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思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6）04—0114—05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江泽民根据当代国际环境和国内任务及时代的发展，明确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面对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并且强调指出，“我们的事业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指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赋予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深刻的时代内涵，为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认真学习和研究江泽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搞好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把思想理论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首位
一个执政的党选择、完善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思想，这本身并不完全是党的执政能力问题，但它能决定这个党执政的轨迹与目的，决定着党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进步程度。江泽民在总结国际共产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在新的发展时期，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通过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保证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1](P603)
中国共产党80多年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理论上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每当中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候，党中央都及时提出加强理论学习的号召和部署，把理论武装作为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基本前提。而只要我们党和党的干部学习得好，理论掌握得好，党的建设和各项事业就能顺利进展。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号召党的干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列主义。在建国前夕，他又号召全党重新学习，由于这两次转折党的理论正确，全党学习得好，我们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而在党的八大后，我们党的理论出现偏差，学习抓得不紧，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失误，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从历史经验出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提出重新学习的要求，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确定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全党新时期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部署。江泽民指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十多亿人口，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大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否则“整个党和国家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凝聚力，就会成为像旧中国那样的一盘散沙，我们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力量。思想建设是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基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1](P613)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后，江泽民又及时地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最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并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写进了党章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体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十六大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新发展，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是在新形势下执政兴国的新思想。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二、把作风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
党的作风直接关系到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凝聚力，关系到党的群众基础的扩大与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作风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反复思考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为人民长久执政、执好政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P1438—1439) “两个务必”对中国共产党“能不能长久执政，能不能为人民执好政”的历史性课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认识执政规律、掌握运用执政规律的经验总结。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把坚持“两个务必”，反对脱离群众，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蜕化变质，作为极端重要的大事来抓。而在中国，则要特别强调党的思想建设，通过思想教育和整风运动不断纠正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作风，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关系淡漠，以至疏远，有的甚至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腐败堕落，严重危及党的执政之基。为此，邓小平郑重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P314)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其实质就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保证执政党地位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得已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江泽民非常关注党的作风建设，他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的领导干部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和平演变的多重考验，党的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特别是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江泽民在认真吸取党的作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各级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而领导干部自己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带头加强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受住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的考验，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江泽民关于“三严四自”的论述，强调了各级党组织加强干部教育管理的方法和重点，为领导干部加强自我教育指明了途径和方向，体现了现实的针对性、实践的操作性和理论的完整性，为加强和改进干部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依据。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保障性工程，更关系到党的生存死亡，关系到跨世纪各项事业的最终成败。因此，党中央坚持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进行到底。”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江泽民就任总书记以来，一直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给全党敲响警钟之后，就把这一工作摆在了重要位置。十三届六中全会，党中央制定了《中央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了“党风的实质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十四大以后，党中央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决议都对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斗争提出了要求，作出了部署。综述起来有：一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两手抓，把反腐败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结合起来。二要把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结合起来，扎扎实开展反腐败斗争。“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一个一个地打好阶段性战役”。[4](P43) 三要坚持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即抓好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四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路子。“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坚决遏制腐败现象。 ”[4](P43) 坚持标本兼治，就是从整体上把反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这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经验和有效措施。五要严惩腐败分子。“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4](P43) 严惩腐败分子是深化改革、加强发展、保持稳定的需要，是党和人民共同要求，也是执行党纪国法的必然行为，更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
党的干部的执政能力是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不断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大力培养和选拔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努力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的、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确保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
毛泽东一向重视干部问题，始终把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他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P526)
毛泽东对实际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有所觉察，并力图加以调整。他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倾向，指出：“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5] (P816) 毛泽东曾以赞赏的口气谈到：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他说：“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认为，干部的这种下降和调动，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同时，又便于实行领导班子的精简和调整。
为了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选拔任用干部尤为重要。“又红又专”是毛泽东提出的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具体标准。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6](P803) 他反对把红同专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在《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专”就是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的专业知识，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专不等于红，但红必须专。对于红与专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同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6](P803) 因为，才者，德之资也。不能否认，革命性是第一位的德，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真正的革命性总是建立在一定的才智基础上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现代化，专并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那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就谈不上是红。[7](P262) 邓小平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认为干部队伍建设“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7](P222～223)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党的基本路线能不能坚持得住，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党中央是以“忧党、忧国、忧民”之心来对待跨世纪的干部队伍建设。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同党建理论研究班学员座谈时指出：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由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来掌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全面提高现有领导干部的素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必须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2000年6月，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又强调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是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因此，要加快干部制度的改革步伐。干部制度改革的总要求是：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尤其要在干部能上能下方面取得进展。
四、把制度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保障
制度是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执政党的制度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领导作用的发挥，制约党的执政能力。
毛泽东建国后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着重强调了从思想上建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党的制度建设。实践证明，加强党的建设要靠教育，但更根本的是要靠制度。邓小平阐述了关于执政党进行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在领导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人和制度这两个因素，人的因素是一个十分重要方面，但是制度的因素更为重要。“制度好可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P333) 因此，他号召全党高度重视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制度问题，并提出必须加快制度建设，使这些制度法律化，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7](P146)
江泽民坚持邓小平从制度化建党的思想，着手从制度建设上解决党的建设全局性、根本性问题。1994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七十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如何发扬光大，如何持之以恒，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之制度化，建立一套科学严密的组织制度。我们要全面规划，精心设计，在民主集中制、基层党的组织制度、干部的培养和选拔等方面，进一步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形成适应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新机制、新规范。”[1](P639)
近20年来，党的制度建设成果显著。主要有：一是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二是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若干准则、条例；三是颁布了干部人事工作条例；四是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基层组织相关制度；五是建立了维护党员权利的保障制度。
综上所述，江泽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是借鉴一些外国执政党的经验教训，针对我们党所处的时代特点、党所面临的任务和党的队伍的现实状况提出来的，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理解江泽民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有助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助于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有助于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收稿日期］2006—05—20
标签：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江泽民论文; 执政能力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反腐倡廉论文; 毛泽东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