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主义#183;女性写作#183;女性本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本文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谈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本文，我们不得不先谈“Feminism”。
“Feminism”，现在学术界尤其文学批评界多倾向于译为“女性主义”，以代替以前并不太准确且易造成误解的译法——“女权主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女性主义”呢？
“女性主义”，首先起于政治运动，它针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不同工同酬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提出了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等具体的政治革新。随着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改善，女性主义的触角开始由政治运动领域伸向文化批判领域。它发现，种种表明男女平等的现象仅仅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而在文化的层面上，妇女的境况并不因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改变，她们仍面对着父权制的压抑。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说：“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A·里奇《生来是女人》）
这样，进入文化批判的女性主义企图通过揭示人类文明中的父权制的本质，强烈要求打破现存的两性秩序，重新确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
因此，并不象某些对女性主义的误读所认为的：女性主义与男性为敌。女性主义越来越是一种文化批判，与它对立的不是男性，更不是一个个具体的男人，而是父权制，它提倡用独特的女性视角重新审视父权制社会的一切现象及一切价值判断，它不愿承认和服从父权社会强加给它的既定的价值体系，不仅如此，它潜藏着巨大的隐隐的对父权体制的颠覆欲望。这是处于文化弱势和边缘的阵营所常有的心态。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不论是不承认和服从也好，还是极具颠覆性也好，一切都是在语言中进行，所以，有人认为女性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主义，是颇有道理的。
确实，女性主义的内核、工具、策略都是解构，即解构男性、中心文化，解构男性话语，同时力图树立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改变男性中心文化支配一切的局面，形成一种新的、与之抗衡的女性文化。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我们不难定义“女性写作”及“女性本文”，至少可以轻易排除非“女性写作”及非“女性本文”。
女作家的写作并非就一定是“女性写作”，描写女性生活的本文并非就一定是“女性本文”，只有那些具有女性主义意识和女性主义视角的才构成“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
我认为“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的特质有三：一、女性主义意识或视角。二、颠覆性或解构性。三、大胆展露女性独特的经验和体验。
新时期女作家写作空前活跃，但由于中国新时期特殊的人文境遇，使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女性写作淹没于启蒙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大潮之中未能被观照。
应该说新时期初期的张洁、张辛欣实际上已展露了相当的女性主义意识。张洁的《方舟》对女性的角色困境有非常深切的体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唯一和最大要求是“贤妻良母”，而当觉醒的女性试图摆脱男权文化对自身身份的限定时，她们和男权中心文化的冲突就产生了，她们自身的角色困境也产生了。张洁笔下的女人们个个才华横溢，能力出众，在工作和事业上独挡一面，不弱于人，但不约而同，她们在个人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却一败涂地，她们的男人们都又惧又怕地离开了她们，使她们先后成为“寡妇俱乐部”的成员。张洁的女人们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女性除了贤妻良母的角色，不能有其他社会角色？张洁的困惑在于：为什么当女性想要寻找自身的多重定位时，有那么大阻力和困扰？这种阻力和困扰来自哪里？
张洁以一个女性的经验感觉到了这种阻力和困扰来自男性和男性集团，因而她的怨愤和怒气也针对着男性和男性集团，张洁不仅在《方舟》，在其他小说中也一再感叹“这世上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这些男人除了比女人多一个阳物，一无是处”，毫不奇怪，张洁是极易被归入“仇恨男人”一族的，因为她的锋芒确实直指男人们，客观地说，这实乃女性主义的歧路，造成女性角色困境及其他困境的并非某个具体的男人或抽象的男人集团，而是绵延千年的父权制文化。不过，张洁因为历史的、时代的、文化的限制，并未能达到此种认识高度，实不必苛责，而她的《方舟》中的女人们的以疯狂的姿态表现的反抗、颠覆、冲撞的是一张茫茫无边际的网，这张网是什么，在哪里，怎样突破这张网，对于张洁及其女人们都是未知数，她们只是佯狂着、反抗着、颠覆着，恰如旷野中的呼告绵绵不绝却永无回声，声嘶力竭、身心俱疲的女人们没能找到救渡她们的方舟……
另一个有相当女性主义意识的女作家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和《最后的停泊地》等小说中对女性生存困境和感情困境的思考，也已经触摸到了女性主义的内核。在《在同一地平线上》中，张辛欣思考的是既然男性和女性已处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即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社会问题和生存问题，那为什么对女性却又有别一样要求呢？——如同样都得挣钱养家，同样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那为什么男性回家可以不管不顾、仰头大睡，而女性非得照顾男性，做家务，甚至在必要时为男性牺牲自己的工作、事业呢？这公平不公平？而造成这不公平的又是什么？与张洁一样，张辛欣也陷入了困惑。
在《最后的停泊地》和《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张辛欣坦诚地正视了女性之作为女性的特质，及女性的真正的感情需求。张辛欣一再承认，在感情上，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更纤细、敏感、细腻，她们更时时渴望着找到她们的另一半及感情最后的停泊地。可是问题在于，一些优秀的女性往往错过了另一半，找不到最后的停泊地。一方面，残酷的社会生存境况使每一个人包括女人不得不努力成为优秀者和强者，另一方面，当女人优秀起来后，她很可能就面临着独自漂泊，无所皈依的情感现状，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可以说，张辛欣初期的小说都在思考着上述一些问题，表达着上述一些困惑，有着朴素的、本能的、原始的女性主义色彩。如果生造一个词，可以说，张洁和张辛欣都是经验女性主义者，即从女性自身切切实实的经验出发思考女性问题和困境。遗憾的是，张洁和张辛欣的时代决定了她们成不了更高级的女性主义者。
不仅如此，更为遗憾的是，文革后中国面对的是满目疮痍，拨乱反正，价值重建，人的发现，人的启蒙，发展经济等等一系列可称之为“前现代”问题，在如此的人文境遇中，女性问题的思考实属奢侈，因而张洁和张辛欣没有以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得到应有的观照。（从别的角度的观照和论争却相当多，如有人认为《在同一地平线上》具有存在主义色彩，不一而足。）
然后是残雪，但残雪太超前、太怪诞、太个人化，同时残雪的时代，仍然没有女性主义的语境，因而残雪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遭到时代和评论的“暴殄”也不足为奇。
谈女性主义文学，我们不得不谈到王安忆。王安忆，这棵中国当代文坛的长青树，尽管其写作风格和叙事策略一变再变，但她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是贯穿其创作始终的。虽然王安忆否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也不大承认中国（大陆）存在真正的女性主义问题（比如，她在与台湾作家李昂的一次对话中反复强调中国大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很多所谓的女性主义问题实际上是物质匮乏、经济不发达而导致的问题。王安忆的态度与张洁、张辛欣的态度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后者在物质极端匮乏，经济极不发达的时代中仍触及到了女性主义问题，而前者却在女性主义越来越为人所知，女性主义问题越来越凸现的时代中有意忽略女性主义问题本身，而更愿意以社会问题的角度来观照女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王安忆的思路相当有道理，但这不关本篇题旨，不拟多谈）。但是，比起张洁、张辛欣们，毕竟由于时代的得天独厚，王安忆有意无意间具有了女性主义的意识、眼光和理论武装。
从引起女性主义批评界广泛注意的《弟兄们》来看，很显然，王安忆接触了相当的女性主义理论，这篇小说描写了女性同性间的姊妹情谊，而这个问题正是女性主义的核心问题之一。
女性主义由于有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因而它超越了种族、阶级、社会制度等的差异，建立了基于男女性别差异的性别路线，这种性别路线号召每一个妇女从家庭和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形成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甚至使用“同性恋”来描述与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如里奇引申和扩大了同性恋的含义，用“同性恋的绵延”(lesbian co.rntinum)来描述自古以来就在妇女群中天然形成的认同感。就里奇的广义同性恋理论来看，“lesbianism”和“lesbian”在女性主义的语境中已不只限于一种异常性关系的名称，而是常常标志着女性的立场和路线，是在强调女性的文化认同。
有意思的是，在《弟兄们》中，王安忆对女性主义的所谓姊妹情谊或同性恋情谊理论表示了怀疑甚至否定。在叙述上，王安忆采取了先结构再解构的策略，她先是浓墨重彩地烘托了三个女人之间的姊妹情谊，最后，王安忆用“孩子事件”就轻巧地解构了先前浓墨重彩渲染的姊妹情谊。王安忆用此策略表达了她的独立的思考：女性主义者们盛赞的女性情谊为何如此不堪一击？联系女性同性情谊的纽带是什么？其生理和心理和社会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有论者认为，《弟兄们》是一篇女性主义小说，其实，恰恰相反，王安忆在此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主义理论认真思考后的怀疑。不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女作家，王安忆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大加嘉许，因为她坚守了自己，不为各种理论和潮流所动。之所以在这篇关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问题的小文中不得不涉及王安忆，是因为她确乎是当代文学女性主义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对女性主义懵懂无知的张洁、张辛欣凭女性经验触摸到了女性主义问题，到王安忆接受了理论，却对理论表示了独立的怀疑和判断，再到更为幸运的一代林白和海男，她们有女性主义理论，有女性经验，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女性主义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本文摇摇晃晃、蹒跚着脚步走向了成熟。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及其世界的人文景观发生了巨大改变，经济改革已见成效，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物质生产大大丰富，世界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浓厚的硝烟已散，尽管“前现代”的问题仍然存在，但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比，已大为改观的女性主义、女性写作、女性本文因而能够摆脱“前现代”问题的束缚得以幸运地凸现。而因了林白、海男，女性主义问题得以幸运地在文学中被叙述和言说。
林白和海男带着热带丛林的妖魅气息向我们走来……
执著于表现女人及女性经验是林白一贯的创作主旨。美丽而神秘的小镇女人几乎构成她童年记忆深处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在她早期的创作中，这些妖魅的女人时隐时现，却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她们蛊惑人心的影子。如《黑裙》中一生着黑裙的瑞衡；《子弹穿过苹果》中有着橄榄色皮肤的亚热带女人蓼或鹩；《日午》中沙街的年轻又美丽的姚琼；还有《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穿月白色绸衣整天给狗拔牙的女人……
前面说过，仅仅表现女性，并不构成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而林白从事小说写作多年，直到最近才以其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为人所注意，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林白一贯执著于女人及神秘，这使她有可能挖掘到不为人所知的不为历史所知的独特的女性经验及生命体验。与大部分男性写作者不同，林白从不欲以自己的本文给历史作证，给时代作证，她只愿给自己、给女性作证，而这项工作，至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人做过，现在林白开始做了。
读林白使我们不得不直面女性，不论我们是羞于直面还是勇于直面。林白在《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一个人的战争》等本文中，毫不留情地揪着我们，让我们看她从历史深处和神秘黑洞打捞起来的女性及女性经验：女性同性恋、手淫、性感觉……而这些是从来没有以女性视角中的内容物出现于历史地表之上的，它们隐于历史的幽深处，晦暗不明，现在林白让它们浮出了历史地表。
看得出来，林白的童年经验对其创作影响甚大，而在童年经验中，“女”和“性”又是最重要的内容，这个结论可以在其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这篇可以视为一个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成长史的女性心理自传因其大胆展露女性的隐秘世界而倍受瞩目和好评。林白因而当之无愧地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被评论界所注意。
前面说过。林白关注女人和女人的性。这些又与其童年经验息息相关。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以心理自传的方式对她近几年写作中的童年经验、女性感受作了一个融汇和总结。她以一个女性童年期的性觉醒开始，详尽描写了其生理和心理成长过程，这其中包括了女性性觉醒和成熟，自慰；女性之间暧昧的欲望和相互吸引；等等。
大胆展露女性的感受和体验，尤其是女性隐秘领域里向不为人所知的感受和体验，一贯都是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男性主义中心文学早已为男性的成长提供了样板，因此女性写作有责任引导女读者在其所描写的经验中寻求认同。例如，当陷入青春期苦恼的读者发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也长了粉刺，身上也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也有性幻觉和手淫时，她的恐惧和焦虑也许就会被祛除。因为女性写作作者把那一切描写为走向成熟的过程，而非羞耻的事情，她使读者在她的人物身上证实了个人的经验，打消了疑虑。这样一来，天下所有妇女的经验就变成了凯米·莱特(Kate Millett)所谓的“共有财产，一笔可以互赠的遗产”。
展露女性经验和感受的另一意义在于：如果说在有女性写作之前，女性在本文中处于“被书写”的状态，那么女性写作的意义就在于将这种状态改变为“自我书写”状态。正如西方一女性主义者所说：“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象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林白的写作充满了离经叛道和颠覆意味。前面说过，女性主义发现它的敌人不是男人而是父权制，于是它们从各种角度对父权制发起了强火力的进攻，企图瓦解和摧毁压制其千年之久的父权制。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也贯穿了这一女性主义的宗旨。林白在她一系列堪称女性本文的作品中也有着这样一种对男权制价值秩序的强烈颠覆意味。她为所谓“坏女人”正名；她让她的女人超越所谓“道德”；她让她的女人充分承认并享受性快乐；她对“女人应为男人做出牺牲”的论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在其最新小说《致命的飞翔》中，林白的颠覆姿态几乎走向极致。走出镜像的女人磨刀霍霍，向男性性暴力举起了她的刀。
林白的小说中，镜中的女人是一个被经常使用的意象，它象征了女性的幽闭和自我不明境况，但在《致命的飞翔》中，林白自豪而勇敢地宣布：“有一些女人就要从镜子里出来了，她们最英勇最活泼，因此最美丽，她们的身体触碰到镜子冰冷的表面，我听见发出了兹兹的声音，这种声音灼伤着她们的皮肤，灼痛着她们的眼睛，但我们最后听见乒的一声，镜子在空中舞蹈着破碎，在地上。”
女人北诺走了出来，女人“我”也走了出来。
于是，叙述中的女人北诺面对男性性暴力举起了明晃晃的刀。
于是，历史中的女人林白在语言中进行了一次对男权中心性文化的反抗、颠覆和谋杀，并发出带血的长啸……
与林白相比，当代文学中另一个女性主义者海男更无视既存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她只听从来自女性生命深处那神秘的召唤，作为纯粹的女性符号而存活于秩序之外。海男着迷于其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而这与她的写作、叙述、语言完全同构。海男的小说大都松散随意，没有中心和整体，完全就是作为女人特有的“女性气质”(feminity)的自然流溢。
《人间消息》、《没有人间消息》、《疯狂的石榴树》及最近的《观望》，大都描写一些男女性爱片断，及对逃离秩序的强烈渴望。这个逃遁的主题在她的长篇小说《我的情人们》中更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对于海男，我们可以用下列语汇来拼合她：恐惧、逃离、祈祷、寻求、言说。在她所有的文本中，海男几乎无一例外地表达了恐惧感，对死亡的恐惧，对衰老的恐惧，对虚空和虚无的恐惧，因了这些恐惧，她竭尽全力地逃、逃、逃。如果说，在《观望》等小说我们还不能确定她究竟要逃遁的是什么，在《我的情人们》中，她一再诉说了她对死亡、衰老、虚空的恐惧并展示了她的逃遁方式——爱情。她说：“爱情是一种逃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爱情”既是逃跑的起点，又是逃跑的终点，缘于恐惧，她逃向爱情，而在爱情中却又更切近了死亡、衰老以及肉欲中的虚空，新一轮逃跑又展开了。于是，在这个以爱情为圆心的圆面上，海男气喘吁吁地不停地奔跑着、逃遁着，而正因了感叹无处逃遁，感叹二十世纪黄昏的降临，及人类越来越远离最原初声音，海男在这个圆面上虔诚地言说着、寻找着和祈祷着，以非常个人化和女性化的方式。
正如某些人不能理解和容忍歌星麦当娜以身体进行言说的方式一样，海男尤其在《我的情人们》遭到了来自女性阵营的攻讦，由于“其大胆展露与情人的隐私”，被视为“无耻”。
如果不是“道学家读《红楼梦》，看见淫”，那实在是因为海男的女性主义方式太独特、太个人化，与另一个同样是太个人化的女性主义者残雪相比，由于海男更执著于性欲、爱，且由于与残雪的时代比，女性主义的话语空间仍不是很广大，因而海男遭遇攻讦几乎是必然的。
实际上，前面说过，海男沉溺于内心纯粹的女性欲望，而这与她的写作和语言完全同构，就是说，海男的写作完全出自生命、存在、欲望的本能推动而不是其他功利的目的，前面还说过，只要认真读过《我的情人们》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海男的言说是诗意的、纯粹的、虔诚的。她在自己内心纯粹冲动的引领下，以她独特的女性方式不遗余力地反叛着，她反叛文明的萎缩、肉欲的腐朽、黄昏的降临、秩序对生命的蚕食，欲望与金钱的合污……同时，她祈祷着，她祈祷诗、爱情、宗教，祈祷纯粹的写作和语言，祈祷“让我在二十世纪的黄昏，还能说出人类最初的声音：我爱你”……
海男说：“九十年代末期是一个混沌和有序撞击的年代，我经常感到时间的变化消失着爱情，快速度的时间变化使人们的承受能力变得更加虚弱，我的这部长篇矢志用诗意的境界叙述故事，在忧伤的、美丽的爱情故事中用诗歌的穿巡交织贯穿一个人对受情生活的馈赠，用情书来弥补人的心灵的许多空白。”（《我的情人们》序）
“许多人在做着反文明的萎缩，在阴暗的被遗弃的角落里扩大着牢骚的黑洞，这是意义毕现的邪氛。海男远离这种邪氛，她战胜金钱，战胜萎缩，高高地抛起自己的灵魂之刃”。（同上）
以最为纯粹的女性话语、女性姿态、女性写作和女性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