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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现代技术世界中的生态危机，无疑在西方传统思想中有直接的根源。面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危机，西方在最近20年兴起了生态哲学，它并非只在现象层面批评那些引起生态危机的人类行为，而是要在更深的维度来反省人类对待自身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的态度。这些思想家的反省以及向东方思想的寻求，值得我们这些“急起直追”的人们警醒。
近年来，在西方国家中，生态哲学（或生态危机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理论，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因而其发展也相当迅速。这一哲学、伦理学理论是直接针对着我们居住的地球上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而发的。仅就此而论，它自然要比尚未将此问题提上日程的经济决定论或对此持盲目乐观态度的技术决定论更富于远见，也要比那些沉迷于纯粹的逻辑和语言游戏的哲学更具现实性和质感。而就这一理论已经获得的较为严肃的和富有成果的思考来说，它主张将其理论的基点落在一种出于对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关怀而进行的对现代人的思维与实践的本质的反思，似乎也足够深刻。出于对人之本质的这样一种深刻的反思，它呼吁并要求哲学的所有学科——以至哲学以外的，包括了自然科学诸学科在内的各科学学科——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给予足够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因而它所涉及和动员的范围已相当广泛，所想担当起来的责任，似乎也已相当沉重。然而，这一理论是否真正能够担当起带领我们人类走出生存危机困境的使命，似乎还是未定之天。问题是，人类对自身的危机是否已有认识。
从本质上着眼，人类当前面临的危机究竟是什么？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意识极为强烈，这种危机意识唤醒了人们快速发展经济和技术的强烈要求。然而，这种意识的觉醒却是以动员了人类向自然无限索求的一切能力，把人逼入疯狂瓜分和掠夺自然的竞争与冲突中为代价的。
这种代价即是目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对生态危机的注意，唤醒的是人们对环境的意识和对科技发展的节制。这就是从海德格尔发端的当代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从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对待自然的态度已完全有别于传统的自然哲学。传统的自然哲学把自然看成是独立于人的自在的客体。当代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虽然也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待自然，却不仅不把自然看成独立的客体，而且人也不是与其相对的主体。在这种新哲学中，人们从人的生存与存在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人生存于其中的，与人息息相关的生存世界、生存环境，人与自然中的其它存在物一样，是属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不是人可资利用的生活资源，而是人必须小心保护的家园。
海德格尔从对在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现代技术批判入手，企图建立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们所谓“现代”就是“技术时代”，这一时代是由在西方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造成的。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虽是在长期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中形成的，但是现代技术却与古代的或传统的技术不同，现代技术并非人们所想象的是人所能够把握和驾驭的，就当代的现实而言，现代技术不仅是人们不可控制的力量，而且相反，是人无处不受现代技术的统治。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有不少的批判，但是他并不是像一般人们所作的那样，从现象方面对现代技术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也不只是要求对技术的作用及其发展加以节制。就现象而言，有人甚至认为海德格尔是一位对现代的事物极感兴趣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人。
对处于技术时代的现代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关切，自进入近代以来，在大多数思想家——尤其作为当事者的西方思想家——的心中一直是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对这一问题也一直长期存在着相当激烈的争论和不断地从不同角度进行的或深或浅的反思。那种认为西方人一致地取一种现代唯科技主义的形而上学立场，欢呼技术统治的胜利，都是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者的看法，至少是片面的。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前提而设定的东西方思想的对立以及基于这一观点的东西方思想的比较也不免多少沾染了些形而上学的习气。就历史事实而言，现代科学技术确只发端于欧洲文明。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与现代科技出现的事实并行，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上也始终保有一支对其持批判态度的文化力量，尽管她似乎一直没有科技文明的力量那么强大。
而近百年来，在激烈的国际交往、竞争与较力中，由于相互间实际国力（首先和主要的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明显差距而形成的被动挨打局面，促使许多东方国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不甘落后，急起直追，奋力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模式，急于在短时间里，迅速增强国力。其国民动员的规模与程度，国家和社会投入的人力与财力，以及其在短时间里所达到的发展速度和所取得的实效，均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就现象，同时亦就本质而言，在对待现代科学技术的立场方面，几乎可以说，已无东西方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可言。事实上，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已与西方人同处一个极小的然而又是岌岌可危的地球村里，我们和他们面临着同样的生态危机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现实的、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的解决——更多地着眼于经济和基本生活水准的提高——是首先的或主要的。所以，他们仍在大力地推进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而生态危机对他们说来，似乎还是较为遥远的问题而未得专顾。因而，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实际上正日趋严重，而且至今仍未受到重视而被制止。唤醒我们自己对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意识，认真面对正在威胁着我们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生态危机，建设我们的新的关于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观念，实在是当务之急。
我们的传统中，是否曾有过产生现代技术的思想因素，也许是可以争论的。然而，在我们的传统中保有一种朴素的，更为和谐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态度，大概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态度自有它自身价值取向和终极关切。相比较而言，它让人保持在一种较为原始自然的状态中生活，虽也取用于自然，却是将人看作是与自然相和合的，人并不把自然当作与自身对立的对象来看待，更不强掠自然为己所用。在老庄思想中，这种顺应自然，抱朴守一的倾向尤为明显。先哲们对技术这样的东西似乎自始便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吾非不知可巧技利用自然，知有此事，羞而不为，是因曾闻先师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1] 古人遵循的是一种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征服、控制、利用甚或驾驭自然，均与其道相谬，为其所不耻。就中国思想传统而言，这种思想属于老庄道家一派。然而，即使较长期占统治地位、主张入世和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和限制。
不过，因此便推论说，我们思想传统中的一些观念，如“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等的传扬和阐发，便可遏制现代技术的疯狂扩张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似乎过于简单草率。实际情况远比我们所想象或可以想象的严重、复杂和困难得多。
就本质而言，现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技术表现出它特有的神奇力量。技术可以创造出自然界本来没有的东西。通过技术，人几乎可以制造出任何其能够想象得出的东西。技术不但改造了世界，而且几乎是创造了世界。现代世界全然是一个技术的世界。试问当今世界上有哪一样东西能够逃脱成为技术对象的命运？而且我们似乎不仅可以说，时代是技术的时代，世界是技术的世界，甚至还可以说，整个历史也都是技术的历史。技术不仅与人之为人，而且与人之发展与进步密切相关。如果说，在历史学这个领域中还能够使用“进步”这个概念的话，首先是技术授予人们这样的权力。有了技术的进步，才有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进步。技术不仅标示和印证着人类的进步，而且也引导并制约着人类的进步。它早已把人类带出了那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年代。使得当今的人类看起来好象并非依赖自然而生存，反而是越来越依赖技术。技术成为人的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东西。然而，技术也越来越变得神秘而不可知。现代技术似乎已不再是以前那种由人发明出来，可以加以控制和利用的东西，而成了一种独立的，强大到足以把人当作其对象和手段来利用和控制的东西，人在其面前失去了自由。技术给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将人沦为其奴隶。人不仅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技术威力的威胁，而且也从人本想通过技术来控制和利用的自然那里看到了技术所导致的恶果。现代技术的泛滥，迅速而广泛地毁灭着人从根本上须赖其生存的自然。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痛失家园的威胁。
就对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言，东方思想比起西方思想未必占有更大的优势。当然，我之所以这样说，并非意指东方文明遗产中毫无可资借鉴或利用来解决当前生态问题的思想资源。我的意思是，我们的传统思想所面临的，是与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完全不同的局面。传统的思路也许有效地遏制了技术在我们这一文明区域中的发明和发展，不允许技术造成的目前这样一种危机局面出现，却因而也从未面对现代技术所导致的这种困境。因而，诉诸先哲们的一些不允许或起码是未能导致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局面出现的思想，并希望这种思想能解救人于技术泛滥所造成的危机，这要求不免有些过分。迫使它担起本不应由其承担的重任，这不公正，也未必真有实效。
实在说来，我们已经相当远地背离了东方思想的源头，无论是被迫无奈，还是出于心甘情愿。我们已然无可逃避地面对着人类整体所面临的危机——现代技术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正视这种危机并认真地反思我们是从哪里以及如何偏离了传统思想的轨道而进入目前的状态的，大概才是我们应当做的。
西方思想是现代技术的温床。然而西方思想也并非是从一开始就以眼下这样一种现代的形态出现的。虽然，在西方思想的童年时期，便出现了可作为其现代形态之根苗的形而上学。但是其现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现代技术的形成却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因而，有见地的西方思想家也一直在以一种追根溯源的方式来反思他们的思想何以导致了今天的局面。汇合东西方的这样两种反思，从而给人类思想的未来走向以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指引，或许是不无益处的。
海德格尔是一位几乎以其毕生的精力行进在这样一条反思的道路上的思想家。在其后期思想中充满了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和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追问，且都颇具思想的深度和启发性。因而，他的哲学亦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被约纳斯（HANS JONAS）、荷斯勒（VITTORIO HOESLE ）等一些当代生态哲学的代表人物视作其理论的思想奠基人。
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和对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追问，是海德格尔后期哲学的重大主题之一，亦是其这一时期思想中最具现实感的部分。海德格尔对这一主题的思考，贯穿了他整个后期思想历程。追踪其在这思想历程中的足迹，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这一思索中逐步由浅入深的艰难步伐。对现代技术本质之思，应起于其思想的转折时期，有关这方面的文字已散见于他三十年代的著作中。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是以追根溯源的方式，对技术的本质及其来源加以追问。在海德格尔看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到了近代，自笛卡尔起更甚，这是西方思想的命运。按这种思维方式，自然是与人相对的完全独立自在的客体，而人则是面对这一客体的自为的主体。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本来可以有多种，然而，在这种形而上学中，西方人取用的是一种有选择的方式，这种选择，在海德格尔看来，并非是人可以自主选择的，而是语言本质的作用，是形而上学表达方式使然。
在1938年作的一次题为《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讲演中，海德格尔已开始从与现代科学的关联中来试着窥入现代技术之本质的堂奥。他说：“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然而，人们不应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在实践上的纯粹的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转换，首先是这种转换才要求对数学自然科学的应用。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最为显而易见的支脉。而现代技术之本质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是同一的。”[2]
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并非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是自然科学在实践上的一种应用，是一种附属的东西。它自有其自身的本质，其本质只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是一样的。科学是应了现代技术的要求才被应用的。换言之，自然科学并不规定着技术的发展，反而是技术规定着科学研究的进程。科学之所以把世内存在者当作对象来进行预先的计算，是应了现代技术的要求才这样做的。科学对自然的预先计算是为了技术对自然的摆布（STELLEN）作准备的。
这时的海德格尔还未曾对现代技术的本质作出明确的规定，却已指出了现代技术的本质所带有的形而上学性质。而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现代形而上学，是指自笛卡尔以来，突出地把存在者作为与以主体所标示的人相对立的客体来对待的所谓主体性哲学。然而，当人成为主体之际，人并非将自己从中世纪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成为自己。决定性的事情反而是，在这样一种“解放”中，“人的本质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3]，成为在拉丁词SUBJECTUM的源始含义下，那个把一切都聚集在自己这里的基础或根据。而对于这样的主体来说，自然与世界便以被带上前来的方式成为主体的这种预算所需的图象。
在《诗人何为？》一文中，海德格尔在对“依然笼罩在尼采式的调和的形而上学的阴影中”的诗人里尔克的诗进行分析，以阐明他对现代技术所统治的贫困的时代的看法时，更明确地表示：“甚至，人成为主体，世界成为客体这一情况，也是自行调理的技术之本质的序列安排，而并非倒转过来。”[4]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之成为主体， 把自己摆在世界与自然的对面设置起来，并因此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把世界当作对象来按其意愿处置，甚至把世界有意地制造出来，好象都是人的主体性的展现，是其主动的，有意识的结果，其实不然，人根本未经对此深思，其所贯彻的，并非他自己的意图，而是被无条件地置入的，人是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冒险贯彻此一意图。“这是从技术的隐蔽的本质中出现的过程。”[5]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并非是仅就现象的谴责，而是一系列就技术之本质的追问。他并非对技术所造成的危害现象熟视无睹，却也不只是在对技术的威胁下的恐惧与愤怒之表达。他看到了，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都摆布成了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他也看到，人之人性与物之物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中化为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他更看到，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且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顽强。在这种计算行为中，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市场上的有价值，可买卖的商品。人确实处于危险之中，人有失去他自己的危险。海德格尔并非认为这些还不够危险，只是他看到，若只就表面上剪除这些危险现象，并不能够真正解救人于现代技术所导致的本质性的危机。在他看来，现代技术是从人的本质上威胁着人。而“人的本质基于人对存在的关系”[6]。在海德格尔那里， 作为此在的人，本是存在的澄明之公开场，存在莅临此在之“此”，以其存在之光朗照世间万物，使其得以作为存在者存在，即在此之公开场中在场。但是，现代技术却阻碍了或根本改变了存在者在“此”之自然而然的存在。技术的本质通过人并以把人作为手段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这种意图以人的意愿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以计算的方式对自然的存在给以重新的摆布。这种摆布从本质上根本改变了人对存在的关系。其表现出来的是人对自然的意愿，却把技术的意图掩藏起来。所以，海德格尔说，并非意愿的总体性（TOTALITAET）才是危险，而是那贯彻意图的“意愿本身才是危险”[7]。危险在人自身这里， 人意愿去贯彻技术的意图，并以自己的意愿掩盖了技术的本质。人总是繁忙着去操持技术，技术一直直接地显现在那里，于是，首先是技术本身阻碍了对技术之本质的任何体会。
对于技术的本质，三、四十年代的海德格尔虽一直在探寻，却未曾给出一明确的定义或说法。直到五十年代，他才在《追问技术》一文中把现代技术的本质说成是“构设”（GESTELL）。构设一词， 在德文中有其十分通俗的意义，即指家具、设备，如书架（BUECHERGESTELL），也用其称骨架。海德格尔用这样一个较为常见的词来指称现代技术之本质，有其特别的用意。此词的前缀GE，有“构”、“集”之意，加上词根STELL：“设置”，“摆布”， 意即构设是技术的设置活动形成的基本结构或系统，它不但集结了技术活动中的预设、开发、设置等一系列环节，将其构成一个整体，而且还聚集了技术以预设和预算的方式所选择并开发出来的自然中可利用的能源和材料。
海德格尔认为，即使作为现代技术的本质的构设含有现代技术之设置活动的向自然“逼索”的性质，它也仍与摆设（DARSTELLEN）、设立（HERSTELLEN）、陈设（AUFSTELLEN）等词有关，即含有这些词所说的“在POIESIS意义上把‘在场者’带入无蔽状态之中”[8]这回事。也就是说，现代技术的本质，有其向自然逼索的负面，然而它终究仍是一种揭示存在之真理的方式，去蔽的方式，即“ALETHEIA的方式”[9]。
海德格尔从西方思想的源头处考察出，技术与艺术原本都出于对自然之“然”，即存在之“涌现”、“绽出”的把握，也就是他所说的存在真理之去蔽的方式。他借用柏拉图的话，将其说成POIESIS， 并解释成为“带上前来”。自然的自身涌现或绽出是带上前来，艺术或诗的展示是带上前来，技术的开发、发现、发明也是带上前来。只不过各自的方式有所不同。因其都是带上前来，便都是去蔽的样式，都与存在之真理的揭示有关。进而，技术便以一种其特有的方式关涉人的本质——与存在的关系。
如果只是如此，便也没有了眼前的烦恼。然而，技术之与其他去蔽方式的不同在于，技术并不将自然而然之“然”的本真状态全然揭出，而是以其特有的意图对存在者之存在的不同方面进行选择，特意地突出其有用性，并在一系列的预算、算计、开发、储备、转换与制造中完善和强化这种有用性。在其特有的这种“带上前来”中，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并非自然物的真存在，而是其某一面的特性或性质。
这种选择突出了自然事物的有用性，即把作为对象的自然当做用具或工具来看。所有进入这一视界的自然物，均无以能按本来的面貌来表象，而是以其有用的样态来呈现。科学便是一种按照技术的这般要求来对自然进行计算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的有用性的算计中，首选的是能量，其次是材料。自然便在这样一种算计中被开发，被提取，被制造，被储备，并有待于被利用。
技术的这样一种开发、提取、制造、储备和利用自然的方式，海德格尔称其为技术的本质，他用GESTELL一词来表示。 海德格尔用这一词来表示人由于技术的要求对自然的选择、集拢和重新设置、构造。这样对自然的重新安排和控制。虽然是通过或由人来实行的，但却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而是技术的本质逼迫人去实行。人被命运打发去“构设”自然。这种被打发去“构设”自然的命运对人来说是最大的危险，这种使一切都运转起来的“构设”活动是当今最令人不安的事情。
这种对自然物的有用性的特别强调，成为技术之为去蔽的特征，同时也是其作为去蔽的片面性。如果说，古代的技术还有某种顺其自然的性质，或是只以顺其自然的方式来将自然物中的有用性展示出来因而对自然的破坏力还不足以引起人的恐惧的话，现代技术则是以一种改变，以至重新制造的方式来特意地开发这种有用性。它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以去蔽的方式揭示自然物的存在，然而，它在揭示的同时却改变了自然物的存在。
海德格尔发现技术，尤其是现代技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给人带来危险。然而，排除这种技术所带来的危险，并不能靠节制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来实现，因为技术本身的运动和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既然来源于人们对待——看待——自然的方式，要解救技术对人所造成的危险，也只有回到人的认识和思想的源头。其实，早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就指出了人的认识和神的直观不同，上帝的直观本身便直接地，完整地把握自然物，而且它同时就是创造。人的认识不能直接完整地把握自然物本身，他总是有某种片面或间接。人只能借助语言，语言却也只是或更加强了这种片面和间接——他指的是在形而上学传统中形成的西方语言，尤其是其逻辑和语法。在《论人道主义》一文中，海德格尔谴责西方语言中的逻辑和语法“霸占我们的语言的时间也太长了”[10]。海德格尔希望用艺术的或是诗的语言来改变这种僵化的语言。
现代技术却正好借助于这种语言，去贯彻它的意图，突出其对自然物的有用性的选择和开发。因而在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中，对以有用性来看待和选择、利用、开发自然物的观点有重点的批判。他一方面向语言与诗歌这种“看”和表达存在的方式求救，一方面寄希望于东方思想，尤其认为中国老庄的“无用以至大用”、“不求机事便无机心”、以及“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似乎是可以改变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技术至上论的思想资源。六十年代，在一次题为《流传的语言和技术的语言》讲演中，海德格尔特别引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的话：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擁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
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11]
海德格尔在引用了这段话后解释说，“无所可用，可免乎累。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无用由于不材而有大力。在此情况中，无用即为事物之意义。”[12]海德格尔以此来消解西方现代技术中心论中的有用性概念的批判，使我们想起，他后来对自己早期思想中仍以器具或用具的形式来看待存在者的说法的修正。他是想要以中国古代的思想来帮助他解决现代技术的困境吗？我们不得而知。
当代生态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继续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特别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伦理学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关系的伦理学，而首先是人类与作为其生活世界的自然环境的整体的和谐关系的伦理学。也就是说，在消除了把人作为与自然对立的主体的人类中心论之后，人类首先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重新为自己定位。哲学与伦理学当然还是关于人的，却不能再只是以人为中心。
注释：
[1]《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2]海德格尔《林中路》，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克劳斯特曼出版社，1972年第五版，第69页。
[3]同上，第81页。
[4]同上，第268页。
[5]同上。
[6]同上，第270页。
[7]同上，第272页。
[8]海德格尔《讲演与论文集》，图宾根， 根特·奈斯克·普夫林根出版社，1978年第四版，第24页。
[9]同上。
[10]海德格尔《路标》，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克劳斯特曼出版社，1978年第二版，第341页。
[11]《庄子·逍遥游》
[12]海德格尔《流传的语言与技术的语言》，德国Erker 出版社，1989年版单行本，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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