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九台事件”研究*
张 维 缜
〔摘要 〕“九台事件”并非偶然，它是美国执行军事援蒋政策的结果。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积极、谨慎地与中共进行交涉，中共则在审讯过后兑现了释放两名美国军官的承诺。随后，美国与国民党方面分别进行宣传，力图抵消中共的舆论影响。该事件在美国与中共之间确立了通过高层联络处理美方人员被俘问题的机制。同时，中共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宣传，从政治上动摇了驻华美军的合法地位。
〔关键词 〕“九台事件”；中美关系；驻华美军；扶蒋反共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著名的檄文中写道：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92页。
文中提到的人民解放军在九台俘虏美国军事人员的事件，就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九台事件”。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类似事件中发生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为同类事件确立了解决机制，也为中共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鉴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学界鲜见对此问题的研究。就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仅有王元年、白玉武在《九台事件真相》一文中对该问题进行过简略探讨，但其所依据的资料绝大部分是《东北日报》的相关报道，是从中共角度探讨该事件的来龙去脉，缺乏对美国方面情况的考察，因此对该事件的认识尚有若干不够准确之处[注] 王元年、白玉武在《九台事件真相》(《历史档案》1988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两名被俘美国武官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一论断值得商榷，因为美国和国民党的报刊都表示，两人并未承认犯有罪行。即便是中共当时对外发布的消息，也没有指责他们犯罪。另外，该文提出：“九台事件”“有力地揭露了一个事实真相：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本来是在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下进行的”。这一结论似乎也有失偏颇，虽然美国在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有限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依据现有资料，仅就“九台事件”而言，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 。本文主要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和当时中美主流报刊资料，尝试还原中共与美国在“九台事件”中的互动，揭示该事件对双方关系及中国政局的影响。
一、意料之中——“九台事件”之缘起
1947年3月1日，在距长春东北约20公里的九台县卡伦镇河西堡村，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瑞克(Robert B.Rigg)与柯林斯(John W.Collins)[注] 当时，中国国内对两人的姓名翻译不一：《中央日报》《大公报》翻译为“瑞克、柯林斯”，《申报》翻译为“李格、柯林斯”，《益世报》翻译为“瑞格斯、柯林斯”，《东北日报》《人民日报》翻译为“芮格、柯林士”。为方便论述，本文采用最先报道该事件的《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的译法。 在内战前线视察时闯入中共辖区，被中共东北民主联军俘虏，两人被拘押55日后始获释，史称“九台事件”。
“九台事件”反映了战后初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紧张状况。但在此之前，双方曾有过一段较为友好的时期。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共改变了对美国猜忌乃至敌视的态度。随着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双方的关系进一步升温。在第二批观察组人员抵达延安之后，《解放日报》更是发表了由毛泽东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写道，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美军将士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希望观察组的到来可以“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促进中美两大联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进程”[注]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
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战接近尾声，美国扶蒋抑共政策逐渐明显，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也开始逐步恶化。早在1944年底，由于蒋介石明确拒绝了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赫尔利对这份协定的态度也转向消极。对此，毛泽东、周恩来于12月12日电告在重庆的王若飞：如果赫尔利不愿发表协定草案，中共可不发表。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但电文同时强调，中共不愿牺牲联合政府与民主原则，只是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并“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12页。 虽然言辞比较委婉，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共与美国政府在处理国共关系问题上已渐生嫌隙。1945年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一份指示中提到，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是反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情的分子。为了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对中共的政策，指示要求紧紧抓住美军对日作战如无中共军队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做工作。与此同时，美军观察组以及在华北的美蒋合办之特种突击队的活动也受到中共严格限制，中共禁止他们到前线以及携带武器、建立通讯机关。[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9—180页。 可见，到了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中共对包括观察组在内的美国军事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战后美军在华北登陆并配合国民党军队行动，中共军队与美军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其实在抗战后期，中共一度考虑过配合美军在华北登陆打击日军的计划，但表示这样做的前提是美军必须服从中共的政策法令，不准带国民党军队入境建立政权，同时要为中共提供20个旅的武器装备[注]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94页。 。后因双方关系恶化以及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进展顺利，该登陆计划没有实施。
抗战胜利后，美军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占据沿海战略要地，开始在华北大规模登陆。此举无疑对中共的战略处境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1945年9月27日，负责同延安美军观察组联络的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奉朱德总司令命令，向美军观察组的伊万·叶顿(Ivan Yeaton)作出口头声明，拒绝美军在山东烟台、威海和河北秦皇岛登陆[注]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31页。 。但是，美军原定的登陆计划并未改变。9月30日晨，从琉球出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军团第1师及附属部队陆续在塘沽登陆[注] Henry I.Shaw, Jr.,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in North China , 1945-1949, Historical Branch, G-3 Division, Headquarters, U.S.Marine Corps, 1968, p.2.。该部队登陆后，相继进驻天津、北平、唐山、开平、静海等地，并把守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沿线各处要地。与此同时，美国军舰和飞机开始在渤海湾巡逻侦察。[注] 《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9—290页。 海军陆战队第6师于10月11日在青岛登陆[注]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 1948,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Ⅷ,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p.308.。此后，美军源源不断开进华北沿海各地。到1945年底，驻华美军总人数已达11.3万余人[注]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 FRUS ,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Ⅹ,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628.。
在登陆的同时，美军还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造成了直接援蒋、干预中国内政的事实。1945年10月18日，驻秦皇岛美军车辆径直开入冀东解放区临榆县境内的海阳镇与深海镇，更于六日后扣押中共晋察冀军区第16军分区的六名谈判代表，制造了“临榆事件”。10月30日，驻秦皇岛美军配合国民党第94军进犯临榆县海阳镇等解放区，并陆续向已被八路军解放之北戴河、山海关发动猛烈进攻。[注] 《违反美当局历次声明 美军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解放日报》1945年11月4日。 这是战后美军与中共军队之间首次正式军事冲突。此后，两者龃龉不断，以至于在1946年7月29日，中共冀东军区部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运输车队在河北香河县安平镇爆发激烈冲突，双方皆有伤亡，且事后各执一词，一时震惊中外，史称“安平事件”。
在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中共采取了较为现实的举措，即在加强军事自卫的同时，通过加大宣传攻势、发动群众运动等方式迫使美军撤离中国。
1945年11月初，获知苏军将于当月自东北撤离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便号召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对美国在华北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展开宣传攻势[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06—407页。 。针对美国国务院1946年6月14日提交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军事援助的法案，6月22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军事援蒋及大批美军驻华，认为这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军事援助，同时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08—209页。 。该声明发出后，苏杭地区的学生为了表示支持，开始举行示威活动，随后上海五万民众也开始示威声援。针对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于6月24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动员各种群众团体与民主党派举行示威大会，并分别致电美国国会、群众团体和各界名流，要求纠正美国政府的对华反动政策，撤回驻华美军，否决6月14日的法案，说明中国现在要的是和平，同时致电国民政府、政协会议、国民参政会及各高级将领，要求蒋介石爱国，要求国民党保持中国国家民族利益与主权完整，向美国交涉撤退美军，收回内河航行权，保护关税及领海领空，谢绝美国武器等。[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6—217页。 从指示内容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共对美国政府和驻华美军的态度尚较温和。
中共的态度在“安平事件”发生之后开始有了明显转变。在其组织下，国民党统治区各地举行了“美军退出中国周”活动。1946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晋察冀局、晋绥分局、晋冀鲁豫局、华东局、华中分局、东北局与南京代表团发出指示，要求将宣传口号转到“美军退出中国”，以打破美蒋“和平攻势”之欺骗，解放区则在10月中旬开始举行同样主题的“运动周”。为了避免给马歇尔及国民党政府留下破坏调停的口实，中共中央同时指出，“不要说外面的运动是我们发起，而要说民主爱国人士发起”。[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99—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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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发生之后，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共推动了此次反美高潮的深入发展。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大城市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之途展开[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67页。 。1947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认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确已接近”，要准备“争取美军全部撤退(包括军事顾问团与海军训练学校)、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及其他民主要求与经济要求”[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78页。 。仅仅两日之后，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随即返回美国。国民党政府随后宣布撤销军事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中央在1月30日发出的指示中认为，“执行部取消，美军更无驻华借口”，接下来应该“要求美国撤退在华一切海陆空军及军事顾问、训练机构”[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98页。 。此时中共对美军撤离一事尚感到较为乐观，但数日之后便得到了与预期相反的消息。2月6日，《人民日报》转引塔斯社的消息称，驻天津、塘沽、北平及山海关之美军“不是调回美国，不过是到中国沿海某些别的地方。据传美国当局是将这些军队调至青岛”[注] 《企图搪塞莫斯科外长会议 华北美军假装撤退 他们并不是要撤回美国，只是调到中国其他地方！》，《人民日报》1947年2月6日。 。
在上述反美氛围之下，中共军队与卷入中国内战的美国军事人员之间发生矛盾和摩擦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九台事件”的爆发并不出人意料。
自日本投降开始，东北大地便燃起了内战的硝烟。苏联军队撤离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1947年2月，在林彪指挥下，东北民主联军狂飙突进，渡过松花江，开启了二下江南战役的序幕。3月1日，部队在战斗期间俘获了两名美国军官。中共《东北日报》如此记载这一过程：
我某师某团[注] 当时，中共报刊没有公开该部队的具体番号。万毅后来回忆说是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第3师第9团第5连第3排。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612页。 第二营于上午八时半占领长春东北四十里之卡伦，随即派该营五连副连长马如起等，率部沿吉(林)长(春)路搜索前进，前锋进抵祁家窝堡(卡伦西南八里)，遭蒋军优势兵力攻击，在蒋军六〇炮及机枪密集射击之下，我军主动撤回卡伦西南三里之河溪堡，部署甫定，即发现吉普车一辆，由蒋军占领之李家店东北山地驶来，在距我军警戒线二百米处，该车即行停驶，车中跃出三人，为首一美军官，以望远镜向我阵地侦察，后二人尾随警戒前进，当时我军已部署伏击，前哨士兵即迫令彼等停止，其中一人见已陷我包围，迅疾跳上吉普车，驾车逃走，我军即向吉普开枪，而李家店东北山岭与祁家窝堡之蒋军，即同时以机枪猛烈还击，伤我军班长王玉成一名，终于掩护该吉普车逃脱，我军当将未及逃走之美军军官芮格及柯林士二名俘获，缴获短枪二支，望远镜及照相机等军用品。[注] 《民主联军总部公布两美军官被俘真相 严重抗议美军事援蒋内战罪行 今后发生同样事件其后果美政府应负全责》，《东北日报》1947年4月15日。
瑞克和柯林斯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武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美军，而应该是“行使外交职能的军事人员”。他们在中国内战前线进行军事视察[注] 美国、国民党政府及其媒体大都坚称两人是在进行“视察”(inspection)、“观察”(observe)或“参观”军事活动。而在美国驻华使馆引述的中共陕北电台报道中，两人则是在“侦察”(reconnoitering)情报。参见“China Reds Seize Two U.S.Officers”, New York Times , March 2, 1947; “Chinese Reds ‘Capture’ Two U.S.Officers”, The Washington Post , March 2, 1947; “Chinese Reds Capture Two U.S.the Officers”, Los Angeles Times , March 2, 1947; “U.S.Officers’Spy Trials by China Reds Told”, Los Angeles Times , April 27, 1947; U.S.Department of State ed.,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1444-1446; 《美两副武官报告被共军拘押经过 四次受审被指为“战俘”》，《中央日报》1947年4月27日；《被捕两美籍军官获释后飞抵首都 向司使报告被拘押经过》，《申报》1947年4月26日。，被中共俘获且不被承认外交地位，最终还成为中共批评驻华美军干涉中国内政的有力证据，这种情况颇耐人寻味。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急电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要求提供信息并采取合适的举措。周恩来在给美国驻华使馆的信中提到，另一名美国人在东北的通辽附近被俘，并保证三人的人身安全。对此，司徒雷登于3月7日回复说，已经注意到瑞克和柯林斯被俘一事，所报道的第三名美国人在通辽附近被俘，据信是中共方面消息有误，并希望中共采取紧急措施使两人尽快获释。最后，司徒雷登还急切地请求周恩来告知将于何时释放他们。[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1441.
《中央日报》则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描述：
三月一日彼等于长春附近某小山旁被共军哨兵发现，喝令举手之际，随行之译员曾高呼作警告，该译员及司机方拟登车逃避，共军乃密集火力射击，瑞克少校等乃跳入附近小山沟暂避，旋即为共军拘捕。彼等先交出手枪，共军哨兵复勒令交出望远镜及照相机，然当时彼等并未交出。[注] 《美两副武官报告被共军拘押经过 四次受审被指为“战俘”》，《中央日报》1947年4月27日。
由上述三个版本的报道约略可以看出，国、共、美三方在报道两人被俘事件时，一般都是突出对手行为的不当之处，淡化自身存在的某些问题。
式中，qij′表示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的QoS数据；对于效益型数据qij表示Web服务集合中第i个Web服务中第j个QoS属性参数的取值；对于成本型数据， qij表示Web服务集合中第i个Web服务中第j个QoS属性参数取值的倒数。Q表示效益型和成本型数据集合。
那么，谁应该承担瑞克和柯林斯被俘的责任呢？是两人自身的问题，还是国民党政府方面的问题？对此，国、美双方各执一词。
据《中央日报》报道，国民党方面曾数次对两人加以劝阻，但两人并未注意：
两名美国军事人员被俘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华使馆当日下午便得知了消息，随后便迅疾展开事件调查以及与中共的谈判工作。双方的沟通最初看似比较顺利，但是两人的获释之路却历经曲折。
美两军官昨午出行前并未向我方当局联络，彼等仅非正式口头通知新一军下级参谋，该参谋人员并曾加以劝阻。据悉彼等手持地图，意在赴长吉线前方观战，惟于乘吉普车出行时，竟误入长吉公路，车行十六公里至兴隆山附近，曾与九台县长及保安第四十、第六团团长相遇，该县长等曾警告彼等谓不远处即有共军，但彼等未予注意。迨至距卡伦车站七八华里处，我第九十营哨兵即以信号枪制止彼等前进，然未生效，不久即驶入共区。[注] 《长春两美军官 郊游被共军绑架》，《中央日报》1947年3月3日。
信息化管理是市政工程造价控制与管理的重要实现途径，而且我国政府也比较重视信息化，也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推动信息化管理的实施和信息化工程的建设。但在我国现阶段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工程造价不能得到真正意义的普及，而其中则存在两方面的原因：①信息化工程造价居高不下；②缺乏完善、系统的工程信息化的配套政策；有很多市政施工单位的经营理念、施工方法技术、管理模式都比较传统，也比较落后，这也导致其管理机制比较僵化，很难适应当下社会；很多施工单位都没有进行信息化管理，也没有相应的技术水平，缺乏信息化管理系统等，这些都是信息化管理问题出现的原因。
不过，获释之后，瑞克与柯林斯在接受采访时却说：“国民党军队指挥官曾经向他们保证，最近的中共军队距此有20英里之遥。”[注] “U.S.Officers’Spy Trials by China Reds Told”, Los Angeles Times , April 27, 1947.言外之意，他们被俘的责任应由国民党方面来负。
瑞克少校与柯林斯上尉都是美国伊利诺伊州居民，可能因为这一原因，《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对两人被俘的描述比其他美国报刊更为详细：
二、获释之路——美国与中共的交涉
4.内部运作管理体系建立、落实。建筑施工企业需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制定EPC业务流程，加强内部管控，保障企业归口协调管理部门或分、子公司与其他业务板块相互支撑、紧密协作；建立绩效管理机制，细化指标，进行有效的指引和约束、激励。
3月1日下午3点，美国驻长春总领事馆已将瑞克与柯林斯被中共俘获的消息报告给美国驻华使馆，然后由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巴特沃斯(Walton Butterworth)致电国务卿马歇尔，转述长春总领馆的信息，表示两人大约于凌晨4点[注] 这一时间很可能有误，因为据《中央日报》报道，两人被俘时间约为上午11时，而据《东北日报》报道，两人被俘是在中午12时左右。参见《长春两美军官 郊游被共军绑架》，《中央日报》1947年3月3日；《民主联军总部公布两美军官被俘真相 严重抗议美军事援蒋内战罪行 今后发生同样事件其后果美政府应负全责》，《东北日报》1947年4月15日。 在卡伦以东被中共俘获[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1439.。
王祥只觉得五雷轰顶，自己随手就弄丢了一生可能就这么一次的发财机会。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王祥还在云里雾里。
由于被俘两人是美国驻华使馆成员，而外交人员享有豁免权，所以在美国人看来，中共此举显然“侵犯”了美国外交人员的“正当”权益，因此是可以向中共驻南京代表团提出抗议的。但是使馆在权衡之后，主张不向中共代表团提出抗议，因为使馆认为有望通过地方行动促使两人尽早获释。使馆还认为，延安方面信息不畅，很可能完全未注意到此事，故抗议是不适之举。任何对延安方面直接提及此事的行为都很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极易延误事件的解决。在此情况下，巴特沃斯开始与时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的王炳南沟通，希望他向延安提出申请，尽快下令释放瑞克和柯林斯。王炳南同意立刻和延安联系。[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p.1439-1440.
对美国而言，在与中共谈判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不承认延安边区政府为具有外交效力的官方政府。而且美国已经因为支持国民党政府而卷入中国内战，应该预估到与中共的谈判不会一帆风顺。出乎意料的是，双方最初的接触比较顺利，中共很快便答应释放两人。
还有一部分是从拟声词转换而来的AA式重叠动词，如：嘚嘚、叭叭、叨叨、吵吵、哼哼、嘎嘎、记记、咧咧、曲曲、嗡嗡、囔囔等。从感情色彩来看，动词重叠AA式多数是表示贬义的。
这种最初的顺利或许与美国手中掌握的一些筹码有较大关系。一方面，美国的军事实力是中共无法企及的，数量众多的驻华美军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美国在中共驻国统区人员的撤退问题上作用巨大。即便在马歇尔调处失败之后，美国驻华使馆仍然提出，要保证中共人员返回中共辖区[注] 1947年1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络处处长乔治·V.安德伍德(George V.Underwood)致电马歇尔在华盛顿的代表马歇尔·S.卡特(Marshall S.Carter)，提出：在将驻华美军撤离中国的同时，要使中共人员返回中共辖区，这是美国的职责。参见FRUS , 1946,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Ⅹ, pp.705-706.。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和军调部后，2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知国民政府和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称美国政府将协助受委任之中共人员返归可能通行之中共区域，并协助国民政府执行小组人员返归原来站头，直至3月5日止。其中涉及北平军调部以及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共约150名中共人员。[注] 《为军调部人员遣散 美使馆发表声明 将协助中共人员撤退》，《新华日报》1947年2月7日。 鉴于自身运力有限、安全难以确保，中共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军调部中共首批撤退人员共20余人于2月11日晨由北平搭美机分别撤回延安、邯郸[注] 《军调部共方人员首批昨晨离北平》，《中央日报》1947年2月12日。 。
因此，《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美方透露的内幕消息后认为：“北平美军总部对可能迫使中共释放两人成竹在胸，300名(原文如此——引者注)驻留南京的中共人员需仰赖美国人撤退到中共辖区，据报除非两人获释，否则美国人便不会将这300人运至中共‘首都’延安。”[注] Donald Starr, “Reds Capture Evanston and Chicago Yanks”, Chicago Daily Tribune , March 2, 1947.
虽然手中有这些筹码，美国驻华使馆仍不敢掉以轻心。3月3日，使馆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团长董必武沟通，请求其联系中共中央，协助释放两名美国人。司徒雷登还于3月5日一早向美军延安观察组负责人塞尔斯(John K.Sells)下达指令，要求他带着促成尽快释放的意见密切关注此事。不过，令司徒雷登深感忧虑的是，可用于和延安方面直接接触，以敦促其完成释放的时间所剩无多。司徒雷登还提到，美国驻南京武官办公室的道尔(Fredrick J.Dau)和驻长春总领事柯乐博(Oliver E.Clubb)现都在长春尽力安排在当地释放两人事宜。使馆希望获悉延安方面就此事已采取或拟采取的任何举措。[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1440.当天下午，司徒雷登收到塞尔斯的回复，其中提到，第18集团军秘书长杨尚昆已经代表朱德将军着手释放瑞克和柯林斯。塞尔斯称，杨尚昆对他表示：
西方文明方面。新航路开辟之后，大批中世纪的欧洲强国前往世界各地“淘金”，以不同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这其中就包括东南亚地区。当时在东南亚、南亚建立殖民地的西方强国有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把一些生活方式带入了当地，改变了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此外，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也在此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对当地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西方文明对泛北部湾地区文明的影响不容忽视。
(1)有三名而非两名官员被拘留；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者在本次研究中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69.2%（18/26）和96.2%（25/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朱德已致电林彪，要求查明他们被俘的情况；
(4)因延安总部尚未全然知晓，除了上述提及的情况外，朱德在收到东北总部的详细报告后将处理此事。[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p.1440-1441.
中国吉普车司机与议员称，三颗子弹打穿了吉普车顶部的木头，第四颗打在轮胎附近。他们认为袭击者为政府军，所以两名军官与译员步出吉普，司机留在轮旁。两名军官询问对方番号，对方回称“民主联军”，并要求三人举起手来。瑞克与译员举起了手，但柯林斯的一只手则放在胯下的左轮手枪上。一名哨兵注意到这个情况，便向空中放了一枪，从附近村子里引来三四十名中共士兵。射击更猛烈了，译员猛地扑到地上，快速地爬向吉普车。当他与司机向长春方向逃去时，他们看到瑞克与柯林斯被一圈端着刺刀的士兵包围在中间。[注] Donald Starr, “Early Release of U.S.Officers in China is Seen”, Chicago Daily Tribune , March 5, 1947.
3月11日，中共代表团撤出南京。离开前，叶剑英表示，瑞克和柯林斯正在前往哈尔滨，朱德已命令林彪在抵达哈尔滨后释放他们[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1442.。至此，中共已经明确承诺释放两名被俘美国武官，但是具体何时何地释放，却远未落实。
此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共对此事保持缄默，没有就两人的情况发布任何官方消息。至于其中缘由，因资料所限，暂时还无从确切知晓。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无暇顾及此事。另一方面，从后来的事实判断，中共欲借助对该事件的宣传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需要时间审讯两人，以便获取证据。因此，一直到4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外事处处长李立三(当时用名李敏然)才告知两人，朱德已答应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苏尔(Robert H.Soule)，他们将会获释[注] 《美两副武官报告被共军拘押经过 四次受审被指为“战俘”》，《中央日报》1947年4月27日；“U.S.Officers’Spy Trials by China Reds Told”, Los Angeles Times , April 27, 1947; “Captured Yanks Tried as Spies by Chinese Reds”, Chicago Daily Tribune , April 27,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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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克与柯林斯被俘事件发生后，柯乐博便致电林彪，询问两人何时获释，还请求基于“个人友谊”对两名美国人给予临时关照和安全保障。3月7日，该电被转给在哈尔滨的李立三，但由于电台通讯中断，柯乐博没有收到回复。此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护送队负责人博丁(Cornelius Bodine)曾赶赴哈尔滨，试探有无可能通过该机构运回二人，但最终未能如愿。英国派遣领事去哈尔滨与中共沟通，同样没有效果，以至于4月9日司徒雷登在致电马歇尔时颇感灰心地说，所有可能的渠道，到目前为止都被证明是无效的。不过司徒雷登也提到，根据美国陆军部的建议，大使馆已经向苏联驻华使馆正式提议，请其要求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向中共东北政权传递信息，促使其遵守迅速释放美国人的承诺，因为苏联是仅存的在东北中共辖区驻有代表的政府。苏联使馆回复称，就其立场而言，此事相当微妙。鉴于他们与驻东北中共辖区的工作人员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这一问题比较复杂。但是，一俟收到美国传来的外交备忘录，他们会乐于将美国的请求传至莫斯科，然后再转至哈尔滨。[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p.1443-1444.
实际上，如前所述，就在司徒雷登致电马歇尔的当天，李立三通知被俘的两人，朱德已经答应苏尔释放他们。4月13日，司徒雷登进一步得到了较为明确的信息。次日，他在致马歇尔的电文中提到，新华社于13日发布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签署的公告，其中提到瑞克和柯林斯的身份时，用的是“美军及美国大使馆的助理武官”，公告在措辞强硬地抗议美国政府“直接参与中国内战”后指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瑞克少校和柯林斯上尉已被护送出境。”[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p.1444-1445. 实际上两人当时并未获释，中共之所以在公告中表示两人已被护送出境，可能是想尽早将两人“获释”的信息传递给美方，以便争取对自身有利的环境。
针对13日中共英文广播声明中关于瑞克与柯林斯在国民党军队掩护下侦察东北民主联军阵地情报的说法，司徒雷登在15日致电马歇尔时指出，使馆认为：“他们仅仅是在履行作为军事顾问所行使的正常职务，即观察军事活动。就此身份而言，他们的活动是独立的。”[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p.1445-1446.同日，美联社播报了驻华使馆的这一言论，《东北日报》《人民日报》等中共报刊随即将其作为抨击美国的证据。中共方面认为，“中立观察”“正常职务”“中立行动”等说法均为狡辩及掩耳盗铃，实际上是为了掩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注] 《民主联军本宽大政策 遣送两美俘出境》，《东北日报》1947年4月24日；《民主联军总部 遣送被俘美军官出境 高崇民等痛斥美使馆狡辩》，《人民日报》1947年4月26日。
中共是如何对待两名被俘美国武官的呢？总体来看，中共在生活、医疗等方面对两人较为照顾，但在司法方面却并不姑息。
获释后，瑞克与柯林斯在给司徒雷登的报告中提到，两人3月1日被俘后，经过六天时间，跟随东北民主联军撤退到哈尔滨。到达哈尔滨后，他们即在严密防卫之下，各自被单独关进一所民居之中。对他们的关押从3月6日持续到4月9日，这期间，他们频繁而又单独地被“简易法庭”询问。两人认为，这显然已构成审讯，但是没有人告知他们那就是审讯。李立三参与了对柯林斯的部分审讯，“王将军”(General Wang)[注] 原文注明说，大概是黄逸峰(Huang Yi-feng)。黄逸峰时任中共东北铁路局副局长，按说不应该参加对瑞克与柯林斯的审讯，但因为他曾任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成员，又是“安平事件”中共首席谈判代表，有丰富的对美谈判与斗争经验，所以参加审讯也毫不奇怪。 参与了对柯林斯的剩余审讯以及对瑞克的审讯。两人最初被告知，他们是战犯，后来通过各种声明来推断，他们显然被当作间谍来审讯，并且被控伙同国民党参与内战。在二人签字的声明中，他们承认了这一点。4月9日，拘押结束，李立三邀请两人共进午餐，并告知两人他将遵守朱德作出的将其释放的承诺，不然他还有足够的理由关押他们。此后，两人获得了最低限度的自由，直至获释。整个拘押期间，除了在护卫之下的一次短暂购物外，瑞克和柯林斯未被允许与任何人接触。其间充斥着敌对情绪，在任何场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是被攻击的焦点。不过，食品和医疗条件尚较完善。[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p.1447-1448.
中共之所以对两人进行审讯，主要是为了获取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内战的确凿证据并揭露之，以便利用国际舆论谴责美国的行为，使美军早日撤离中国，停止军事援助国民党政府。
继4月13日中共广播之后，15日，《人民日报》和《东北日报》同时刊登了有关瑞克与柯林斯被俘后调查结果的报道。从这篇报道来看，中共对此次调查较为重视，甚至调回俘虏两人的副连长马如起当面对质。除了对当时乘坐的吉普车未悬挂美国国旗这一点，两人坚决不承认外，双方其余的陈述都是吻合的。报道指出：“此次长春吃紧中，芮格等亲身出发前线，在蒋军掩护下武装侦察我军情况之事件，根据一切人证物证及芮格等之亲口陈述，已获铁证。”公布调查结果的目的是“向美国进步人士及全世界舆论呼吁，根据国际道义制裁美国政府直接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的罪恶行为，并号召我国人民警惕蒋美勾结进行卖国内战愈益露骨之阴谋，奋起救国，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凶恶阴毒的侵略政策，以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早日实现”。[注] 《蒋军掩护向我阵地作军事侦察 长春前线俘美军官二名 民主联军总部揭露美助蒋内战狰狞面目》，《人民日报》1947年4月15日；《民主联军总部公布两美军官被俘真相 严重抗议美军事援蒋内战罪行 今后发生同样事件其后果美政府应负全责》，《东北日报》1947年4月15日。 自马歇尔开始调停内战起，中共公开批评美国的言辞从未如此激烈。
17日，《东北日报》又报道了审讯瑞克与柯林斯的重要内容，从中透露出一个问题：美国情报组织对中国之渗透是极为深入的。瑞克在审讯中称，美国为了解东北情况，不仅派领事及武官从国民党军方取得情报，而且设有所谓“国外调查团”的情报组织。瑞克称，这是属于美国国务院的组织，人员中一半是文职，一半是武职。“基本上他们的任务是进行经济和地理的调查，机关设于长春及沈阳，一部情报人员曾派赴开鲁、通辽等蒙古地带活动。”柯林斯则说：“他们调查地图，特别是航空地图……”更耐人寻味的是，该报结尾还披露了瑞克的坦白：
芮格最后……申述其见解称：“我是两个政策冲突上的牺牲者。”并称：“我充分了解你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愤怒，是由于美国以前还有最近还援助国民党的武器。我承认我从来没有纯正的立场，我是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了解这案件的意义。”同时彼更提出积极建设性之意见称：“我一定把一切报告大使馆，我的意思是友善的，我更好的了解你们的态度，当然我对于这次出来(记者按：指侦察东北民主联军阵地)是懊悔的。作为一个结论，我将建议美国政府将所有的美国军官，除了武官之外，通统从中国撤退。我要特别指出，军事顾问团也要撤退。”[注] 《被俘美军官透露 美蒋合谋进行内战 国人应严重警惕：蒋介石彻底卖国和美帝国主义侵略野心》，《东北日报》1947年4月17日。
(2)朱德已命令林彪保障三人之安全；
《东北日报》之所以引述瑞克的坦白，其实是想借此说明，即使是美国军事人员，也不赞成美国政府军事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美国政策之不得人心便不言而喻了。问题是，瑞克的话是否是其真心表白？从获释后他的一些言论来看，这一点恐怕尚需存疑。
经过较长时间的拘押、审讯并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中共的政治目的基本达到了，于是便于4月18日通过新华社广播宣布，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经决定在4月24日护送被俘的两名美国军官途经陶赖昭(Taolaichao)南边的红房子(Hungfangtze)离开解放区。民主联军要求美国驻长春总领事馆派人携凭证去红房子附近接应他们，派去的人应手持白旗作为标志。[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1446.
美方在这段时间内主动采取措施，试图解决两人被俘问题，但收效甚微。4月4日，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司徒雷登的电文中提到，美国陆军部对两人人身安全表示关切，并考虑是否有其他未知的办法能够确保他们获释。艾奇逊对于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传递信息可能导致意外的拖延或带来不利的结果表示担忧，还认为目前除了通过英国派遣领事去哈尔滨或者经苏联驻南京大使馆联络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以外，没有其他渠道。[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p.1442-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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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作出释放两名美国军官的承诺与兑现承诺的问题上，时机掌握得很有技巧，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又通过审讯达到了较为满意的政治目的。这充分证明，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美国方面则在处理该事件的过程中处处体现了较为谨慎的态度，最终也达到了促使两人获释的目的。
增强监督工作的公众参与性。党的十九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大监督只有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扩大公众参与，突出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才能使监督方向更加精准、重点更加突出、效果更加明显，才能彰显人大履职的民意理念和民权取向。
三、归来之后——两人的获释及后续影响
美国驻华使馆对迎接获释两人回归较为重视。为了让他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美方特意安排家人迎接他们。其中，瑞克的太太和八岁的女儿在北平等候他到来。她们专门为瑞克准备了一根雪茄烟、一个雪茄烟嘴和一张复活节贺卡，并委托苏尔提前带给瑞克。[注] “Cigar to Greet Chicagoan as Reds Free Him”, Chicago Daily Tribune , April 23, 1947.柯林斯的太太则因即将生产而不能随行迎接，只能在南京等候[注] 《被捕两美籍军官获释后飞抵首都 向司使报告被拘押经过》，《申报》1947年4月26日。 。
苏尔被美国驻华使馆委任负责此次迎接活动，与其偕行的有使馆助理武官巴大维(Davis Barrett)、一名美联社摄影师以及《纽约时报》的威尔斯(Benjamin Wells)。考虑到安全等因素，苏尔计划将迎接小组规模压缩到最小，仅包括他自己、巴大维和美国驻长春总领事柯乐博。[注] “Cigar to Greet Chicagoan as Reds Free Him”, Chicago Daily Tribune , April 23, 1947.后来，巴大维并未随行，而是换成了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武官谷文(Edward T.Cowen)[注] Benjamin Wells, “Chinese Reds Free Two U.S.Officers”, New York Times , April 25, 1947.。
美国使馆方面并未详述迎接过程，司徒雷登只是在两人释放当天致马歇尔的电文中提到，瑞克与柯林斯于当日中午12点32分获释，均甚良好，已返回长春。两人皆未接受任何采访，要等在使馆汇报完毕，将报告传至美国陆军部后，再允许他们接受记者访问。司徒雷登强调，发布给新闻界的报告将完全属实，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泄露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府军队的军情，也不包含任何可能被解读为替一方或另一方作宣传的信息。[注] FRUS , 1947, The Far East :China , Vol.Ⅶ, pp.1446-1447.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驻华使馆在处理两人获释的后续事宜方面较为谨慎，力求在表面上符合“中立”原则。然而，实际的迎接过程远非如此简单，虽然并未发生意外，但也透露出不少信息。
在中国媒体中，中央社是较早(4月24日)对两人获释进行较为详细报道的，《益世报》在4月25日刊发了该社的报道，其他媒体或者报道得较为简略，或者报道的时间比较晚。中央社报道称，在国民党新1军参谋潘申庆等陪同下，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苏尔、助理武官谷文等“于二十四日十二时半在德惠北，松花江畔，按照共军约定时间，手持白旗摇晃，隔岸共军即以小舟渡过芮柯二人。渠等遂即与柯乐博总领等同乘吉普车，沿公路至德惠，再换乘火车返长”。中央社记者观察了获释的两个人，认为他们在车站精神尚饱满，“惟芮之颌下髭须横生，似显露在共区逗留期间之困苦生活。柯乐博总领等事前经松花江畔迎接被俘人员，得助于新一军及长春军运办公室之处甚多，深表感谢”。[注] 《被执美武官获释 昨日下午已安抵长春 守口如瓶不发表意见》，《益世报》1947年4月25日。 从报道内容可看出，中央社力图突出国民党政府方面在两人获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美方媒体的报道要详细很多，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歪曲、虚妄之词。《纽约时报》报道称，两人是在一所被炮火毁坏的独屋处获释的，该屋位于松花江以北1000码的平原之中。最先迎接他们的是柯乐博和谷文，他们打着白旗，在中共无线电指引下，穿过遍布地雷的地区，徒步走了将近半英里。当他们与两人见面时，两人仍然被20余名中共武装卫兵所包围。谷文眨了下眼睛，伸出手臂说：“瑞克少校，我来了。”两人须髯四日未剃，难掩面色苍白。《纽约时报》认为，这是在哈尔滨禁锢之结果。柯乐博和谷文与中共人员完成交接手续后，便陪着瑞克与柯林斯走向一个狭窄的桥头外围，乘船登上南岸。瑞克与柯林斯在那里遇到了苏尔，苏尔向他们敬礼，他之所以最初没有去迎接他们，为的是给他们一个惊喜。两人于4月22日被告知将获释，在一名政委与一名年轻译员陪同下，乘坐卡车离开哈尔滨。当晚，他们宿于榆树(Yunchu)，该地位于哈尔滨以南50英里处。23日晚，他们宿于松花江以北8英里的陶赖昭。24日晨，在一名卫兵护送下，两人骑马从陶赖昭来到红房子。他们在此地下马，徒步行走，直至遇到柯乐博和谷文。[注] Benjamin Wells, “Chinese Reds Free Two U.S.Officers”, New York Times , April 25, 1947.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提到了一个细节——两人登上松花江南岸后，都向众人炫耀所获纪念品。瑞克展示的是其腋下的平底盒子，里面是他在哈尔滨为太太买的一小瓶鸡尾酒。柯林斯携带一瓶法国白兰地，这是中共领导人送给他的临别礼物。[注] Benjamin Wells, “2 Chicagoland Officers Back from Captivity”, Chicago Daily Tribune , April 25, 1947. 关于礼物问题，《申报》的报道有所不同。该报称：“瑞格出示一个小银碟子，这是他三月十九日被共军押解下在哈尔滨买的。柯林斯出示他买的一瓶三十年白兰地陈酒。”参见《被捕两美籍军官获释后飞抵首都 向司使报告被拘押经过》，《申报》1947年4月26日。一行人当夜宿于长春，受到国民党新1军军长孙立人的招待。次日一早，乘坐C-47型飞机，经停北平时，接上了瑞克的太太和女儿，然后直飞南京。[注] “Chicago Wife and Child Greet Released Yank”, Chicago Daily Tribune , April 26, 1947.
此后，中共就此事的宣传渐趋沉寂，但美国与国民党方面的媒体则开始大肆宣扬两人在拘押期间遭受了“不公”对待，并对有关传闻加以澄清。概而言之，其所述之“不公”待遇有如下几种：
其一，被端着刺刀的中共士兵押送。《洛杉矶时报》对此描述得较为详细，该报报道了瑞克获释后的回忆：“柯林斯无法继续走路，因为他的两只脚的脚趾冻伤了(是二战时柯林斯在德国被囚期间冻伤的)，我们便告知俘获我们的人，我们拒绝继续走路，结果是一群端着刺刀的士兵捅刺我们进入马车。”[注] “U.S.Officers’Spy Trials by China Reds Told”, Los Angeles Times , April 27, 1947.《芝加哥每日论坛报》也提及此事，但只是一带而过[注] 参见“Captured Yanks Tried as Spies by Chinese Reds”, Chicago Daily Tribune , April 27, 1947.。实际上，能够以马车代步，在当时已经是很高的待遇了，这种“负面”报道说不定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俄罗斯白鱼粉的生产原料以北极圈捕捞的白色肌肉鱼类(如鳕鱼等)为原料生产的白鱼粉为主，也包括鳕鱼鱼片加工的副产物。因此，其粗灰分含量在20%左右出现一个拐点，主要是由白鱼粉中鳕鱼等鱼排粉所占比例不同而造成的，如果含有部分鳕鱼鱼排粉则其粗灰分含量就可能超过20%。
其二，拘押期间信息闭塞，生活不便。《纽约时报》报道说，两人在被拘押期间最糟糕之事是“无从获悉外界新闻以及缺乏洗浴和洗熨衣物设施”[注] Benjamin Wells, “Chinese Reds Free Two U.S.Officers”, New York Times , April 25, 1947.。《申报》也说，两人“最苦的是与外界消息完全隔绝，和没有洗澡剃头的机会”[注] 《被捕两美籍军官获释后飞抵首都 向司使报告被拘押经过》，《申报》1947年4月26日。 。此外，很多报纸都提到两人面色苍白，胡子四日未剃，这显然也是为了显示其生活方面之“糟糕”状况。但是，两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饮食还算不错，到达哈尔滨后，“每日准用两餐，有菜有肉，三日后又准许购买糕点充饥”[注] 《美两副武官报告被共军拘押经过 四次受审被指为“战俘”》，《中央日报》1947年4月27日。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报道此事时称：“他们每天可吃两餐，都带有美式风味，瑞克称其‘足够丰盛——但我们可以吃得更多。’”[注] “Captured Yanks Tried as Spies by Chinese Reds”, Chicago Daily Tribune , April 27, 1947.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两人在获释前夕，还曾对李立三表示“对彼等稽留哈市时期照顾周到之谢意”[注] 《民主联军本宽大政策 遣送两美俘出境》，《东北日报》1947年4月24日。 。
其三，审讯持续时间长，被称为“说谎者”。《中央日报》写道，“于历次审讯中，此两美军官均被呼为‘说谎者’，并尽量设法使两人之答话相矛盾。每次审讯均历时六小时至九小时，且审问者常作攻讦美国对华政策之讲演”[注] 《美两副武官报告被共军拘押经过 四次受审被指为“战俘”》，《中央日报》1947年4月27日。 。《洛杉矶时报》采访瑞克后报道说：“瑞克称，中共用流利的审问与称其为‘说谎者’的指控使两人自相攻击。‘这种审讯每天持续六至九个小时’，他补充道，‘审讯中间还穿插着主持法官有关美国外交政策错误的讲座。’”[注] “U.S.Officers’Spy Trials by China Reds Told”, Los Angeles Times , April 27, 1947.
其四，力图改变他们的思想。《洛杉矶时报》表示：“两人称，在禁锢期间，他们被提供了很多有关拥护共产党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部分是美国作家写的。”[注] “U.S.Officers’Spy Trials by China Reds Told”, Los Angeles Times , April 27, 1947.《芝加哥每日论坛报》除了提及这一点外，还报道称：“卫兵们抱怨他们读得太快，因为他们每天读完一本。”[注] “Captured Yanks Tried as Spies by Chinese Reds”, Chicago Daily Tribune , April 27, 1947.
此外，两人还对外界澄清说，他们拒绝承认代表国民党政府搜集军事情报[注] “U.S.Officers’Spy Trials by China Reds Told”, Los Angeles Times , April 27, 1947.。苏尔则告诉《中央日报》记者：“外传两氏将回美，不确。渠等留华工作，尚有两年。柯林斯上尉将留在京(指南京——引者注)工作，瑞克上校将赴沪服务。”[注] 《柯林斯与瑞克继续留驻京沪工作》，《中央日报》1947年4月29日。
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企图通过以上宣传影响舆论，对中共加以抹黑、贬低，从而抵消中共之前宣传对自身的不利影响。
SIM908模块与单片机的串口通讯依靠AT指令集实现，工作时由单片机通过发送指令对模块进行控制，同时模块也通过AT指令集进行短信通讯，实时收发信息[8]。GPS数据的接收和解码依靠NMEA-0183协议，该协议在GPS接收机上使用最为广泛，芯片根据NMEA-0183协议的标准规范，将位置、速度等信息通过串口通讯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对这些数据进行解析得到具体经纬度[9]。
无论如何，该事件还是暴露出驻华美军未在法律框架内获得合法身份的事实，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军调部撤销之后尤其如此。中共及时把握这一点，适时地给美蒋施加压力。“九台事件”后的交涉与宣传正是其给美军施压策略的体现。
倍感压力的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应对这一问题。1947年8月29日，美国驻华使馆照会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希望国民党政府就驻华美军地位问题发表声明，并形成协定向联合国备案。9月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复照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代表国民党政府正式声明：现在驻扎中国领土的美国武装部队系由中国政府同意而驻扎；倘中国政府或美国政府认为此项美国部队应撤退时，此项部队即须撤退[注]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529—1530页。 。至此，驻华美军总算在法律框架内暂时取得了“合法”身份，但其干预中国内政的实质始终未曾改变。
结 论
从“九台事件”的过程与结果来看，该事件在美国与中共之间确立了处理美方军事人员被俘虏问题的机制，即通过高层联络，以政治方式加以解决。尽管凭借自身的军事优势，美方有时仍会使用武力威慑，但总体而言，这一机制对避免双方因误判而兵戎相见，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后来的“浪暖口事件”[注] 1947年8月28日，国共胶东“二次会战”爆发在即，两架美军飞机飞临烟台乳山县浪暖口(今属威海文登市)上空，其中一架飞机因故障而坠落，飞行员被中共地方武装俘获。为夺回失事飞机与飞行员，8月29日，驻扎在青岛的美国海军西太平洋部队出动数艘军舰在浪暖口登陆，并与中共地方武装交火，美军还焚毁了失事飞机。8月31日，冲突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中共方面交还飞行员，美方致歉，赔偿经济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参见Houchins L.Stretton, American Naval Involvement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 1945-1949,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Ph.D., 1971.、“王疃院事件”[注] 有关“王疃院事件”的具体内容，参见张维缜：《从王疃院事件看战后初期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红石崖事件”[注] 1948年4月5日，在国共胶东夏格庄、店埠战斗期间，一架美军运输机在飞越胶州湾时，因机械故障而迫降胶州湾西岸的胶南县红石崖(今属青岛市黄岛区)，机上四名美军随即被中共胶东军区滨北军分区士兵俘获，是为“红石崖事件”。 等都是采用此种方式处理的。
“九台事件”中，中共在政治方面得分不少。中共本来俘虏的是美国驻华使馆武官，但通过对该事件的宣传，将矛头指向了整个驻华美军，一定程度上在政治方面动摇了驻华美军的合法地位，使自己中国人民利益代表者的形象更为稳固，而将国民党政府置于出卖国家利益、勾结美国屠杀人民的卖国贼的地位。这对争取包括解放区在内的全国民心大有帮助，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当然，此次事件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通过对该类事件的不断宣传，对美蒋势力政治打击的作用将日渐显著，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A Study on the “Jiutai Incident ”of 1947
Zhang Weizhen
Abstract : The occurrence of the “Jiutai Incident” was not accidental.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U.S. policy of providing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to Chiang Kai-shek. After the incident, the U.S. government negotiated with the CPC actively and cautiously, and the CPC fulfilled the promise of releasing the two U.S. 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es after putting them on trial. After the two U.S. officers were released, the U.S. and the Kuomintang respectively publicized the incident, attempting to counteract the impact of the CPC’s public opinion. The incident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based on high-level liai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PC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he captured U.S. personnel. Meanwhile, due to the propaganda about the incident, the CPC destabilized the legitimate status of the U.S. army in China politically.
〔中图分类号 〕D231；K266.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3-0037-12
* 本文是广东省教育厅重点平台及科研项目“战后美国东亚驻军与国际安全(1945—1980)”(2016WCXTD00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暨南大学历史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广州 510632)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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