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根本格局变化对货币信贷的影响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收入论文,信贷论文,对策论文,货币论文,格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民收分配新格局及其变化特征
（一）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个人间的分配变化特点
第一，国家所得比重大幅度下降，个人所得比重上升。按国民收的最终分配额计算，至1992年末，国家所得占国民收的比重由改革初期的32.8%，下降到12.9%，14年间，国家所得份额下降了19.9个进分点；而个人所得份额却由1978年的57.3%，上升到1992年末的64.7%，上升了7.4年百分点，收入根本呈明显向个人倾斜趋势①。
第二，在个人所得份额上升的同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所得份额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1978-1984年间，僵经济体制改革的在农村，这一阶段的国民收入根本重点体现为国家与农民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在国民生产总值最终分配中，个人所得份额由1978年的50.5%上升为1984年的60.9%，其中，农村个人所得由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4年的39%；同期城镇个人所得仅由20.1%上升21.9%，处于筹备状态。1984年后，僵经济体制改革的由农村转向城市，分配关系的调整也由农民收入问题转向城镇居民收入和城镇的发展方面，从1985年-1988年，国民生产最终分配构成中，人人所得份额由61.4%，上升到64.6%，的农村所得份额由38%下降为37.3%，下降了0.7个点；相反，城镇居民所得份额却由23.4%上升到327.3%，上升了3.9个百分点。国家所得份额的下降，集中体现在城镇居民所得份额的不断上升上。1989年后，国家、企业、个人在民新创财富中的分配份额趋于相对稳定或呈微调状态，居民具人怕得份额基本维持在64%左右，但其中农村居民所得份额继续由1989年的36.2%下降为1991的34.4%，而城镇居民所得份额反由27.9%上升至31%，上升了3.1个百分点②，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呈现脱离经济增长基础的刚性上升态势。
第三，企业在初始分配中增长的财力，通过再分配大部分流入了个人手中。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家采取减税让利等手段推动发展财力逐年上升，在初次分配阶段，国家与企业部门对新创价值的分配比例由1978年的76：24，上升为“七五”末期的31：69，增长了45个百分点。但从最终分配环节看，最终所得却增长缓慢，仅由1978年的9.9%，上升为“七五”末期的11.2%，只提高了1.3个百分点③，国家在初始分配环节上通过关税让利留给企业的好处，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流入了个人口袋，使个人所得由“六五”末期的66.1%上升为“七五”末期的72.6%。
第四，个人所得份额的增长呈现外收入快速上升的势头。1985年至1990年，外收年均递增30%，1990年末，其总额已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26.2%④。此外，在职工工资总额中，奖金津贴的增长亦超过标准工资的增长。如职工各类奖金、津贴占职工工资部的比例由改革初期的8.9%，上升为“七五”末期的40.9%，而标准工资所占份额却由1978年的85.79%下降至0990年末的55.79%⑤。从而形成个人收入增长变化过程的结构性变化特征。
（二）国民收入分配新格局中的国民储蓄结构特征
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必然国民储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后，随着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高速和国民收分配结构的变化，金融被压抑了的功能逐步得以释放，政论企业、居民的储蓄行为出现了新的特征；国民储蓄结构由过去的单一下政府转化为为政府、企业、居民等相互并存的多元化国民储蓄结构。多元化储蓄主体的和储蓄行为的变化，引起储蓄结构份额的相应改变。在国民储蓄总额中，居民含蓄份额不断上升，成为我国最大的储蓄主体和资金供给主体；政府储蓄份份额持续下降，不再是最大的储蓄主体和资金供给主体；企业储蓄因国民2再分配的变化而出现较大波动性特征，从而形成了国民储蓄主体的换位。期间，政府储蓄份额由改革初期的42.8%，下降到“七五”末期的5.2%，下降了37.6%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得份同16.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相反个人储蓄所占份额却由改革初期的23.55%，上升到“七五”末期的68.54%，占总储蓄资金的份额达2/3以上，上升了44.99个百分点，大大提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的上升水平⑥。较高的居民个人储蓄倾向，使个人含蓄资金成为了我国资金积聚和投资的主要资金达种变化，了我国资金流向和经济流程的系列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资产形式的多样化。
（三）资金形成的金融化趋势
在我国储蓄结构发生的同时，国民储蓄的形成方式与投资转化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发迹表现为政论部门、企业部门的储蓄额小于投资额而成为净赤字部门，居民储蓄额大于投资额而成为资金盈余部门。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转过程中，相对于储蓄结构变化而言，政府含蓄所占份额下降较快，相对的政论投资毕生却下降较慢；居民含蓄份额上升较快，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与资金的形成，依赖于以金融机构为中介的资金间接转化形成方式。这种方式在实践中又表现为两种具体形式；其一是以银行存款和贷款形式实现资金的积聚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金形成方式；二是以股票、债券为载体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资金形成方式。因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投资主体的分散化，国民大蓄形成和储蓄向国民投资转化的总规模中，通过金融机构中介的比重不断上升，且占绝领教部分。近年来我国通过各类金融机构积聚的含蓄存款占社会积累额的比例由“七五”末期的68.4%，上升到1992年的79%，其中国家银行积聚的储蓄占社会积累的比例由“七五”的55.9%，上升到1992年的59%，两年间上升了3.3个百分点，银行存款含蓄已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在银行存款储蓄快速上升的同时，证券储蓄也呈快速上升之势。1981年全国有价证券必行额占社会积累的比例仅为4.4%，而1992年末竟达27.4%，同期社会却由“七五”末期的24.2%，下降到1992年的13.6%⑦。因而金融含蓄已成为社会资金积聚的主要形式和支持积累的主要资金来源。不仅如此，在社会的资金转化规模中，财政对资金铁再分配能力逐渐下降，而银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能力却逐年弟增。财政支出中，圣经建设的支出费用占绵比例由1980年的57.6%，下降到1992年的24.5%；相反，年度贷款增加额占社会积累的比重，却1987年的43.7%上升到1990年的58.4%，1992年所占比例也达52.4%，比财政分配资金所占份额高达27.9个百分点⑧。储蓄资金的积聚，含蓄同投资金的转化、分配实现了由“财政主导型”向“金融主导型”的转变因而金融机构已成为社会再生产资金的主要供给者，它积聚和分配社会含蓄资金的效率，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新格局对货币信贷的影响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所得份额下降，国民储蓄主体及金融主导型的资金形成方式与转化机制的资金的分配与流转对3供给，信贷资金来源、结构，信贷配置方式及社会资金的调控等方面产生了的影响。
1.从政论部门角度看，第一，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由五五末期的32.3%，下降到六五、七五末期的26.1%和22.8%，1992年进一步下降到20%；同期的财政硬赤字分别为94.49亿元、111.47亿元、235.8亿元。若将财政软赤字占国民生产的比例分别达3.45%和4.5%，都突破了3%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与此同进，财政向央行航运额中占货币供应量的比例，也由1990年的3.8%上升为1992年的7.1%⑨，从而引致化身的下策性扩张，迫使货币供给量超常增长，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
第二，加剧了信贷结构的失衡。国家所得份额的下降，使本应由国家承担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事业等基础上因财政直接掌握的资金有限而发展滞后，使经济发展的软硬环境无力改观。同进，地方财政为了增加其收入，往往倾向于发展有利啬自身所得的地方产业，致使各地产业结构“趋同”，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这种“长线更长、短线更短”的投资状况进一步加剧了信贷结构的失衡，而失衡的结构却无力改变财政的赤字状况，又反过来引致货币的循环性扩张，从而蛤我财政赤字与信贷供给陷入循环性扩张境地。
第三，使经济调控能力下降。由于政府直接储蓄能力的下降，使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弱化，经济发展与调控不得不依赖于单一的信仰手段，使经济增长与财力对信贷的依赖加大。1990年贷款每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0.98%；而1992年贷款每增长1%，财政收入仅增长0.93%，信贷投入的财政收入弹性随之下降，因而信贷的调控常因经济与财政压力下的货币倒逼，而缺乏可操作性，最终导致国家对经济调控能力的下降。
第四，政府进入市场筹资的步伐与财政所得份的下降不对称。政论通过市场发行国债而筹集的资金占财政收的份“六五”末期的3.25%，“七五”末期为7.07%，1992年为10.98%，7年间上升了7.73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同期国民收入中财政份额8.3年百分点的下降幅度和同期财政政硬赤字年均21.4%的上升水平⑩。国债发行市场发育迟缓，使社会资金积聚方式储蓄资金向投资资金的转化方式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矛盾，进而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方式由直接行政调控向货币供应量、利率等间接调控方式的转换受阻。
2.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得到的实惠并未能相应扩大企业的资金自我储蓄能力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能力，相反在社会可支配收结构、国民含蓄结构及投资分配主体的变迁过程中，企业的储蓄——投资水平却呈现徘徊性局面，对企业——银行间的信贷运行构成了深远影响。
第一，企业留利向个人“漏损”，企业内源资金严重不足。1980、1985年我国国营预算内企业实现利润分别为669.2亿元、998.8亿元，但同期企业自有流动资金不但未增加，反较同期减少17.2亿元和129.5亿元。1990年情况有所好转，企业新增自有流动资金占企业利润的比例达29.5%，但1991年这一比例又再次下降到22.4%。企业留利的资金转化率下降，使企业自有资金占定额流动资金的比例由改革初期的43.4%下降到1991的20.13%(11)。因而企业近80%的资金周转不得不依赖于外源性资金的借入，企业逐步走入了依赖借入资金空壳运转的险境。
第二，企业以银行资金的依赖加重。在企业外源，通过有价证券直接民通过银行信贷间接比例一直很不对称。1988年，我国工商企业直接融资占外源融资的比例仅达1.22%，但通过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比例高达98.8%。1992年后，尽管企业直接融资有所发展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仍较低，为6.3%、93.7%(12)。我国企业内源积累不足，其发展资金主要依赖于外部资金借入，是对银行信贷的领事信贷下策的任何微小变动，都会工商企业的高度敏感。
第三，信贷约束软化，信贷资金使用效益下降。由于国有经济的产权关系未理顺，银行作为企业的最大债权人，在企业贷款增长的情况一，却无法要求无条件地按期倘不债务，使贷款风险不断增加。上前我国专业银行的逾期、双呆贷款的比例平均在20%以上，个别行高达30-40%。相反，贷款高投入、高风险运用，却呈现出低效益的显著特征。贷款对GNP和国民收入的弹性分别由1989年的0.64下降至1992年的0.51和0.61(13)。信贷约束软化，对贷款的粗放使用使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每况愈下。
第四，企业资金赤字啬信贷资金形成侄逼机制。企业作为资金净赤字部门，其发展难以摆脱对银行资金的依赖性，银行资金稍一抽紧，企业便会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但因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的压力，又迫使企业超额借贷，这进一步逼近国家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超额借贷，形成了从企业——专业银行——中央银行的信贷侄逼机制，致使国家银行既承担员资过程中的巨额风险，又承担着信贷扩张与供应同步扩张的压力。从89年-93年，全国工农业产值增长率分别为8.5%、7.8%、14.5%、27.5%、29%，而同期货币供应量M2年度增长率分别高达18.3%、27.98%、26.52.%、31.27%、24%(14)，信贷倒逼机制加剧了央行反通胀的压力。
第五，更为严重的是，在贷款约束软化和低利率背景下，企业贷款需求严重超过贷款供给，使得信贷计划分配机制越来越强化。在资金积累分散化的条件下，国家为了加强对经济的可控性，而不得不强化贷款规模及资金的双向指令性计划管理，从而使社会资金的计划流动与企业运转的市场导向很不协调。国家指令性计划从生产、流通领域退出后，不得不转向控制银行信贷的分配，因而企业的超额金融钡债和经济发展对贷款的高度依赖性，使金融体制的改革陷入了进退维艰的尴尬境 地。
3.从居民部门角度看，第一，储蓄主体的换位引起金融机构负债结构的变化。城镇储蓄2从1978年210.6亿元，上升到1993年的15203.5亿元。尤其是1985年后，个人储蓄呈极快的上升势头，从1985-1993年，储蓄的年均增长速度达37%，大大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引致我国金融机构负债结构的极大改变。其中对企业部门的负债占其存款负债的比例由1988年的33.7%下降到1993的29%；同期对财政的负债，由7.5%下降到4%；对居民个人的命运了由1988年的43%，上升到1993年的51.3%(15)，因而对居民个人的存款负债是金融中介的主要资金来源。这意味着在银行失衡的负债结构下，居民储蓄存款的任何波动，都将引致经济金融决策者的忧虑甚至不安（因为如果发生通胀，实际财富遭受损失最大的是个人金融资产持有者），这决定了我国的货币下策不得不不包含极其深刻的政治背景。
第二，储蓄资金结构特征决定了居民金融储蓄的结构特征。我国从1978年以来，在个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非稳定的工次外收入增长较快；而工资帐中，奖金福利等非固定化收入的增长又快于基本工资的增长，从而构成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中的不稳定性，因而居民不仅表现出较高的储蓄倾向，而且表现出长期性储蓄的倾向。从1988年至1993年，全国城乡储蓄破土年均增长31%，而定期储蓄存款年均增长率达33%，其中定期储蓄占含蓄总额的比例由1988年的74.6%，上升到1993年的79%(16)。银行对居民负债的高成本增长，构成了银行钡债结构变迁的又一特征。
第三，个人收入的自我增长机制初步形成，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不断增加。1993年末，全国城乡储蓄存款额高达14763.8亿元，再加上手持的3800多亿元的各种有价证券，其年利息收益最低也达1500亿元以上。这些巨额利息，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最终都要由企业来支付。如此循环下去，一方面增长了国民经济的运行成本，制约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个人金融资产性收入不断增长，使国民新创价值的分配中，原有的国家、企业、职工个人间的分配关系，部分地转化为债权债权债务关系，并使个人收的增长部分脱离经济的限制，而肯有自我循环和增殖机能，这对新的社会资金的分配与运转构成了新的结构影响。
第四，个人金融资产结构的需求倾向同企业对金融负债结构的需求趋向呈非对称性，使储蓄资金向投资资金的转化受阻。国民收入分配中个人部份的增长，引起居民金融资产总量的快速上升，这必然要求金融制度与金融工具创新，以满足居民个人日益增长的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需要。一般说来，个人对金融资产的造反顺序于收益率（利率）与风险。但在我国，由于企业的破产机制尚未真正形成，而金融机构本身不存在破产问题，也不存在对个人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这使的有金融资产的风险相同，因而个人对金融资产的造反必然以收益率为水准。其选择顺序是、国债、金融债券等。而企业尚不是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其对源性融资的造反帽以钡债倘不条件为水准，其负债选择顺序是银行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等。其原因是国家银行贷款偿还约束力不强，容易展期或逾期，甚至可以利息挂帐且本金长期占用，企业除非实在得不到贷款，才选择偿还约束条件较严的债券等。因而从广义储蓄资金积聚的角度看，在个人收入增长的背景下，个人对金融资产结构的需求倾向以直接融资（证券）为主，而对金融负债结构的需求趋向以间接融资（贷款）为主，从而形成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资金供需主体错位，限制了社会资金积聚总量与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进一步增长。
第五，国民所得中城乡居民所得份额的差异性，使储蓄资金的积聚及向投资的转化具有明显的城乡地域特征。1985年后，个人所得份额持续上升，集中体现为城镇居民所得份贩不断上升与农村居民所得份额的逐年下降上，反映在居民含蓄上则呈现出城乡储蓄份额的相向变动趋势。从1988年-1993年，城镇居民储蓄占城乡储蓄存款的比例由70%下降到24.6%①，农户储蓄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农户部门的资金盈余水平下降，甚至体现为较多赤字，农业生产的发展不得不靠增加农业贷款的方式支弥补农户部门资金盈余水平的下降，从而使农户部门既有的储蓄——投资资金直接形成方式，部分地转化为依赖银行负债的投资资金间接形成方式，进而改变了信贷资金在城乡间的既有运转轨迹。
4.从银行部门看，资金分配流量变化后，银行的货币信贷体制也呈现新的不适应性。第一，对政府市场筹资的不适应性。财政所得份下降后，财政赤字逐年增加，财政向央银行直接透支或通过指令银行增加放款而间接向银行透支的现象随之增多，从而使银行——财政之间陷入了新的不良循环之中，从1980年-1993年，财政向银行透支额由125.7亿元上升到236.6亿元，年均增长率5.29%，这尚不包括以无税等间接透支部分。然而，从投资建设的角度看，政论的投资金部份应来自于有偿的社会资金，即政论应主支进入市场筹措建设资金近年来，财政发行国债筹措建设资金虽大幅度啬放款而但无论是代购代销，还是承购包销，名金融机构以信贷资金购买或通过银行贷款购买国俩的现象仍占相当比重，财政银行为性透支虽有所下降，但隐性透却呈上升势头。银行对国债在承销、默认部付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与体制发行仍难以主动适应，因而银行也不可能主动促使政府从市场筹措鳞弥补赤字，以理顺银行政府间的资金不良循环关系。
第二，含蓄形式的单一化，使含蓄向投资转化的资金分配主体单一化，银行的资金供给压力增大，各类的融资分配主体也随之泛起。长期以来，证券储蓄形式（地方性银行存款发展缓慢），即使国民含蓄供给涌向狭窄的国民储蓄资金形成上通道上，又使多样化的居民含蓄要求难以满足，限制了储蓄资金总量的扩张。这种储蓄资金形成方式的单一化，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角度看，一方面使含蓄向投资的转化只能通过银行信贷的途径进行，使银行承担着来自流动资金与固定资金等多重压力；另一方面，在国家所得份额下降，财政分级管理的背景下，为加速地方经济与财力的增长，又促使地方政府加强对地区内资金甚至银行资金的控制权与分配权，各类非法性的金融机构在资金积聚、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等方面形成了同合法化金融机构间的不良争夺，从而进一步扰乱了社会融资秩序。
第三，信贷倒逼，资金供给制向借贷制转化进展缓慢。由于企业自有资金严重不足，银行被迫投入资金以弥补企业内源资金之不足。在工商企业非企业化、银行信贷约束软化的条件下，金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形式不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资金借贷制，而是以资金需求压力为基点的资金供给制向信贷规模的分配届从于经济增长的压力。在储蓄主体分散化、储蓄行为多样化的背景下，银行不是适时资金分配结构与储蓄结构后的市场化、证券化的融资方式，而是沿用传统的计划信贷方式去弥补企业储蓄水平下降后的生产发展资金空缺，从而强化了从企业到专业银行中央银行间的货币供给连动倒逼机制，既加剧了经济增长对通胀的压力，又使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及整个金融体制改革面临重重困境。
三、改革和完善货币信贷机制、提高资金分配形成效率的对策
国民收入分配流程变化后，引起了国民储蓄、投资结构与资金形成方式的一系列改变，并给金融运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投资中介和资金流动载体的金融系统，就主动适应资金分配格局的变化，积极规避这种变化带来的不利以提高社会资金的积聚和分配效率。
（一）理顺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完善社会新增资金的分配约束机制。
1.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为了适当提高国家收的比重，国家对企业间应建立以税收为主要调节手段的分配制度并拓宽财源，以适当提高财政收入的比重和财政对资金的直接分配能力和形成能力。
2.规范企业与个人间的分配关系。首先应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加快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逐步建立企业收自我约束机制；其次，国家应在确保实际工资总额的增长不超过国民收的增长、实际平均工资的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加强对工资总量的宏观调控，以防止企业利润向个人的不正常倾斜；再次，在企业经济效益的考核复合指标体系，真正建立个人工资与企业效益间的合理增长机制，进而提高企业主动储蓄和资金形成能力。
3.规范国家与个人间的分配关系。国家应采取各种经济手段，阻止个人非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不法增长；同时应税收手段，对高收入者进行税收调节，从而规范居民储蓄资金的来源构成。
（二）改革投资体制，完善政论部门的资金直接形成机制
1.在经济投资方面，国家应从众多的投资中摆脱出来，仅仅直接从事很少一部分重点项目的投资，并运用更多的资金，依据不同时期产生政策的要求，对不同行业进行积极扶持，并给予其财政直接的资金资助。这既可缓解财政赤字的压力，又可主动改变经济失衡结构，提高财政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因而有利于改进资金直接形成过程中的投资使用效益。
2.加快政府进入市场筹资的步伐。财政收支缺口应彻底2向中央银行直接航运的弥补方式，通过证券市场的操作面向社会筹措资金进行弥补，从而根除财政对银行的资金直接倒逼机制，保持货币的正常增长，为资金的筹措运转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
（三）完善储蓄积聚机制，进一步提高资金的金融储蓄水平
首先应确立广义的金融储蓄策略，金融储蓄并不简单地等于银行存款储蓄形式，而包括银行存款储蓄和证券储蓄两种形式，两者都具有将分散的国民含蓄资源转化为相对集中的可本资金的功能，两种储蓄形式相互补充对不同含蓄主体、多样化储蓄行为下的资金形成效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必须从社会资金积聚转化的角度，确立广义的金融储蓄策略。其次，应加快发展证券性金融储蓄。通过金融工具和金融制度的创新、发展多样化的证券性储蓄工具和市场转让体系，以满足居民金融资产日益增长对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需求，从而分散资金的积聚形成风险，进而增强含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债务约束力。再次，应进一步完善银行信用储蓄业务。在发展居民的信用储蓄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企业、对政府部门的信用储蓄业务，提高企业、政府两大资金净赤字部门的储蓄水平和通过金融中介的资金互剂能力，从而适应多样化收入分配结构和多元化储蓄主体结构的变化需要。
（四）改革信贷机制，实行信用资金借贷制，提高金融含蓄向投资资金的转化水平
1.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增强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提高企业资金经营的集约水平，从根本上解除企业对银行的资金的倒逼行为。
2.实行信贷资金借贷制，增强银行对企业分配资金的债务约束力。银行按资金的“三性”原则经营贷款，同时减少信用放款比例，增大抵押、担保贷款的投放力度，硬化银行贷款对企业债务约束力，从而改变至的粗放使用格局，提高金融投资转化的资金使用效益。
3.发展企业的直接人市场上直接融资工具，发展有价主送证券转让体系，通过贷款的格局。金融机构应积极推出多样化的直接融资工具，发展有价证券转让体系，通过贷款优惠利率、增大信贷额度等手段，鼓励或刺激从市场上筹集资金，进而迫使企业提高资金的集约经营水平。
4.运用信贷手段，从银行角度促使提高内源资金的积聚能力，从而遏制企业对银行的资金倒逼势头，提高企业的内源资金积累和投资转化能力。除应理顺企业与个人间的条法的形式规定企业自有资金与银行贷款的比例；可根据企业不同的自我资金积累率确定不同的利率档次，发挥银行利率的调节约束功能；三是应建立企业贷款余额的补偿制度，即企业应将从银行取得的贷款按一定比例以存款的形式保存在银行，实行对企业的存贷挂钩，作为对银行贷款的风险补偿；四是应实行对企业逾期贷款的累进加息性惩罚制度，迫使企业的重心由外部转向内部，从而遏制企业对信贷资金需求的扩张能力，消除企业对信贷、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
5.加快对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造，强化专业银行微观借贷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力。通过分离政策性业务，改革经营体制，发展多种竞争性金融机构，实行资产比例管理等手段，使金融机构的资金筹措和分配转化逐步走上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轨道，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金融性储蓄水平和储蓄资金向投资资金的转化效益。
注释：
①见《国民收入分配课题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117期。此文曾得到成都、德阳、广元、甘孜、阿坝等市、地、州金融学会的大力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致谢。
②伊艳林：《我国GNP在国家、企业、个人三者间的分配问题》，载《经济研究参考》1994年65期。
③见《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载《经济研究参考》1993年117期。
④何平、聂明隽：《国营企业收入分配状况及对策研究》，载《经济研究》1993年。
⑤何平、聂明隽：《国营企业收入分配状况及对策研究》，及《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会，1994年。
⑥谢平：《中国个人储蓄行为分析》，载《金融研究》1993年第8、9期。
⑦《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1994中国金融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
⑧《199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⑨《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1994中国金融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
⑩《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1994中国金融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
(11)《199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12) 《1993中国统计年鉴》及《1994中国金融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
(13)《1993中国统计年鉴》及《1994中国统计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
(14)《199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
(15)《199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1994年中国金融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
(16)《1993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1994统计展望》，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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