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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4-0169-06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是近代四川的著名学者。他家学渊源深厚，9岁时已能日读书数十册，被族人视为神童。可惜他英年早逝，年寿仅36岁。但他一生勤于著述，留下了235种著作，涉及经、史、子、集诸领域，字数逾千万，被学界誉为天才学者。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来到成都，四处寻访刘咸炘的著作，“认为先生乃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1]15。与刘咸炘交游甚笃的川籍史学名家蒙文通，也由衷地称赞刘咸炘的学识，“吾读刘先生书，叹未曾有，足以开人心目”[1]8。陈、蒙二氏的评价，对于人们认识刘咸炘的史学成就，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刘咸炘不仅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有成就的教育家。1916年，年仅20岁的刘咸炘执教于“新中国成立前成都最有名的书塾”——尚友书塾[1]20。刘咸炘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他加入后，尚友书塾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①。此后，刘咸炘还与蒙文通、彭云生、唐迪风（唐君毅之父）等人共同创办了敬业学院，担任哲学系主任。1926年，他又被著名教育家张澜聘为国立成都大学教授。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组建为国立四川大学，刘咸炘继续被聘为国立四川大学教授。从20岁授徒直到病逝，刘咸炘做了16年的塾师和6年的大学教授，在教书育人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培养了许多新型的历史专业人才。据刘伯榖回忆说：父亲“讲课时，听讲的人很多，教室坐满了，门窗以外还围立几层人倾听。现在有听过他讲课的人，还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的盛况”[1]25，由此可想见刘咸炘在四川讲学的情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受到教育，他还招收了塾外生。在由私塾先生到大学教授的多年教学活动中，刘咸炘通过对历史教育的理论与方法的阐释和长期的教学实践，逐渐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教学思想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为近代的历史教育尤其是近代四川的历史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观事理必于史”：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
刘咸炘一生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这也正是他的志向。他曾说自己是“命定教书，性情境地皆不能作他事，此吾分也。……幸免于贫，未尝仕而教书，则当于教书中尽一分心力”[2]607－608。刘咸炘对自己的尚友书塾塾师这一身份很看重，书塾的教学也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研究班款已将齐，约五六千元，可供十名。拟先取八名，留二名以系未得者之望。考者二十余人，五月乃开学。今年塾中学者人数增加四级，共百五六十人，少学亦至五十人。君纯、子安均来，气象较不同。”[2]609这封信是刘咸炘写给得意弟子徐季广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书塾良好发展的喜悦之情。
刘咸炘还承担着书塾的管理工作，制订了尚友书塾的课程和塾约，反映出他对历史教育的思考。刘咸炘在历史教育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他从理与史的关系上，阐明了历史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吾常言，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何故舍经而言史，舍儒而言道，此不可不说。吾侪所业，乃学文之学，非《论语》首章所谓学也。此学以明事理为的。观事理必于史。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子之言理，乃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3]43
刘咸炘的这段论述意蕴丰富。第一，他把自己治学的全部对象和内容都纳入到广义的史学范畴里。历史学是刘咸炘学术的核心学问。刘咸炘赋予史学以宽广的内涵：“宇宙三物，曰天，曰地，曰生物。人为中心而有事，人与人合而有二事，横曰群，纵曰史。”[3]18可见，在刘咸炘的思想观念中，社会科学、广义的史学和人事学是对等的。所以，他所讲的历史教育就是一个很丰富又比较明确的范畴。第二，刘咸炘不仅把经归入广义之史中，而且认为“子之言理，乃从史出”。他以经、子入史，其贡献不仅在于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从事理的高度，以史统摄经与子，提高了历史教育之于经学教育的地位，这在近代史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第三，这段话的核心是“观事理必于史”，简明地阐释了历史教育的重要价值。刘咸炘在史学上私淑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章学诚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4]卷一《易教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态特征。在这里，刘咸炘却以历史教育的眼光，提出“观事理必于史”，说明了历史教育的意义所在。
在阐述了历史教育的这一功能后，刘咸炘又对事理和学史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他说：“什么叫做理？不过是一些事的所以然。事是理的目，理是事的凡。在事上积了许多经验，才得到一个凡。”[5]364“学问的对象止是事。事聚集的所在便是史，四面八方千年万载的事都在这里，所以史学重要。因为史学正是读书人知识高过农、工、商的所在。”[5]365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刘咸炘所说的“理”，包括历史发展的动因和普遍规律；在他看来，读书人接受历史教育，是他们在明理上高过农、工、商的关键。他又说：“理不离事，学以明理，即学以明事。学问无他求，俗所谓懂事而已。故学问之对象，人事而已。”[6]115刘咸炘反复强调，理在事中，事集于史；读书做学问，目的在求理；而明理的途径，在于读史，即接受历史教育。
在教学实践中，刘咸炘贯彻了他的上述认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为书塾学生编选的《浏览书目》中，历史类书籍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幼学乙级教程中注明：“史授本塾所编《初学史概》，能读者自《通鉴》始。”在幼教甲级教程中，他告诫学生：“史先编年，用《通鉴》；次纪传，两《汉书》为先，兼看《史通》、《文史通义》。”[7]388在少学阶段，他便强调：“史重断代专书，先《太史公书》、《汉书》，次则《后汉书》，事重文精也。《三国》以下又次之。”[7]386刘咸炘这样安排历史课程的内容及次序是有其依据的。按照笔者的粗浅理解，刘咸炘主张在幼学乙级阶段，讲授书塾自编的《初学史概》，目的是让初学者粗知历史发展的梗概；至甲级，难度有所提升，开始接触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史记》和《汉书》，在阅读了这些史书之后，再研读《史通》和《文史通义》，使他们略知史法与史义；进入少学阶段，则令学生研读“前四史”，重视培养他们的史学根基，有所专精。这一历史教育的计划，循序渐进地把学生引入读史、学史和治史的园地中，反映了刘咸炘历史教育思想的科学性。而这一切，又都与他“观事理必于史”的认识相辅相成。
当然，在制订了课程次第后，还存在一个如何具体地授史、学史、“观事理”的问题。对此，刘咸炘也有所思考。
二 “札记以求心得”与“启其问难”：历史教育的不二法门
刘咸炘在历史教学上注重指点读史、治史的法门，这是他在历史教育上的又一贡献。刘咸炘非常重视方法的传授。他说：“吾所能于塾中期内为诸生成之者，以开思路、知方法为有基，以能自得题为有成而已。”[6]121他不赞成那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说：“学有方法，贵得门径。”[7]386他撰写的《学略》、《论学韵语》、《治史绪论》、《历史目录学》等，都是专门指导学史、治史方法的著作。刘咸炘在教学活动中以及有关教学的理论阐释中，有许多方法论的认识，其中重视札记之功能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尤为重要的两个方面。
刘咸炘特别强调札记的重要性。他不仅教导学生要阅读前人的札记著作，“前贤札记可择而浏览之”[8]197，而且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勤于札记。幼学阶段规定：“疑案心得自记日札，每周必有三条，于查书时呈阅。”[7]388确定每周札记的条数，并制定严格的审查制度，这是要让学生从小养成作札记的习惯。他还指导学生如何作札记：“札记以求心得。心得者，新得也，故必戒陈言。”[6]130“读书有得有疑，记之日札。辨难、引申、考索、推广，不拘一格，不限多少。……日札有发明者，经核正后，选登季报，其成绩优富者酌予奖励。”[7]387刘咸炘认为读书得间，札而记之，是治学的必经途径。札记篇幅不限，但要紧处在于须反映读者的心得体会。他鼓励学生作札记，并择优发表，本意正在于此。
刘咸炘重视札记这一教育方法，首先是来自于章学诚的影响。章学诚教导子侄辈说：“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4]卷九《家书一》这句话给了刘咸炘不小的启发。前代学者中不乏以札记而成就其学术代表作的楷模，如宋代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清代学人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前贤撰述的成功经验让刘咸炘在教育学生时也不忘时时强调札记的功用。其次，刘咸炘重视札记，也是对自身治学历程的总结。刘咸炘的论著中，《读〈通鉴〉记》、《读史杂记》、《翻史记》② 等都是他常年累月札而记之的结晶。刘伯榖在谈父亲的读书方法时说：“先生的读书方法可分为三个阶段。初作札记零条，十五岁时读《文心雕龙》才大胆作札记，二十岁前所读的书，都有札记。每阅一部书，即置一札记本，写心得于上，或在书眉上用朱、墨笔加校语、评语、批语、识语，短的几个字，多的到数百字。他遗留的中西藏书有23000多册，现藏四川省图书馆。每册书中的书眉、副页上都有批注。”[1]21刘咸炘读书必有批语，时刻记下读书的心得。他自己读史治学既如此，当他教授学生时，也要求学生作札记。从今天的教育理论来看，读书札记能够帮助学生训练思维，养成良好的学术素养，是一种非常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
与作札记有密切关联的是问题意识的养成。什么是问题？刘咸炘是这样定义的：“凡读书者必有注意所在，此即是题……能自得题，尤为善学矣。”[9]396把能抓住问题作为善学的重要标准。札记要言之有物，离不开对问题的捕捉。作札记能够凝练问题，为进一步的研究开拓疆域。历史教育不单单是学生怎样学，还包括教师怎样教。刘咸炘从教师的立场出发，要求教师要善于启发学生、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刘咸炘的学问虽靠自学得来，“皆出独求，未奉教于耆硕”[2]520，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轻视教师的授课。相反，他批评一些塾师那种重记忆、轻讲解的教学方式，说：“旧来教学，遍诵群经，因之私塾积弊，开讲多迟，加以庸师不能引导句读。近日来学于本塾者，每有经已读齐，而未听一讲。文已明顺，而未看一书者。皆是误于积习，空过时光。今当力矫其弊。”[8]196刘咸炘认为针砭此病的重要方法，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他曾撰写了一篇专门论教学方法的文章《教法浅论》，把教学分为“授读”、“讲就”、“问难”、“作文命题”、“改文”五个部分，其中“问难”和“作文命题”部分均论及如何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等。如谓：“讲后宜启其问难。徒讲而不启学者之疑难，则将习为盲从，不能真知。……问难宜先重要。庸俗教者之不启问难，多因恐学者所难，为己所不能答。”[8]164不仅在教学上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在考试命题时也要体现问题意识。他说：“命题宜启其疑难，勿但令直述。听讲半属受他，犹不可窒其思路，况作文纯属自发，更应主于开启。即题虽无疑，亦必导以从疑处剖析，最善莫如多出问题。”[8]165刘咸炘是将能否发现问题作为教学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看待的。
刘咸炘有感于学生中能够独立发现问题者较少的现象，指出：“无问题者，即无所主，无所主，即章先生《博约篇》所非也。今当提撕，各寻问题。”[9]396章先生《博约篇》指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博约》。为了帮助同学们，刘咸炘列举了359个历史问题，供同学钻研、揣摩。这300多个问题，“以太史公所谓古今之变为纲，中分农与商，分治与合治，土著与游民，治术之缓急，士气之刚柔，亦为大端”[9]396。刘咸炘所举出的问题，大多抓住了先秦到明代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尤其注重各时代之风气、重要历史人物评价、官制与兵制变迁等。其中，《汉初六国余势论》、《东汉私门风气考》、《南北朝学风考》、《唐府兵论》、《唐初用人不拘资格论》、《色目风俗考》、《历代史官论》等题目，视野恢宏，史识不凡，是刘咸炘多年读史、治史的心得。这些题目后来“经同学诸子分任研究，编抄考论，呈先生改定完成者，已达百余篇，除选登本塾季报外，所有之稿，今半抄存塾中”[10]1151。经过这些题目的研究，学生的读史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训练。刘咸炘在书塾中强调问题意识，而其问题又多论一时之风气；当他执教大学时，这种重风势的教育思想更加鲜明，并且具有了浓郁的时代色彩。
三 “大学课程宜明风化大势”：由旧学而新知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教育和新式教育并存，但总的趋势是新式的学堂教育逐渐成为教育的主流，“新式学堂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广泛存在的民间私塾则迈上了向近代学堂转型的漫长历程，广大的旧式塾师逐渐向新学教师转轨”[11]252。在这场教育变革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完成了从私塾教师到大学教授的角色转变。只不过，他任大学教授的同时，仍身兼塾师，他所执教的尚友书塾并未转型，而他却自创新式学堂，并登上了国立成都大学和国立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的讲坛。
在由塾师到教授的角色转变中，刘咸炘也在追问新式历史教育与传统私塾的历史教育的不同，思考由旧学向新知转轨的路径。他在1926年执教国立成都大学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这一追问的思想印痕。他写道：
丙寅三月，承乏成都大学预科历史讲席。念大学课程宜明风化大势，稍讲史识，若历代兴亡概要，中学教本已略具之，无取重衍；徒谈事实，如说平话，尤非所宜。[12]431
这段话篇幅虽小，却很好地回答了大学历史教育应该传授什么这一重要的基本问题，表达了他对大学历史教育的认识。
他认为，大学历史教育不能停留在朝代兴亡等历史事实的讲述层面上，而应当把“风化大势”作为教学的重点。刘咸炘的这一教学思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一方面，刘咸炘治史重“察势观风”③。他计划撰写一部书，专门探讨“古书中概论人地关系之言”，“各方古今风俗”，“南北风气大别，历代各方人文势力之通塞盛衰”[13]372。他这样的治史精神反映到他的历史教育思想里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他继承晚清史家龚自珍在《尊史》篇中提出的“善人”和“善出”之说，并把龚氏的思想引入近代历史教育的领域中。龚自珍在《尊史》中说：“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14]龚自珍这段话里反复强调的“山川形势，人心风气”，恰与刘咸炘所宗法的“察势观风”若合符契。刘咸炘评价龚自珍的这番论断是“得史之大凡矣”[15]23，抓住了历史研究的精要之义。刘咸炘认为：“读史有二法。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16]244这是对龚自珍学说的发挥。结合刘咸炘的上述论述，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历代兴亡概要”乃是“事实之始末”，是“入”，是历史教育的第一层次；而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应当从历史事实中“出”来，以“察风势之变迁”，这比单纯学习历史知识要高一个层次。
为了实践这一想法，刘咸炘在国立成都大学讲授历史时便自编教材。在他看来，传统的编年体、纪传体史书内容或不完备，或过于繁重，均不宜作教本。他选取《周易》、《左传事纬》、《商君书》、《史记》和《汉书》为素材，以《史记》、《汉书》为主，编成讲义简稿。刘咸炘选辑这些史学名篇作为讲义，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这一点，从他所写的简短评语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他认为《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序》、《六国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为太史公通古今之纲领”，《陈涉世家》乃“匹夫崛起，古今一大变”[12]441，这些正和他“明风化大势”的教学目的相符。他在课堂口授时，对这些史料又详加阐释，其目的也在于让学生知晓“古今之变”，明白“风化大势”。
在探讨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时，还有必要重点剖析他所说的“风化大势”的内涵。对这一术语，刘咸炘既有宏观的阐释，也有具体的举例说明。他说：“读史察变观风，综求其事之关系，比于以索贯钱，先具归纳所得之索，以备学者之演绎。……自汉至今，世代久远，大势之变虽少，而小变多矣，不可胜举。”[16]245他列举了先秦至明代在国体、政权、官材方面的变化，并分析道：
恐诸侯之叛己，故行独治。独治则权臣易夺位，故行独揽。独揽则宦竖易弄权，分治之亡也瓦解，独治之亡也土崩。轻世族则无与共安危，抑武人则无以御寇盗，罔不有弊，所谓祸常发于所备之外者也。至于虚风，则君之治术、士之学术为最大，与上政治大势，皆为诸小端之纲。[16]246
综合刘咸炘的诸多论述来看，他所说的“风化大势”，主要是指土风、士风、时风、社会心理，似与司马迁的“古今之变”相通。同时，刘咸炘对“风化大势”的讲授，也与乾嘉史学名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姑取赵氏《廿二史札记》，选标一目，以示求绪之法”。赵翼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史识高明、善言风俗的史学家。从刘咸炘的史论文章来看，他是继承了赵翼论史之风的。但刘咸炘的重风势，与古代史学家的言风俗，毕竟已有不同。“今重风势，非如政书之分类，故于制度稍略，或为一朝之风，或为一代之风，大则为古今之变，小则仪物之象，亦风中征，大包小，小见大，在学者通观之”[16]247。刘咸炘已经具备了近代的政治意识和历史观念，所以，他说的“风化大势”虽语出古代，但其精神和目的与前人有很大的区别。他在历史教育中提出的“明风化大势”，是融汇了古代史学传统和近代史学精神的产物，是他在历史教育思想上由旧学而新知的集中表现。
为了实现“明风化大势”的历史教育目的，刘咸炘主张研读精辟的史论，从中获得对历史发展大势的认识。在完成于1930年的《史论要抄》中，刘咸炘写道：“吾斤斤言史识，不可不有所举例。史识所识者，古今之变也。……可借古人之论以示例。”[13]355《史论要抄》按“论风气”、“论权势”、“论政治”三类辑录了袁宏、叶适、顾炎武等人的历史评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刘咸炘理想中史论的典范。刘咸炘说：王夫之“论多统综之识，其言皆有物，非搜剔委琐之比。吾虽不敏，姑以短词效其宏议”。于是，刘咸炘撰成《读〈通鉴〉记》一书，其重点是“人伦得失、国事是非、议论邪正”[17]621，这些也是“风化大势”的题中之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高校历史教育的理论、内容和方式都经历了较大的转变，刘咸炘提出的“大学课程宜明风化大势”的理念，摆脱了传统历史教学重朝代兴亡史事的窠臼，把讲授历史进程的趋势和社会风气作为历史教育的重点，反映了他对历史教育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深刻认识，有其时代进步性。刘咸炘生逢晚清和民国，政权交替频仍，促使他思考历史上“古”与“今”的变化。他把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融入到自编教材中，对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具有重要意义。
1928年，刘咸炘在《自题三十二岁像赞》中评价自己：“五岳平，无权势。两耳白，有智慧。眉目寻常不足畏，额有伏犀亦疑似。褒之曰清，贬之曰无能，直言之曰读书人。”[2]545他以读书人自居，也始终以读书、著书、教书为志。纵观其短暂的一生，在从塾师到教授的历程中，刘咸炘承袭了中国古代书院的传统教学理念，如“仿学海堂法”[7]386，也借鉴了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思想，“近来教育学说变注入式为启发式、自发辅导式，置重学生，启其自动，此说甚是”[8]165。刘咸炘在教学思想上兼容并包，重点在于让学生明理，训练史识，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历史学的教育功能的深刻思考。民国时期，私塾教育和新式学堂教育并存，刘咸炘身兼二职，无论在传统教育方面，还是在大学历史教学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生前编辑自己的论著时，已设“授徒书”一目，专门裒辑历史教育方面的论著，说明他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反思是非常自觉的。他在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阐释历史教育的功能，总结历史教育的方法，并对大学历史教学的内容与宗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在民国时期的历史教育上都理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收稿日期：2010-12-16
注释：
① 据周鼎的研究，“在刘咸炘的倾心指导下，尚友书塾的少学在当时的成都颇孚盛名。张澜办成都大学时曾向刘咸炘建议将其并入成都大学文学系，因刘氏家族未能同意，此议遂废。”（见《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2页。）张澜主持的成都大学是当时川内的一流新式学府，张澜欲合并尚友书塾，可见当时尚友书塾在教学上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这和刘咸炘的贡献密不可分。
② 按：《翻史记》包括刘氏研读《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十一部正史的札记。
③ 刘咸炘曾撰《齐鲁二风考》、《唐士风论》、《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明末三风略考》、《宋元明实学论》等文（均编入《右书》中，见《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1册），体现了他“察势观风”的治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