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近代中国首批留学生的派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首批论文,留学生论文,曾国藩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详细考察了我国近代首批留美学生派遣的蕴酿过程，认为曾国藩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最关键的作用。这一创举反映了曾氏的经世思想、洋务主张、爱国热情与政治远见。同时也指出了曾国藩与容闳派遣留学生的主导思想不同，二者在文化观上存在着根本差异。
关键词：曾国藩 主持派留学生 洋务实践 经世思想 容闳 文化观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初九，三十名赴美留学的幼童自上海启航。这是近代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堪称“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为派遣这批出国留学生，曾国藩曾竭力主持， 多方运筹，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以往的论著，谈及这批留学生的派遣，大都详论容闳的功绩，而对曾国藩的贡献往往语焉不详。本文拟对此加以进一步探讨。
一
曾国藩向清廷建议派遣留学生，始于同治九年（1870年）。这年五月下旬，清廷派他前赴天津，查办天津教案。两个月后，加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帮同办理。就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丁日昌多次同曾国藩商议，拟选派聪颖幼童，送到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至于携带幼童出洋肄业的任务，可由陈兰彬和容闳担任。曾国藩深韪其言。从这个时候起到同治十一年三月曾国藩病逝为止，为派遣留学生一事，他先后五次上书清政府，积极倡导，竭力主持，发挥了最关键、最重要的作用。
同治九年（1870）九月十六日，曾国藩上书清廷，论证了派留学生出国肄业的必要性，指出“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通微合漠，愈入愈精，其国家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年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他说自己“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然於防海、制器等事亦思稍立基绪，异日有名将帅者出，俾之得有所凭籍，庶不难渐次拓充。”〔2〕该折中他赞成丁日昌的建议，主张派留学生赴泰西肄业，为三年蓄艾之计。当时，清廷已将他从直隶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为了便于开展派遣留学生的准备工作，他奏调原在直隶“襄助一切”的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随他到江南，暂操练轮船，将来实力讲求悉心规画肄业西洋各事。可见，曾国藩此时已开始为派遣留学生作舆论和组织准备了。
同治十年正月，曾国藩又一次上折奏请派遣留学生。他在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的《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中称，他赞同丁日昌选聪颖幼童赴泰西各国学习的主张，“曾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
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致书总理衙门，详论派幼童出洋留学之益。当时有人对派留学生的必要性提出怀疑，认为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无须远涉重洋。曾、李指出：“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兴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新理新器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师其长技，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可扩充于无穷耶！”他们还分析了派送留学生的外交条件以及对和好大局的利益。鉴于选材与筹费的困难，他们提请总理衙门主持大计，还饬令陈兰彬、容闳悉心酌议，并制定章程十二条附呈总理衙门审核。
在得到总理衙门“以为可行”的函复之后，曾国藩与李鸿章于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会衔具奏，说明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的缘由，强调其重大意义，附呈章程12条，主要有：1、商知美国政府， 中国派员每年选送幼童30名前往留学，费用由中国自备；2、 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事宜，应选条件为年龄13—20岁，曾经读中国书数年，亲属情愿送往并取其甘结，择选地点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沿海一带；3、选送幼童每年30名，4年120名，留学15年，回国以其所长听候派用，不准在国外入籍谋职；4、对留学幼童加强管理和考核；5、规定驻洋办公费、正副委员、翻译、教习的工资、幼童川资及衣食住宿等每年约计库平银6万两，以20年约计需120万两。奏折请求朝廷饬下江海关於洋税项下按年指拨，以保证留学费用。七月底，奉旨依议。至此，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一事才算大局已定。此后，李鸿章就首批幼童明年将赴美留学事宜与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函商，美使欣然允诺持其执照搭乘美国船前往，“船票银可以减少一半”〔3〕。这样， 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
为了进一步落实挑选幼童赴美留学的有关事宜， 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十九日曾国藩与李鸿章又联衔上了《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将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六条开列，重申挑选幼童的标准、程序及出洋后的管理原则，留学经费的拨付及开支办法，奏折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驻美国经理一切，决定派遣五品衔监生曾恒忠为翻译，光禄寺典薄附监生叶源浚为中文教习随同出洋，幼童的挑选及出国留学的训练则由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负责，由盐运使衔分发后补知府刘翰清主持，对出洋委员及驻沪洋局刊给关防以资信守。这样就进一步从组织上保证了选派留美幼童工作的正常进行。这年七月九日（8 月12日）首批幼童30人在陈兰彬等人的带领下乘风破浪向新大陆进发，容闳先期赴美迎接，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新的一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为之呕心沥血、主持擘画的曾国藩，却没能亲眼目睹这一创举，他在首批留美幼童开航之前的五个月，即1872年3月12日，就因积劳成疾而与世长辞了，容闳后来曾伤感地写道： “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4〕
考察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商请派送幼童赴美留学的全过程，可以看到曾、李、丁三人都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容闳后来把他们三人的肖像都挂在美国哈特福德留学事务所的墙上，并“教育学童们把这三人敬奉为他们的恩师”是很自然的。美国友人当时曾指出：“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5〕三人之中，提议最早的是丁日昌， 主持最久的是李鸿章，而在初创阶段主持最力的当属曾国藩。他无疑是派遣留学生的主要决策者。容闳后来说过：“文正种因虽未获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中华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6〕容闳对曾国藩的评论或有过誉之处， 但他把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之果归因于曾国藩，以及他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则是言之有据、实事求是的。
二
曾国藩之所以力主派遣留学生决不是偶然的，可以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主观认识上去寻找答案。
进入19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逐步有了向外国派留学生的需求，也逐步具备了认识上和外交上的条件。
首先，进入60年代以后，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渐次展开了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军事与民用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举办需要大批掌握外国语言文字与各国情况的外交人才和翻译人才，需要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造就这些人才有赖于兴办新式学校和向外派遣留学生。1863年有人向清政府上条陈指出：“闻日本派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以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亦宜行之。”主持总理衙门的奕也认为：“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只是“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7〕。1865 年薛福成又向曾国藩建议：“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8〕可见， 正是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求将派遣留学生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其次，第二次鸦片战后，中国人与外部世界扩大了接触，中国人的社会思想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从鸦片战争时期的睁眼看世界发展到明确主张向西方学习，“采西学”、“制洋器”，师夷长技，力求自强，日益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1866和1868年，清政府先后派斌春和志刚、孙家谷出国游历，考察访问了欧美十多个国家，初步改变了对外部世界闭目塞听的状况，并且看到出国留学在欧美已成风气，中国欲徐图自强，当仿效各国，派学生出洋肄业。而且，志刚、孙家谷出访美国，“已导之先路，计由太平洋乘轮船径达美国，月余可至，当非难事”〔9〕。可见，随着洋务运动、中外交往的开展，和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兴起，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已被人们所认识。
再次，6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入国际大家庭，1868年志刚、孙家谷在美国人薄安臣协同下访问美国并与之签订《中美续增条约》，其第七条载明“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以在美国一体照办”〔10〕，从而为中美两国互相派遣留学生和在对方土地上设立学校提供了条约依据。当美国公使1871年春路过天津时，李鸿章与之商议派幼童前往留学之事，希望其转达本国，妥为照料，美使欣然许诺。〔11〕英使闻知，“意颇欣许，亦谓先赴美国学习，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便派往”。曾国藩由此认识到派留学生一事“固外国人所深愿，似于和好大局有益无损”〔12〕。可见，派遣留学生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条件也已具备。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曾国藩因势利导，主持完成了向外国派遣首批留学生的创举，更有其主观上的因素。这是他洋务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导向。
曾国藩的洋务活动开始于60年代初。1860年12月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指出：“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3〕1861年8月他又指出， 总理衙门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已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并且计划“购成之后，访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这样，“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14〕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他在攻破安庆之后即在那里设内军械所，募用“覃思之士、智巧之匠”仿作新式船炮。试造三年，成效不大，渐知西人利器，皆出制器之器，乃派容闳出洋采办，集资鸠工，倡办上海机器局。继而又看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杆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乃悟翻译为“制造之根本”，于是奏立学馆以译西书，西方的工艺技术和科学知识遂得以逐步翻译出版。随着洋务实践的发展，曾国藩复由制洋器、采西学而会意于作育人材，遂接受容闳建议，在上海机器局附设兵工学校，培养中国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办洋务实践经验的日积月累，使晚年的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其所以如此，则由于泰西教育发达，书院广立，学求实济，精益求精，递相师授，故能日新月异。中国欲师其长却无力尽购其器，即使中国购得其器，若不遍览久习，也无法洞澈其本原。所以，当丁日昌与之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留学时，立即深表赞同，不遗余力加以倡导。
曾国藩是道咸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15〕，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在拜唐鉴为师研治理学后，他仍坚持将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相提并论，并认为四者缺一不可。他注重社会现实问题的考察，提倡“综核名实”，“笃实践履”，求实、务实成为他经世思想的一大特色。他在日记中写道：“实者，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梢正天下浮伪之习。”〔16〕正是这种经世抱负和务实精神使他看到中国社会积习的浮伪，看到西方船炮和新技术的先进，因而勇敢地冲破华夷之辨的传统心理屏障，将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并大大地向前推进。曾国藩治学上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风格，也有助于他兼收西学，迈上师夷的道路。
曾国藩能成为近代留学运动的奠基人，与他的爱国热忱与政治远见也是密切关联的。还在与太平天国殊死博斗的1861年，曾国藩就看到了一个比太平天国更难对付的敌人，即“纵横中原”的“夷人”，并因“无以御之，为之忧悸”而夜不能寐。〔17〕1862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希望李“以忠刚摄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18〕，与之联手发起以“窃制器之术”为主要内容而以雪耻自强为基本宗旨的洋务运动。此后他的一切洋务措施无不与抵制西方侵略、谋求国家富强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上奏请派留学生之时，已是久病缠身，精力日衰“自度难策后效”了〔19〕。他奏请幼童出洋留学的年限为15年，显然，他并未打算将这些留学生收为己用。实际上，首批留学生尚未出国，他就去世了。当时的中国风气未开，挑选中华聪颖子弟送到遥远的“夷狄蛮人”那里去拜“洋鬼子”为师，学习非科举考试所需的“声光电化”，不仅要冒“以夷变夏”、“师敌忘仇”的政治风险，而且要顶住习惯势力的巨大压力。因处理天津教案而颇遭物议的曾国藩之所以不避险阻主持选派留学生，他所考虑的仅仅是洋务事业“渐次拓充”的需要，希望异日有名将帅出，俾之得所凭藉”〔20〕。他预计这些幼童留学回国时，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这些充分体现了曾国藩为国家作育人才、为民族长远利益尽心谋画的政治远见和爱国情怀。诚如袁伟时先生所指出，曾氏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曾一再要求归田以全晚节。但他却大力倡办洋务，“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21〕。
三
在曾国藩的主持下，容闳为之奋斗的组织一批中国青少年留学美国的教育计划开始变为现实。然而，曾国藩派留学生与容闳“教育计划”的主导思想却又是不同的。在我们实事求是地肯定曾国藩主持派遣留学生的开创性贡献时，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指出曾国藩与容闳文化观上的根本差异。
如所周知，容闳是我国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的知识分子。从小学到大学，他受的是系统而纯粹的资产阶级教育，崇尚西方文明，向往资本主义和美国式的文明在他看来正是一种理想的模式。同时，他又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有着维新和复兴中国的强烈愿望。他坚信“借西方文明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维新中国之道在于输入西方学术，用西方文明造就大批中国人才。为此必须组织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从而形成了使“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的“教育计划”〔22〕。1854年他在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即扬帆归国，希望劝告清政府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彻底西化的文化观。
曾国藩主张派留学生则未超出“窃制器之术”的范围，留学外洋与翻译西书一样，都是要以西学为用，以西学为经国济世的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清朝统治的长治久安，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强调经世致用，旨在造就体用兼备之才。在他看来，为学之术有四：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亦即孔门的德行、文学、语言、政事四科。人生短暂，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必须分清轻重缓急、体用本末。“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他指出：“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23〕显然，曾国藩虽然重视经济之学，但其思想的核心仍然是义理。义理为体，经济为用，体用兼备，才是他造就人才的目标。他在请派留学的奏折中反复强调中学的地位，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这一立场。他提出幼童带赴外国，一方面要“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另一方面则要“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方可“冀成有用之才”〔24〕。在《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摺》中，他开列“应办事宜”的第一条即“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25〕曾国藩在这里反复申明的意思与后来张之洞阐发的“中学务本，西学务通”的中体西用论是同一文化观。曾国藩与容闳文化观上的根本差异，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容闳教育计划中途夭折的命运。1881年，清政府接受陈兰彬及其后继者吴子登的意见，以留美幼童腹少经书、囿于异学，沾染外洋恶习为由，将其全部撤回。这当然是曾国藩所始料不及的。
收稿日期：1996-01-15
注释：
〔1〕〔26〕《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摺》，《李文忠公全书》， 奏稿之19。
〔2〕〔19〕《调陈兰彬江南差遣片》，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3〕《美国镂使来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一。
〔4〕〔5〕〔6〕〔22〕容闳：《西学东渐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2页。
〔8〕中国启蒙思想文库：《筹洋刍议——薛福成集》第20页。
〔9〕〔12〕〔20〕〔25〕《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30。
〔10〕志刚：《初使泰西纪》，湖南人民出版社版1981年第25页。
〔11〕《覆美国镂使》《李文忠公全书》译暑函稿卷
〔13〕《遵旨复奏借俄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
〔14〕《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曾国藩全集》奏稿三。
〔15〕《曾文正公国藩》《中兴将帅别传》卷一。
〔16〕《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17〕《曾国藩全集》，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二日）。
〔18〕《复李鸿章》，《曾国藩全集》书信书，第3457页。
〔21〕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23〕《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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