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思潮传播与价值形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拟社区论文,思潮论文,价值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联网构建了一个新的符号化、影像化、超文本化的虚拟实在，改变了语言的呈现形式和表达方式，开启新的交往模式、社区群落和社会文化生态。网络空间可以视为一个相对开放的话语领域，各种社会思潮在其中萌动并快速传播。网络的超文本和链接，强化了符号生产和传播的能力，加速虚拟空间中的话语膨胀，为社会思潮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借助搜索引擎，网民可以快捷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任何内容。网络正在迅速地创造新的思想交流平台，成为思潮、价值与意义生产的集散地。
网络空间结合虚拟实在技术，极大地延伸了社会思潮传播的通道，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可以在网络中找到自己寄居的地盘。网络的虚拟性、数字化、匿名性、个人化、时空压缩性等特性，使日常生活以镜像的方式呈现出来，构建了一个由电子超文本营造的仿真世界。仿真的“虚拟社区”与“现实”世界的界线趋向消解，虚拟社区表达的利益诉求与现实世界的利益诉求大体是一致的，甚至比实际生活中的话语交流还要本真。新媒体技术创造了新的社群和价值、思想共享空间，让那些兴趣、利益相同的人联合起来，从而帮助人们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在虚拟社区中，网络信息活动主体之间是如何进行意义生产、传播社会思潮的，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哪些变化？如何正确认识网络中多样化思潮凝聚的不同意见、态度和倾向，合理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现有的研究对网络舆情非常重视，相关成果很多，但对网络思潮的研究却较为薄弱，全方位的深度审视更是缺乏。本文将通过对虚拟社区中社会思潮发生机制、传播方式及其影响的探讨，揭示虚拟空间背后真实的话语冲动、欲望表达和利益诉求。
一、社会思潮在虚拟社区中的多向传播
网络空间已不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也并非是一种幻想空间，而是用交互技术创造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它与客观现实同构共生，是一个容纳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等众多领域的电子场，这些领域紧密依存、相互影响，彼此穿越、多维映射。网络的人造世界里，对应着现实的社会环境、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并以新的空间形式、叙述法则、话语结构和支配逻辑呈现出来。作为一定时期内传播开来的一种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社会思潮既可以表征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理论，也依托于较广范围内存在的社会心理。每一种思潮都有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心理依据，包含着一套观念和价值系统，以综合形式的社会意识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虚拟现实中的社会思潮传播，是无数网民个体选择意志、利益诉求的汇聚，个体的表达欲望和选择意志在价值观念的纠结、碰撞中相互交叉。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一起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会吸引众多网民关注进而形成社会舆论，加上“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起初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或事件的公众舆论就可能升级为社会思潮。
虚拟现实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对物理世界和人类心灵延伸的结果，它也被称为电脑模拟、人造现实、虚拟环境、扩展的现实、赛博空间等等，展示了信息爆炸、思潮迭出、舆论杂陈的新景观。罗杰·菲德勒(Roger Fidler)认为，虚拟现实系统通过将用户表现为有生命的“化身”，扩展了声音电话技术和互联网的两个基本特性——自发性和不具名的潜质。①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功能，网络中的热点事件、思想运动可以吸引大量网民加入，制造舆论声势。就像微软的首席工程师克雷格·芒迪(Craig J.Mundie)所说：“装载了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使得上百万的人们能够把他们的观点数字化，并广为传播。”②网络技术、信息技术为网络民主思潮打开了通道。典型的如厦门PX项目事件、陕西“周老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辽宁庄河千人市政府下跪事件、广西来宾烟草局长“香艳日记”事件等，对网络民主思潮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虚拟现实是一个混沌、多维的超空间，充满了张力、困惑与矛盾。诸如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分化、新富阶层与弱势群体的距离、民族主义者与全球化分子的歧见、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论战，在这个世界性的网络中，无数个人思想融入其中，朝着不同的方向、目标发散，折射出现实社会的复杂、多元。媒介技术营造的新环境同样具有社会性，它能连接人们原先无法接触的个人和团体，也是社会思潮萌动、传播的新平台。虚拟现实形成的独特语言、程序和规则，为社会心理释放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模式。虽然网络缺少一些物理性的东西，例如邻居、建筑和城市，但是它为用户们聚集在社区里、表达自我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机会，为人们在网上寻找身份认同提供了数字化空间。霍华德·瑞恩高德(Howard Rheingold)在《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一书中指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社区是由那些在一起居住或工作的人们组成的。而对于那些上网的人来说，全球性的互联网就改变了这一切。不管人们在现实世界相隔多么遥远，那些情投意合的人都可组成自己的社区。③虚拟社区不是以成员数量多少来衡量的，而是取决于吸引受众的内容或话题，以及参与者相互之间的联系、反馈和互动，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如特殊兴趣、思想倾向或文化身份的网民才有可能组成真正的虚拟社区。在小群体中活动的微博、博客作者和社会化网络的用户，同样构成一个社区，小群体中的沟通、互动可能会更多，成员之间也更容易达成共识。
人是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生活在群体之中，社会学理论构想人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相互共处地生活和居住在一起。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社区空间，群体的形成变得异常简单，物理世界的种种限制松弛了，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去寻找那些有着共同喜好、信仰和利益的人。互联网用户沟通越来越方便，腾讯便打造了中国最大的网络参与平台，最高同时在线账户数逾亿。虚拟社区中的团体，可传递各种各样的价值、主张和意见，为网民寻找自我的社会位置提供了传播途径。虚拟社区中的群体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群体是在物理世界已经存在的，如同学、同事等，他们通过网络来发展群体成员间的关系，像开心网、人人网等SNS网站上的好友虽然也是现实中的好友，但他们的交往彻底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社会思潮在这种特定的人群中传播，更能够相互感染。另外一种情况则是通过网络形成的新群体，由于某种共同的关注点而在网上松散地结合，社会思潮在其中的传播效果则很难检测。
因网络互动而形成的网上人际关系千差万别，是确定性与随机性、稳固性与动态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互联网为形成新型的思想性社区提供了工具性支持，网民可以在无限的范围内选择自己认同的东西，随时随地加入某些话题的讨论。而提供搜索引擎或目录服务的门户网站，有助于网民进行选择性阅读、互动。门户网站促进了信息流通，使网民在混沌无序的网络世界中找到了进入路径。互联网为逐渐衰退的传统的社会空间提供了一个替代场所，将人们联合到了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新的兴趣社团中。虚拟社区不再要求地理上的毗邻性，而是通过创造新的社会联系、思想交换来扩大社区的地理空间。“尤其是围绕政治问题组织起来的社区，是通过共同的利益和信仰形成的。”④网络数字化、多媒体技术能够制造一种幻觉，导致用户之间产生亲密的面对面沟通的感觉。“人们抗拒个人化及社会原子化的过程，他们喜欢聚集在社群组织中，经过一段时间后，逐渐产生归属感，最后，变成社区及文化的认同。”⑤政治和其他利益已经转到网上加以呈现，而人们在网上的新体验和新观点也转到了网下世界。
虚拟社区中的行动或思潮，要达成基本一致的意志和精神，其凝聚力取决于参与成员的情感和利益强度。不同的利益主体在虚拟社区中寻找表达机制，各种“反思”的言论带有一定的情绪性和动员性，更容易获取受众。诸如医疗、教育、房价乃至改革开放方向等问题，涉及到人们深层次的利益，网民踊跃发言，常常形成舆论一边倒的态势，进而发展为某种社会思潮。
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现代社会越来越转向“陌生人社会”，人际传播革命也在悄然发生，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慢慢淡化，逐渐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新的社群，采用自愿结合、跨越地域、匿名隐身、流动频仍的传播方式。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个人，纷纷进行在线信息发布，使用电邮、网站、QQ、博客和微博等手段，来发表见解、观点，传播社会思潮，在虚拟社群中获取支持者点击、回帖，进而延伸到更广的范围，影响公众舆论，或对政府施加压力。一旦有突发事件，BBS论坛(Bulletin board system)、博客、微博中的民粹主义取向十分明显，表现为仇富、仇官、反智、反改革等价值立场。典型的如孙志刚事件、刘涌案的死刑改判、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湖北邓玉娇案、郭美美事件、广东增城新塘事件、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汕尾乌坎村事件等，网民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痛恨、对底层弱者的同情，转化为对抗性的社会批判，汹涌的舆论席卷而来，成为一种民粹主义思潮。互联网本身并没有创造社会思潮，它只是消除了各种思潮传播的障碍，在电子界面中自由地显示内容，以往被边缘化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加入到群体对话中，这些声音在群体层面上传递着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个体层面上影响着观念和行为。
疆域宽广的虚拟社区是一个全球性的电子信息流空间，社会思潮呈现出高度多样化和多元主义趋势，它包括区域的、国家的和跨国家的元素。新技术提升了疆界跨越的能力，社会思潮跨国、跨文化传播的阻隔减少了。在互联网兴起之前，社会思潮跨国传播主要借助纸质媒体。现在，全球各种社会思潮经由不同的传播主体在碎片化的网络上播散，无休止地流向虚拟人群。中国人可以同时共享西方的各种思潮，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帝国主义、政治精英主义、社群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等等，交织在虚拟空间中。现实生活中人们反对的各种社会思潮，诸如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在虚拟社区中畅通无阻，“我们的目标：向钱看、向厚赚”、“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等“雷”人语言在网络中得到一些人的认同。过去，一些错误的、不良的或极端的社会思潮在公众中传播会遭遇重重障碍，现在这些障碍被技术手段逾越了。互联网扩大了利益群体和社会思潮传播的途径，改写了政府、公民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不同价值取向的社群产生，传统主流媒体对社会思潮传播和公众舆论调控的难度加大。各种分散的社群，延伸、增补了真实世界里的社会思潮，引出前所未有的价值交流、思想共享方式，带来观念变革和思想挑战。
二、虚拟社区中的传播策略及多重性主体
虚拟社区中社会思潮的传播，有着各种不同的源头，而且与特定的利益和文化身份相关联。境外的媒体、政治势力和非政府组织，国内的知识群体、网络社团、宗教团体、利益群体乃至特定的个体，将人权、民生、政治、经济、法制、道德和宗教等各种现实问题放到互联网上讨论，为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传播制造舆论。互联网的全方位扩张，一些经典的传播概念也要转化。以议程设置理论为例，以往一贯是由大众媒体设定议题、引导思潮，但现时大众也可以通过博客、微博、视频网站等自主媒体影响媒体议题、传播社会思潮，所以日后的议程设置理论是由“媒体告诉人们想什么议题”，变为“人们告诉媒体他们关心什么议题”。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支持这个理论的演化，发现新闻网志对议程设置很有影响力。⑥这样，网络社会思潮就可能得到传统媒体的回应，形成某些议题，辐射到广泛的社会阶层。
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互动，使得各种机构组织、非正式的集体和众多个人都在扩展其线上传播策略，在网络上以电子邮件、聊天室、论坛、个人主页、博客、微博、MSN、QQ或短信等方式形成一个社群，社群成员藉此进行沟通，传播信息、交流思想。QQ、MSN等即时通讯工具彻底改变了思想交流模式，网民可以更方便地实现在线的即时交流，甚至可以满足深度讨论的需求。公共事件往往是社会思潮传播的助推器，网民可以通过更换头像、改变签名档等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也可以通过转发网络传单的方式实现网络民意的发酵汇集。2008年春天，愤怒的中国网民用QQ、MSN大量散发“反藏独、抵制家乐福”的网络传单，各种支持北京奥运、反CNN、表达民族主义声音的网络衍生品也大规模涌现，数以千万计的QQ、MSN用户将头像换成红心，有网友干脆把网名改成“红心+CHINA”。这种自愿、自发的虚拟社区统一行动，将公共问题以极其醒目的方式议题化，促使各方加以关注。
网络社会思潮的传播者，主要是学者、媒体工作者、自由撰稿人等，虚拟社区的出现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志趣相投的空间。学者型个人网站、个人主页、博客、微博、学术公共网站、学者沙龙等，成为学术和思想交流的场域。各种社会思潮代言人的主张、观点，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很多门户网站和ISP服务商都提供免费个人主页空间的网站，一些知识分子建立了个人网站或个人网页，他们只需掌握简单的网络技巧就能够在网上拥有自己的空间，轻而易举地把思想和观点传播给许多人。个人网站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来自各种不同的生活背景的人们都在利用个人网页来积极地表现他们所设计的虚拟的自我。个人网页的出现，使知识分子群体的展示和沟通大为增多。“每个网页都是潜在的社区。它们受到对其内容感兴趣的人的关注，而那些人也可能有兴趣彼此交谈。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社区会保持潜伏性，要么是因为读者间可能的联系太弱(Google的任意两个用户都不太可能有其他相同之处)，要么是因为看同一页的人们在时间上有太远的距离，或许还有其他原因。”⑦作为一种新的联系纽带，网页等虚拟社区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组织形式和架构，基本上消除了意见分歧者难以继续下去的因素。而社会思潮传播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人的知名度和网站的影响力。
然而，许多思想性的个人网页长时间不更新，对网民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博客软件则改变了互联网的面貌，因为它给普通用户提供了一个让个人发表意见的平台：一个灵活的、动态的、互动的网站，而且这个网站容易更新。博客日记“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形式”的五零模式将个性传播的自由度推向了极致。⑧特别是移动博客、微博的出现，借助手机等终端，信息交互更简便快捷，并能随时随地实时互动，使各种思潮、思想得以扩散到更大的社会空间。当然，无数的个人博客、微博并不涉及社会思潮，很多博主只是随大流卷入到博客热中，或情绪性地进行个人宣泄。博客、微博也传播错误和谬误，尤其当趣味相投的人彼此交流时。网络为另类表达提供了渠道，各种奇思怪想充斥其中。“在文化领域，人们对奇思怪想却毫不节制。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⑨个人主义思潮、享乐主义思潮、拜金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等，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数以亿计的网民中，大多数人只是收发电子邮件、浏览新闻或在网上闲逛，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亦有限。在无主题的讨论场所中，网民随意闲聊、漫无目的，大多谈及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毫无意义可言；即使是在有主题的讨论场所中，参与者也经常王顾左右而言他，抛出不相关的话题，甚至在讨论区中搞恶作剧。以恶作剧者为例，互联网上的“恶搞”已成为一种时尚。周星驰《大话西游》式的“无厘头”在网络中遍地开花，《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国队勇夺世界杯》、《闪闪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小胖”、“杜甫很忙”等“恶搞”视频、PS图片、另类歌曲和文字层出不穷。“恶搞”现象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虚拟社区中的变体，表现为调侃、戏仿、戏谑、反传统、玩世不恭、追赶时髦、盲目模仿等多种方式，网民在游戏、轻松的姿态中张扬否定主义、虚无主义，颠覆权威、挑战主流文化秩序。
人们对虚拟社区及社会思潮的认同度、归属感和重视程度，体现在链接上。而链接的功能，与网络的超文本属性有关。超文本是一个动态的链接系统，里面所有的文本都相互关联。网站的链接越多，被人们点击的可能性就越大，得到新链接的机会也越多。通过研究网页间的链接关系，可以发现同一社会思潮在虚拟社区漂浮的踪迹。以超文本的开放性为基础，同样兴趣、思想观点的博客相互链接、评论、收藏、转载，传递思想信息，表达价值认同，实现博客间的深层互动，推动社会思潮传播。一些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其博客的访问人次，博文的阅读、评论、转载次数，都达到惊人的数量。如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张五常，他在新浪网开设的博客访问人次数以千万计，其博文阅读次数通常是数千，有的达数万。博客的人气，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一种思想的影响力。因为大量网民介入，原本局限于学术界讨论的一些话题在社会公众中广泛扩展。
博客上的信息是相互链接和支持的，它们以一种随机而又异常复杂的方式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得以访问海量信息的引导和召唤机制。特定社会思潮的网络文档，倾向于链接具有同样思想主张或相似内容的文档。相同思潮的发言人，可以建立相互链接、相互访问的稳定的朋友关系。在彼此的关联中，隐含了推荐和肯定的态度。博客用户之间的多层次互动，拓宽了思想交流的途径。他们可以参与合作型博客主页的创作，即由多个博客共同创建的一个博客主页；也可参与博客群组的发言，博客群组是以个人博客主页为基础，根据特定情感、兴趣、思想倾向和不同话题而形成的网上互动群体。如新浪“圈子”、“网易部落”等便提供这种服务，这些网站中的博客主页与论坛讨论、邮件来往等功能相结合，博客可以建立自己的朋友圈，还可以参加各种兴趣小组讨论。研究表明，在博客圈中，博客群体的相互联系方式极为复杂。群体的形成不仅是多层次的，而且是有选择性的，群体成员间交往的频繁程度也千差万别。⑩博客社区动态、开放的结构形式，容纳了多种文化、价值和思潮，它们随着网民的步调、节奏而变化，折射了网民心灵的复杂性及策略的多样性。
网络社会思潮的传播过程往往是不确定的，虚拟社区的互动传播是一种重要形式。在虚拟社区中，网民的社会交往过程和社会流动过程经常是自发的，其思想观念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虚拟社群的影响。虚拟社群的形成，不具有强制性，成员身份公开性与匿名性并存，群体规范所能产生的约束力也是较小的。与物理社区关系相比，在线关系可能更短暂，更不持久且更容易退出。海量信息本身并不是问题，网民会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性过滤，撷取他们最认同的看法，通过网页、博客、微博等阐发自己对世界的意见，将有相同认识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构建起虚拟社群，吸引更多的点击或链接。
虚拟社区中主体的多重性以及思潮的多样性，创造了新型的网络文化。从传播模式看，传统媒体的传播主要是一对多、点对面的传播，借用传播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的术语，是一种播放型传播，是一种树立中心意识的传播；而网络媒体的传播，除了一对多的传播模式外，还有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的传播模式，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传播。(11)网民流动多变的特征，塑造了多维度的价值取向。实用主义、解构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道德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各种思潮交错杂陈。
虽然有的网民以匿名的方式游走于网络空间，但是大多数人在这个数字领地里是为了释放社会性的需求和想法，表现一个更真实的自我、主体性，或者多重身份。在虚拟世界中，自我是辐射的、分散的、多样的，并且不断变换着脸谱。网民的这种参与特性，与戈夫曼(Erving Goffman)理论中的“角色扮演”相类似。戈夫曼指出，个体的角色扮演主要是通过同“角色他人”，即同相关参与者的一连串特定交往的社会情境而发生的。角色中的一个个体所具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人，被称为“角色丛”。“角色分析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个体都将卷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或模式中去，并因此而扮演几个角色。因此，每一个个体都有几个自我”(12)。网民在虚拟社区中的行为，便带有自我呈现和表演的性质，可以同时外化为几个社会角色，他们接触的各种价值规范、各种社会思潮之间有一种兼容共生、不相冲突的关系，每一次角色转换、观念转换都与另一种特殊类型的角色他人发生关系。不能将网民视为社会思潮的被动接受者，虚拟社区是多向的沟通体系，网民根据自己特有的心理倾向、思想符码来发送、接收社会思潮信息，信息的原初状态是文本结构的松散和多重意义的混杂。
网络中的社会思潮很难被凝固为特定时间及空间中的思想符码，它们随着交流语境、运作策略及传播意图的变化而呈现为各式各样的形式。虚拟社区是一个重要的话语制造空间，为网民的心理实践提供了新的语境，创造出群体交流以及思想传播的新逻辑。由于网络使社会节奏加快，一些社会问题会迅速升温，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有的社团便围绕此类问题或议题而建立，以施加压力、动员民众为宗旨，致力于短期的目标；与这种特点相适应，这些社团往往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暴风骤雨般的力量，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像企业改制、下岗失业、暴力执法、强制征地拆迁、群体上访、“三农”问题等，与民众利益密切相关，同时也牵动人们敏感的神经，对公众舆论形成和社会思潮传播有着放大作用。一旦这些问题或议题消失了，原有的话题或思潮将寻找契机重新组合。所以，虚拟社区是社会思潮高速运转的地域，各种力量竞相博弈、瞬息组合而又快速消失。分散化、多样化的赛博空间，孕育了一个个碎片化的“话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13)在这里，成员学会了新的可接受的传播标准，了解它们的类型、内容和解读方式，了解这里的象征符号、语言、期望以及其中的意义。成员的心态调整、观念变化可能是突然的、戏剧性的，也可能是微妙的、缓慢的，它在任何时间里发生。
三、网络社会思潮的“信息过载”与群体极化
网民在虚拟社区中对自己所关心的各种话题，诸如公共事务、公众人物、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历史评价等，在网络论坛、聊天室、博客、微博等发表各种议论，形成话题，凝聚人气。而一种思潮的形成，必须是分散化、碎片化的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论归纳和提升，形成系统的主张，并通过舆论领袖公开表达具有强烈冲击力和影响力的意见，产生认同性观点集合，获得广泛的回应，并遵循一定的规律互动。
网络思潮的激发，有它自己的语言、规则和契机。一般网民并不一定读完某个论坛中的全部帖子，而是阅读最新的几页或一页。通过搜索引擎，网民可以搜索到其他网页中相同的关键词，或借助扩展激活(spreading activation)的原则去搜索相类似的观念。网络社会思潮对人们观念的冲击，不是立竿见影地引起根本性变化，它对网民的影响是逐步递增、放大的。在特定的语境中，无数网民可能迅速被卷入某种思潮。这一契机常常跟重大突发事件、群体利益纠纷、敏感问题等联系在一起，触及社会的深层矛盾，因而能与社会心理构成广泛的共鸣。像“维权”、“反腐败”、“保卫钓鱼岛”、“保卫南沙群岛”、“抵制日货”等，都曾在虚拟社区中成为舆论热点，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纠结在一起。近年来，尤其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空间中十分引人注目，它与现实热点事件、焦点问题结合在一起，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积聚人气，引来各方关注，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14)像人民网强国论坛、新浪网军事论坛、爱国者同盟网、中国918爱国网、龙腾中华网、anti-cnn(反CNN)、中华网、铁血网、中国人网、环球时报论坛、强国网、天涯国际观察板块等网站、论坛，众多网民聚集其中或显性、或隐性地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想。网络民族主义言论具有很强的感染性、动员力，激进的主张表征为网络民意之后，甚至会给政府决策带来一定影响。如人民网强国论坛是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导弹袭击事件发生后开办的，开始叫做“抗议论坛”，显而易见，是为了向霸权主义表示中国青年的愤怒而设立的。因为是由《人民日报》设立的缘故，一下子成为青年人向上层和外界传达自己声音的地方，迅速成为中文第一论坛，也为民族主义思潮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强国论坛的热门话题，都涵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醒目主题之下。
网络社会思潮的扩展，也会营造出舆论声势，有时可能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宣言书”，导致网络话语权的失衡。“网络论坛中网络炒作、网络营销、网络水军、网络打手现象泛滥，各种现实利益驱动下的网络舆论操控在网络论坛中很严重。”(15)互联网带来了人际沟通、大众传播的质变，拓宽了人类交流、表达的场域，但它对主流文化建构也蕴藏着潜在的挑战。“由于网络是多重的，在网络之间操作的符码和开关机制，就变成塑造、指引与误导社会的基本来源。”(16)尤其是电子“暴徒”的出现、错误或极端思潮的泛滥，会对核心价值体系造成很大冲击。网络化逻辑导致某些特殊社会利益集体常常通过虚拟社区表达自己在现实中无法获得满足的利益需求，即通过网上跟帖、网上签名、网上请愿等形式，将自己的意见真实地表达出来，试图利用互联网自身的科技特性去达到政治目标。互联网加速了利益集团、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走向融合的趋势。虚拟社区是一个充盈着异质性的平台，它接收、存储、检索、转换和发送无穷尽的信息，构成了一个杂乱、不确定、混沌的系统，各种社会思潮自我复制、自我发展、自我传播，指向各自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化目标，甚至涉及政治组织模式和社会重组模式。虚拟社区呈现出新的集体表象，强化着多元符号和意义循环机制，无数的信息泡沫在其中漂浮、裂变直至消失。
虚拟社区中信息过多过滥、思潮混杂错乱，多数网上表达充斥着各种声音、言论，夹杂着各种情绪、心理。信息的自我复制、快速繁衍，将导致“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的危险。错误的信息、不良的思潮给知识创新、主流文化建构制造大量的噪音。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思潮在虚拟社区中有着大量拥趸，攫取金钱、刺激感官、享受快乐、奢靡消费、满足虚荣成为一些网民追求的目标。万花筒般的网络世界中广告、美容、游戏、旅行、交友、奢侈品等充斥其间，网民可以想象出一个虚构的世界，幻想得到非现实存在的东西。随意浏览我国的一些博客网站、网络论坛，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网络利益集体与社会思潮的融合，他们就共同的问题发表看法，形成相互声援、与现实循环的话语系统。虚拟社区成为人们的生活环境，在这一匿名的公众领域中，真实与虚拟的分界线消失，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不清。网民被卷入各种思潮之中，未必都是理智的。特别是在大规模的线上交流、互动中，语言被滥用、思想被简化的现象经常存在，理论形态观念、思潮的复杂性，被缩约为行动工具语言的合理性，将现实生活中潜隐、郁积的矛盾冲突通过传播而引起受众强烈、广泛的共鸣，造成群体极化。
网络结社，让人们更容易重复相同的词语、阅听志同道合的言论，推动一种社会思潮的传播。虚拟社区中聚集起来的成员，他们彼此链接、相互声援，强化既有的信念，感情和思想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谈到观念的转变，有一种所谓的“引爆点”现象。流行潮突然全面爆发并让一切产生戏剧性变化的时刻，可以称之为“引爆点”。(17)引爆点是质变来临前的关键一点，像沸点和临界点。流行潮同其发生的语境、条件、时间和地点等密切相关，由于特定契机的引发，某种社会思潮带来的观念、信息和行为方式，在虚拟社区中会像病毒一样地传播和流行开来。分散的网络系统能够快速地整合信息、聚集用户，通过观念互动、情感感染等方式来逐步让受众产生价值认同，使他们的感觉、情绪和思想为这个象征性的空间和媒介化的社区所吸引。网络世界中的社会思潮，更多地被贴上了情感化的“标签”，以有效地把思想主张、象征性形象与人类情感和经验联系起来。詹姆斯·罗尔(James Lull)认为，“爱、恨、恐惧、希望、欢乐、忧伤、厌恶：所有激情在电子媒介里发挥着良好的效用”。(18)诉诸情绪化的宣泄、简洁有力的断言、实时的互动交流，网民更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共鸣，在头脑中产生特定的价值倾向和认同。群体效应使社会思潮的影响力扩大，其中蕴含的信念、主张和情绪蔓延至更广的范围，共享的观念将原本互不相干的群体维系在一起。
网络思潮往往只是流行一时，但也不会完全消失。一旦具有引爆的契机，某种思潮又会卷土重来。每一个个体都有各自的关注点，都是互动的主体。虚拟社区特定的场所，给成员们提供了许多“归属经验”，个体的意识选择、重组和解读信息的能力，汇入集体实践。成员们根据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开始按照需要扮演自己的角色，以期获取社区其他成员的赞许和认同。网民对某种思潮深层认同，便会表现为“积极受众”(active audience)。网民受众的积极性表现在三个基本方面：对社会思潮文本的个人诠释，对社会思潮的集体诠释，以及集体的社会政治行动。以网络为媒介传播社会思潮引发的集体行动包括两种形态，第一种是纯粹发生在网络空间(cyber space)，这一虚拟世界的集体行动，可以称之为“在线集体行动”(online collective actions)，包括了网络舆论、网络黑客、网上签名、网上公祭等。第二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则同传统集体行动一样，发生在现实世界，可以称之为“离线集体行动”(offline collective actions)。从表现形式来看，离线集体行动就是传统集体行动，不同之处在于其媒介变成了互联网。(19)虚拟社区中某种思潮大规模扩散并引发集体行动，必定有其结构性的诱因，或者是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压迫感，或者是促发社会运动产生的催化因素，如引发冲突的一些突发事件，意见领袖为之推波助澜，等等。而民粹主义思潮激发的道德愤怒和仇恨，在虚拟社区中经常掀起波澜。女子虐猫事件、“铜须门”事件、钱军打人事件、史上最毒后妈事件……“人肉搜索”广聚网友行动的力量，试图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际上却被人们视为最恐怖的社会搜索，对其道德专断主义倾向必须警惕。当然，虚拟社区里相当比例的沟通、行动是随机的、自发性的、非组织的，参与交流的成员在思想意图上很难完全一致。
在经济快速增长、舆论环境日渐宽松、个体自由程度提升的信息时代，社会各个从属系统的活跃性也不断加强。人的需要和欲望被空前激活，个体不断追寻自我利益的实现，这导致他们与外界发生互动，同他人建立社会联系。互联网不仅是一个思想表达的载体，也是政治和社会行动的场域。虚拟社区中的内容和流量是很难控制的，网民可以自由地穿梭于其间，获得来自独立渠道的任意信息，想法相同的人们能很快找到对方并聚集起来。1995年中国只有10万上网者，1997年这个数字是62万，1999年网民上升到400万。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加入网络的人越多，网络就越有用，各种文本自由传播的通道就越多。监管机构虽然竭力过滤错误、腐朽和反动思潮文本，但信息还是得到多向的传播。如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潮通过虚拟社区宣传煽动、发展成员、联络指挥，甚至策划群体行动。海外的“政治反对”势力也利用网络进行渗透，传播蛊惑人心的观点，扰乱人们的视线。一些人将“民主、自由、人权”等理念包装成“普世价值”，渗透到具体的网络事件、议题、视频和网络游戏等文化产品中，对网民颇具迷惑性。
四、在自由的虚拟社区中形塑核心价值观
虚拟社区集合了正面信息和消极信息、在线范畴和离线范畴、个人追求和集体目标、美德和邪恶等多样化的因素，如何防止网络被滥用，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任何国家都竭力设法维持政权，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当工业革命带来了大众传播媒介，国家就发明了思想控制的新形式。同样的国家将通过新的电子基础设施来寻求新的工具和技术手段，来对传给人民的某些形象、想法、信息和意识形态加以某种控制。没有什么社会能够容忍完全的信息自由。(20)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看来，交往的本质就是理解，而理解的目的在于达成共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来自于多元化主体交往关系的扭曲。为此，就应“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而“达到理解是一个在可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设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21)虚拟社区相对异质，是一种“弱控制”的场所，“新传播技术发展的方式似乎特别有利于西方的价值和文化形式，其中包括个人主义和个人的自由。”(22)多元化的传播者、开放的传播渠道、复合式的传播形态将网络世界分裂成许多子文化系统，网民用自己的语言、代码以及生活方式创建着这些文化子系统。虚拟社区必须建构起自身的价值准则和文化身份，形塑核心价值观，防止过度利益化、政治化及反社会倾向的思潮在互联网上恶性膨胀，避免在线暴力、仇恨和越轨行为。
虚拟社区多中心的传播主体，增加了核心价值体系整合传播世界的难度，降低了分享经验的程度。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指出，一个共同的架构和经验，对异质的社会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而当我们有无数的选项可以选择时，我们常会放弃某些重要的社会价值。(23)诚然，群体极化未必完全是坏事，它让许多重要的价值得以实现，包括公民维权运动、两性平权运动等。思想观念的多元也并非全然消极，不同社会思潮的碰撞能够推进观念更新和思维范式转换，避免片面和专断。但是，在多样化思潮自由传播的虚拟社区中，同样必须确立主导性的声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灵活的手段和策略对虚拟世界进行舆论引导，倡导正确的价值导向，构筑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为广大网民提供精神支柱。这就需要对虚拟社区中的社会思潮传播进行合理的调控。
一是扶持重点网站，设置议题和框架，传播核心价值观念，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网络文化，着力建设好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重点网站，整合资源，构筑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传播平台，努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并以此主导“网络民主”的发展方向与进程，在各种噪音、杂音的传播中凸显主流意见的说服力，用正面声音消解各种错误、不良观点的消极影响。如人民网的“观点频道”、“强国论坛”，新华网的“新华言论”、“发展论坛”，有效地发挥了价值导向功能，抢占了思想观念传播的高地。2008年初，46家网络媒体联合发起“感动中国人物”网络评选，评选活动每年举行一届，候选人按事迹分为“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自强不息，矢志不渝，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尊老爱幼，爱心奉献，拾金不昧”等十大类。类似活动对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也说明了主流网站踊跃加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行列。重点网站要做好对热点、难点问题的释疑解惑，为网民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采用置顶、专题等方式，反映主流的认识和价值观，规范喧嚣无序的网络讨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错误思潮的传播，“封杀”某些敌对势力网站。当然，技术的控制往往容易挣脱，人们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来绕过关卡。更重要的是筑牢主流思想文化阵线，提高网民自觉抵御错误思潮侵蚀的能力。
二是发挥“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的价值引导功能。网络思潮对网民的影响，通常体现在版主、作家、学者、媒体工作者乃至自由撰稿人等网络“意见领袖”思想、观念、主张的传播上。“意见领袖”的话语辐射对象，既包括普通网民，又有颇具影响力的其他“意见领袖”，且“意见领袖”之间关系密切、互动频繁，共同左右着舆论风潮和思潮流向。网络研究者注意到，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有所加剧，“意见领袖”的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24)在虚拟社区开放性的、快速变动的空间内，现实利益的深层调整不断重构着话语权的归属。“意见领袖”在网民中享有一定的威信，对他们接受某种思潮、形成价值判断有很大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转换思维方式和角色范型，团结“意见领袖”，积极与他们沟通，以包容心态对待“异质思维”，发展“网络统一战线”，孤立打击极少数真正的敌对分子。同时，官方网站要积极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理顺网络舆情收集与反馈机制，把握思潮动态，在多元中树立主导，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主流文化认同的“意见领袖”。
三是提高虚拟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社区中成员的相互交流是自愿性的协作关系，在这种互动中，网络自发形成了一些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礼仪。约翰·帕夫利克(John V.Pavlik)指出：“随着互联网虚拟社区的产生，它的自我监控系统也慢慢发展起来。跟任何其他社团一样，它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和规则，那些违反‘网络礼节’的人马上会遭到网民们不客气的惩罚。这样的惩戒可能小到其他网民轻描淡写的口头官司，也有可能大到遭到数字袭击，相当于是一次电子的聚众围攻或者是虚拟形式的私刑。”(25)如维基网站允许任何使用者添加材料、编辑和删除先前使用者的材料，体现了网络民主和网民自治。由于故意破坏者在数量上不可能超过希望维基百科运作的人，所以维基百科能够运作。(26)网络自身结构中的内部民主，每一个用户都有机会参与和分享，同时又相互监督、协助审查，在一定程度上能形成其自生秩序，达成与公共性要求相适应的均衡。目前，大多数网站、论坛、聊天室以及QQ等即时通讯软件具有审查功能，网络供应商和网站版主可以根据敏感程度设定参与讨论的成员不能使用哪些词语，预先过滤掉包含有敏感词汇的言论，还可能通过封杀IP地址阻止违规上传者，有时也会阻挡或删除个人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一个虚拟社区一旦形成，大体能够保持自我平衡。像后现代的控制观便注重合作、共享有用思想资源，强调网络机构和网民个体的自我调节。
然而，完全依靠个体“自律”、网络自我治理实现虚拟社区的无害化是不现实的，如果缺乏必要的监管，群体价值会陷入极大的混乱。每种手段都有它特有的控制力，但孤立地运用一种手段都难以达到理想的目的。技术手段是经由过滤软硬件系统实时扫描，瞬间阻断不良思想内容网站；而道德自律是人们在心灵中筑起防线，自觉拒绝有害信息；法律、行政监管和综合治理措施，则建立起规训与惩罚机制，以更好地保证网络信息有效传播目标的实现。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多样化的手段并举，构建起虚拟空间思想环境整体的优化机制，提升主流文化的聚合能力、共享能力，帮助成员社会化、形成自我、获得个体身份，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和规范，在尊重民意正常表达的同时，防止错误、腐朽思潮出现局部爆炸性传播，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思想环境。
注释：
①[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55页。
②[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③[英]戴维·冈特利特主编：《网络研究：数字化时代媒介研究的重新定向》，彭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④[英]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⑤[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⑥鲁曙明、洪浚浩主编：《西方人文社科前沿述评·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⑦[美]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胡泳、沈满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4页。
⑧方兴东、胡泳：《媒体变革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论博客与新媒体的逻辑》，《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
⑨[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6页。
⑩刘津：《博客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5-217页。
(11)[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12)[美]戈夫曼：《日常接触》，冯钢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72页、77页。
(13)[美]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艾琳·伯林·雷、芭芭拉·F.沙夫：《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龚文庠、李利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
(14)朱学勤：《这一年：基于自由的创造》，《南方周末》2004年12月31日。
(15)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
(16)[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35页。
(17)[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引爆点》，钱清、覃爱冬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18)[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97页。
(19)蔡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0页。
(20)[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变移》，周敦仁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2-343页。
(21)[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页、第4页。
(22)[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23)[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24)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10年中国网络舆情新生态》，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新闻研究所主编：《南方传媒研究·第28辑：年度记者》，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210-211页。
(25)[美]约翰·帕夫利克：《新媒体技术》，周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
(26)[美]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