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杜绍文的新闻学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论文,新闻论文,杜绍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杜绍文，字超彬，广东澄海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曾任《苏报》编辑，杭州《民国日报》国际版编辑，杭州《东南日报》主笔，湖南《国民日报》社长，上海《东南日报》总编辑，上海《前线日报》主笔。 杜绍文也是一位新闻教育工作者，曾任职于杭州国立浙江大学出版部。1946年春开始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 杜绍文还是一位重要的新闻学者，出版《新闻政策》（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中国报人之路》（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1939年）、《战时报学讲话》（战地图书出版社，1941年）等。1938年9月至1940年1月，杜绍文担任《战时记者》月刊的主编。1945年8月，杜绍文开始担任《前线日报》之《新闻战线》周刊的主编。 杜绍文置身硝烟弥漫的新闻战场，却念念不忘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本文拟对杜绍文民国时期的新闻学理论建构做一梳理。 一、新闻政策：战时新闻学理论之先导 杜绍文是复旦大学新闻学系[1]第二届学生，求学期间就表现出对新闻学术研究的强烈兴趣。1931年5月，其论文《新闻政策》由复旦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出版。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评价说：“‘新闻政策’在国内向来没有听着人提起过，杜绍文君的这本著作，可说是‘破天荒’了。”[2] 杜绍文指出，各国对外的新闻政策可分为三类：“资本主义的新闻政策——以高压为手段，以侵略为目的”；“社会主义的新闻政策——不择任何手段，以赤化为目的”；“民族主义的新闻政策——以和平奋斗为手段，以达到独立自由平等为目的。”[3] 杜绍文强调，“距今数十年前，新闻事业的出发点，在于资本主义”，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出现三种严重现象：“（1）各资本主义本身经济的危机，造成对各殖民地更高的强压，使弱小民族的反抗运动……愈演愈烈。（2）因生产力与市场的矛盾，使各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恐慌，更为急迫；而失业问题的无法解决，形势日趋阢陧。（3）各资本主义为解决其国内经济的恐慌起见，舍再分割市场外，别无良法：但世界上所有的市场，已各有其主人。苟争夺市场，势必冲突，维持非战和平的假面具，行将暴露无疑。”[4]由此可见，“各帝国主义因解决其矛盾之故，不惜以武力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以及新闻政策（即宣传政策）以欺凌各弱小民族。”[5]同时也应看到，“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结果，因经济的循环，已日就其衰败没落之途。所以现在新闻事业的出发点，却渐渐地移到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上。”[6]因此，盛极一时的资本主义新闻政策，末日为期不远。 杜绍文在分析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对新闻政策做出界定：“所谓新闻政策，即系宣传政策，亦可称为攻心政策。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阴险政策……实在是一种最有效的利器。我国被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闻政策之垓心，其危状诚不堪设想。除开光大和发扬我们民族主义的新闻政策以外，的确无第二反抗强权的法门。”[7]杜绍文鉴于新闻政策具有国际上、政治上、外交上的意义，潜心研究“新闻政策”。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民族危机，在新闻战线进行反侵略斗争。 出于反侵略的目的，杜绍文长期关注“新闻政策”。1938年，杜绍文结合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明确新闻政策的内涵：“新闻政策的最高造就，是缔成‘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我们现在，正以全民族力量的总和，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周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三个指标，一方是最高度的升华，一方又是最低浅的要求；我们希望从这新‘新闻政策’的确立，促成‘一个民族一个意志一个舆论’的实践。[8] 二、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 1936年至1945年间，中国新闻学者纷纷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在解决新闻如何抗战的时代课题过程中，战时新闻学理论形态逐渐形成。[9]杜绍文的新闻学术研究，是战时新闻学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 1938年至1941年间，杜绍文的战时新闻学理论日渐形成。1938年9月至1940年1月，杜绍文担任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在金华创刊的《战时记者》月刊的主编。杜绍文在《战时记者》创刊号上表达新闻抗战立场：“今日，我大中华民族正和狂暴无比的敌寇，作一番决定生死决续的血战；此一战争，我如获胜，则民族独立……新闻从业员站在反侵略的第一线，时为反侵略的急先锋；他的每一张纸，每一支笔，都化为反侵略的一颗子弹和一座笔阵。”[10]杜绍文在《战时记者》上连续发表《记者节与反侵略——代发刊辞》《论金铁与纸》《新“新闻政策”》《英勇负起六大任务》《敌乎？友乎？》《文化刽子手之倭寇》《儿童该有自己的报纸》《战争带来了健全的新闻学》《矫正人们不正确的观感》《一个比较的研究——泛论战时新闻的题材》等多篇文章。难能可贵的是，杜绍文在号召新闻业者以“笔枪”为武器，投身新闻抗战第一线的同时，还以学者特有的触觉，思索中国新闻学术的发展。《中国报人之路》开篇探讨“新闻学”能否成立的问题。杜绍文指出，许多人认为新闻学不够称“学”，顶多只是一种“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为此，先要知道“学”的定义是什么：（一）学是指一种学问，这些学问，有其客观对象的存在，亦有其主观的系统性，可以经过不断研究而不断推陈出新；（二）学是指一种学习，由于此项学习，使我们提高生活的技能，充实生活的内容，改善生活的环境；（三）学是一种科学，有其自然的社会存在因素，我们可当它作有机体，经过一定的分析、归纳、假定、演绎等过程，而求出它的结论来。本诸上论，可以断定：“新闻学不但是一门学问，且是一门综合的‘学’，它系政治斗争和思想锻炼的主要工具，亦系社会改造和各项建设的无上利器，且兼有教育、组织、宣传、训练等功能。”[11] 杜绍文认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讲求用什么方法，把新闻从业员的技术水平提高，把一张新闻纸编制得格外合理化时代化”[12]。新闻纸无论怎么演化，“新闻纸的三大内容，即正确、迅速、宏博，一丝一毫亦不能忽略；新闻纸的四大原素，即大众化、教育化、时代化、民族化，一点亦不能有所松懈。研究制造理想中的新闻纸之学问，就叫做新闻学”[13]。 杜绍文指出，世界新闻学理论可区分为四大主流：其一，是统制的，新闻学以服从统治者为存在的条件，新闻学被制成另一种“驯服的学问”。其二，是赚钱的，不管利用怎样的手段，能够赚钱就是新闻学的极峰。其三，是别有用心的，报纸登载新闻或评论，是为了操纵舆论。其四，是低级趣味的，刊载香艳小说或轻松文字，目的在逗人发笑。[14]上述种种理论，均有偏颇，不能称为健全的体系。 杜绍文反对战时不能研究学术的观点，认为战争是文化的最好肥料。战争不但促进文化创造文化，还可涤荡过去的陈腐文化，淘汰不能适合环境要求的文化。“学术研究，战争尤甚于平时。”“战时最适宜于学术的研究”，“研究学术是一件不朽的事业，无论任何空间时间，其重要性永不会消失。”“新闻学无疑是一门重要的科学，它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照论理方法，而发见其法则与系统知识。新闻学的有条理有组织有结构，便是科学范围内的一分子。”然而，“新闻学在一般人的脑海中，仍是一团模糊的印象，他们低估了新闻学的地位与重量，……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藉战争的泥土，培养出一朵健全新闻学的奇葩，系新闻学者一件神圣的责职。[15] 要想研究健全的新闻学，必须明了新闻学的三种特性：第一，它是综合的比较的科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地学，均有关联，必须做平行而不偏枯的研究。第二，它的研究资料极为贫乏，一个健全的理论体系不易建立起来。第三，它非一蹴可就，拈手拾得的学问，而是仍须劳力劳心，从工作去体验的学问。[16] 三、中国本位新闻学 杜绍文不仅虔诚希望战争带来健全的新闻学，同时强调“此项学理，又须适于我们的国情”[17]。 任何一种学问，有其理论体系，亦有其应用价值，理念的探究是“学之体”，应用的改进则为“学之用”。理论部分，随思潮而共进，一天比一天推陈出新；应用部分，又是跟工具而演变，一天比一天吻合实际。治学的目标在实用，实用的方法不得不先了解原理法与法则，理论与应用不可分。[18]新闻学就是理论与应用并重的学问。 （一）理论新闻学是骨干 杜绍文指出，“今天研究新闻学的人，致力于‘实用新闻学’者多，而贡献于‘理论新闻学’者寡。殊不知理论新闻学却是新闻学的骨干，倘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未获健全发展，那么，新闻学的份量，自一般人估计起来，仍然是无足重轻的”[19]。把“应用新闻学”误作“新闻学”是新闻学研究的“时弊”[20]，新闻学术研究必须对“理论新闻学”给予高度重视。 杜绍文勾勒理论新闻学的轮廓，研究内容大致有三：新闻观念学、新闻形态学、新闻情调学。新闻观念学包括新闻学的体系构成、进化历程、研究方法、发展阶段等。新闻形态学包括新闻工具的演进、新闻对象的形成、新闻类型的特性、新闻扩展的对象等。新闻观念学侧重内容，是静的一面，新闻形态学侧重外表，是动的一面，新闻情调学则侧重人性，是动静掺杂的一面。全部新闻学理，不外乎人性的写真，无论内涵或形式，一切都以“人间的情趣”为主，如主观条件的作用，客观环境的影响，各种因素的配合等。换言之，新闻情调学，包括了从极静到极动的人性点滴。[21] （二）新闻写作定律是理论新闻学的组成部分 杜绍文高度重视理论新闻学，甚至主张，把新闻写作规律纳入“理论新闻学”范畴：“我们应该承认新闻写作技术，占有了新闻学的大部分，如果新闻写作能够求得几个定律来，不管这些定律是否幼稚或有待补正，无论如何显属当前一件饶有价值的亟务。新闻写作的定律，可以构成‘理论新闻学’重要的一章。”[22]他提出“新闻写作定律”的新“三字经”[23]。 第一，基本之“质”。基本之“质”是写作之“体”，与哲学、科学的本体论、原质论相似。新闻写作的本质，概括为三个方面：才——是先天禀赋而得的；学——是不断习作而成的；识——是博览体验而来的。 第二，辅助之“力”。辅助之力包括三个方面：知——知为认识论，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起码的常识，均应该完备；情——情为观念论，有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七情，生存、求知、占有、优越、享受、进取等六欲；意——意为行为论，本诸“知”与发乎“情”，而见于言动的各种行为。 第三，运用之“妙”。运用之妙可分偶然的意触与科学的方法。具体还是分为三类：信——人格的表彰，文字适如其分，吻合原意之谓；雅——风范的提示，词能达意，淋漓尽致之谓；达——技术的使用，写作动机能收到预期效果之谓。 第四，工作之“的”。这是新闻工作与新闻工作者的最终目标，包括三类：确——属于新闻学的原理方面，正确地报道事实；速——属于新闻纸的制造方面，一字之发，快如置邮传电；博——属于新闻人的修养方面，能博能精，从博中求精，自精中取博。 （三）应用新闻学立足当下 杜绍文不仅主张新闻学术研究要有学理，同时强调“学以致用”。如果认为理论新闻学的重点是一个“学”字，那么应用新闻学的重点则为不折不扣的一个“术”字。“形而上”的东西谓之学，“形而下”的东西谓之器。应用新闻学的对象是器材，其任务为技术，差不多都是摸得到的实物，大有别于理论新闻学的抽象意识。 应用新闻学的范围，依其发生发展的历程，约可分为采访、编辑、印刷、发行、广告、出版、服务、管理8个步骤。从采访到管理，需要严密的分工、熟练的技术和科学的精神，要为了“应用”而努力。如果说理论新闻学可以放诸四方而皆准，而“应用新闻学则大大地受了空间时间的限制，故空间上的中外，时间上的今昔，皆可其表现形态”[24]。研究应用新闻学的途径，必须切实把捏住“此时此地”的需求。而在这需求之下，去改进并增强其应用的技术。 （四）中国本位新闻学之建构 杜绍文认为，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仍在幼稚时期，既有的研究成果，不是稗贩欧美，就是抄袭东洋，拾人牙慧的结果，与中国国情格格不入。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人，或削足适履，或隔靴搔痒，这是新闻学术研究的一大憾事。为此，他号召建构“适合我国国情之新闻学的新理论”，也就是“中国本位新闻学”[25]。 “中国本位新闻学”有“三要素”：其一，“实用价值”。新闻理论必须能够契合实际需求；其二，“综合学术”。新闻学不仅为一种“技术”，而且是较技术更进一步的“综合学术”；其三，“远大性能”。“可由不断的观摩与发掘，而呈现更光辉更伟大的造就”。三要素缺一不可：“不能应用就丧失学的价值；新闻学是一门新科学，已非单纯的技术所能概括；而光明的远景，给予人们的新的活力和新希望，又为完成此一理论体系的心理基础”。[26] “中国本位新闻学”的建构，应注意：一个中心——反差不多主义；两种方法——学的与做的打成一片；四条途径——使报学够得上“学”的资格，使报业渐做到“业”的程度，使报人可享受“人”的权利，使报史能树立“史”的声价。新闻学的理论，要实践“学”的资格，应当留心两个主要条件：一是科学，二是实学。何谓科学？科学是一种有法则、有系统、有步骤的学问，不尚玄虚，不可附会。“中国本位新闻学”“应为一种有原理（法则）、有条理（系统）、及有层次（步骤）之独立的与完整的学问。”何谓实学？“新闻基于事实，新闻业则由于需要，同理，新闻学则为满足事实需要而诞生的学科。故检讨其组成的因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字，实事求是，不容牵强，新闻学的新理论，是一种切实的工具，真实的事理，和笃实的教程，一点不能稍涉浮泛，一点不能无的放矢。[27]杜绍文建构的“新闻学之新理论的新体系”，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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