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形态的张力——关于“卡夫丁峡谷”的另一种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形态论文,峡谷论文,视角论文,卡夫论文,张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0多年前，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今天，社会实践
的结果是否与马克思的理论预测相符?理论界看法不尽一致。对此，有必要以现代社会
为背景，对历史“文本”进行解读，提出我们的粗浅看法。
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形态作了经典性的概括：“大体说
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 进的几个时代。”[1]即从原始公社解体开始，依次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 义社会，最后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可以看作是对他在19世纪40年代所写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把社会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 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思想的 重申。
1877年，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原始氏族不存在阶级、
私有制和国家，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确凿的历史依据，排除了亚
细亚生产方式继续作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可能性。马克思在摩尔根理论的影响下，把
理论研究的重心由西方转向东方，系统地研究了俄国土地关系和社会政治发展的状况，
放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摘录“人类学笔记”的过程中，他反对用西方
社会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路标来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挤压到欧 洲模式中去。可见，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突破了原先得出的东方社会必须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结论，开始以科学的求实精神探索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和现实条件。
从1877年到1882年，马克思集中探讨了俄国社会的历史定位问题。1877年11月，马克
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为了能够对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
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
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
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 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对此，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 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 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 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2]1881年3月8日， 马克思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的定稿中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 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 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3]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再次提及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指出：“在俄国 ，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 ，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社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
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
，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
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
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4]以上这几段论述，前
后历时5年，回答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由村
社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探索是充满艰辛的。如前所述，为了做出准确的判断，马克思学习了俄文。
不仅如此，资料表明，正是在1879年到1881年之间，马克思摘录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
”，尤其是摘录、研究了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
的原因、进程和结果》。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上述看法，正是这些研究的结
果。这里有两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一，马克思的上述三次较为集中的论述，在他生
前仅有一次，即他与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合写的序言公开发表过。第二
，马克思1881年《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竟四易其稿，且在定稿中去掉了前三稿中
的许多重要分析和思想，剩下的仅仅是干巴巴的几句话。
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不妨从分析《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入手
。仔细研究这封信的前三个草稿，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的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俄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马克思这样写道：“在
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 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 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 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 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 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 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 己这里建立起来呢?”“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 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5]
第二，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俄国村社制度在当时条件下的两重性，但他的倾向却是明显
的。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的土地虽然是公有的，但是，每个农民则同西方的小农一样
靠自己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公社所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
时代是有益的，但在今天就变成危险的了。对此，马克思说：“俄国‘农村公社’的历 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 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 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 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末，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的同时存在，给 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 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的耕 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有利于机器的使用。因此，它 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 命。”[6]
第三，马克思在注意到俄国村社制度的两重性因而有两种发展前途的同时，把希望更
多地寄托于革命。他明确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
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
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
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7]
可惜的是，上述三点在马克思这封信的定稿中几乎全部被删掉了，但马克思的基本思
想还是被保留下来了：“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亦即俄国社会可以不经过
资本主义社会而由农村公社制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意思应该说是明显的。
那么，马克思生前为什么仅仅公开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而其他
两封信则密而不宣呢?目前(就已译成中文的材料而言)还没有资料可以明确地回答这个
问题。我们所能找到的答案，只能从分析现有材料中获得。
如果对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三次较为集中的阐述加以认真鉴别，我们不难
发现，它们的思路是不完全一致的。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不过是叙述了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的事实(资 本主义开始在俄国发展)，至多表达了对俄国有可能失去当时历史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 的遗憾之情。当然，这里也透露出马克思关于俄国本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 谷”的思想信息。
时隔4年，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思想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他不
再像4年前那样仅仅是表示遗憾，而是用十分肯定的语言表示：“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
社会新生的支点”。这一点尤其可以从这封信的前三个草稿中得到明确的反映。
如果这个分析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马克思的思想何以在4年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
?我们应该关注一下这4年间马克思研究重点的变化。1877年时，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对
俄国加以研究，而恰恰是在1879年到1881年这段时间，马克思集中研究了俄国的村社制
度，从而形成了对这一制度的具体看法，包括村社制度的演变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
系、村社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在四易其稿的《致维
·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得到确证。
这里引申出来的又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这封信的定稿中删去了前几稿中绝大部分的
论证呢?我们的看法是：其一，对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革命导师
是相当慎重的。马克思虽然经过几年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观点，但这毕竟是某种预测
，还未经实践检验。因此，与其把这种预测和盘托出，不如只说出基本观点更主动。其
二，马克思的这封信是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而来信中曾明确要求马克思能说明
自己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和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
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8]。不难看出，来信所要求的答复是“限定”了的(见
引文中加着重号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马克思的回信像前三个草稿中那样把自
己的看法全部端出，对于查苏利奇和她所代表的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将不
仅不是“帮助”，而且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或许是马克思的回信四易其稿的直接
大约一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相对于马 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来说，这个序言中的思想似乎往后退了一步：它没有像前者那样明 确提出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起点，而是把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 作为前提，来论证村社制度能否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里，无论是从语言学的角 度，还是从它们的实际内容来看，差别都是十分明显的。究其原因，就不能不涉及到恩 格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了。恩格斯独立地发表自己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 ，较为集中的有两次。这两次是在同一年、向同一个人谈的，而且所持的观点也是一致 的：恩格斯断然否定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任何可能。
1893年2月14日，恩格斯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首次发表了
他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立看法。他指出：“在1854年或1854年前后，对俄国来说它
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社，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察一下你们国家当
时的整个情况，难道您看到有任何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的公社上面 ：一方面使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 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 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变，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同当时 俄国所具有的条件完全是两样的。”[9]在这里，恩格斯的观点是相当明确的：他根本 否认由俄国村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而且请注意：恩格斯这里指的是 “1854年或1854年前后”，不是1877年，更不是1881年。
在同一封信中，恩格斯也提到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而且直接涉及到马克思三
次论述中的两次。恩格斯说：“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
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
。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按：指马克思)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按：指马克思1877
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但无论根据他的意见，还是根据我的意见，实
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
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我们的作者在他1882年1月给某一个老的《宣言》写
的某一篇序言中(按：指《<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更 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与西方经济 体制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 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10]如果将恩格斯的上述两段论述加以仔细对照，就不难发 现其中的某种不协调：既然认为1854年或1854年前后的俄国并不存在村社制度直接发展 到社会主义的可能，那么，20多年以后(指1882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合写《序言》时)又哪 里谈得上“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呢?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 断，1882年以两人名义合写的《序言》之所以较之马克思1881年《致维·伊·查苏利奇 的信》的思想后退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序言》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名 义写的(实际上是马克思起草的——这从上面引用恩格斯的话中可以得到佐证)，因而是 两个人思想的某种融合(因为，恩格斯实际上从来没有过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的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约8个月以后恩格斯的另一封信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恩格斯第二次独立发表自己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是在1893年10月17日，而且
是在给同一个人即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在这封信里，恩格斯的观点就更加明确了
。他指出：“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任何其他
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
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
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只能是仿效某处
已存在的样板。假如西欧在1860—1870年间已经成熟到可能实行这种变革，假如这种变
革当时已经在英法等国实行，那末俄国人当然应该表明，当时还没有怎么触动的他们的 公社能够做出什么。但是西方当时却处于停滞状态，不打算实行这种变革，而资本主义 倒是越来越迅速地发展起来。因而，俄国就只能二者择一：或者把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 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 当时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向资本主义发 展。试问，除了这后一条路，它还有什么办法呢?”[11]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探索过程，我们可以得到这
样一条轨迹：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尚未研究这个问题，此时他们
的一致看法是：人类要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到了19世纪中
后期，准确地说从1877年起，马克思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以俄国为参照系对这个问题作
出了肯定的回答。然而，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恩格斯根据这些新
情况又否定了马克思生前的想法，否定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这里，如果将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方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视为“肯定”的话，恰恰构成
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那么，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曾明确认为，像
俄国这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极端落后的东方国家是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
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用列宁的原话来讲：“没有
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12]列宁
的观点被十月革命所否定。俄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在它刚刚进入
资本主义阶段时便被人民革命强行纳入的另一条发展轨道。所以列宁说：“我们原来打
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
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13]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也讲了五种社会
形态演进的规律性，使它成为社会发展的定论。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
思想来看，这方面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况且，他们并不想为后人制定一个永恒不变的
模式，问题是有些“后人”却往往喜欢把他们的某一段话当作永恒不变的教条。
苏联跨越“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不能不轰动世界，引起许多国家的
效仿。苏联人在建国后利用意识形态优势和精神激励，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成为
超级大国；后来却走了下坡路，直至最终解体。但这是否能够证明“卡夫丁峡谷”是不
可跨越的呢?恐怕未必。我国走过的道路与苏联有许多相似之处。建国初期，我们也曾
取得过较快的发展。但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抓阶级斗争，希望
通过对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其结果是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个局面。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社
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了科学的定位，使我们对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 设这样的社会主义，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形态，必须以 先进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没有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这样的社会主义就不够格；不能比 资本主义更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就会成为有名无实的一句空话。在特殊的 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能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若干种生产关系分别与处于 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它不是排除而是进一步证明了有什 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应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它们之间 的一致性，构成了社会演进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表明，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不是僵硬的，而是有一定的幅度和范围，这就是社会形态的张力。据此，我们 便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不同回答 ，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社会主义正在实践中探索和前进，历史将给它以公正的评价 。
列宁曾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也不能够把握住
所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变化的总和；至多是发现这些变化的规律，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指 出这些变化及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逻辑。”[14]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们自己就曾十分明确地指出，他们的学说不是一成不变的 教条，而是人们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的100多年来，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面对这些新问题，寻求答案的只能是我们自己，而不能 推于前人。有了这种创新的思想观念，才能得到新的答案。就中国而言，我们一方面要 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不可更改的历史性选择；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方法“基本上和资 本主义相似”(邓小平语)，这就是一种补课，即补发展生产力的课，否则，搞社会主义 就没有希望。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的发展有其连续性，不可能有什么跳 跃，而社会形态的演进有其跳跃性或跃迁性，这就是社会形态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幅度 ，只能由生产力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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