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手记论文,句子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之十 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简
白鹿原和原上的白嘉轩。
抑或是，白嘉轩和他的白鹿原。
这是20年前的1988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16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像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
自1985年秋天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创作欲念，到最后完成删简和具像，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把最后完成基本构思说成删简和具像，似乎更切合《白鹿原》构思过程中的特殊体验。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读书除了不去不行的会议除了非做不可的家务以及不吐不快的少量写作，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浐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14年完成史诗《创业史》最后自选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铜人原上焚书坑儒，到汉朝又把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铜人搬来摆置在这道原上。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20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110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王岭。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小浐河岸边，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约7000年前）半坡人聚居的完整的村庄。白鹿原至今仍流传着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在原上或纵马或郊游或打猎的轶事趣闻；大诗人王昌龄在原上隐居时，种植蔬菜，下原到灞河逮鱼，也少不了吟诗；王维走得更远，从长安城东的灞桥乘一叶小舟，沿着白鹿原下的灞河逆水而上直到秦岭山中的辋川，留下千古绝唱；刘邦从鸿门宴的刀光剑影下侥幸逃生回到白鹿原上，也许是从我家的猪圈旁边的小路爬坡上到原上的驻地。我不搞考古，对中国悠远的历史也马马虎虎，说以上这些遗存的史迹景观，仅仅是想让喜欢小说《白鹿原》的读者，大致了解一下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方位，以及文明进程中虽然早已冷寂的几点遗痕，多少可以感知这道横在西安城东不过20华里的古原，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我那时对白鹿原太过悠远的历史不仅感到沉重，更有一头雾水的茫然，没有丝毫细究的兴趣。我在撞开绰号蓝袍先生徐慎行家雕刻着“耕读传家”的门楼下那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惊悚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属于刚刚开始写作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人物和情景，甚至使我在那一刻偏离了笔下的人物，把眼光盯住了白鹿原。此前我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我生活了大半生的这道原，仅仅只在一些小说或散文的风景描写里顺带过几笔，即如正在写作的《蓝袍先生》，我把这道原仍然依往常风景描写里的习惯称作南原，根本没有触碰业已被淡忘却也颇富形象的白鹿原，可以见证我当时对白鹿原并无特殊的意识。
在那种奇异的心里惊悚发生的时候，我第一次把眼光投向白鹿原，预感到这原上有不尽的蕴藏值得去追寻。我在这个原上追寻了两年多，在那些糟得经不住翻揭的县志上，看到“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人的生活形态，风调雨顺的丰年里的锣鼓，以旱灾为主的多种灾害里饿
遗野的惨景；某朝某年发生的乡民驱赶贪官的壮举令人读来惊心动魄，万民自觉跪伏官道为一位清官送行的呼喊和眼泪感天动地。我踏访过创造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约》的吕大临的归终之地，也是牛兆濂（朱先生生活原型）建馆兴学的书院。我也寻找过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那家粮店的遗址。还有我从老人口中掏出的包括我的祖宗的故事，不乏令我窃喜不尽的生活细节。自信这样的生活细节不仅在我读过的中国小说里没有见过，也不逊色顿河草原（我读的第一本翻译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马孔多镇上（我刚读过不久的《百年孤独》）那些令我新鲜而又惊诧的异域异族底层社会的生活细节（仅就生活细节而言）。更有一些意料不及撞面而来的人生喜剧和悲剧，让我一次又一次发生情感冲撞和心灵震撼，对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愈加信赖也愈觉神秘，单凭想像力无论如何是难以取代真实生活的底色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追寻到的白鹿原上的种种人和种种事，以及因这些人和事而诱发出来的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使我一次又一次反复感知到起码适宜我的创作的某种规律，即真实生活里的某个情节乃至一个细节，当即会诱发想像力，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窃喜，又把记忆里的某些生活细节激活了。由生活诱发的想像里的虚构，在我揭开《蓝田县志》里的《贞妇烈女卷》时就开始了，之后的两年里就没有断止过。我在原上原下追寻着的每一步，想像力催发的构思同步发生，完全不是待生活素材搜集齐备才坐下来构思。在构思形成基本框架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发生过左右为难犹疑难断的烦恼和焦灼，这样构想觉得不尽我意，换一种构想似乎又很难判断比前一种构想强出多少，甚至包括某个人物的某些情节的必要性，常常也会发生难以抉择的困惑。
我曾经深切地感知到穿透这道太过沉重的原的软弱和平庸，深知这会直接制约体验的深浅，更会制约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的发生。我在反复回嚼这道原的过程中，尤其着意只属于我的独自体验的产生，得益于甚为认真的几本非文学书藉的阅读（此前已谈及，不赘述），终于获得可以抵达这部小说人物能够安身立命的境地的途径，我也同时获得进行这次安身立命意义的长篇小说写作的自信，探究这道古原秘史的激情潮涌起来。这个过程自然是多重因素促成的。自我感觉是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突破，也是一种转折。此前是追寻和聚拢的过程，由真实的生活情节和细节诱发的想像产生的虚构，聚拢充塞在我的心中，取舍的犹疑难决和分寸的把握不定形成的焦灼，到这种突破和转折发生时也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删简过程。删简的过程完成得比较顺利，整个白鹿原很快删简到只具像为一个白嘉轩。实现这个突破和转折再到删简的过程，自然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其中接受并初试“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新颖理论，对我看取白鹿原的世象和正在酝酿着的小说《白鹿原》里的人物，确凿有某种点化的神奇效应。
如实说来，实现这个关键性的突破和获得点化效应，也不是凭空而来或是突生奇想，更不是神灵点拨，确凿有一个蓄久的追寻和反复回嚼的基础。在我翻开县志里的白鹿原和漫步在白鹿原这村那庄的时候，心里一直悬挂着一个最直接最简单却也难回答的大问号，在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解体的时候，历经过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乡民，怎样活着？换一个角度说，两千年里轮番转换着的大帝国和小王朝的无数个或精明或昏庸的皇帝，给白鹿原数以万计的臣民留下了什么？稍微延伸一下，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样走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我说这个问题最直接最简单，这是任谁包括白鹿原上的乡民都看得见也回答得出的：和封建帝制一样久远的铁铧木犁继续耕地，自种自弹自纺自织自缝的单衣棉袄轮换着冬天和夏天，且不说频频发生的灾年的普遍饥荒和瘟疫流行时掩埋尸体的潦草……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在离这道原不过六七十华里的咸阳原上建立第一个封建帝国的时候，这道原上的人这样活着，到两千多年后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台的时候，这道原上的人仍然这样活着。那犋决定碗里稀稠的木犁犁过两千多年的白鹿原的土地和时空，让我这个曾经也用它耕过地的作家，直到把眼光盯住这道原的时候，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感叹。这种感叹只所以不大更谈不上惊叹，在于司空见惯到麻木无觉的状态了。我又说这个问号很难回答，隐隐约约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着木犁和自织的棉布这样简单的生存方式，这道原上的人何以能延续两千多年？两千多年里，这道原上的人遭遇过多少回战乱、灾荒和瘟疫，到上世纪初最后一个皇帝被废掉的时候，依然按继往的秩序用木犁耕地用织布机织布，男人吆喝耕牛的声音和女人搬动织布机的响声背后，还潜存着什么？我的这个问号，开始就挂在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这个年轮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划界。
在我刚开始面对这个问号的时候，曾经浮现出鲁迅先生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一幕，被强迫剪掉辫子的七斤，在张勋复辟的背景里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几十年前在中学课堂上听老师绘声绘色讲解的时候，似乎只觉得滑稽好笑；几十年后到我面对白鹿原的时候，顿然意识到那是先生留给历史的碑刻式的一笔，一场打碎封建帝制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影响到中国南方一个靠摇船为生的乡民七斤家庭里的时候，仅仅只是一根辫子该不该剪掉的事。然而在我却有顿开茅塞的惊喜，白鹿原的男人们是怎样剪掉脑袋后边的猪尾巴辫子的？我在原上原下的村庄里曾经看见过不少剪掉辫子却仍在后半个脑袋上保留长发的遗老，据说我的祖父也残留着这种发型。男人们平衡在一根辫子上的心理，剪掉时会经历怎样一个心理过程？具体到已经酝酿着的白嘉轩和鹿子霖，剪掉辫子时会有怎样不同的心理过程？在诸如这种追寻不尽反嚼不尽的思绪里，接受“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还有两本书的阅读收益匪浅，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另一本是陕西一位学者研究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文化的专著《兴起与衰落》。前者的阅读，对我几乎有一种逼近的震撼，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式武器——炮舰，几乎是一前一后对准并轰开了东方一小一大这两个封建帝国的大门，结果却大相径庭，一千多年前就拜中国为师的日本人，发现了西方国家更富活力的社会机制，断然弃师而把眼光投向西方，很快完成了“明治维新”，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和平革新，直至把刚组建的第一批炮舰对准中国。中国也搞了“戊戌变法”，其结局不堪述说，之后的军阀混战，等等等等。除开以往接受过的常识性的解释，我切实感知到一种太过腐朽太过厚积的封建尘埃淤塞了中国人的心理，这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后一本《兴起与衰落》，专题研究的就是包括白鹿原在内的关中历史和文化，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更有切近的意义。我以文化心理结构来解读上世纪之初的白鹿原上的种种生活形态的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尤其用心地解析业已酝酿着的《白鹿原》里的人物。
我首先面对的是白嘉轩。我的意识已经明确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准这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不仅影响其余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态的把握，而且直接影响到业已意识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开掘（在此我不想作白嘉轩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具体阐释。作者自己解释作品人物，在我是有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作品人物摆在读者面前，相信他们会理解作者哪怕最含蓄最隐蔽的意图，没有必要再作小说文本之外的解释）。我在企图解析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颇为困扰的时候，记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从蓝田抄来的《乡约》。就在那一刻，竟然发生一种兴奋里的悸颤，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候融合一体了。当初抄这份《乡约》条文的时候，多是一种新奇的感觉，很自然地联想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上级要求家家户户在门楼柱墙上刷写内容完全一样的《爱国公约》。初看到《乡约》文本，我惊诧封建时代也是以这种方式教化民众的，内容却比我看到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的《爱国公约》的内容周密得多具体得多。仅此而已。大约两年后，这个《乡约》已经成为构想里的白嘉轩心理结构的鲜活的构件了。
这个《乡约》文本，是中过宋朝进士的蓝田人吕大临的作品。吕大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著述颇丰，尤值得提道的是他创立的“合二而一”哲学观，在近千年之后的上世纪60年代初，被杨献珍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的批评，随即在全国掀起不小的批判“合二而一”哲学观的运动。吕大临不做官只专注研究学问，属于高层高端的事，竟然不忘对最底层民众的教化，为提高并培养整个民众的素质，编写了供乡村氏族祠堂教化子弟的教材，却比教材更硬一手属于“约”的性质，即必须照此做人行事。《乡约》内容具体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规范性划界清楚，操作性很强。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就很易记，显然考虑到受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种实情。再究其源，吕大临曾在陕西关中眉县的“横渠书院”拜理学——新儒学的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为师，也当属关学的中坚之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语录的精神，在今天读来仍可感到神圣与豪壮。吕大临把这种精神具体化对象化到操作性很强的《乡约》，教化一千年前的南方北方的民众，而作为关学派最后一位传人的朱先生，在白鹿原依然坚持着《乡约》的普及性实施，白嘉轩是坚信坚守不疑的一位族长。我在这时候才对自己一直悬挂着的问号有了感觉，在木犁、棉布、饥饿、灾荒和瘟疫世象弥漫了两千年的白鹿原，还有一部《乡约》。这《乡约》应该是倚赖木犁和棉布延续生命的一个支撑性质的因素，也是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繁衍的力量，却也是固封在木犁和棉布这种生活形态的枷锁。这《乡约》决定着中国人和世界各种肤色和体型的人的区别。肤色的深浅，个头的高矮，鼻子的长短，眼珠的蓝色或黑色，仅为其肢体表征的区别，而本质的区别在文化心理结构，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
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我的意识很集中也就单纯到近乎简单，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样，我才获得了本文开头的那种删简结果——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像为一个人。
我才踏实地打开笔记本，草拟这个人和这道原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