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延伸：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传播学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媒介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6)06-0142-07 农民工的流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启动为大量农民流入城市，寻找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提供了机遇。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和农民工内部自然产生的代际分层，新生代农民工所经历与体验的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而言，他们作为微观个体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近二十年历史。 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起初零星的流动，新生代农民工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城乡迁移的命运。新生代农民工往往延续着父辈的迁移之路，怀揣着改变命运的热切希望，被裹挟在社会极速前进的步伐里，成为茫茫民工潮中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其流动现象的催生和发展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这其中不仅包括宏观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变迁，更包含着传播环境的急剧变化，这是常常被其他学科所忽视的重大社会变迁，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传播学的视野去重新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一、媒介化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不可忽略的时代背景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进入新世纪的这近二十年间，中国社会一项不容忽视的巨大变化就是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城市传播环境的急剧变化，媒介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影响和塑造着整个中国社会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城乡流动恰恰搭上了城市传媒飞速发展的列车，因此其工作生活、人际交往、城市认知以及内心观念等方方面面都难免受到媒介的影响。所以厘清城市传播环境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变革状况，对我们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具体的媒介形态来看，在这二十年间发展最为瞩目的媒介当属以网络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以来，互联网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影响不断扩大，并为中国的传播格局和媒体市场带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击和挑战。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37次统计，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可以说，互联网已经从最开始的小众的精英群体的工具发展成为被普通民众普遍使用的资源，它的迅速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面貌和生活方式。新生代农民工被裹挟在这样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中，他们自然也受到互联网发展的深刻影响，从在农村相对的信息闭塞到进入城市后网络接触的便捷，伴随着整个社会互联网的拓展和蔓延，现在的他们已经对上网这种生活方式相当熟稔，利用网络信息的能力也愈发进步。可以说，时代洪流中的互联网发展已经深深根植在他们的城市体验中，成为其生命历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除了互联网以外，另一项耀眼的新媒介形态便是手机媒体。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手机的认识还停留在价格昂贵、体型笨重的“大哥大”上，当时的手机还只是作为奢侈品为少数群体所使用，甚至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层面手机生产技术的进步，不仅手机的外形越来越轻薄多样，价格也越发实惠，手机迅速成为每个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虽然手机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只有十几年，但手机普及率以及用户总量均居世界第一。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3G和4G时代的到来，网络与手机的结合使其不再仅仅局限于打电话、发短信这样单一的交流功能，而是开辟了移动互联的广大市场。手机不再仅仅是通讯工具，而是发展成为一台小型的电脑，成为集计算机和通讯为一体的强大客户端。同样，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手机的发展伴随着他们在城市的成长历程。从一开始视手机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到开始使用功能最简单的手机，仅仅用于打电话和发短信等，到如今几乎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媒介技术的发展也深深嵌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和改变着他们在城市的生活方式。 在这一历史时期，虽然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当仁不让地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就此止步不前。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固然给传统媒体行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但是在挑战面前，传统媒体也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改革，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势头。置身于愈发丰富多元的城市媒介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也有了更多对媒介选择的自由，被各种各样媒介所包围的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媒介的熏陶和塑造。 同时，传播环境的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媒介工具的更新与发展，更包括与这些媒介工具紧密相连的多种传播形态的交织。不同于农村相对简单的熟人社会，城市中的人际传播环境更为复杂，尤其是依托于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化媒体而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不仅要面对松散的人际关系，还要面对严密的组织，组织传播也是其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也就是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在内的多种传播形态与大众传播媒介、新媒体等媒介工具绵密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多元的城市传播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与体验产生着重要影响。 可以说，这二十年是中国媒体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也恰好是最早的一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开启城市历程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传播环境，尤其是城市传播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全面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媒介影响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在真实世界之外，媒介营造出一个虚拟的无限扩张的媒介世界，人们通过媒介来获取对世界的认知，甚至依据从媒介获取的信息来指导现实生活。但仅仅是媒介营造的虚拟空间来构造媒介化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媒介化社会从其本质上将意味着人的媒介化，或者说，每个人都是在媒介深刻影响下的“媒介人”，对于生活在媒介化社会中的人来说，不仅对于世界的想象主要由媒介来建构，其思维方式、个体意识也烙上了媒介化的烙印。[1]作为被时代发展所裹挟的一员，新生代农民工自然也不能避免，在他们所移居的城市媒介化的过程中，自身也成为被媒介深刻影响的“媒介人”。 在充分理解新生代农民工所经历的时代背景之后，我们不禁思考，新生代农民工的生长环境、文化素养、人格特征、社会境遇、城市预期等与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这种全新的生命体验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他们的外出动机、留城意愿和适应城市的能力；身处在传播环境如此急剧变化的时代，作为被媒介化了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何被媒介所影响，并在其观念变革、现代性生成、城市化、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功能。 二、聚焦生活世界：传播学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就开始出现，尤其是在2001年王春光率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之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来自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众多学者致力研究的热点。 纵观各个学科这二十年来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进展，我们可以发现，传播学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定的缺席。早在90年代中期其他学科便开始关注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传播学直到2003年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农民工研究渐成风潮之后才开始进入这一领域。前期的整体缺席导致传播学对这一议题的研究根基十分薄弱。而此后十年传播学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却始终无法脱离一般意义上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范畴，绝大部分研究都仅仅依托于媒介文本的建构，涉及更具体传播形态、更真切社会现实的讨论凤毛麟角，从而将本学科的研究领域束缚在一个小小的角落。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深度、广度相比，传播学在这一议题上依然是部分缺席的。这种缺席也一直延伸至今，未能有根本性的改变。 比如，在研究视角上，单纯从大众媒介新闻报道功能切入偏多，而相对缺乏大众传媒在农民工现代性成长、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2]在研究内容上，传播学大多数的相关研究都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媒介这种具体的传播形态上的，大众传媒似乎是无法脱离的研究对象。其实，这样的研究太局限于媒介的具体载体，过多地聚焦在媒介的表层效果，而始终没有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放置于一个广阔的传播环境中去，综合各种传播要素来进行深入探讨。 之所以需要重视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去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这一议题，主要是基于大众传媒的普及和发展对人们现代性的重要影响。英格尔斯曾对此做过经典论述，“大众传媒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输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展示新的行为方式；启迪并探讨纷呈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流动性的期望……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大的现代性。”[3](P.224)新生代农民工城乡流动的这二十年间，城市媒介环境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们的媒介使用动机、媒介消费能力、信息获取渠道、自身媒介素养也在发生变化，身处这样一个信息传播水平高度发达的媒介环境之中，其生活认知、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现代性生成、城市化和社会化的方方面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冲击，进而对其城市适应状态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媒介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这一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从传播学的视角去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一方面打通了媒介通过再现所营造的拟态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通道，另一方面也关注了媒介往往作为被其他学科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量对个体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视角去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其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展现媒介营造的虚拟世界中所描摹的群体印象，更在于重新认识媒介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频繁接触、良性互动过程中作为促进其现代性增长的一种显著的社会化力量，明确媒介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地位和作用。 所以，传播学视野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不应一味沉浸在媒介文本所再现的虚拟世界中，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的范围，而是应当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将媒介视作改变社会、重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来看待。我们需要认识到，城市适应是一个以人为核心，多因素、多层次、多变量的综合概念，有必要从系统的角度，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全景式要素进行研究，从关注农民工进城前后受媒介影响的各种城市适应指标变化状况出发，来展现并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与生存实践这一过程事件。[2]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密切相关的指标研究，即大众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前后城市期望、身份认同、乡土记忆、城市体验、留城意愿及城市认同感和归宿感等指标变化影响研究；其次，我们需要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不同层次研究，即分别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探讨大众传媒对他们在信息服务的使用与满足、媒介话语权、社会网络与文化资本、现代性增长与城市性习得的影响与互动及其所带来的城市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由浅入深的城市适应的媒介功能与效果研究；再次，我们有必要突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媒介环境研究，即他们所接触的城市媒介生态环境研究，如舆论环境，不同类型的媒体使用所带来的知沟问题等等；最后我们还应着重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生活实践研究，即从时间社会学的视角，依据城市适应的相关指标，在媒介生态环境背景下，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从不适应到适应，或从尝试适应到难以适应的日常生活实践，试图对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地区或成长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日常活动、生活空间和生存方式进行情境分析，从而提供各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具体形象、鲜活的生活与工作场景，以及描绘他们在具体城市适应情境下的实践逻辑。[4] 有学者提出，只有从一种实践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城市适应议题，才有望在农民工研究的经验和理论上获取新的研究突破。具体而言，实践社会学要求我们重视研究对象的立场和视野与经验事实本身的极端重要性，关注普通行动者日常生活与行为的历史与现实意涵，力求避免忽视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自主能动性和行动策略。也就是说，要重视和面向实际生活和工作中那些具体的、活生生的农民工，而不是以往研究中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抽象的农民工。由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并非一个有清晰边界的过程，而是生活世界里以事件经历为主线形成的绵延不断的行动流，就城市适应的实践而言，生活经历和经验本身是说明社会事实的最有力资料。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回到经验事实本身，遵从发现的逻辑来深入理解和分析作为行动者的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内涵和意义，力求发现作为群体成员的农民工个体与结构和制度因素的互动关系；通过考察个体的生活体验和实践逻辑，管窥群体的特征与一般社会过程和社会事实。 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结果或某个时空节点上的静止状态，而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一种由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城市居民、新生代农民工等多方博弈与共同理解的过程，一种由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众多影响因素的互动与建构的过程，一种能够不断体现城市适应的各方主体具有能动性、实践性和意义建构性的过程。只有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工作和生活开展深入细致考察，将以往抽象的农民工转化为依据实践的逻辑而行动的、具体的农民工，才能进一步推动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三、“媒介的延伸”：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的空间转向 在现有的传播学视野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研究中，媒介概念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被相对窄化了，这也导致传播学领域对这一议题研究视域的狭隘。现有的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就只是把媒介理解为具体的实体，即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在内的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和以互联网、手机等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仅仅从狭义的媒介概念出发去探究两者关系，就避免不了过度依赖媒介生产的文本、媒介作为技术工具的作用等老调重弹的研究视角，从而导致对该议题研究的日益僵化。 为了克服以往传播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不妨试图从广义的“媒介”概念去理解和认识其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不仅仅把媒介局限在具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工具，而是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去理解媒介，将其视作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渠道或方式，还原媒介本身的含义与意义，由此可以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这一特殊的社会化过程放置在一个更加宏大更加宽广的传播世界。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关系，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上大众传播媒介工具对其城市适应的作用和影响，也包括其他多种形式的传播形态，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自我传播等等，因为只要产生信息的传播，就有媒介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作为个体的人，作为机构的组织都可以作为媒介的一种存在形式。正是这样多种传播方式、多种媒介形态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及其生活实践的绵密交织和互动，才构成了媒介与其城市适应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才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以更广阔、更新奇的探索空间。 众所周知，“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传播学的重要观点来自于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麦克卢汉。麦克卢汉所阐释的媒介延伸，其实是指人在生理意义上的延伸。机械时代，我们完成的是人体在空间范围的延伸。电子时代，我们完成的是神经中枢的延伸。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体的延伸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技术上模拟意识形态。[5]正如麦克卢汉所预言的，“这种接近于意识的情况必然是我们意识的延伸，正如轮子是脚的一种转动的延伸一样。既然已经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延伸进或曰转化成了电磁技术，那么将我们的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中去，只不过是再走一步的问题。”[6](P.79)也就是说，媒介的使用使人类身体产生相应的平衡调适机制，各式各样的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数字化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的急速发展和传播工具的更新换代，互联网、手机等新的媒介形态迅速普及，作为人体延伸的媒介也在不断的延伸中。 在经典的理论阐释之外，本文所提出的“媒介延伸”，还存在着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议题紧密契合的其他多重内涵： 首先，媒介延伸指的是媒介的影响力已经延伸到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从五个维度来勾勒媒介通过对其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影响，进而影响其城市适应的状态，包括最初的心理认知方面的萌芽；思想观念领域的逐渐变化；生活能力方面的升级；与城市居民趋近的现代性意识的觉醒；群体独特文化的孕育。这几个大的方面基本上可以涵盖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一路以来的生活体验和心路历程，媒介的影响力则始终贯穿其中。 具体而言，在农村社会，新生代农民工就已经开始怀揣着对城市世界的想象，这种想象会在进入城市后延续、变化，从而对其心理认知产生影响，而媒介镜像则是建构这样的城市想象的关键。同样，身份认同的变化、调整也贯穿了新生代农民工从出走乡村到适应城市社会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媒介作为信息的传播载体，对其身份认同的形成和修整有着重要作用，甚至“媒介认知偏差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感”[7]。在这种流动的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的过程同时也是从不确定性的生活到确定性生活转化的过程，其心理转换具备从弱风险意识到自发风险应对直至心理层面风险适应的城市融入特征，媒介则一直作为一种重要力量介入，影响和调整着他们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认知。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身份认同以及风险认知的流动变化，就是在媒介建构下对于城市认知的生成过程。 伴随着城市生活实践的积累，新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方面同样发生着难以忽视的变化。城市空间与大众媒介合成的城市意象与消费文化渗透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消费观点、消费行为与消费方式，更内在地影响他们对城市、市民和自身的想象。除了生活方式上的价值观转变，职业观念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社会人际关系的重构，组织培训的过程以及大众媒介所提供的就业信息的渗透共同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的变化，使之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媒介化分工观。在现实生活之外，其更高层面的人生观也同样在发生变化。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后，最初的城市想象被沉重的现实击破，人生规划也在不断地质疑、否定和改变。而高度发达、交流频繁的城市媒介环境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大众媒介中信息的积极导向、人际传播中参照群体的偶然启发都会对其人生规划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消费观、就业观和人生观的变化，可以较为系统地展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媒介引领下价值观的调适过程。 在日常生活层面，新生代农民工也经历着媒介助推下能力的提升与自我的发展。在人际交往方面，媒介工具的升级，尤其是新媒体的普及大大拓宽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交往渠道，使社会资本的扩张更加容易，传统的社会关系强弱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呈现出一种异质群体偏移的外倾性人际交往特征。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为他们融入城市提供了巨大的信息素养提升机会，他们可以通过感知媒介的教化以达成自身信息意识的转变，借助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实现话语权力的获取，以及寻求适合的信息工具来进行城市实践的拓展。在具体就业方面，他们在利用外界传播环境提升自己方面出现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倾向，就业能力得到有效提高、社会资本在充电互动中得到重构、在心理上获得归属，更好地融入了城市。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媒介可以作为一种另类资本，从人际交往、信息素养提升和就业充电等几方面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在城市生存所需的资源和支持。 由于受城市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逐渐被城市的现代性特征所同化。城市环境带给其闲暇生活以丰富的媒介化体验，使其生活方式逐渐向城市靠拢，这是一场生活场域碰撞、内在惯习调适、城市资本积累的生活实践，媒介则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在职业生活方面，各种媒介从信息传播、资源传递、情感沟通等层面推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适应，对其职业获得与角色适应提供了种种帮助。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性增强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层面，其公民意识也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得以萌芽，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三种不同层级的传播形态对其公民意识的形成存在影响。这几个方面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意识的提高，也彰显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认同感的日趋增强。 当然，以上几个方面并不是刻板的依次进行的序列，而是一个绵密交织、互为前提和基础、同时变化的过程。媒介的影响力则渗透、延伸至整个过程中，从心理认知、思想观念、生活能力、现代性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进而改变其城市适应的方式、状态与进程。 其次，媒介延伸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媒介功能的延伸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影响。根据施拉姆对前人成果的总结归纳，大众传播具有四大社会功能：社会雷达功能、协调与管理功能、指导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如今，随着城市传播环境的急剧变化，媒介可以更广范围内得以延伸，从而使得媒介功能也得以进一步延伸，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产生重要影响。 媒介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承载和传播信息，这也是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无论是传统的大众传媒、飞速蔓延的新媒体，还是广义上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只要是媒介，就意味着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基于城市媒介环境的丰富复杂，多元化和爆炸式的媒介信息对新生代农民工行为、观念、心理、态度等各方面的影响无疑是广泛而深刻的。例如，信息的频繁交流、碰撞会对其消费、就业、未来等心理观念提供引导和参照，启发其生活方式、职业体验甚至公民意识等方面对现代性的向往，进而促使其行为的变迁和在城市的继续社会化。同样，媒介信息能够为其生活能力的提升提供资源，如多元媒介拓展了他们的信息渠道，使其在职业选择和自我发展方面更加具有自主性，尤其是新媒介工具的利用，使得各种资源的获取更加方便快捷。 同时，新媒体在这一群体的渗透和蔓延，不仅成为其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更为其人际交往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互联网技术和通讯手段的飞速发展革命性地扩张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人际交往实践，为其搭建了一个理想的虚拟交流空间，从而使其有机会建构起更加丰富多元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城市生存与自我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样，他们作为传播主体的人际传播实践活动也是构建关系网络的重要内容，广泛的人际交流和信息互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打破狭隘的“先赋性”人际传播网，拓展城市的生活与交往空间，获得必要的资源和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媒介功能的延伸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生活层面资源的获得，更加意味着它能给予新生代农民工心理与文化上的支持。在心理上，媒介作为其闲暇时间文化消费和享受最主要工具，也是他们面对生活压力与苦闷时调节情绪、驱逐空虚的重要手段；通过利用媒介工具与他人交流沟通，为其提供情感依靠和心灵寄托；在文化上，媒介作为建构文化的重要方式，帮助这一群体孕育了属于他们自己在城市的独特文化，为其构建了专属的文化空间，从而促进了其精神层面的城市适应。 这样的延伸同时还意味着我们对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关系认知的延伸。以往的新闻传播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多数局限于对媒介文本的分析，单纯去探讨大众传媒对这一群体的媒介再现，这样对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关系的认知是相对浅显、狭隘和单薄的。要去厘清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勾连，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显著性的强影响关系，往往被忽视的弱影响关系也同样值得去发掘，即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去探索、寻觅、捕捉、阐释媒介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成长，推动其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强调媒介效果和功能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农民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与媒介使用的结合，将其传播实践融入其日常生活实践中去。这样的研究路径能够更好地回归现实意义层面，还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实践的主体性，以科学、人文的精神去关怀他们的城市融入与适应，从而对媒介与其城市适应的关系的认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四、结语：从农民到新市民的身份再造与媒介建构 媒介的全方位延伸深刻地嵌入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他们城市适应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最终走向则是一种身份的再造，即从农民成为市民。这是一种未来的趋势和结果，也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过程，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而言，更是一场漫长、遥远而艰辛的征程。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之所以凸显，是因为这一群体的个体特质、生命事件及所处时代背景与老一代农民工有了很大差别。老一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外出就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家庭条件。而新生代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满足于将谋生、赚钱作为主要目标，而更多的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留城生活的愿望。与老一代农民工多有城市过客心理、过着城乡流动候鸟式的生活不同，他们更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8]；其身份认同也开始从农民工身份向工人和市民身份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农民身份普遍没有认同感，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工人群体。不像老一代农民工一样拥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且其发展取向从关注工资待遇向更多关注自身的发展和前途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文化，因而有着更强烈的自我发展愿景。他们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技能，拥有一技之长，以便在未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烈的留城取向，他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丰富的个性，喜欢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情感、希望和理想在思维领域和社会生活中进行主观的认识和选择，更强调以自身的利益需求为出发点，根据社会的、市场的需求，动态地进行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利益和尊严。[9]无论是行为取向还是心理意识，他们都逐渐城市化了，更加具有现代性的特征。 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在城市打工生活的经历并不能磨灭他们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始终停留在“农民”这一身份上，城市只是临时的驿站，农村才是最终的归宿。然而对几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虽然自小在农村长大，但他们对“农民”这一身份的认同感并不强烈，这种身份也只是被户籍制度强制束缚的界定，与其职业是分离的。进入城市后，他们成为介于农民和工人(或市民)之间的一个群体，“我是谁”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10]从职业上说，他们不再是从事农业的农民，而是在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从身份上看，他们户口仍然留在农村，仍然是农民，因此被冠以带有贬义和歧视色彩的“农民工”的称谓，但这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所认同的身份符号。也就是说，这一群体渴望实现身份上的彻底转换，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成为真正的工人和市民。 然而，这种身份的转型不是简单地从农民到市民的直线过程，新生代农民工最终所能达致的新身份也不是与城市居民无二的市民，而是一种新型的市民身份。这种新身份的形成，是多种力量之间角力所达到的一种平衡。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并且也在凭自己的努力不断向市民身份靠拢；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摆脱户籍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农民身份，同时也无法得到城市社会的完全认同。身份诉求和身份建构方面的多种力量相互博弈、制衡，最终所塑造的新型身份则会存在多种可能性。这是一个身份解构、混杂、模糊、重组、再造的过程，而媒介的作用则千丝万缕地延伸、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影响、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新身份的生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媒介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之间的深刻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对这个具有新观念、新特点、新追求的群体而言，他们的城市经历与生命体验都是全新的。二十一世纪传播格局的急剧变化塑造了全新的媒介环境，丰富多元的媒介工具和媒介信息使新生代农民工有机会获取新的适应能力，同时影响了其身份认同的转换与重建。新适应能力的提升拓宽了他们对生活方式、工作就业、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的选择渠道，为其创造了与老一代农民工有很大不同的新城市生活，并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新媒介环境、新适应能力、新城市生活、新身份认同，四者环环相扣，绵密交织，基本可以描摹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适应的动态过程，而媒介延伸与身份再造，则是这个复杂过程中一直贯穿、绵延和发生作用的主线。 收稿日期 2016-02-23标签：传播学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媒介即人的延伸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