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1]2004年在《现代契约理论与我国家庭企业治理》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推动经济高速发展重要力量的私营企业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鲜明的家族性。这些家族企业经历了由少到多,从传统行业到信息、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从零星、分散的家族小作坊到跨行业、跨地域甚至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快速发展。它们对中国的劳动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家族企业在创立之初所采用的以家族亲情为纽带、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的企业制度是企业主理性选择的结果,顺应了企业创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家族企业在进入发展阶段后,原先家族企业企业主的能力以及产权配置等已经成为制约家族企业发展壮大的障碍,显得越来越不能够适应现今市场竞争的要求了,家族企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现在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家族企业时,都是通过对比家族企业与现代公司制度来为家族企业广开良方。本文认为,企业选择哪种制度模式要与经济环境以及自身的发展阶段相联系。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的状况来看,家族企业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并不能因为目前一些家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而就此否定其合理性。 本文正是试图从现代契约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路径,并利用一系列的数学模型加强理论的说服力,从而达到分析的目的。在分析了家族企业的契约性质后,重点通过理论证明以及数理模型说明家族企业作为一个不完全契约需要建立一种有外部人力资本参与的新的企业契约,更进一步的分析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后家族企业契约性质的变化及由此导致的家族企业发展的新困境,并提出建立一般性关系型激励契约以及报酬契约是克服家族企业发展障碍的现实有效选择。
庞华[2]2005年在《论我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文中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家族企业在经济和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显着,整体上呈现出规模由小到大、作用由弱变强、发展由慢变快的趋势。而企业的内部治理状况在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得以确立的今天,也成为企业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为此,本论文将我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作为分析与研究的对象。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古典家族制企业是一种比公司制企业落后的前现代企业组织,用家族的规则来管理企业也是一种落伍的管理方法。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由家庭所有并控制的家族制企业是一种日渐衰微的古典企业组织形态,在企业成长内在规定性的要求下,家族企业会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路径变迁,并最终过渡为由职业支薪经理所控制的现代股份公司制度(伯利、米恩斯,1932;钱德勒,1987)。钱德勒(1997)认为,家庭公司只是在一国经济工业化的初期十分流行,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随着企业组织的进化,家庭公司会逐渐地消亡。家族制企业被看作是一种落后的企业制度,对它的理论研究也非常有限,在中国,经济学者对家族制度的研究的漠视是令人惊异的(李新春,1998),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几乎被人们忽略了,往往不被人们看成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课题(储小平,2000)。李新春(1998)指出,在缺乏对家族制度和家族企业深入了解的状况下,对中国经济,尤其是企业组织的发展将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中国的家族企业并非舶来品,在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家族企业就曾经大量存在,并且经历过长期的发展成长与兴衰,上世纪 80 年代的夫妻店、乡镇企业以及 90 年代的小业主都有着家族企业雏形的影子。与理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我国的家族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经济实力上,其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家族企业一旦有了足够的政策土壤,就迅速成为中国私营企业创业的主流模式,而且家族企业的出现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现代意义。我国目前既有大量的古典模式的家族企业,也有以自然人身份直2接控股或间接控股上市的公司制企业形式。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治理模式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弊端逐渐显现,家族企业面临着走出家族制的迫切要求。众多经验性研究表明,企业的兴衰成败、业绩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治理结构是否合理有效。家族式企业的治理结构的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它也会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研究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决定、影响因素,找到制约内部治理的核心因素所在,以推动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水平的改善,提高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指导私营企业建立与完善高效率的治理结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长时段考察将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在此,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现代公司制度是一种比家族企业制度更有效率、更富于成长性的企业制度安排,那么为什么家族企业会自愿“锁定(lock-in)”在这样一个低效、落后的制度结构中呢? 带着这个疑问,作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本论文分做七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开宗明义地把论文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介绍,对家族企业的概念、内部治理的概念、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现状、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论文的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作出阐述之后,第二部分主要是前人对本论题的研究内容的文献综述,第叁部分采用归纳的方法,首次用两个维度:企业主控制权维度和企业形态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形式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中,界定了各种内部治理的分类,为后面论文的展开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作者对每一种内部治理形式进行了深入阐述,并且得到了我国家族企业的演化路径 。 家庭企业形式 家族企业形式 公众公司形式强控制权 个体工商户 原始家族企业 现代家族企业弱控制权 不存在 准公司制形式 现代股份公司作者将影响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因素,划分为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第四部分主要是阐述各内生变量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制约作3用,分别从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规模、组织结构、技术、家族成员的参与等维度深入剖析各变量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影响。第五部分从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外生变量:融资环境、文化与信任和法律政策等维度来进行深入分析。第六部分在廓清了研究思路的基础上,作者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比美国、日本、韩国、东亚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历史及其内部治理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演化路径 。第七部分为本文的对策建议。针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实际情况,为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转化与完善提出对策建议。家族企业作为一种中性的组织形式,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分别从经济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文化学领域等角度入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目前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多是对其粗线条的表面现象的描述,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的并不多;从单一视角进行研究的较多,而从多视角、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的还很不够;对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演进的影响因素描述
张甲芳[3]2009年在《基于现代契约理论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文中认为家族企业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出现最早的企业形式,也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它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家族式管理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数以千万计人口的就业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家族企业在发展初期,有着其他形式的企业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由于利用人格化契约制度进行治理,从而大大减少了由于引入外部要素所有制而必须发生的交易成本,使创业初期人格化治理效率较高。但是,随着家族企业进入成长期,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就必然要吸纳外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导致创业期家族企业的人格化契约制度效率不断降低。传统的治理结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从而推动着家族企业契约机制的变迁。本文从这一背景出发,基于现代契约理论的角度,以契约理论在家族企业治理中的动态分析为主线,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以期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提供一些思路。本文从家族企业的成长路径及治理结构的演进入手,以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为基础,系统地对家族企业各阶段的契约治理进行了一般分析。通过剖析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现代契约理论的视角,在保留企业契约治理的基础上,引入关系治理的观点,构建了一个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二维治理模型,并提出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在家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应进行相机整合的观点,探求优化我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具体措施。
余立智[4]2004年在《家族企业的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文中提出家族企业是人类工商业史上最古老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家族企业群体演变并与之协同进化的历史。如果我们以创业家族对企业控制权的实质性占有作为识别家族企业的标准，那么家族企业就不仅是古老的，而且是现代的，不仅在家庭价值观浓厚的泛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是基础和普遍的，而且在崇尚个人理性，经济成熟度高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也同样是基础和普遍的。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长期共存，企业的“家族化”现象与企业的“非家族化”现象长期共存的客观事实，我们不仅有必要解释家族企业何以生成，同时还有必要解释家族企业何以变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必要把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论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加以逻辑一致的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制度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复兴”与“复归”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之所以称之为“复兴”，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后新兴崛起的个体私营企业，其大多数都是由相互间具有亲族关系的家族成员所有并控制的家族企业。而这一企业制度特征又与我国自宋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家族制度(以族谱、族田和族长为标志)和自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营家族企业传统一脉相承；之所以称之为“复归”，是因为伴随着“国退民进”和集体企业“二次改制”进程的不断深化，一大批由原公有制企业(含国有和集体所有)改制而来的新兴民营企业在要素构成、产权状态和治理机制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家族化”的组织倾向，这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家族企业制度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最为重要的企业组织形态之一。因此，不对家族制企业的生成和变迁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将无以把握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演进方向和成长前途，这些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现实基础。 本文拟以家族资本在企业组织过程中的“嵌入”与“退出”为研究线索，结合现代企业理论和现代家庭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典型家族制企业的经济性质、生成机理和变迁路径。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1)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本质性区别是什么?(2)家族企业为何产生，它们如何促进企业秩序的形成，什么决定了它们的企业适用边界；(3)家族企业的变迁动因是什么?什么因素决定和影响着它们的变迁方向、变迁路径以及最终的变迁结果?。这些纯理论问题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民营企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可以引申出本文在应用层面所重点关注的另外叁个子问题:(1)如果家族企业是一种绩效低下的古典企业组织形态，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还会普遍选择向“古典”回归并自愿锁定于这一制度结构中?(2)如果企业组织从家族控制型向支薪经理控制型的变迁是一个历史必然，那么阻碍中国民营企业实践这一企业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制约因素又是什么?(3)在我国目前外生即定的制度环境下，民营家族企业的成长是否存在与规范性“两权分离”道路相异的其他制度变迁路径? 本文除第1章导论之外，其余篇幅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部分。理论部分由第2章和第3章构成，主要是提出一个分析家族企业生成机理和变迁路径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由第4章所构成，主要是应用这个理论框架讨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现实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第5章是分析结论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些规范性命题。 第2章主要是对“现代企业理论”和“现代家庭经济学”这两大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进行述评，并据此提出对“家族企业”经济性质的系统认识。我们首先考察了新古典分析框架中的“企业”和“家庭”，然后在此基础上，疏理了现代企业理论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四条主要研究线索，再后是回顾了家庭经济学中与家庭内部生产组织相关的一些代表性理论观点，最后是从家族企业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以上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进行总评，并就此引申出我们对家族企业经济性质的系统认识。在本文中，“家族企业”被处理为一个由“家族资本”和“非家族资本”所共同组成的复合要素契约结构。作为这一企业契约结构的“核心签约人”，企业家(家长)将在企业组织的“家族化”与 “非家族化”之间进行理性选择。 第3章主要是对家族企业合约的缔结、执行、维护和变更过程进行理论实证，并据此得出关于家族企业生成及变迁的一些一般性结论。我们首先考察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企业家缔约过程，证明由于财务和人力资本市场上所固有的“柠檬车效应”，家族企业契约结构是企业家(家长)创业阶段最为经济与现实的选择;然后我们构建了一个“要素逃逸”模型，用以说明家族企业合约的第2贞特殊执行和维护机制，再后，我们分析了企业家(家长)能力在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并由此解释家族企业的变迁动因;最后，我们引入一个委托一代理模型，用以探讨决定家族企业产权变迁路径的各种局限条件。 第4章主要是运用前两章的理论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民营企业所处的具体宏观制度背景，探讨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组织倾向的内在原因。我们首先对经济转型期中国新兴家族企业(简称NFB)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家族企业(简称MFB)进行比较
谢宏[5]2007年在《家族企业中的家族缔约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尽管家族企业研究已经解决了价值判断和分析方法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但总体上仍然还处在“前范式”阶段(Sharma,2004),研究方法和问题选择等方面都还没有系统的主流观点存在。这种背景下,比常规企业更具特殊性的家族企业如何有效治理成为一个难题。因此,家族企业理论(Family Firm Theory)中关于治理的内容很缺乏(Chrisman et al.,2003)。主要因为,家族企业在一系列方面存在家族与企业的模糊边界,从而使研究主题和分析方法的选择面临较大困难。家族企业研究的核心是家族与企业的相互影响(Zahra,2003),但当前研究却把家族因素基本排除在治理机制之外。本文针对这一缺失,提出了一个存在已久但却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即家族群体的内部关系与行为特征对企业治理所造成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当前研究中“家族治理”(Family Governance)概念的模糊性,并提出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的观点:家族群体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个体,他们在治理企业的过程中会出现内部的代理关系,并因而出现家族群体内的代理成本。同时,家族成员所具有的较高利他性却并不一定都能带来企业的收益。也就是说,家族在治理企业的同时,由于内部存在代理关系而需要对自身的代理成本和利他主义进行调节。同时,由于家族企业普遍存在高度的家族控制,也使得家族影响成为企业治理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本文的分析明确了一个重要现实:家族既是治理企业的主体,同时又应该是被治理的对象。这就是本文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和分析起点,即家族成员在参与企业事务过程存在缔约行为,这种行为影响到企业的治理目标和代理成本,并继而影响企业绩效。本文提出了家族缔约治理的具体要素,并总结出由家族身份引发的特殊代理成本和利他主义产生的正效应,由此形成本文的家族缔约治理机制和路径。然后,再提出结合了家族成就和企业成长的复合型家族企业绩效概念,把家族缔约治理的效果与企业绩效建立起联系。在家族缔约治理要素和机制的理论模型基础上,本文展开了相应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浙江、广东和湖南叁地家族企业的实地和问卷调查,对模型假设进行了检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检验结果。总体上,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有所创新本文把分析重点深入到家族关系内部,分析了以往被看做与“正式的”、“企业的”或“制度的”因素无关的家族因素。明确了家族缔约治理可以针对叁类因素展开,即家族群体内部的权力、关系和文化因素。正如Chrisman等(2003)指出的,家族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研究变量。忽视家族影响来谈家族企业治理必然遇到困境,本文提出针对家族成员的家族缔约治理问题,在主题上有创新价值。家族是家族企业最大的代理成本载体,也是家族企业鲜明竞争优势——利他主义的载体。因此,家族缔约治理要素和治理机制的分析将有利于为家族企业设计真正合适的治理模式。从而有助于摆脱以往公司治理理论在解释家族企业时遇到的困境,因为家族企业治理不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代理关系的前提假设。第二,在分析视角上有所创新本文摆脱了以往家族企业研究的“好坏之争”(Whiteside et al.,1996),采取了更为客观的研究视角。本文认为,家族缔约治理的目标就是:在肯定家族制存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降低主要由家族身份引发的代理成本;同时,在肯定家族治理也能为家族企业带来独特优势的前提下,促发家族成员的利他效应。这种视角有助于分析一个矛盾现实:家族企业的治理“落后”,却也有竞争优势。以往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对家族企业简单否定,不加分说就要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另一种对家族企业持一定积极评价的观点也有所偏颇,就是对家族群体的负面效应有意无意地进行忽略。相比而言,本文的分析视角有所创新,也符合家族企业虽然治理不完善却也能迅猛发展的客观现实。第叁,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所推进本文通过家族企业特殊性的分析,认为家族企业绩效应该同时包括来自家族和企业的经济性与非经济性要素。通过代理问题和利他效应这两个中间变量,把具有社会性的家族要素与企业绩效联系起来。而以往的相关研究都只针对单纯的企业层面,并以纯经济性指标来定义家族企业绩效。以往研究很少将家族内部关系和权力等因素引入到战略和治理模型中,已有的少量文献也只针对这类问题提出了一些陈述或命题(Proposition),而明确提出假设(Hypothesis)并进行数据验证的实证研究很少。本文则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的方式,明确分析了家族内部如何针对权力、关系和文化因素进行治理,并指出它们如何影响企业成长和家族成就。本文关于家族缔约治理的分析对于随着企业发展而逐渐膨胀的控制性家族是有较大现实意义的,因为他们面临的将是越来越难的企业治理任务,和可能出现内部矛盾而越来越迫切的家族治理任务。而且,更大的困难会来自二者的结合。从这方面看,本文在实践和理论意义上都有一定的创新性价值。
胡石其[6]2012年在《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家族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企业规模由小变大、发展速度由慢变快、作用也由弱变强，日益成长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在经济发展贡献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族企业在增加社会财富、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中国大部分家族企业仍然采用封闭、保守、落后的治理模式。正是因为如此，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逐渐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本文综合运用理论研究与问卷调查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均衡分析和博弈分析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典型案例的研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博奕论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进行全面的研究，对中国家族企业合理的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的探索。本文主要从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基础、国外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比较与借鉴、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演变、中国家族企业的契约治理以及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实证分析五个方面系统地展开研究。研究内容沿着“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对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展开。首先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全面剖析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其次，着重对东南亚及韩国、英美和日德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进行比较，从中总结其经验以及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启示；从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诠释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演变历程，总结出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演变趋势。再次，在明确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内涵基础上，构造基于契约治理的家族企业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的最合理模式；深入考察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现状，实证分析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以国美电器和浙江鲁镇化工为典型案例分析家族企业治理的具体情况。最后，根据中国家族企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得出研究结论与启示。本文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进行了理论层面的研究。先对家族和家族企业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归纳中国家族企业的特征。阐述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内涵，分析其形成与发展趋势，剖析家族企业治理的黑箱模式及波利——米恩斯模式。并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动态演化博弈论和契约治理理论对家族企业治理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具体阐述。本文对东南亚及韩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英美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和日德家族企业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从中总结出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经验以及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启示。分析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现状和特征，总结中国家族企业治理存在的问题。结合具体模型和六维图分析方法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结。从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企业组织形式相适应两个不同方面演绎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并具体总结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演变趋势。本文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的契约治理。在明确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内涵基础上，构造了基于契约治理的家族企业动态演化博弈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我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的合理模式。本文对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实证分析。本部分首先考察了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现状；然后运用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具体情况。总而言之，本文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借助于动态演化博弈理论，通过构建模型及演化稳定均衡分析，得到契约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的不同演化路径的稳定状态原因。二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东南亚及韩国、英美和日德叁类典型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优缺点，并对中国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探求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合理模式。叁是选取长株潭、珠叁角地区的部分家族企业为调查对象，并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研，获取有关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具体数据，用契约治理方式系统分析了家族企业治理因素的影响情况，为家族企业选择治理模式提供了参考。
成冀[7]2010年在《基于企业演变角度的中国家族企业关系治理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民营企业的户数、从业人员、注册资金、GDP的贡献率都在持续增长,?已成为所有制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民营企业中,?绝大部分又都是家族企业。据统计,?我国? 90%以上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人?(家庭、家族或者合伙人)所有或控制的家族企业?。自然,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成为学者们热衷的研究方向,并从早期简单化的价值判断渐渐深入到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探讨上来,?包括?“?委托——代理”关系、控制权、代际传承等;?而从总体上看,对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概括和分析上存在着两种解释路径。一种是假定中外的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上并无差别,?并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进行分析,?而另一种则是意识到华人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上的独特性并加以探讨。对于前者而言,?借用契约理论固然能揭示出中外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上的同质层面,?但忽略了华人家族企业在内部治理上的歧异性和独特性,?而后者则在于其尽管意识到了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上所存在的独特性,?但仍然未能脱离西方理论的解释范式,?更重要的是未能针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上的本土特质加以概括并提出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 ,?从而也影响了对华人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而本文以社会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结合中国的传统关系理念和行为习惯,从家族企业成长演变的角度,把家族企业成长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的关系治理作用机理和变化,从定性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家族企业演变与关系治理动态发展模型。并通过四川金泰集团,这个极富有家族色彩的的企业发展为案例,辅助验证了关系治理与企业演变之间的关系。?
郑慧[8]2010年在《商会的经济学性质与集体行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商会研究对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和现代市场组织制度建设与完善意义重大,但由于商会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形式,经济学文献中无论是契约理论还是集体选择理论,均未把商会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商会研究缺乏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本文意欲运用俱乐部理论、利益集团理论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把商会作为供给俱乐部产品的共同利益性组织、从企业与商会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主要回答商会的经济学性质是什么?本文认为商会具有俱乐部和利益集团双重属性：作为俱乐部,商会有最优规模和边界、企业对商会进行“用脚投票”；作为利益集团,商会代表谁的利益、以及集体行动的绩效讨论。本文的研究背景与对象主要是基于中国温州地区自发衍生的、具有代表性的商会。商会的俱乐部性质,是从商会内部组织的角度进行的经济学分析。企业和企业家通过消费商会的俱乐部产品来规避风险、解决组织松弛和增进效用,企业对俱乐部产品的需求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而增加,需求相对最强烈的是中等规模企业。商会成员数影响其最优规模,商会规模的扩大将导致拥塞。企业对商会的进入、忠诚、呼吁和退出分析,揭示了商会组织绩效不断增进的重要性：企业进入商会只需很小的成本,企业家对商会的忠诚度取决于随着商会组织绩效的提高企业家的效用可以增进多少；当商会组织绩效下降时,企业不是马上退出商会,而是进行呼吁；呼吁机制是商会主要的避免组织绩效衰退机制,但商会组织替代性的存在使退出机制也能起到阻止组织衰退的功能。商会的利益集团性质,则是商会在集体行动中显现的经济学性质。商会利益集团的形成,取决于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会大于预期成本,也受产业兴衰和政府干预的影响。本文还讨论了成员异质性的商会中企业效用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少数人一致同意和价格跟随是商会形成“同一个声音”的最主要方式；而双寡头竞争可能会发生非合作博弈导致非效率。商会集体活动的绩效是商会运行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为组织本身的质量和组织活动的效果两方面。最后,本文还对影响温州商会组织绩效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商会的组织绩效与全职的工作人员数、离职率、商会总收入等因素有相关性,尤其是“会长为商会工作的时间”与商会的组织绩效有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
冯苏京[9]2008年在《企业演变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管理学、法制史和企业史学的研究成果,基于对企业发展演变历史的分析,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模型。将企业的发展演变视为市场、技术和制度的函数,认为企业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外部环境与企业相互作用、企业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时间动态过程。市场、技术和制度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企业生产性收益、企业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和叁者间的均衡关系。叁者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打破已经建立的均衡,从而促使企业形态发生变化。在规范性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企业发展演变中古典企业、近代企业、现代企业和后现代企业四个阶段的企业形态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历史演绎论证了模型中提出的企业演变的规律性。构建了一个企业发展演变的模型;论述了决定企业演变的两对矛盾;分析了影响企业演变的叁个变量;实证研究了企业演变的四个阶段;提出了企业演变的五个规律。最后,运用模型对杜兰特创业及通用汽车公司由盛而衰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以个案形式再次论证了企业成长的阶段性和规律性。论文根据企业演变的规律,对当前我国企业成长和政府决策提供了一些可能有益的探索和建议。一、论文的主要内容全文共分九个部分:第1章绪论。提出研究企业演变的原因,概要介绍目前研究的叁个不足:一是未能将技术和制度两个角度结合起来;二是对企业演变的研究没有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来进行;叁是对企业演变的认识多停留在经典理论的一般论述上,缺乏对企业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整体历史考察。指出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市场发展、技术演变、制度演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思路,指出研究企业发展演变的历史主要在于分析两个层面的矛盾运动:一是企业与环境的矛盾运动,即企业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二是企业生产技术和制度安排的矛盾运动,即企业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适应关系;明确了本文涉及的各个主要概念,介绍了研究方法;最后自我解剖了论文中的不足。第2章理论综述。本章从技术和制度两个角度展开,介绍前人对企业演变的研究成果。旨在为论文的模型和主要观点提供理论基础。针对企业演变主题,对企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内容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归类,叙述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诺斯的经济史学、钱德勒的企业史学,以及企业管理学的对企业性质、起源、演变的有关观点,运用前人的观点回答了“企业是什么”、“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如何演变”的问题。第3章构建了一个企业发展演变模型,是论文的核心部分。本章在知识准备部分首先明确了企业的内涵和企业的构成要素;提出了企业技术形态“简单协作和分工协作”、“机器协作和流水线协作”、“程控机器协作”叁个阶段的划分和演变顺序,确定了分析企业制度形态的“产权制度”、“法人制度”、“责任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等四个维度;分析了影响企业演变的叁个主要变量,市场、技术和制度。在知识准备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演变模型的基本构成关系,论述了企业演变的五大规律。第4章对古典企业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企业最早产生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在中世纪的11、12世纪,由于人口的增加,大量土地得到了开拓。资源禀赋的差异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经济专业化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由于市场交易的扩大,企业作为一种新的、效率较高的要素配置和组合形式,逐渐替代了家庭和庄园的生产功能。本章结合经济史的划分,古典企业集中存在于11到14世纪初,之后因黑死病、鼠疫、战争等原因而衰落,在16世纪又重新得到恢复。分析了古典企业所处的环境,从人口增长、农业发展、交通改善和城市兴起等方面论述了古典企业的市场环境,分析了庄园制度、市场法治、行会组织、货币和信用制度、集市、财产继承制度等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介绍了中世纪的技术变迁过程。描述了古典企业中家庭企业、行会、包买商企业和早期公司四种形式的演变,分析了演变的内在原因。最后,从技术和制度两个角度分析了古典企业的主要特征,即技术上不存在或很少有规模效益,生产规模很小;在制度上表现为私人契约,而不是独立实体。第5章对近代企业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将企业发展演变的第二阶段称为近代企业,指从集中的手工工场到建立工厂制度这一过渡阶段的企业形态。时间大体在16世纪末期到19世纪30、40年代。本章以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重要历史为背景,分析了近代企业为满足更大规模的市场、容纳更多的生产能力,克服古典企业的不足,登上历史舞台的演变过程。描述了近代企业在技术上实行集中生产、集中动力、机器协作,在制度上确立独立法人、实行有限责任、进行管理职能分化等一系列创新过程,介绍了集中的手工工场、工厂和公司等叁种近代企业的类型。第6章对现代企业的演变进行了实证研究。19世纪40年代是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美国铁路公司经过彻底改革,成为第一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现代企业使用规模化的生产技术,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本章从分析“现代性”入手,论述了现代企业的内涵、一般特征和演变过程。本文认为,现代企业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的急剧增长和第二、第叁次科技革命,以及各国对公司的规范和保护。为了获取更大的生产性收益,现代企业在生产技术上通过使用生产流水线和方便高效的动力,实现了大批量的、连续的标准化生产。为了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大量运用股份制和法人治理,并建立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现代企业创造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但也走到了自己历史和逻辑的尽头。第7章对企业演变的未来趋势进行了一些前瞻性探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为主体的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带来质的变化。量子力学、相对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孕育产生了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第叁次新技术革命。这些新的技术变化使建立在实物基础上的、以边际收益递减为特征的工业经济走向建立在知识和信息基础上的、以边际收益递增为特征的后工业经济。本章以后工业经济为背景,剖析了现代企业的主要弊端,描述了企业的一些最新变化:从规模生产走向定制生产,从产权一体化走向虚拟一体化,从为股东利益服务走向为利益相关者利益服务,从金字塔结构走向无边界组织。这些变化都预示着一个新的企业形态正在诞生。第8章案例研究。运用模型对杜兰特创业和通用汽车公司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以个案形式再次论证了企业成长的阶段性和规律性。介绍了杜兰特—多特马车公司、别克公司、杜兰特创立通用汽车公司、斯隆改革的历史背景和企业特征,分析了通用汽车公司当前遭遇的危机,并提出了走出危机的必由之路。第9章运用企业发展演变模型,对当前我国企业的发展提出一些指导建议。分析了我国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企业创业的阶段性,提出了企业演变模型对现实的四个启示,最后对家庭工业的发展进行了专门分析。二、主要研究方法本文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法、历史比较法、定性分析法、归纳法和演绎法。由于本论文的主题是企业史研究,这项任务要求我们必须从大量的历史典籍中寻找素材、验证假设、发现规律。因而本研究不太可能通过时下比较热门的问卷调查、访谈、构建数理模型等方法来进行。叁、论文的创新和不足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深入剖析了企业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认为企业的发展演变是一个外部环境与企业相互作用、企业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时间动态过程。总结了企业发展演变的五个规律。实现了企业研究中制度和技术两个视角的结合。在规范性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对企业发展演变中古典企业、近代企业、现代企业和后现代企业四个阶段的企业形态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历史演绎论证了模型中提出的企业演变的规律性,实现了企业理论与企业历史的结合。根据企业演变规律,并结合单个企业成长的生命周期和企业演变过程阶段性的相通之处,提出了当前企业发展的指导原则。分析了当前企业所处环境、所处阶段,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等问题。论文的不足主要有:受篇幅和时间的限制,对技术变迁以及技术变迁对企业演变的影响的研究比较薄弱;在企业演变的总体规律之外,在不同经济时代企业演变各有特殊规律。本文由于无暇顾及而对企业演变规律的概括比较粗放;企业演变的规律来自对历史史实的概括,并通过史实加以验证。在规律和事实之间的联系似乎还可以更紧密一些;另外,受资料来源的限制,可能还有一些重要的事实没有搜集到。所有这些,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刘平青[10]2002年在《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文中认为为什么在转轨期间中国新兴的民营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家族企业也普遍存在、持久不衰?当经济学从亚当·斯密那里开始独立门户后，追随者便把道德、家庭等留给了其他社会科学，故而主流经济学中似乎没有家族企业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也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现代经济学不断吸收其它学科营养，拓宽新的研究领域，但至今对家族企业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论文尝试突破传统学科分工的藩篱，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结合的视野，对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 论文导言基于“经济人”是来自于家庭的“生物人”、信息不对称、制度多样性叁个基本假设，在评述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家庭或家族制度，并梳理出自己的理论体系。 论文上篇(第一章至第四章)阐述了家族企业是由“家族基因”内生性决定且由企业环境选择的组织形态。第一章分析了家族企业内生性因素——“家族基因”。构成“家族基因”的四个碱基分别为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家族基因”决定了家族企业具有适者生存性、形态差异性和生命周期性叁大“生命”特征。所谓家族企业，也就是指由“家族基因”决定资源要素配置，且企业控制权以及全部或部分所有权为某一家族所拥有的企业组织形态。第二章从分工与专业化及由此引发的信息问题角度，构建出一个以企业家式企业为逻辑起点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即分工—专业化—信息租金、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成本双链信息分析框架。据此，家族企业可理解为遵守“分工原则”，有效选择契约型、身份型两类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企业制度安排。第叁章，家族企业家作为家族企业人格化，其成长是基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叁维机制的一个动态过程。第四章，转轨期企业融资环境诱导了家族企业超强的内源融资“偏好”，进而锁定着家族式企业治理结构。家族企业克服了“所有者缺位”造成的困惑，成为真正意义上“所有者到位”的企业。因此，对转轨期信息环境、企业家环境和融资环境的分析表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是一种适应性制度安排。 论文中篇(第五章和第六章)揭示家庭或家族制度如何通过“家族基因”向公有经济领域渗透并推动公有企业变迁。传统计划经济中，行政命令取代了家庭、市场等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家族基因”缺乏发挥作用的经济空间，形式单一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层单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元后的市场化改革，为民有资本和家族成员向国有经济领域渗透提供了契机，使国有企业“准家族化”得以萌生。如果说企业“国有家营”只是“家族基因”决定的市场化企业的“雏形”，那么在计划经济体制边缘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异军突起到全面改制，则是“家族基因”历经了扭曲、变形之后，逐渐趋向正常表达的结果。 论文下篇(第七章至第十章)在逐一分析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FBsTC)、早期中国家族企业(FBsEC)、海外华商家族企业(FBsCO)和发达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 (FBsDC)各自的成长与特色之后，将前者与后叁者进行了实证比较，其基本结论是:四类家族企业的“家族基因”，分别表现为隐性、次隐性、杂交显性和显性。受不同企业环境的制约，FBsTC表现为诱致适应型，即在不完善市场环境的诱导下，从计划经济体制边缘自发成长以适应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企业组织;FBsEC表现为濒临破产型，即在家族政权、外国入侵和“苏联模式”时期，家族企业受尽摧残与低毁，发展举步维艰;FBsCO表现为自发适应型，即身处异国他乡的海外华商，将家庭或家族制度与市场制度有机融合，企业自发成长并适应所处经济文化法制环境;FBsDC表现为自发协同型，即家族企业在几百年的演变过程中与市场经济协同进化，成为发达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生态群体”的“母体”，而且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基本形态之一。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家庭或家族制度作为“又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家族基因”发挥资源要素配置的作用，并反过来促进中国经济全面转轨。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将沿着继承优秀“家族基因”的现代公司制企业方向变迁。在尊重市场经济与家族企业协同进化之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保护和优化“企业生态环境”，是培育中国市场经济和促使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转化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现代契约理论与我国家庭企业治理[D]. 马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04
[2]. 论我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D]. 庞华. 西南财经大学. 2005
[3]. 基于现代契约理论的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研究[D]. 张甲芳. 湘潭大学. 2009
[4]. 家族企业的成长机理与变迁路径[D]. 余立智. 浙江大学. 2004
[5]. 家族企业中的家族缔约问题及其治理机制研究[D]. 谢宏. 浙江大学. 2007
[6].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研究[D]. 胡石其. 湘潭大学. 2012
[7]. 基于企业演变角度的中国家族企业关系治理研究[D]. 成冀. 重庆工商大学. 2010
[8]. 商会的经济学性质与集体行动研究[D]. 郑慧. 浙江大学. 2010
[9]. 企业演变规律研究[D]. 冯苏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10]. 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研究[D]. 刘平青. 华中农业大学. 2002
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家族企业论文; 契约理论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商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