州模式从区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靠拢，开始与国际接轨。（27）
（二）温州模式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究竟具有多大的借鉴意义
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温州模式向区域外部拓展能力的认识。从目前来看，江苏和浙江两省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表现出较多的关注，因为这一问题最初的提出就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比较研究这一背景相联系的。
黄宗智（1990）认为，尽管温州式的私人家庭工业确实是80年代中期中国成长最迅速的部门，但到1986年集体经济显然仍占主要地位，因此他认为，在这一意义上，就整个中国而言，松江模式是比温州模式适应性更广的主流方式。美国学者艾伦·刘（1992）在阐述温州模式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时曾经指出，与紧靠大城市和依靠国有企业的技术和人才发展起来的苏南模式相比较，温州的农村工业化是在远离工业化大城市、低储蓄水平、低技术水平和依赖家庭工业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更适应于中国农村的发展。（28）但是，他也认为，温州模式成功所依赖的群众的创造性、流动性和善于远途贸易这些因素，与温州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中国有多少农村社区具备这些条件很值得探讨。
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我国的一些著名学者曾就温州模式对西部大开发的借鉴意义进行了讨论。费孝通教授等部分学者认为温州发展的路子对西部大开发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温州在人均耕地少、人均资源少、国家投入少、交通条件差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走出了一条不依靠国家投资实现自我发展的路子。因此，西部发展也应该像温州一样，要“以人为本”，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大开发的重头戏。也有的学者认为，西部地区根本就没有温州模式的存在和发展时代背景。因此，西部很难借鉴温州经验。
事实上，现存的有关温州模式借鉴意义这一论题的意见分歧主要源于研究者所持的研究视角的不同。持肯定意见的学者往往是从制度演变及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来看待温州模式的示范效应的。他们认为，温州模式实际上是20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在中国的一个浓缩，它完整地反映市场经济从萌芽到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温州模式实际上揭示了一种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一种诱致型制度变迁的代表。因此，通过总结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的机理，可以为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此外，也有学者进一步强调温州模式的形成是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商业的衔接，其产权清晰的特征是与市场经济对财产制度的要求相吻合的，其内缘型的区域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相一致的。因此，温州模式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可借鉴性。（29）
客观地看，温州模式的借鉴意义问题确实应该从经济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应该说，对于中国还存在的许多经济相当不发达的地区来说，温州模式在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可借鉴性。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表现在国内许多地区的政府和企业家纷纷到温州参观考察这种高度的热情上。但是，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温州模式的可借鉴性可能主要表现为温州的制度变迁方面，即使从“产权明晰”的改革历程的角度来说，温州模式也仍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当然，从发展的角度来说，温州模式的借鉴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温州模式自身的发展，即是否能够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新温州模式”。
（三）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够演变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扩展秩序”模式，这一“扩展秩序”过程对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组织构架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
这一问题现在已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冯兴元（2001）从文化传统、制度创新与“自发秩序模式”的关系角度对温州模式作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它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或者说，是一种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只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浙江模式的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浙江，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尤其是“天高皇帝远”的温州，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不时推出制度创新（例如“包产到户”），又在改革之后形成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推动这些发展的是非正式制度，包括浙江的重商文化传统尤其是温州的重商文化传统。他认为温州模式的发展道路似乎是捡起了30年代被掐断的社会和文化线索，是晚清文化的重续，其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建立起市民社会。由此，冯兴元认为，温州模式及其扩展模式（“浙江模式”）是可扩展的，可以扩展到苏南，也可以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它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模式”或“哈耶克自发秩序模式”。（30）
中山大学李俊慧则从温州民间“自治”与广东顺德地方“自治”的比较研究角度指出，温州模式无论从经济或者社会的角度来看，都可以看作为一种“民间自治”的模式，它为已经开始实施“自治”的地区提供了自行走上一条与现行全国性体制不尽相同的道路的可能性。（31）此外，浙江大学赵伟教授也曾从“倒逼式的民主体制”的角度，研究了温州经济发展对地方政府行为及地方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影响。（32）
事实上，温州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对温州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基层政府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主要方面是积极的，表现为地方政府对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的企业家的重视，对改善地方经济发展的内部环境的高度关心，对地方政府自身职能转换紧迫感的意识以及对民主改造意识的增强。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存在着某种消极的表现，例如“阿太案例”，（32）这种消极的影响实际上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从这个角度来说，温州模式是否能够真正成为一种“扩展秩序”模式，不仅反映于温州模式自身的演变，取决于温州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取决于温州人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要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相信，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将为中国全方位的改革提供更多新的启示和借鉴，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贡献出新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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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于光远：“由温州谈到‘一制多式’”，《大公报》1992年1月28日。
②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页。
③道格拉斯·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④史晋川：“浙江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⑤费孝通：“温州行”，《瞭望》1986年第20～22期。
⑥董辅礽、赵人伟等：“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
⑦袁恩桢主编：《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1页。
⑧参见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⑨参见马津龙：“温州市场经济与股份合作企业”，《温州论坛》1993年增刊。
⑩参见张军：“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秋季卷。
（11）参见徐明华：“温州模式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兼论过渡经济学相关的几个问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3期。
（12）参见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3）参见赵伟：“温州力量”，《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11月26日。另见赵伟：“‘温州模式’何去何从”，《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4月7日。
（14）参见王晓投：“家族制度与乡村工业发展——广东和温州两地农村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总第16期。另参见王晓毅、朱成堡著：《中国乡村的民营企业与家族经济——浙江省苍南县项东村调查》，大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3月版。
（15）参见朱康对：“小农家文化与温州农村家庭经济”，《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6）参见蔡克骄，“温州人文精神剖析”，《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17）参见王春光：“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另见王春光等：“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王春先：《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8）参见林白：《温州对话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参见Nolan Peter & Fureng Dong，Market Forces in China：Competition and Small Business-The Wenzhou Debate，Landon，Zed Books Ltd 1990.
（20）参见严善平《中国经济的成长与构造》，劲草书房1992年版，第190页。
（21）参见林白：《温州对话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2）[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323～324页。
（23）参见K·帕立斯：“地方积极与国家改革：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原载《中国季刊》1993第134期，译文载《上海市委党校文献情报》1994年第4期。
（24）参见艾伦·刘：“‘温州模式’的利弊”，原载《亚洲概览》1992年第8期，中译本载张敏杰主编《西方专家为中国经济诊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25）参见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奉道路”，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4期；史晋川、郑备军：“关于浙江省“十五”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思考”，载《浙江经济》2000年第3期。
（26）参见宣海林、夏德荣：“‘温州力量’到底有多大？”，《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月21日，第1版。
（27）参见杨晓平：“苏南温州殊途同归”，《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5月8日。
（28）艾伦·刘：“‘温州模式’的利弊”，原载《亚洲概览》1992年第8期，中译文载张敏杰主编：《西方专家为中国经济诊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早版，第223页。
（29）参见林承亮：“三大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展与比较——‘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述要”，《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30）参见冯兴元：“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道路”，《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1期；“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整和力量——苏、浙模式的比较之二”，《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2月15日第2版。
（31）参见李俊慧：“‘自治’精神的起源——论温州民间‘自治’与顺德地方‘自治’之异同”，《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2月8日。
（32）“阿太案件”是指温州瑞安市一个绰号叫“阿太”的地痞，依靠长期跟踪监视当地官员，取得其受贿证据后，对其进行要挟，后来发展到几乎控制了当地的干部任命，故被人称为“地下组织部长”。“阿太”现已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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