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对比视角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探索
杨 炎
（武汉大学哲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 我国作为数字经济活跃度全球第一、规模第二的经济体，从部署“互联网+”到提出数字中国，体现了政府推进数字化产业纵深化、助力数字经济横向扩展的政策决心。新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存在软肋，亟需通过对全球数字战略部署趋势与主要发达国家数字战略分析，寻求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通过文献分析与政策对比研究，对数字化进程的逻辑与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解析，在此框架下比较 OECD 各成员国数字战略部署趋势，分析我国与德国、美国和日本具体的“3+1”数字战略结构，最后根据我国当今数字经济发展特点，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探索。
关键词： 数字经济；国家数字战略；数字化逻辑；数字化转型
1 数字经济的定义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以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推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是各国寻求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新时期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主要驱动力推动国力增长。同时，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学者们对其的定义不尽相同，有关数字经济的文献对其解释尚处于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的阶段。若要把握数字发展模式的根本逻辑，首先需从数字经济概念上加以界定。
“数字经济”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被加拿大商业策略大师唐·塔普斯科特［1］于《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与危险》一书中提及至今，国内外学者与政府纷纷给出了不同的定义。1999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将数字经济划分为电子商务（e-commerce）与信息技术产业（IT industries）两部分，信息技术作为助推器促进电子商务发展进而实现经济变革［2］。2012年，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所著《利用大数据衡量数字经济》，把数字经济视作包含数字技术、数字软硬件、数字中间品与服务的数字化投入所带来的所有经济效益［3］。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OECD数字经济展望2017》将数字经济特征解释为数字化转型推动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的发展，相比于传统的模拟信息，数字信息减少了对信息共享和利用的物理限制，包括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Hadoop 开源软件、基于网格的神经计算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将持续推进社会和经济的转型［4］。
军校军事英语教学是建立在已有语言基础上的二语教学。教学对象为军校学员，他们已掌握大量以母语形式呈现的军语；经过前期通用英语学习，积累了一定英语词汇。但与通用英语词汇不同，军事英语词汇专业性更强，但是学时更短，学员学习起来难度更大。感觉词汇记忆困难，汉语军语与英语军语匹配困难。因为在利用本族语(中文)进行军事英语词汇教学实践过程中，学员除了会受到通用英语词汇词义的影响之外，还会因为中英两种语言文化差异，存在词语形式与意义在跨语言匹配上的障碍。
对于国际学者给出的定义，我国专家、学者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倾向于将数字经济视作经济活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在《G20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7年）》中指出，数字经济是一种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驱动的产业梯次转型和经济创新发展为主引擎的技术经济新范式，包括数字产业化（信息产业）与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融合）两大部分。张亮亮等［6］认为，数字经济是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生产者与消费者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其特点在于将数字化信息作为主要生产要素，信息技术为支撑，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数字化技术提供产品或服务。
随着21世纪信息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与外延愈发丰富与模糊，学者们各持己见，各国政府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其在数字战略部署上的侧重点。若欲厘清数字经济的实质性内涵，不得不从其理论基础——信息论说起。1948年，Shannon［7］在其堪称“20世纪最重要的硕士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首次使用数学模型解释通信并给出了信息熵的定义，他认为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而数字化和编码的过程可以通过控制和利用冗余度(redundancy)来实现有效可靠的通信。正是得益于这一理论，各种编码理论相继被提出。时隔1年，Shannon［8］在“保密系统的通信理论”一文中将信息论的方法运用进一步开辟，引出了密码系统的数学原理并为现代密码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说Shannon的信息论与其相关理论为我们开辟了新方向，那么在往后的几十年至今，由此发展起来的网络信息技术则是为人类社会信息化奠定了生产要素基础，以及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的融合（C&C）、互联网协议（TCP/IP）的达成与赛博空间（cyber space）的构建等等。简言之，信息论为数字技术的理论基础，而数字技术则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要素。
调查显示，城市学生的身高、体重、坐高、胸围、肺活量等指标高于农村学生，与杨旭等[4]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城市学生的营养状况好于农村学生有关。农村学生的握力、50m跑、立定跳远、耐力跑、肌力、坐位体前屈等指标好于城市学生，与顾昉等[5]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与农村学生除学习之外，还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有关。
STS教育以“科学为大众”为标识性口号，它鼓励每个学生都参与科学探索活动、参与有关科学技术的社会决策，为科学教育提供了一种民主化的教育方式。鼓励学习者独立提出问题，是确保学习者能够参与学习活动最有效的途径。学习者可以通过提出问题，清楚自己对有关科学技术和社会主题的理解程度，发现自身潜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这种民主式教学方式不仅激活了学习者的探索欲望，还鼓励其发挥自主性。要想培养参与社会决策的公民，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强调科学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教师就要深入理解STS教育的理念，创设条件，给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和空间[2]。
在此数字化进程的逻辑中，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应分2个层面。狭义上，数字经济是将商务活动数字化，并借助互联网为载体形成的社会经济活动；广义上，在数字经济中，信息化为大背景，数字技术为基础，而数据才是最关键的非消耗性流通客体。对数据的过滤、处理、储存、跟踪、识别、复制和传输将融合传统行业从而激发其转型升级，从而提升效率并优化经济结构；同时也刺激了大数据分析、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兴市场。数字经济的覆盖范围不仅限于商务活动，其影响力将辐射至人类社会等各个方面，从而形成全面集成数字技术和应用的融合性生态体系。
2 全球数字战略部署趋势
根据 《OECD 数字经济展望2017》 报告，参加其数字经济前景政策调查问卷的32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与6个伙伴经济体中，均表示它们已有国家数字战略（NDS）、议程或者计划（美国除外，因为美国采用的是分权的（decentralized）、以市场为导向的“组合政策”实现数字经济战略，不同委员会和部门的相关政策、法律和法规共同支撑数字经济的发展，因此不能称作国家层面的数字战略）。根据这些国家（经济体）的数字政策的优先级排序年和未来3～5年的相关预测，结合《OECD 数字经济展望2015》中的数据［11］，整理如表1所示。各国数字发展政策措施从几个环节形成数字生态体系，通过进一步发展电信基建，吸纳各个层次的客户群体，根本上保障 ICT行业发展；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雾计算等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并提升基础设施的灵活性和效用性；推进且鼓励政府、中小企业和特色行业对ICT的采纳，并在融合的过程中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同时，数据公开与数字监管、强化数字安全与隐私的保护、ICT和相关技术培训与技能开发、对数字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的支持和引导、知识产权保护等，与以上几个环节共同形成数字经济的根本运转逻辑。
从表1所示的近年各国政策优先级排名变更中不难看到这些特点：电信基建与普及、ICT 行业发展和国际化态势稳定，多国政府已减少对其干预，在未来3～5年绝大部分受调查国家政府将不再将其划为战略要点；加强电子政务服务是未来几年的首要目标，侧面反映出通过互联网加速政府职能的执行战略意义，一方面加强了政府部门与部门的协作性、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与公民信息互动与优质服务输送，形成合力加速国家数字化；加强网络安全保障的任务日益紧迫，网络空间作为“第五领域”（fifth domain），是未来各国的必争之地；加强 ICT 行业人才培养将愈发紧要，尤其是尖端和跨界人才，同时初级人才跟不上行业需求的问题亟需解决；推进社会对 ICT 的采纳是长久的话题。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根据国家数字化生态体系和国际形势进行战略部署，通过政策资源导向数字经济前中期发展。
表1 2015—2022年OECD成员国数字发展战略目标优先级排名
处于数字化进程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其战略部署侧重点各有不同。根据国家的数字化程度大体可分为3类：新兴国家、转型中的国家和高度进化的国家。新兴国家的政策重点在于加强基建并解决公民网络应用鸿沟，政府应加强对互联网的应用并以分担职能；转型中国家更注重引导行业竞争激发转型动能，又要保证企业能便捷地应用或退出数字技术，培养社会数字素养、促进公民的数字参与能力；高度进化的国家则需要促进平台层面的行业竞争，或者说增量数字技术的竞争，同时政策需推进社会“终身学习”以应对随时而来的新变革，并推进参与式决策，加强国际数字合作。
3 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数字战略分析
3.1 我国深入“互联网+”战略铸建“数字中国”
2015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将“互联网+”行动计划提上议程。而后国务院于2015年7月4日正式发布“互联网+”顶层设计指导意见，将未来3～10年的发展目标明确制定，并提出意在催生经济新格局的11项相关行动计划。随之而来的包括“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流通”“互联网+制造业”与“互联网+医疗健康” 等相关详细战略部署（依照发布时间顺序依次为：2016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2016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开展信息惠民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2016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9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2017年1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2017年11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国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检查情况的通报》，2017年11月2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2018年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2018年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等共9个相关文件），使得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和互联网平台在与政务服务以及各个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中稳步进展，新生业态在国家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不断涌现，社会资源配置得到高效的集成和优化，创新发展生态环境得以初步形成，ICT与互联网技术的结构重塑、平等开放和创新驱动等特征在推进我国经济增效、提质和升级的进程中得到凸显和运用。而这一切硕果也同样离不开《“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文件对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方法论奠基和纲领性指导。在此同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作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无疑是助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我国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战略部署可谓蹈机握杼，国务院先后于2015年9月5日和2017年7月20日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
为落实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健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11月27日，四师六十一团党委领导带领团经发办、城镇管理中心、农业发展中心、社会事务办公室等相关工作人员，对该团社区、水管所、幼儿园、养老院、酒店、农药店、民营企业、水库等重点防范部位和10个连队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前文提到，美国的数字战略是分权支配的，相关的政策、法律和法规由不同委员会和部门负责，包括 IT 研发、电信和网络、数字隐私、网络安全、大数据、智能 IT 交付、开放数据、教育技术和环境信息系统等在内的“组合政策”助推数字经济，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联邦、州或地方均有出入，因此不可以称作国家数字战略（NDS）。在总体政策布局上，凭借着信息革命以来的优越数字经济产业体系、数字经济市场化基础和强大的科研实力，美国早在2009年提出大数据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引领性特征，并在2012年于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发布“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成立“大数据高层领导小组”。该计划是基于以往联邦政府对IT的投入带来的互联网和超级计算机的乐观发展，首批6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在大数据领域进行2亿美元的投资，助力大数据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以保持美国的国际领先地位，为联邦政府创建全新的信息平台来服务全球客户［16］。2013年，在白宫提出“数据-知识-行动”规划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 DARPA）、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能源部（EIA）迅速制定了各自的大数据战略，将利用大数据改进国家治理手段和体系的规划充分细化，并形成合力助推经济。同时，在与大数据共同构建数字化平台层面的云计算领域，美国政府也步步跟进，2009年成立云计算工作组并发布《联邦云计算发展战略》，2010年提出“云计算优先战略”；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美国国家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的《SP 500—299 NIST云计算安全参考框架（NCC-SRA）》已是云计算产业的重要标准［17］。在平台层面，美国政府做足文章，确定了总基调。
3.2 德国围绕“工业4.0”打造工业强国
早在2001年，日本政府将多个信息相关的职能部门整合，提出首个国家信息技术战略“E-Japan 2001—2005”，意在创建高速、价廉的互联网络环境，健全电子商务相关法律环境，建设方便国民行政服务的电子政务系统，培育一批优秀的 IT 和相关行业人才，2005年年底这些目标全部达成。继而日本政府在2006年颁布了意在催生物联网的“U-Japan 2006—2010”，虽然该计划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不了了之，但在政策指导下的宽带普及率（90%）和 ICT 技术应用率大幅提升［21］。而后，2009年日本政府为应对疲软经济而出台了ICT 新政——以维持全球先驱的 ICT 基建，并希望通过对 ICT 相关行业的投资为日本创造3年100万亿日元的市场需求。该政策摒弃了构建物联网的目标从而回归“E-Japan”战略，除了继续推进ICT 基建和电子政务外，提出了医疗和教育行业对 ICT 的采纳建议，并鼓励在数字产业创新创业，打通国际市场。随后2013年安倍首相带来的统筹部署和公布的“Japan is Back”战略——创建世界最尖端的 IT 国家，再次强调 ICT 基建的重要性，宣言创建“世界最尖端的IT 国家”，同时也对制度改革相关配套政策提出了要求。在强大基础技术和基础建设的基础上，日本内阁于2016年颁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2016—2020》正式提出发展深化“Society 5.0”——社会资源得到高度整合并可以智能地按需分配到每个人，这代表了继信息社会后的新一代社会变革。可以看到，日本的国家数字政策虽然经历过“U-Japan”时期的波折，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政府将ICT 的基建、维护和高新科技的研发始终置于核心位置以维持其数字竞争地位，将数字化的基石和平台层面做到极致，配套法律构建、人才培育等政策，从而为后期战略部署做好铺垫，也促进了日本在数字内容、机器交互（M2M）和物联网等领域的蓬勃发展。
第三，不同教段特级教师心理健康均分及各因子均无显著差异；而不同教段普通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差异，小学教师优于高中教师。具体表现在高中教师在恐怖、人际关系、焦虑、偏执、抑郁、敌对和精神病性因子显著高于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和初中教师没有显著差异；而在敌对、恐怖方面，初中教师和高中教师有显著差异，初中教师优于高中教师。
2016年，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发布《德国数字战略2015》，明确了10项举措：创建千兆光纤网络；启动新征程（new-start-era），协助初创公司并鼓励新老企业合作；为更多的投资和创新创建监管框架；在经济的关键商业基础设施领域采用智能网络；加强数字安全并发展信息自治；为中小企业、手工艺部门和服务注入新的商业模式；利用“工业4.0”实现现代化；增强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将数字教育融入各层次的人群；创建数字代理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尤其强调配套政策激发新老企业的创新能力——2017年投入3亿欧元于高新技术创业；未来每年50万欧元内的私人风险投资将获得两成的投资额补助；挖掘中小企业与新兴企业的创新潜力，联结大型企业得以平台施展［14］。作为首个在2018年将移动宽带分配700 Hz频段的欧洲国家，我们可以窥探到，德国依旧是数字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之一，在传统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以镒称铢，但在信息技术与数字高等教育方面却略显薄弱。德国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在早期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了国家存量与增量数字技术的诸多短板，而高校作为输送行业人才的主要基地，针对其数字发展策略亟需机制化干预，于是联邦政府在同年将高等院校的数字教育划为科研重点，推出“数字型知识社会”教育战略，协同教育部探索数字技术与大学教育的融合模式，提出要开设网络实验与在线研讨等建议，并注入1 000万欧元的科研经费在大学的教育、平台搭建和数字化应用中［15］。
3.3 美国集成“组合政策”捍卫数字高地
建设数字中国的提出，是在我国数字化生态环境战略部署下政策和愿景的融合与集合，更是对未来我国数字经济贯穿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形态描述。有了我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保证，得以辅佐数字生态环境的构建，从而助力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从“互联网+”到数字经济乃至数字中国，将互联网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植入于交通、政务、医疗与制造业等领域，并在未来向零售、旅游、教育等领域继续扩张，体现了我国政府推进数字化产业纵深化、助力数字经济横向扩展的政策决心。
根据2017年9月麦肯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报告，我国开始逐渐从全球数字经济的跟跑者转变为领跑者，数字化投资和生态创业系统的活跃度全球领先，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世界第一，交易总额几乎占到全球的一半，第三方个人移动支付交易额是美国的11倍，云供应商的计算效率全球第一，对关键数字技术的风投规模世界前三。这些成果首先应得益于我国网民基数和对信息科技与信息消费的接纳。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4］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和移动网民的数量截至2018年6月已经分别达到了8.02亿人和7.88亿人，其中手机网民占到98.3%。相比于西方市场，我国市场以绝对优势进入了移动时代，PC 电脑的普及率低使我国逐渐成为最大的移动市场，信用卡体系不成熟使得人们快速接纳了手机支付，等等。作为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消费群体，同时也是最大信息服务消费群体，一方面，我国国民乐意接纳互联网和应用带来的服务，比如基于社交信任的网上购物、功能性社交媒体、在线游戏娱乐；另一方面，正是在移动互联网应用高度普及的背景下，政府和企业得以将其传统的功能植入移动应用程序中并收获良好成效，比如政府将寻人启事通报投放于支付宝应用以扩大知晓率，国内外知名品牌将颇具创意的电子广告植入微信朋友圈并为潜在客户提供个性化和差异化的软营销，两方面相辅相成，铸构了高度活跃的数字消费与应用环境，超大的用户基数加速了数字业态和模式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其次，在数字技术投资方面，我国互联网三巨头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贡献显著，并集中在下游产业。2016年 BAT 风投占全国42%，占比远远超过美国FENG（Facebook、亚马逊、Netflix和谷歌）。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应用，BAT 和新创数字公司在近年自身的转型上可圈可点，相继根据各自传统优势，比如百度的信息搜索和地理位置信息、阿里巴巴的支付系统和在线购物、腾讯的社交网络和娱乐媒体，转型为数据巨头，相竞抢占各自的“数字生态闭环”——集成购物、娱乐、金融、服务并与传统优势结合，让用户对其黏性大大增强，且不用诉求对手“闭环”里的服务；与此同时，利用存量用户数据的分析和资金补贴带来的增量用户流量，继续拓展、融合新领域（网约车、医疗、智能汽车等）。“互联网+”政策在这些企业深化的过程中存在如下特点：首先，大多巨头通过兼并或者收购的方式“改造”传统行业，跑马圈地，而并非升级产业；其次，数字技术更多地被用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生活服务水平的信息流通，且企业在数字核心技术的研发上缺少亮点；再次，企业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依赖我国市场规模，强调消费级应用且同质化严重，缺乏推广应用与研发间的互动关系；最后，备受互联网巨头青睐的多为第三产业，间接导致第一二产业数字经济滞后。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数据构建同样离不开政府对数据开放与鼓励公众数据挖掘的政策引导，从1789年的《管家法》、1946年的《行政程序法》、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和1967年的《阳光下的政府法》，以及2009年的《开放政府指令》［19］，通过开放政府、教育、气象和能源等数据，鼓励企业开放数据为数字经济（更可谓数据经济）持久“供能”。在此同时，政府在科研、技术研发与转化、产权保护、青年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引导持续稳健，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院创办者万尼瓦尔·布什［20］起草的《科学：无止境的边疆》和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站在风暴之上》，已为美国现代科技政策奠定了基础。
3.4 日本夯实ICT 基建助推“Society 5.0”
早在2011年，德国的“工业4.0” 概念在“德国高技术战略”和“德国高技术创新战略”的基础上建构，并于2013年正式划为高科技战略计划，其要素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生产和智能物流，正式吹响了德国国内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号角。而“工业4.0”同时作为与“美国工业互联网”和“中国制造2025”的竞争性战略，是21世纪大国竞争的高地。2014年德国政府继而提出了《数字议程2014—2017》以长久助力“工业4.0”战略体系。如果说“工业4.0”是对国家未来工业的蓝图描绘，打破传统的行业壁垒，打造一个高度个性化、合作化和数字化的生产模式，那么《数字议程2014—2017》便是将这一目标稳固并延展至未来社会各领域的顶层设计文件，意在将 ICT 技术与第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从夯实基建、发展电子商务、促进数字就业、激励数字创新、推进数字研发、保障数字安全和加强国际开放合作7个方面助推数字化进程［13］。
同时，我国作为 2016年G20峰会的主席国，组织并成立了 G20数字经济工作组（Digital Economy Task Force），并且通过了世界首个由多国领导人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数字经济”于2017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2018年的政府报告中，“数字中国”被首次提及；随后在2018年4月22日于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作出了战略部署，并强调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12］。
3.5 各国数字战略的结构与分析
从我国与上述3个发达国家的代表性数字战略中可以得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边际成本接近零的流动客体，俨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那么各国政府出台的战略正是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旨在提高数字的生产效率及分配效用。上文4国数字战略的结构可总结为3个层面和1个措施，分别是基石层、平台层、应用层和配套措施，形成“3+1”战略结构，数据在各个层面相互流通，各个层面同时负责数据运作的不同环节。在基石层面，传感器和芯片等一系列硬件设施配合网络负责数据的采集与传输，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化的传统基础设施，比如交通、水运和电力系统。在平台层，包括第一二产业的数据平台与第三产业的服务性平台，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基石层传达的数据在这里被储存与分析计算，当前提供此运作的主要是大数据平台与云计算平台，并将精筛选与加工的数据继续向上传达至应用层。在应用层，作为资产的数据一方面被直接运用于各种管理、反馈和决策系统，新产出的数据可以被反馈到基石层或者平台层，起改进的作用；另一方面，数据将形成数据环境，进而辅助生产与生活，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比如移动App、社交媒体、O2O模式下的社会与经济活动，两个方面的数据运用并非相互孤立，不同行业的数据相互支撑、持续流通。包括教育和法律法规等在内的配套措施在3个层面均起到提升效力的作用。在这个不断循环与优化的闭环内，配套措施在各个环节起到了基础夯实、保驾护航的作用，各国政府的数字战略也是基本围绕这个“3+1”框架构建。
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数字化信息俨然成为了这场变革的关键。当今数字化进程的逻辑应解释为，数字技术将传统的模拟信息转换为能被电脑读取的二进制码（0和1），让信息资源可被更高效整理和调用，因而可以利用数据化对资源进行分析和重组，由此形成了便捷的数据，为信息化减负，从而加速与深化信息化进程；而我们常常所提的智能化则作为终极目标，将智慧与能力的结合体贯穿于上述的整个数字化经济进程中。在这个逻辑构建下，数字技术是信息化、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根基。因此，当今数字技术所影响的领域将绝不仅局限于20世纪美国商务部所说的电子商务与信息技术，社会的数字信息化与数字信息的社会化是21世纪的重大趋势，我国乃至全球的信息革命浪潮将冲击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形成信息社会文明，实现“数字地球”—— 1998年1月，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9］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举行的开放地理信息系统协会上 发表了题为《数字地球：21世纪认识地球的方式》的报告，指出应在三维地球的数字框架上，按照地理坐标集成有关的海量空间数据及相关信息，构建一个数字化的地球，即“数字地球”，为人们认识、改造和保护地球提供一种重要的信息源和新技术。2008年11月初，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时任首席执行官Palmisano［10］发表题为《智慧地球：下一代领导人议程》的演讲报告，正式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指出智慧地球包括3个维度：第一，能够更透彻地感应和度量世界的本质和变化；第二，促进世界更全面地互联互通；第三，在上述基础上，所有事物、流程、运行方式都将实现更深入的智能化，企业因此获得更智能的洞察。
鉴于高职的学制一般为三年，根据最新党员发展流程，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到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基本是要一个学期的时间，再到确定为发展对象基本也需要一年的考察培养期。所以，高职学生发展为预备党员一般在第五学期末或第六学期初，恰好碰上大三毕业顶岗实习期。如何在顶岗实习期间强化学生党建工作，积极改革与创新学生党员的教育管理方法，切实保证学生党员的质量，是高职院校贯彻执行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党建工作者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1]。
4国的战略举措各有特点，但是近年来，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终究是各大国政府数字战略转移或者回归的重心。德国与美国分别作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和信息技术强国，其政策是紧密贴合国家经济与社会动态的，基于各自的工业现状和未来诉求。作为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三成的德国，继续保持其制造业的国家领先地位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重要战略；而美国作为二战后持续50多年的世界制造业强国，迫于制造业成本提升、虚拟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制衡与2008年的经济危机，制造业的重振对于其保持综合国力意义重大。德勤会计事务所在 2016编制的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对德国与美国未来指数排名的预测反转明显［22］（德勤在2013年预测美国将在5年内从第3位降至第5位，德国从第2位降至第4位，2016年预测美国将在5年内从第2位升至第1位，德国则继续稳居第3位［23］），这与相关战略的有效部署落实分不开。以CPS为核心的“工业4.0计划”是将德国传统制造业在高端技术、企业管理与体制、经贸、法律、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在数字化转型中，打造数字化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德国在众多新兴亚洲国家加入全球制造业竞争的压力中，随着本国生产成本的不断提升和消费者对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通过“工业4.0”的框架制定来帮助降低中小企业转型成本，配合大企业的落地项目带动中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以优化创新市场，在第三产业的基石层与一二产业的平台层展开攻坚战，以车间为核心，将传统的工厂数字化、智能化，属于“硬件式”的改革战略。相比之下，美国在软件工业和互联网产业遥遥领先，却存在“产业空心化”——国内研发、海外制造的问题，虽然社会整体的技术和服务业发展兴盛，却面临着严重的产业失衡问题——局部的高科技繁荣景象阻挡不了众多领域的工业萎缩，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不足以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而美国的“组合政策”在捍卫基石与平台层绝对优势的同时，从信息技术领域入手，使数字技术在应用层的产业格局优化过程中发挥作用，触动产业链的智能化，在面向工业领域企业的服务中获取价值，将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注入整个企业系统中，未来高附加值与高技术的产业将在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化转型中回流至本土，属于“软件式”的改革战略。在德、美已推进全球化工业互联网标准的时候，日本作为物联网建设底蕴深厚的国家显得姗姗来迟。日本在ICT技术的建设和应用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数字战略部署基本围绕的是整个宏观物联网的标准制定、法律制定、人才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而努力，力图将整个数字闭环的各个层面优化，从而追逐新一轮革命的步伐。德勤在2016年预测日本未来5年的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位稳居第4位，仅次于德国。
4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特点
根据美国白宫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政府2013—2015年在 ICT 基建的资金投入逐年上涨，2015年投入47亿美元于高速网络与个人 ICT 设备购买。为了推广并缩小国内数字鸿沟，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出台了“教育折扣项目”，对个人、学校、图书馆给予20%到90%的联邦资金补助［18］。2016年的“全民联网计划”为低收入家庭提供9.25美元的上网补贴以普及宽带连接，并提出98%的公民要能够接入无线网络。同时，美国政府对智能电网和能源电网化建设十分重视，在2003年和2009年先后出台“Grid 2030”和《经济复苏法案》，截至2016年，已经在电网现代化投资超过45亿美元，并于2016年作出电网现代化规划（grid modernization initiative）的战略部署，将国家电网视为未来数字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在推进传统行业对ICT 技术应用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2012年“美国工业互联网”的提出，其源于本土的物理信息系统（CPS），对标德国的“工业4.0”，将工业与信息技术融合进而延续工业体系的变革，提升产业能力。2014年，由5家行业龙头企业组建的工业互联网联盟（IIC）作为美国工业互联网关键的助推引擎，迅速在全球范围建立工业互联网标准示范，配合奥巴马政府出台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通过政府对技术的引领、市场的引导、国际事务的协调，营造了良好的产业创新与产业转型的环境。
（3）完善纳税服务考核绩效考评。一是评价指标量化。在考核指标方面，一定要选择易于量化的评价指标，如投诉率、平均业务办理时长、税务相关问题的回答数量等，量化的指标能更客观的衡量税务服务人员的工作能力与工作态度，从而使得评价体系更为标准，更好地激发出激励税务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
从“互联网+”向“数字中国”的跃迁，倡导是的“网络思考”，绝不仅仅是网络连接［25］。前文提到我国数字经济战略在于引导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并纵深化，其覆盖面不只是电子商务，数据的流动不应限于下游产业，更要将数字思维贯穿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中，比如制造业、医疗健康、食品等等，在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力争弯道超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正是国家推动产业技术变革、产业模式创造性破坏的信号。而制造业作为我国立国之本，力争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实现C2C（copy to China）向2CC（to copy China）的转变，智能制造必是这次数字化转型的主攻方向。根据《2018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报告》，我国的“互联网+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产业技术框架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但技术体系尤其是新技术融合存在问题，自主核心技术有待提高；智能制造平台的研发投入力度不够，依赖进口技术使得平台的潜力难以发挥；制造业企业在智能装备、工业软件等领域创新能力偏低，尚未推出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高技术市场多为外资企业掌控；互联网与智能制造融合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大部分企业尚处于研发阶段，且智能制造的利润贡献率低下；产业相关体制机制建设需完善，包括监管、安全等领域的立法，相关的监管缺乏统筹［26］。这些问题的存在也部分源于我国政府对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干预特征——先放宽后监管。在当今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趋势下，监管体系与市场的业态发展已出现脱节，且政务服务的效率低下，因而政府的治理能力亟需提升。
(5) 随剪力连接度的降低，试验梁的动力响应变大；在剪力连接度相同情况下，不同栓钉损伤对结合梁动力性能影响不大。
5 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
随着全球数字化革命的深入发展，政府的战略主导是主要特征之一，在全球各国的数字经济战略和政策“竞赛”中，我国应抓住痛点，借鉴经验，寻求对策，力争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里抢占数字高地，在数字化进程的基石层、平台层、应用层3个层面配套数字安全与人才建设，我国数字战略应有所加强，推进数字生态系统的打造。
5.1 基石层：夯实基础设施，缩小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而良好的信息技术也应惠及到每个公民。我国信息基础设施与地区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一线城市基于较早的信息基础建设规划，在智能电网、高速宽带和无线设施领域发展较快，在数据的获取与积累能力上优势明显，并通过政府信息互联与数据公开提升服务水平与行政效率；相比之下，非一线城市差距明显，在城市运营基建方面更是少有作为。基石层面作为数字经济的根本保障，亟需得到政府足够重视。不管是美国政府巨额拨款对公共场所信息基础建设和对个人网络接入的补贴，抑或是德国和日本对高速宽带全国覆盖的规划要求，在数字化浪潮下，我国地方政府应更深入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速宽带网络的优化升级与提速降费，在生产补贴的同时也强调消费补贴，对网络运营商的政策落实严加监管，并提升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在数据供给方面，政府应先行示范，逐步开放非涉密数据，并引导企业信息公开，为数字经济输送更丰富的“能源”，为平台层面提供更多应用和创新的机遇。与此同时，发展电子政务已经占据各国未来数字战略的绝对优先地位，加快发展电子政务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关重要，政府作为数字经济顶层设计的关键角色，通过加速信息数据的流通与摄取，明确符合国情的战略总布局，为数字中国的构建打下夯实基础。
与此同时，公民的数字素养对信息科技与产品的运用至关重要。各发达国家已经把本国公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硬件与软件不断完善的同时，培养公民对数字资源的调用、数字工具的使用能力对于缩小国内数字鸿沟同样意义重大。国际上，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根据对沿线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市场的评估，分步进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国际数字鸿沟，助力我国推进国际数字经济合作，深入开拓国际市场。
5.2 平台层：加强核心数字技术研发与创新
继“十二五”期间的成功战略部署，2016年以来我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强规划，颁布包括《“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关于印发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通知》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文件。根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近14万亿元，总利润却仅有7 000多亿元，行业平均利润为5.4%，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大部分利润被国外上游企业攫取。这一方面源于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政策的“实用主义”导致对科技的投入大多流入应用和试验发展，基础研究经费占国家R&D 投入常年于4%上下浮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15%～25%。在围绕政府为中心的理念驱动下，企业对研发的部署高度依赖政府的资源补贴和规划，缺乏前瞻性，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因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从而丧失话语权；另一方面，在科技研发与创新管理中，我国倾向使用直接的行政指令而非市场工具，法制法规与行政措施存在结构性失衡，政府规划确立了大量围绕产量、产值和增长率的计划性指标，却忽略了研发与市场应用的风险；再者，在市场引导方面，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习惯直接投资或者提供财政补贴于企业生产端，且监管滞后，诱使企业盲目扩张产能、扰乱市场竞争环境，甚至引起国际贸易摩擦［27］。例如，集成电路作为信息社会的“根基”，我国核心集成电路自给率却不足两成，而“中兴事件”正是这一隐疾的突现。因而，在国家战略上应加强对关键数字技术的引导，组建我国自己的类似英特尔、高通和微软的强研发性企业，突破技术瓶颈；通过加强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激励行业创新；加大对科研的资金和人才投入，推进企业、科研院所与高校的协同合作，营造容错的科研环境；加速打造开放、开源、国际化的技术资源共享与合作平台；遵循市场体制平等、多元竞争的性质，在政策过程中更多吸纳中小企业和科研人员的参与；公众作为科技成果的惠及者，市场需求的趋势对研发和创新的方向弥足关键，消费个体的政策过程参与机制尚需完善。
5.3 应用层：注重协同发展，加速数字融合
通过分析美国和德国的“工业互联网”与“工业4.0”战略部署可以发现，在发达国家经济服务化的过程中，再工业化与智能制造被重新提上日程，这对于我国不仅是信号，更是警示。服务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1.6%，超第二产业11.1个百分点，以58.8%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引领我国经济增长。但并不是所有的服务业化能等同于产业高级化，要推动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纯粹分配性质的服务活动是不够的，生产制造部门是服务业消费需求和利润来源的根本保障，作而生产性服务扩大才是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机制［28］。在非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扩张带来的“繁荣”景象背后，应明细服务的种类，规避“盲目去工业化”的发展。
在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应覆盖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力求带来对经济、文化、社会的深层次变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应用层面除了继续推进“互联网+”的应用和“中国制造2025”的落实，加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产量增加，在能源、教育、旅游等行业的深度数字技术应用同样弥足关键，无论是文化创意还是信息服务行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将提升我国软实力，数字与通信技术的相互融合为网络和服务的提升带来契机，共同助推形成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
5.4 配套措施：着力数字安全保障与数字人才建设
无论是未来OECD各成员国数字战略的优先级排序变更，还是发达国家已有的政策规划，数字经济时代的安全保障是长久且严肃的话题。近年来，各国对网络安全的法律法规制定愈发重视。美国2015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案》首次将“数据安全”加至传统的网络安全概念——信息系统安全中，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定位更加精准。2018年5月25日，欧盟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对数字隐私安全进行了史上最严苛的管制，遏制用户信息的滥用。我国2017年6月开始实施的《网络安全法》对数据保护有明确规定，更多细则还在完善中。在各国网络安全法律法规不断优化的趋势下，促使我们借鉴经验，探索数据治理模式，清晰关键概念的定义，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具备专业数字技术的人才是提升信息技术和促进产业数字转型的根本驱动力。国数字人才的需求日益严峻，目前我国各地政府相继推出相关人才战略，这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良好势头的体现。而在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亟需对数字人才的定义、培养、待遇等相关方面作出回应，以聚天下英才而圆数字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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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from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Yang Ya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As the world's first active digital economy and second largest economy, China's policy determination to promote the deepening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to the horizontal expans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s reflected in the deployment from “Internet Plus” to Digital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s boom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lso a soft rib, it is urgent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analysis of global digital strategic deployment trends and digital strategies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poli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of the logic and digital economy of the digitization process, compares the trend of digital strategic de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analyzes the specific "3+1" digital strategic structure of China,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d final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current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national digital strategy; digital logic; digital transforming
中图分类号： F204；G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2019）19-0033-10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19.005
收稿日期： 2018-11-17，修回日期：2019-02-08
基金项目： 湖北省软科学重点项目“湖北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大问题研究”（2016ADC008）
作者简介： 杨炎（1992—），男，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与战略、科技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